绪论

1.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端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比较公认的逻辑起点之一，新文化运动几乎出现在任何一本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历时性叙述和研究的著作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和所占的位置也是其他文学现象所无法替代的。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绪论中就开宗明义地对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及意义下了一个定论：“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 ‘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王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一个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通过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而展现出来，成为革命话语主导之下的文学发生的必然起点。而在反思革命的年代里，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仍然重大，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被称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个鲜明的界碑，表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即使是以现代性或者文学性为标准，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依然是有着重大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新文化运动是多层面、多视角、多维度的。

即使是那些对“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端”持有不同意见的研究者，也并没有否定新文化运动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倡导“民国文学”的丁帆发现了1912—1919年的中国文学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建构和生成作用，将现代中国文学的上限提早了七年。但同时丁帆也认为，将现代中国文学的上限提前，其目的在于“研究这七年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并且厘清它们与 ‘五四’新文学直接和间接的内在关联性”,而这正说明了即使是在“民国文学”的研究框架内，新文化运动仍然具有一种类似于坐标系和地标一样的意义，对于在“民国文学”的大框架下所呈现的一些文学景观，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回到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语境中去进行参照和考量。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 ‘五四’”的论点，实际上更是离不开新文化运动对于一种话语体系和文学史言说范式的建构，在王德威的理论设想中，“‘五四’运动以石破天惊之姿，批判古典，迎向未来，无疑可视为‘现代’文学的绝佳起点。然而如今端详新文学的主流 ‘传统’，我们不能不有独沽一味之叹。……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 ‘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虽然王德威一再声明这一理论构想的提出本是无意做翻案文章的，但其字里行间所带有的“翻案”味道还是很浓的。在王德威的理论设想中，通过以晚清文学对于新文化运动起点性意义的否定和颠覆，就可以建构一套告别革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体系，从而对源自革命时代的文学叙事伦理做出整体性和全面性的颠覆。抛开王德威这套理论设想中对立意识形态操控的可能性不谈，单就其理论设想本身而言其对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若是想“沽”得其他“味”，就需要对目前所“独沽”的这“一味”有着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而且，对于其他“味”的“沽”，也要建立在对这“一味”的“独沽”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王德威对于现代中国文学逻辑起点的大幅度提前，并不能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构成丝毫的损害，反之，其话语体系的构建还要大量依靠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一套价值观念作为其立论的起点，这反而从侧面证明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与不可代替。

研究是要有固定角度的，而研究对象却有着多重角度和多个侧面。对于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研究者对其进行研究的切入角度是不一而足的。

首先，是对于史料本身的研究。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以来，其所积累的各种文献档案、作家作品、书信、日记、出版信息以及回忆录等浩如烟海，由于时间的推移和种种的历史原因，许多史料都处于尚待被整理发掘的境地，有一些史料甚至因某些原因被当事人或后来人有意无意地篡改，所以，对史料去伪存真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研究中最为基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这需要研究者对原始文献进行大量阅读，并且具备文献学的基本素养。此外，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在不同侧面上的重新整理，对于文学史某一部分的书写以及作家文学面貌的构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魏建在《〈创造〉季刊的正本清源》中就敏锐地指出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颇具盛名的《创造》季刊，研究者不但没有弄清楚其办刊性质、发刊时间，甚至连该刊物的刊名都一度有谬误；而在1975年，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协助中文系重新注释鲁迅《而已集》时，对于鲁迅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发现，更是为研究大革命前后鲁迅的思想动态找到了切实的依据，其意义之重大毋庸赘言。这种基于史料的发掘而做出的带有基础研究性质的探寻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承接着新文化运动产生以来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使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更具有学理性和科学性。近年来，史料的发掘越发地被人重视，这意味着一种“学风的改善”和“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而现代中国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也成了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问，并越来越带有“显学”的味道。其中，马良春、朱金顺两位老一辈学者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而近年来，由刘增杰所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则集前辈学者研究之大成，系统性、理论性地阐释了史料整理的方法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研究领域中的史料，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正如樊骏在论及现代中国文学的史料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它本身就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一门独立的复杂的学问；那么就不难发现迄今所做的，无论是就史料工作理应包罗的众多方面和广泛内容，还是史料工作必须达到的严谨程度和科学水平而言，都还存在许多不足”。其次，史料的发掘目前还面临着一种琐碎化和过度阐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所能产生的史料数量是一定的，随着一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史料被逐渐发掘，其对现代中国文学所能产生的影响也必将从宏观走向微观，那些足以决定现代中国文学史走向的史料未被发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而那些正在发现过程中的史料也未必一定要放在重写文学史的框架下去加以运用，其发现和整理本身已经蕴含了很大的价值。把一些过于琐碎的史料置于改写文学史的宏大愿景下加以考量，不但牵强，而且对于史料本身的价值也有所损害。

其次，是对于新文化运动及其产生的文学实绩进行思想性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数量相对较多，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对一部或多部作品的解读，来分析作品背后所蕴含着的某些思想以及对当时与当下的价值。这种研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其中，较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著作多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在当时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开掘新文化运动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之外的意义和价值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于是，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作家作品的再发现与再发掘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海外汉学研究界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重新“介绍”给国内，一种基于本土意识而对新文学以及新文化运动作出新的发掘和阐释就成为摆在研究者眼前的重中之重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大量通过具体作家作品而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性做出的分析，它们通常也带有很大的超越性。其中，可供参考的代表性著作有王富仁所著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这本著作是在王富仁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意义正如李何林所作的序中所言：“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 ‘五四’实际相结合；能运用比较广博的中外历史、文学史和有关哲学的知识，从思想革命这个角度阐发了《呐喊》《彷徨》的革命意义。并且说明了这个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折射，是政治革命的先决问题。”作为王富仁的博士导师，李何林的这番话说得比较晦涩，但是，从中仍然可以看出这本著作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把鲁迅从一个政治人物的枷锁中解脱了出来，还原了鲁迅作为一位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本来面貌，更重要的是，王富仁在其著作中提供了一套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这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思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本质上也是这类研究的一个范例，书中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叙述往往是由作品切入的，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考察，进而对作家的思想脉络进行梳理，并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例如在该书对于巴金的研究中，带动整体论述过程的就是巴金的创作，全章分为三节：“青春的赞歌：巴金前期小说创作”、“《家》的杰出成就”以及“深沉的悲剧艺术：巴金后期小说创作”，各部分均以作品为主体，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来论述作家各个时期思想上的不同，从而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巴金，而不是一个符合政治叙事需要的被抽象了的符号。这种倾向文学作品思想性的研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整体研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也具有明显的过渡阶段的性质。首先，现代中国文学领域内的作家或者作品的总数是一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大部分作品的解读已经经过了多种尝试，在现有方法论体系下进行再解读的可能性逐渐变小。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量西方思想资源涌入中国的情况下，如果对研究方法缺乏一种正确的理解，就会使研究陷入单就作品而论作品的误区之中，这样就很容易使文学研究成为理论的注脚，失却其学理性意义。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大量出现诸如“××视角下的某作品”，或者“××主义对某作品的解读”这样并不深入的研究成果的原因之一。

最后，是对新文化运动具体过程的研究。这类研究的聚焦点不在于具体文本，而在于文本产生时所面临的宏观政治文化环境。研究者通过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或者多种价值取向的结合，使现代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被一种更加宏观和有广泛意义的理念所统御，形成了一种通过当时的社会语境反观文学的研究方式，这类研究强调社会语境与文学现象的双向互动，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语境及其内在的精神面貌。这种研究方式较之前面两种研究方式，更注重机制性和生成性的内容，强调多种理论和价值观的互动，旨在还原一种多侧面、多维度的生态性的环境，并将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置于这种生态性的大环境中做出考量，从而使研究更加立体、全面。同时，在还原历史语境与文学生态的过程中，大量史料的运用也使得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和学理性。这类研究的代表有姜涛所著的《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此书以“代际”这一客观事实出发，并以之为视角，来对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学青年”这一群体的出现做出考察。对于“代际风貌”这一较为主观的研究对象，姜涛采用了大量史料作为支撑，并制成了表格，使数据的呈现更加明晰。姜涛在前言中对其研究有过一个方法论层面上的总结：“‘大文学史’构想的提出与实施，表明原有学科规范的打破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从一门审美性的历史学科，转变为一门综合性的历史文化学科。……然而，在满足学科自身展开和知识积累的需要之外，要想保持研究中的内在紧张感，保持一种对历史认识再问题化的能力和意愿，怎么理解 ‘返回’‘打通’一类方法，可能十分关键。如果 ‘现场’仅仅指向某种抽象、静态的历史客观，‘返回’只是为了释放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既定的文学史图像增添更多的细节或 ‘花边’，那么研究的历史性可能恰恰会被暗中抹擦。能够回到一种动态的具体情境中，而非从后设的认识出发，去把握事件、人物、观念的生成逻辑，去锻造一种在情境中提出问题的能力，去把握历史理解中价值思考的契机，应该是 ‘返回’的本意所在。”姜涛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理论构想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走向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也显示出了这种聚焦政治文化环境生成与流变的研究方式及其类型研究之间的不同。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则是这种类型研究中较早的一本著作，王晓明预言“当社会的巨变走到如此深远叵测的地步，当这巨变毫不在意地踩破二十年来我们获得的几乎所有理论的时候，现代文学研究就必须自我蜕变，在基本的理论预设上，也因此在整个学科的范围、对象和方法上，都做出重大的改变”。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21世纪前后，王晓明等积极倡导文学研究转型的研究者们并未如愿看到一部在现代文学研究自我蜕变之后所产生的真正成熟的著作。而他们的预想在姜涛等人那里得到了迟来的回应和实践，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理论预想，在正确性和可行性背后的复杂。从王晓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的编著上，可以看出，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观察和研究的视角是多维度的，而且每一个维度都是动态的，强调历时和共时互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观察现代中国文学的各维度之间都是可以互相打通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将现代中国文学所处的话语场域看作一个完整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各部分、各角度的不断生成与建构中使现代中国文学不断地被完型。这种研究类型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其重点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生成的机制，而正因为机制内在的生成性，使得它可以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显示出指导意义和独特价值来。也就是说，这类研究最终的价值取向是对当下历史语境的反思与重构，它始终保持着文学史研究与当下社会构建之间的良好互动，寻找已经逝去的文学史现象和正在发生中的新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对话。这或许正是现代中国文学寻求自身突破和不断保持生机的重要途径。

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无论采用上述哪一类研究方法，历时性的研究和梳理都是必要的。新文化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及明显的时代特征，可以被抽出来做单独的研究和论述。所谓正本清源，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中也蕴含了现代中国文学在之后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所将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可能性，故此，对新文化运动做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几乎每一本和新文化运动有关的著作都会对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有一个简要的描述。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提供了一种有关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较为通用的观点，即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确有其历史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更是刺激和启迪了新旧时代交接中的中国作家”，再加上先驱们以“整体性歧化”的策略引入西方的话语资源以及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核心的所谓“一校一刊”的人事资源的聚合，这一系列的文学现象共同构成了文化运动的开端。朱德发在其所著的《中国五四文学史》中直接点明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他较早地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新文化运动“决非是单因子决定的，它有着复杂的背景，即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所蕴含的洞见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所能起到的指导性意义是巨大的，多因子决定的新文化运动意味着多个侧面与多个层次，可以说，朱德发关于新文化运动研究的论述，为此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历时性或者总体性研究的同时捎带论及其发生或开端的研究成果，其着眼点毕竟不在于“开端”或“发生”本身。在不溢出整体论述框架的原则下，虽然许多研究成果对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都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但是毕竟无法充分展开，所以，一种单单聚焦于新文化运动发生本身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客观而雄辩地向研究者们展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可能存在着多种维度和多种层次。学术界对新文化运动在发生学维度上的集中关注始于2000年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研究领域整体上算是比较晚的，但其成果却十分丰富，迄今为止已经有不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人们阐释这段历史，并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其中，陈方竞的《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生根基的再认识》可以算得上这类研究中比较早的一篇了。这篇论文通过对鲁迅、周作人等曾经求学于章太炎门下的浙江籍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种种行迹的考察来证明章太炎及其学说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所起到的“根基性”的作用，并指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进展是在北京大学这个所谓“变革的中心”内部经由“众声喧哗”而产生的深层次的多重对话而形成的。陈廷湘在《重释五四运动发生的观念基础》一文中一改通常研究聚焦于某个历史事件或文学现象而对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进行研究的范式，运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念的构建开始，将新文化运动还原到了一种观念史的维度，并指出巴黎和会中国方面的失败不仅使得中国民众对于山东主权的收复等具体问题大失所望，并且还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对“公理和人道”的认知，而由新文化运动走向五四运动的根本原因则蕴藏其中。在研究者看来，“当这种共同理想（至少是运动参与者的共同理想）和乐观情绪遭遇到巴黎和会传来的对山东问题不公处置消息的冲击时，一场早已被赋予伟大意义的民众运动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以观念史来研究文学史以及社会运动史的方法大大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呈现出了一种多元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画面，以一段历史时间内社会心态的必然性来代替具体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使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与陈廷湘的研究成果类似的还有熊玉文的《巴黎和会、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其主要论点为“巴黎和会期间，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和中国南北政府及各种力量围绕和会展开的争斗催生出众多谣言，它们所制造出来的紧张和压力，既把亲日派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又与真实的外交危机信息一道把国人的心理推向崩溃的边缘。在此信息环境下，梁启超一封平常的电报激起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更多的研究者则更倾向于以一种或多种情感来统筹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周仁政的《情感表现与五四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研究》，他认为“情感表现作为与 ‘文以载道’相对立的观念范畴，是现代文学秩序确立的基础”,该研究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情感模式入手，分析新文化运动起源时期所面临着的种种情感类型，从而获得了一种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新的言说维度。这类研究归根结底是要把历史事件还原为“人”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以人的经历、情绪以及人所处的时代语境和文化场域来带动文学研究，朱鸿召的《在人的旗帜下——论五四文学的背景、发生和发展》在开掘“人”之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等方面，则显得十分突出。作者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历史、人生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严峻性，使当事者难以保持对自身历史状况的清醒理性认知，甚至政治功利，世俗观念或者道德意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骚扰侵袭着作家审美意识的确立。从审美创作论的角度看，这种文学绝大多数是不成熟的。但恰恰是这种历史所给予的不成熟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缺陷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丰富具体的人生历史内容和艺术表现特征，真实地记述了我们民族从 ‘东亚病夫’到 ‘东方巨人’的精神心理，为人类社会走出封建中世纪，迈进近现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新鲜生动的 ‘这一个’人生范例”。由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只有将人从抽象的“类”中剥离，还原成为具体的“个”，才能将文学研究还原到“人”的维度。

人的精神集中体现于其信仰上，谭桂林所著的《〈新青年〉的信仰观念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建构》一文以《新青年》为中心，对新文化运动前后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及知识界的信仰状况、信仰资源及信仰观念进行考察，发掘了新文化运动以国民信仰建构为主题的另一条重要线索，考察了国民信仰观念的生成对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话语场域产生影响的过程，并以鲁迅为例，探讨了“信仰纯粹性”对于鲁迅信仰形成的重要结构性作用，对当下中国国民的精神走向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除此之外，更多的研究者们则倾向于通过一些更加细节性的问题来切入对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在有关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整体意义上来看略微偏于片面化，但是它们所呈现出新文化运动中的种种侧面却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和发展中的新文化运动，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研究列举如下：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注意到了新文化运动产生时所面临的激进主义社会文化氛围，并以之为起点，深入挖掘了这种激进主义产生的理论根基、革命策略、内在的民主精神、科学观念、民间追求以及激进主义偏激的限度等问题，将对一种社会情绪的解读扩展为对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张冀的研究则与岳凯华呈现出了一种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在《晚清民初尚武思潮的缘起与五四激进主义发生》一文中，张冀向上追溯了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的中国根源，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内因向着历史的更深处推进。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则从地域文化入手，以鲁迅为主要考察对象，细致梳理了浙东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生成之间的关系，张梦阳在评价这本著作时说：“五四新文学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问题。惯常的看法，是认为这场新文化革命是受西方文明影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引发的。这虽然说明了一方面的道理，但是如仅限此论，则未免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最近，陈方竞先生著的《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从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理性透视，认为五四新文学发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来自鲁迅故乡的浙东文化，令人耳目一新。”这个评价不仅是对于陈方竞著作的肯定，更是对之前所流行的过于宏观和笼统的新文化运动研究状况的反思。杨早的著作《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则力求还原新文化运动发起之前北京一地的文化场域、舆论环境和传媒生态，以外部研究的视角切入新文化运动，努力建构一种重新描述新文化运动产生时的可能性图景，为重建新文化运动发生时北京一地的社会心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栾梅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则从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去描绘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后的社会图景，著作从经济、文化和人才三个方面入手，对诸如传播媒介、稿费制度、社会形态、文学主题、作家代际等具体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由于囿于著作时代较早，以及史观的保守，该著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并未将具体的人置于中心位置，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线索性的内容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在关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研究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西方文化对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影响，这类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赵稀方的《翻译现代性：晚清至五四的翻译研究》，该著作以坚实的理论功底带动对于新文化运动进程中翻译的研究，提出了“翻译现代性”的观点，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在理论高度上找到了新的依据。不过，综观这类研究，存在着两个具体的问题：第一是过于显在，新文化运动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导致此类研究很多只停留在现象本身而无法深入；第二是过于宏观，强大的理论支持的代价就是牺牲一些文学现象背后的具体细节，这导致此类研究中的大多数停留在宏观而表象的程度，从方法论意义上，可深入的余地颇为有限。这类研究中还有一篇颇为有意思的论文，即周伦佑的《五四新文学发生史的一种理解——意象主义诗歌的中国源头及其对五四新文学的反哺式影响》，作为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和“非非主义”的发起者，周伦佑将其先锋态度导入了对于学术的研究和探寻之中。他提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从本质上属于一种“移置式变构”，关于“移置式变构”的内涵，周伦佑这样界定：“这里所说的 ‘移置式变构’指横向移置，即从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一书中移置一种文学艺术形式过来，借以变构本国、本民族业已僵化的文学艺术形式，并把这种从国外移置来的文学艺术形式发展成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在周伦佑看来，这种形式上的“移置性变构”内在是一种“反哺式变构”，即“五四文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就不完全是胡适等人通过移置西方文学观念、方法和形式而促成的一次 ‘移置性变构’，而是从中国古典诗歌吸取养料的西方意象主义诗歌，再通过对胡适的反影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实行的一次反哺式变构。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变构基因和动力原本就存在于作为变构对象的中国传统文学内部”。周伦佑以其诗人的身份做出这样的论断，虽显得有些武断和天马行空，但是却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空间，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中，李宗刚自2005年开始，就对这一领域的各个侧面展开了研究，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李宗刚的研究中涉及了新文化运动与战争语境规范、新文化运动与新式教育、新文学运动与父权缺失等多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有关新文化运动与父权缺失和新文化运动与新式教育的研究。在研究父权缺失对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影响时，李宗刚敏锐地发现了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身上普遍存在一种父权缺失的现象，并通过大量的史料对此加以分析和考辨，研究了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确立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重新对“精神导师”之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意义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了一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普遍性意义的结论。新式教育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虽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内容，但是长久以来，却少有研究者涉足其中。李宗刚通过对新式教育的发生、发展以及新文化运动是如何产生于新式教育并利用新式教育形成的一套新的话语和宣传空间来达到自身的建构等方面进行研究，从北京大学的建立、科举制度的废除、课程设置与学生构成以及公共领域的教育想象为线索，找寻出了一条新式教育与新文化运动之间联系的新纽带，使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向着一个更新的领域前进。

从既有研究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对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研究虽然较之新文化运动其他方面的研究起步略微迟缓，但是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和方向。要想更加深入和透彻地理解和研究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学，这种对于其发生学意义上的正本清源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同时，通过以上概述也不难发现，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一个机制性的东西，其所具有的侧面、维度以及生成过程中因与当时乃至当下不断对话而形成的空间是巨大的，目前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还有继续深入发掘的可能性与空间。尤其是对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一些更加细致和微观的研究，目前还是比较欠缺的，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作家书信、日记之间的关系之研究，虽然多数已有的著作已经有所提及，但目前专门性的研究只有刘克敌的《从蔡元培日记看其人际交往与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关系》一篇，“论文运用 ‘西马’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有关日常交往活动的论述，通过对蔡元培日记等私人材料的分析，尝试厘清浙籍文人群体与新文化运动发生演变的复杂关系，指出仅仅从政治思想和社会变革角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发生演变的不足之处”。刘克敌的研究十分深入，为此后从日记、书信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但是，从蔡元培一人的角度来观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只是一个开端，随着以书信、日记这个角度对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研究渐渐起步，更多作家的书信和日记将被重新审视，而一种更加微观和细致的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也将为更多研究者所借鉴和运用。

2.书信日记：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途径

关于书信和日记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理论基础以及研究进展状况等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略微的差别的。

日记研究，有着其特殊的理论。就国内而言，自古以来就有日记研究的传统。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可以远溯到唐代李习之的《来南录》，而清代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湘绮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甚至有着“四大日记”之称，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界对日记这一特殊的文本就已十分重视。但是现代中国的日记并不是完全承续了古代日记的发展道路，和新文学相似，现代中国的日记更多地将对于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内化，更加直白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也融入了更多个人对时代、个人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可以说，借由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学和现代中国人的日记是两个异构而同质的文本呈现形式，甚至，新文学的开端就有着日记的影子：从晚清小说界革命中出现的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到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再到郁达夫和创造社诸君所习惯使用的日记体笔法，不难看出，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作家对日记是有着在文体意义上的高度自觉的。民国时期，关于日记的理论和经验俯拾即是，如1933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阿英所编《日记文学丛谈》、夏丏尊在《文章作法》中对于日记这一文体的强调、周作人所作《日记和尺牍》、郁达夫的《日记文学》《再论日记》等。

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正值新旧时代的交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作家的日记不仅仅是对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回顾和梳理，更是一种参与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想象的具体表现。日记中所展现出的作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对于研究新文化运动发生阶段的历史真实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日记能够看到当时整个文学生态的缤纷和复杂，这与通常经典文学史的宏观表述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文学史料》有计划地刊出了一些日记。虽然一些参与者的日记明显能看出后期加工过的痕迹，但是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记的价值随着上文所述一系列出版行为和研究思路的转向而日渐凸显出来，日记在研究中的利用率渐渐上升，但是这一时期对于日记的利用往往是一种工具性的，是作为文本分析的佐证使用的，日记本身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很好地被凸显出来。90年代末，随着《天涯》杂志持续至今的“民间语文”专栏对于接近“原生”状态的日记和口述等资料的收录，日记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地位开始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程韶荣的《中国日记研究百年》和钱念孙的《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是众多研究中较早对日记的主体性地位展开探索的论文，随后赵宪章的《日记的私语言说与解构》更是将日记研究的理论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日记中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也越来越被研究者们所重视，而日记作为社会思想史的一个侧面，其中所包蕴的巨大价值也正在为研究界所发现。在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关于日记研究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如山东师范大学邓渝平2009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五四文学家日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刘玲玲2009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教授的生活研究——以〈吴宓日记〉为个案》、东北师范大学白雪2013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叶圣陶日记中的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等，博士论文主要有兰州大学张高杰2008年所著的《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研究——以鲁迅、胡适、吴宓、郁达夫为中心》,另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书脉日记文丛”和济南大学所办的同人性刊物《日记报》也是对于这一领域的积极探索，而虞坤林所编订的《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等更是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工具。

从整体上看，对于现代中国作家的日记研究在新时期以后起步较晚，而且在起步之后其主体性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确认，但是一旦起步，其起点却较高，研究也较为深入，对于资料的编订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不足之处在于较少有新的研究理论的产生和译介产生，中国古代对于日记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的研究理论并未很好地介入日记的研究领域之中，这使现有研究相较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其他领域呈现出了一种理论性的欠缺。日记研究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指导，尤其是面对“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经历的独特命运，日记的保存和修改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故而，产生一种适合于中国语境的日记研究和编订理论是势在必行的。

书信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情况与日记的情况相似。晚清就有林则徐、彭玉麟、张之洞、李鸿章四人的家书并称为“四大名人家书”，而新文学发轫时期的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如淦女士的《隔绝》、冰心的《一封信》都是以书信体的形式呈现的。在新文学领域中，书信承载了语体文的部分功能，并可以直接将读者带入与作者心灵沟通的氛围中去，而建立在新文学基础上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的书信更是有着独特的意义。许多作家都保存有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中最有价值的是家书和与某些亲历事件当事人的通信。通过对这些信件进行解读，可以进一步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书信呈现的是一种心灵真实。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交往关系中就不可避免地有着亲疏远近和层级关系，通过研究作家与不同身份的他者之间的书信，可以大致整理出一条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之间关系的脉络来。对书信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就已经开始，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一些在政治上有着方向性意义的作家日记进行整理和考释，其中关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书信的研究又占到了很大的比重。这种对于个别作家书信的重点研究而忽视了对一个文化语境之下作家书信的整体性把握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前后。1999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一书。书中收录作家往来书信400余封，是当时书信研究所参考的重要辑录材料，稍后嘉应大学学报发表了赖贤传的《书信、日记魅力管窥》,更是较早地从主体地位对书信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做出了详细的评述。

2004年黑龙江大学吴源的硕士学位论文《第一人称叙事：书信体与非书信体》与书信有关，属于这一领域涉足较早的一篇，作者注意到人称变换在书信中的重要意义，有着一定的理论高度；2006年暨南大学牛继华的硕士学位论文《近百年来私人书信中称呼语的社会语言学考察（1919—2006）》中，作者将书信中的称呼语作为考察对象，来探寻其中所蕴含的人事、社会变迁。目前博士论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代表性著作有南京师范大学万宇于2007年所著的《中国现代学人论学书信研究》。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中作家书信的研究，其主体性并没有真正确立，大多数书信还是作为研究中的佐证材料，大多数关于书信研究的对象还是“书信体小说”。21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关于书信的研究渐渐开始丰富，研究质量也有着较大的提升，书信作为一种文本之外的重要的“副文本”，其意义正在被研究者们渐渐地发掘。

关于日记与书信的研究，还涉及手稿和版本的问题。手稿的研究在西方是思想研究领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等。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对于手稿的挖掘和整理也有着十分卓著的成就， 2002年上海展出了上百名作家的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在下大力气去收集手稿。手稿中的修改、涂抹，甚至是笔迹的颜色等都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当时的心绪。对手稿的利用有着许多困难，其专业性和对知识储备的要求都是一般研究者所无法达到的，所以目前对手稿的研究较少。但是近年来陆续出版的鲁迅、郭沫若、钱钟书、周作人等一些文学大家的手稿，至少为研究者保存了一种历史的真实，以俟后人继续发掘。版本学一直是古典文献学中的重要内容，古文经书和今文经书之间的版本问题甚至成为了儒家思想中根本性的问题。而现代中国文学中版本的问题被注意得比较晚，对于原始版本的校对工作也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再加上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在不同年代对自己的书信和日记进行了涂毁和修改，导致在研究中经常出现记录与时代不相符合的情况。目前，版本问题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也较少有人涉及，但是能够预见的是，它正在逐渐地为研究者们所重视。

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不能被绕过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将其作为逻辑起点或是置于整个发展过程的中间，新文化运动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长久以来，研究者都在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探索和阐释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存在，它的立体和多元使它有着无尽的阐释空间；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对信仰的建构与坚守、对国家的关怀、对真理与科学的追求，都使得它在不同的时代始终保持着一种能动性，它能够与不同时代产生充分的互动，并对当下现实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无论是革命的，或是审美的，都可以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实绩中找出可供借鉴的东西。

由于革命思维和战争话语的延宕，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总是处于某种宏大的叙事之下，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发现其中的“意义”，以便寻求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依据，对大量存在于历史进程之中的细节，乃至有所龃龉的地方，则选择了遗忘和忽视。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新文学，更是被纳入了革命历史书写的大框架之中，只留其主干，至于那些逸出的旁枝，则在一段时间内基本被清理干净。

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文学研究思路在学界盛行，研究者将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纳入了“现代性”的范畴进行整合，对一些曾经被埋没在革命历史脉络之中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发掘和整理，给新文化运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以现代性为研究基点在方法论上并没有超越革命历史叙述，它是以一种告别革命的姿态进行着对“革命”的“革命”，从而导致其研究的视角被局限于一元之内，对新文化运动的立体和驳杂并无法很好地表述。

20世纪90年代之后，批评家们通过结合封闭式阅读和考究历史“元叙述”这两种研究方法，试图通过谱系学、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等具有深刻哲学意味的现代性目光，去审视曾经被认为不兼容于新时期的作品，对其文学编码的机制进行解构。批评家试图在对个别文本重新阐释的基础上，以文学作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裂隙来探寻对被大叙述所设想出的历史忽视的部分进行重新解读的可能性。即使是“再解读”，其使用的视域仍然是一种接近“宏大”的叙述策略，是一种以理论带动批评的方式，站在理论高度，很容易俯瞰全景，却不容易发现其中的微景观，而且潜意识中所预设的对前一个时代的反拨也成了不可回避的“意识形态”，其中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这也就是在“再解读”最为轰轰烈烈的时候，其主要参与者却一再反思这种方式能否建构起整体性文学图景的原因。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渐渐走向成熟，史料的重要意义也随之凸显出来，特别是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产生的文学而言，想要尽可能地还原与再现当时语境中生活着的作家们的创作心态和社会活动动机，对史料的发掘和运用更是必不可少的。目前，随着大量的史料被发掘，学术界对于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学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史料所涉及的是一个极为宽泛的范畴，在一些史料被重视的同时，另一些史料却往往被研究者忽视，作家书信和日记正是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史料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从历史研究领域开始，一种新的历史观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这种新的史学观念重新定义了空间，将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同时纳入了研究视野，其中，研究者更重视的是“个人空间”，即在历史大潮中的个人化体验及其对整个历史进程所具有的生成性作用。与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具有表演和自居性质的叙事相比，个人空间中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要高出很多。文学史对于文学生态的描述也同样需要一种将镜头拉近后的微视角观察，挖掘活生生的人在历史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原一种个人和时代之间生成性的互动关系。目前在对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学的研究中，作家书信和日记的史料价值往往仅被当作历史事件的注脚，其主体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掘。而实际上，书信和日记与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同质异构的，其中包含的情绪解放、思想解放以及真诚的主题所形成的互文性是值得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的。

总的来说，以参与者的书信和日记为中心去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一项比较有意义的工作，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都较高。在樊骏、刘增杰等倡导下，对史料的重视也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识。书信、日记作为第一层级的史料，其重要意义也不断地被认识和发现。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书信和日记的综合利用还不是很多，所以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通过参与者的书信和日记对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文学和文化场域进行建构，以细节和个人化的方式对文学史“宏大叙述”进行一种补充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