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比较优势、结构优化与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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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国外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和农业结构的研究

国外对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研究多集中于比较优势的测度方法的研究,多数是从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的角度进行的实证分析。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1965年提出巴拉萨指数可测定一个国家进出口的比较优势,但巴拉萨指数的弊端在于忽视了出口流动的各种阻碍。例如,在考虑向德国出口番茄的时候,没有对荷兰和澳大利亚做出区分。而实际上,荷兰作为欧盟成员和德国的邻国,进入德国市场要比澳大利亚容易得多[3]。Liefert[4]研究发现俄罗斯在1996—1997年在农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劣势,和大宗粮食产品相比较,俄罗斯肉类产品的劣势更为明显,并强化了俄罗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的劣势。Vildan和Civan[5]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相对出口能力指数(CEP)测度了土耳其的西红柿、橄榄油和果汁产业在欧盟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以及这些产业在1995—2005年的优势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土耳其的果汁和橄榄油产业在欧盟市场上比较优势突出,西红柿则不具备比较优势。Yu等[6]用标准化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研究美国夏威夷农产品在美国内陆市场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夏威夷种植甘蔗和菠萝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科纳咖啡和石斛具有比较优势且趋势是不断增强的。Xin Wang[7]认为中国四川省发展猕猴桃产业的优势在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样化的自然资源,提出依靠科技创新、实施品牌战略来发展四川省苍溪县的猕猴桃产业。Shinoj和Mathur[8]研究发现同亚洲其他农产品出口国如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相比,印度在腰果和油粕粉的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茶叶、咖啡、调料、水产品的出口方面则不具备比较优势。国外对农业结构的研究多是对“农场结构”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克努森(R.D.knutson)在《农业与食物政策》一书中将农业结构定义为“农场的数量和规模、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及对农场活动进行管理的技术和资本的组织”[9]。Skesters等[10]研究了拉脱维亚第四次农业改革后拉脱加尔地区农场结构的变化。结果表明小农场和极小农场的数量减少,土地和农业资源向大的农业企业集中,拉脱加尔地区失业率上升,农民收入下降。

二 国内研究综述

(一)国内对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创立之初,多用于分析发达国家的工业和国际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比较优势的研究才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重视。在农业比较优势研究中有两种模式:一是把农业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中,将整个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研究其比较优势;二是研究单个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用得比较多的是第二种研究模式,用于一个国家(地区)不同产品、不同国家(地区)同一产品或不同产品的优势度比较。

2000年以前,国内学者对比较优势的研究多是定性研究。杨东升提出,农业比较优势深化的标志是农业总产值中精深加工产品增加值的比重、出口产品中精深加工产品的比重得到提高,并用比较成本、生产成本、经济效益来分析农业的比较优势。杨学锋、冯晓波[11]认为发挥比较优势就应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状况,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资源生产的产品,出口本国相对丰富资源生产的产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2000年以后比较优势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类。

1.国内资源成本法(DRCC)

国内学者利用 DRCC 研究农业比较优势的较多。李崇光等[12]运用DRCC(Domestic Resources Cost Coefficient)系数对湖北省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研究,发现与全国对比,湖北水稻生产、棉花生产最具有比较优势。李崇光虽然在研究中提出了运用DRCC方法,但是仅仅计算分析了湖北省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生猪六种主要农产品的 DRCC系数,研究具有局限性。徐志刚等[13]运用国内资源成本法测定了当时中国主要农产品相对于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状况。研究表明,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经济作物生产普遍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而中国玉米国内生产已完全丧失比较优势。徐志刚等[14]运用国内资源成本系数DRCC和资源成本系数比RDRCC(Ratio Domestic Resources cost Coefficients)对江苏省及周边省市(包括上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和湖南)的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进行了测算,分析江苏省相对于上述地区的农业比较优势。建立了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比(RDRCC),并将该指标用于分析国内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相对比较优势,改变了以往DRCC方法只能用于分析一国或地区相对于国际市场的优势程度的情况,为地区生产结构的调整提供直接依据。徐志刚[15]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通过全面测定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层面上潜在的比较优势、生产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受保护程度等状况及各省市间的比较优势差异,在详细分析各地区主要农产品相对比较优势格局的基础上,为全国农业生产的总量结构调整和各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供参考意见。曾福生、李娜[16]利用国内资源成本法(DRCC)对湖南省具有代表性的五种农产品的优势进行定量研究,分别是水稻、棉花、油菜、柑橘、生猪,比较优势依次为柑橘、水稻、生猪、棉花、油菜。叶春辉[17]利用国内资源成本法测定了中国主要农产品在生产层面上的比较优势,动态模拟了12种农业结构调整的方案,以农民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剖析了农业生产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变动的关系,对于指导农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农业生产经济指标研究法

蓝万烁[18]选取了资源禀赋指标、比较生产率指标、农业比较机会成本、农业资产比较优势、农业比较利益5项指标来分析中国省级区域的农业生产比较优势,并根据5项指标各自的权重来计算不同省份综合的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为农业比较优势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方法。蓝庆新[19]选取农业政策分析模型(PAM)分析了中国绿豆、早籼稻、晚籼稻、粳稻、小麦等代表性农产品的政策保护系数和比较优势指数,针对不同种类的农产品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蓝庆新的研究从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丰富了农业比较优势的研究内容。

3.RCA指数和TC指数法

帅传敏、张金隆[20]分析了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劳动生产率和科技水平等因素,并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法(RCA)分析了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结果表明,中国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多数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减弱,而一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优势增强。唐敏、张廷海[21]从资源禀赋、规模经济、科技水平和农业政策与贸易制度4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并采用RCA指数法计算了中国10种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对策,认为这种状况反映出中国土地资源稀缺这一现象,但通过政策调整可以改善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李应中[22]总结了3种农业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包括转换法、国内资源成本法、显性比较优势法,并探讨了比较优势原理在农业上的运用。庄丽娟[23]分析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用于研究农业竞争力时的缺陷,重新厘清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并提出将二者结合起来建立分析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框架。单培、梅翠[24]分产品计算了1996—2002年中国农产品的产业贸易竞争指数(TC 指数)并计算了1993—2002年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整体RCA指数,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整体大幅下降,TC指数也缺乏竞争力。黄照影[25]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1994—2003年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进行定量计算,结果显示: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如谷类及其制品等大宗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减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及水果、水产品、丝等产品比较优势突出,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乳制品及禽蛋、动物油脂等劣势明显。

4.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AAI)

郭翔宇、刘宏[26]利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研究了黑龙江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省内不同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差异,并依据比较优势提出了黑龙江省农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崔振东[27]利用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法和综合优势指数法,对延边州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品种、地区差异以及比较优势与专业化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在比较优势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延边州实际,如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农业结构状况、自然资源状况、政策条件等,提出了延边州农业结构优化的具体方向,进行了生产布局规划。崔振东的研究深入到延边州、县市和乡镇3个层次,并将延边州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系数同专业化系数进行协调性研究。王晶晶、阎述乾[28]分析了甘肃省特色农业如马铃薯、蔬菜、烤烟、中药材、苹果等产品的综合比较优势,并根据计算结果对甘肃省特色农业加以分类,针对性地提出增强不同种类特色农业的产业竞争力的对策。栾立明[29]通过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对吉林省大豆产业进行研究,将吉林省大豆产业同全国其他大豆优势产区,如黑龙江、内蒙古、安徽等地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大豆产业的规模优势、效率优势和综合优势都比较突出,提出应大力发展大豆产业,使其成为支柱产业。李瑾、秦向阳[30]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测算了全国31个省份的生猪、肉牛、蛋禽、肉羊、肉禽、奶类等主要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全国畜牧业生产分为华北、东北、东南沿海、华中、西南、西北6个区域,分析中国畜牧业生产的区域优势,并提出根据不同的区域优势布局全国的畜牧业生产格局。李瑾、秦向阳的研究将比较优势研究同全国畜牧业的区域布局结合起来,对指导中国畜牧业的区域布局、发挥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对农业结构的研究

国内对农业结构的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技术进步与农业结构优化,用灰色关联分析法(GRA,Grey Relational Analysis)研究农业结构优化、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利用VAR模型研究农业结构优化等。

1.技术进步与农业结构优化

刘辉等[31]以农业技术进步和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湘西自治州科技扶贫开发型模式的运行,总结了这种运行模式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良运行模式和农业结构的建议。张玉明、李娓娓[32]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农业结构的“传导”效应和“冲击波”效应、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提出利用技术创新可以推动山东省农业结构调整。曾福生、匡远配[33]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农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李咏梅、唐冰璇[34]探讨了技术进步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原理,并以此为理论指导,分析了浏阳丘陵地区农业现代化区位模式。

2.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农业结构优化研究

南秋菊等[35]以河北省沽源县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第一产业内部各子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同第一产业产值的灰色关联系数,并分析了各子产业内部相关指标与各子产业产值的相关系数,研究结论为沽源县应重点发展畜牧业、马铃薯等。王瑞娜、唐德善[36]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辽宁省第一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对第一产业产值影响最大的是种植业,对种植业产量影响最大的是玉米,对肉类产量影响最大的是猪肉产量。并进一步运用GM(1,1)模型对未来5年内辽宁省农业结构进行模拟和预测,结论是未来5年内辽宁省农业结构将改善。马期茂、严立冬[37]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1998—2008年来中国种植业、林业、渔业、牧业产值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表明林业、渔业、种植业与总产值的关联度高,牧业关联度低,提出中国应改善农业结构。吴凯、卢布[38]通过计算东北地区主要农产品的集中系数、区位熵来确定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确定东北地区的主导产业,并针对性地对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8旗(市)提出了不同的农业结构优化的策略。

3.农业结构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祖廷勋[39]剖析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张掖市农业发展的自然资源条件以及农业结构的态势,提出要调整农业内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比重,大力发展畜牧业;并调整种植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档次。王淑艳等[40]建立了可持续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和多目标优化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指导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4.农业经营机制结构优化的研究

华伟、陆庆光[41]选取了安徽省3个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几种农户模式加以研究,利用资源位元素量差分析的方法,从中选出最佳的农户经营组织模式,从而优化农业经营机制的结构,提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要构建农户企业化经济系统。

5.农业结构优化的VAR(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于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是有效的预测模型,在产业结构的研究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胡春阳等[42]利用VAR模型研究了安徽省产业结构变动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邵一珊、李豫新[43]利用VAR方法研究新疆兵团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表明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而农业经济增长不是农业结构调整的Granger原因。査道中、吉文惠[44]利用 VAR 模型研究了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可以提升居民消费结构,但是对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领先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李春生、张连城[45]基于VAR模型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突出。

三 简要评述

国内对农业比较优势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国内资源成本法(DRCC)、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AAI)、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竞争力指数(TC)。其中国内资源成本法、区位商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主要研究农业生产方面的优势,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专业化指数研究的是流通方面的优势,尤指对外贸易方面的优势。研究农业的产业比较优势时,多是以农业相关的各项经济指标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农产品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时,运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的较多。

国内对农业比较优势的定量研究较多,而对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定量研究较少。许多学者能将农业比较优势和农业结构优化的研究结合起来,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协调性研究,则缺乏科学的分析框架,研究不够深入。而且对农业结构缺乏系统完善的评价标准,更缺乏对农业结构是否合理的定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