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现状
随着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追求物质富裕成为农村社会的强势话语，而农村优秀的文化传统却逐渐退隐以致失去自身的价值与内在凝聚力，广大农民群众的价值观正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态势，因此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培育和践行至关重要。本书力图以我国农村文化传统为切入点，针对当前农村“自上而下”简单“灌输”等局限，就如何发挥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作用，以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从而更有效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展开具体和深入的探讨。
（一）国内相关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明确的凝练和概括之后，“如何在广大农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被适时地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目前学界专门探讨此类专题的文章，特别是把弘扬农村文化传统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的论著甚少，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且日益深入。
（1）关于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虽然只是词序不同，但其内涵相差甚远，这是学界的共识。较早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有庞朴、汤一介、朱维铮等学者。他们认为，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活的民族魂，是仍然存活于现实中的较为稳定的共同文化心理。“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之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庞朴，2002）后来，一些学者（张柠，2003；杨艺，2004；高太平，2012；等等）从时间（死文化与活文化之争）、表现（显性与隐性之争）以及变化（稳定性与流变性之争）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2）关于农村文化传统的研究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农村文化传统及相关问题。例如，梁漱溟提出“创造新文化要以乡村为根”的思想，晏阳初主张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相结合，费孝通高度关注中国社会文化的乡土性，等等。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农村文化传统相关问题的研究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农村文化传统内涵界定。学者们认为，农村文化传统是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至今仍然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习俗，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心理积淀，它凝聚着中华古老农耕文明的精华，同时又深受农耕经济和血缘宗族依附关系的影响，包含着一些落后的因素（谢开贤，2009）。
二是农村文化传统嬗变研究。学界主要观点有：一些文化传统遭到解构；民间信仰受到冲击，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商品经济对传统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风尚的侵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农村有蔓延之势；等等（左亚文，2013）。但即便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且似乎经济越发展，传统复归的愿望越强烈（贺雪峰，2003）。
三是农村文化传统功能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传统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根基，应在继承和弘扬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陆学艺，2005）。
（3）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研究
近年来，全国各地农村掀起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例如，刘三姐的故乡广西省宜州市用唱山歌、听山歌和举办山歌大赛的方式，“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漫画）”河北省邯郸市用农民漫画赛展的形式，江西省瑞金市通过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湖北省孝感市利用孝文化资源开展“知孝、行孝、扬孝”活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是目前学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还很不够，从已有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关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村社会价值观的现状和困境，其主要表现是农民道德素质下滑、理想信念淡化、人才匮乏、宣传薄弱、各种思潮混乱等（戚如强，2012）；二是农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作用，如有利于促进农村和谐稳定、规范行为活动、提供精神动力等（薛明珠，2013）；三是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与路径，如做好引领工作、加强载体建设、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强组织保障等（游训龙，2014；王佳惠，2014）。
（二）国外相关研究
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在正式文件或法律法规中明确提出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但是它的存在以及相关研究却是不容否定的。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1989 年《欧洲基本权和基本自由权宣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等都对欧洲文化价值作了明确的界定。另外，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等著作都具体探讨了价值观问题。
在践行和培育核心价值观方面，美国的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韩国的“国民伦理”课、日本的“道德时间”课等运用内隐式的教育手段和方法，为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农村文化传统方面，一些学者（如 Jeanette Keith，Michael E.Birdwell，W.Calvin Dickinson，Mark D.Groover，Peggy F.Barlett等）从理论的角度对农村文化力、农村文化心理、文化变量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定量关系等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如 [美]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国华北农村调研》、[美]里查德·麦迪森《中国村庄中的道德与权力》、[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农村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研究现状评述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点：
其一，脱离价值观“自下而上”在实践中养成的自身规律。在农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选择问题上，片面强调“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而未能联系农村文化传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注重其在实践中的自然养成。
其二，缺乏历史视野和理论高度。当前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践行还处在一般化的宣传阶段，亟须从农村传统变迁、价值嬗变及文化和价值等理论高度对其独特的内生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
其三，停留于共性问题的研究。目前对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多关注普遍的共性问题，对其特殊的个性问题的研究有待加强。
（四）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在理论上，把握文化以及价值观自身发展规律，特别是通过挖掘铭刻在农民记忆深处的农村文化传统，将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重建农民的精神家园，从而形成广泛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有利于深化对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克服当前研究中流于一般议论、耽于抽象空论的弊病。
在实践上，本书不回避问题和矛盾，将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农村进行周密细致的田野调研，一方面厘清农民价值观变迁的原因和过程，发掘农村优秀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摸清当前农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困境和突出问题，勇于触及深层次问题乃至敏感问题，不讲套语，不贴标签，敢于创新，切实为新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有效的决策指导，真正为农村文化繁荣和农民价值观提升贡献一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