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日文化交流概述
一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日本在历史上遭遇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冲击，这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每次冲击过后，外来文化的巨浪在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它强大的影响力，说日本完全被外来文化的大潮所吞没都不过分。
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之后，中国一直处于割据分裂的状态。到六世纪末隋唐时期才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复兴，进入了繁荣的时代。当时中华帝国的强大和威力，在各个领域都让日本感到震撼，而且从心底里佩服。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认为隋唐王朝的政府管理体制、佛教思想的制度化很有魅力，大量的遣隋使、遣唐使前往中国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文化。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之后中日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战争即“白村江之战”，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劲头非但不减，反而将更多的遣唐使继续派往中国。
日本在这一时期全面地学习和吸收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知识精华和经验，将其用于日本政治、社会、经济、艺术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也就是说，日本在这一时期是主动地、积极地学习、吸收中国文化，诚心诚意地接受中国文化的洗礼。这是日本第一次邂逅外来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黑船事件”[1]则是第二次冲击。当时美国人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把舰队开到了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美国不仅可以进驻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还享有最惠国待遇等。以此为契机，西方列强开始进入日本。这一次的外来文化冲击来势凶猛，起初，日本几乎被强迫打开了国门，然而，日本社会最终以其特有的柔软性、柔韧性或者说弹性，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外来压力——外来文明的冲击，推进了国内的改革。
1868年，德川幕府终结，1871年，各地方大名的领地被剥夺，掌握了实际权利的明治政府开始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目标，推出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方面的革新措施。针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强力推动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最终使日本成为了资本主义列强，成功进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日本曾经长期主动地吸收中国文化，即使在“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也在长崎留了和中国、荷兰进行文化、经济交往的窗口。然而，日本并非无选择的接纳外来文化，出于对基督教等西方文化的恐惧，江户幕府曾执行了263年的锁国政策。十八世纪后面对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某些时期也曾出现过“攘夷论”，拒绝外国文化的渗透，还有过自杀、暗杀等极端的抵抗行动，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种“异文化”。
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纵观古今历史，对于强势的外来文化，或者与强势的外来文化接触的时候，尽管也曾有过纠结和挣扎，日本最终都无条件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些强势的文化。不知是否因为上述原因，一直有人说：“日本缺乏创造力，日本是一个只知道模仿的国家”。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作为理由之一，从地理位置，或者从地政学的角度来说，日本处于一个孤立的位置，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的信息、情况难以进入日本，所以日本人没有见识。而另外一个理由是：日本社会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处于世界或者说世界上的主流国家、核心国家之后，社会发展进程晚于这些主流或者核心国家。例如，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其社会发展进程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值得我们探讨。
“比较文明论”学者梅棹忠夫[2]认为：日本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与欧亚大陆各阶段的伟大文明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距离。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吸收这些文明所创造的成果的同时，避免了遭受侵略和破坏之苦，从而得以持续专注于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那些被破坏殆尽之后不得不重建的社会相比，日本和西方各国很好地平衡了国内外文化因子，为本国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能够与西欧实现独立且平行的发展，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日本建立封建制度后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应运而生，于是后来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和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一样，日本作为唯一的非欧美国家实现了高度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偶然。在梅棹看来，若没有长达300年（实为263年）锁国政策的束缚，工业革命同时发生在日本和英国也是有可能的。具备实现工业化所需的所有必要历史条件的，只有西方和日本。日本并非在模仿西方，而是两个地区各自进行了自发且独立的发展。
笔者认为，从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角度看，梅棹先生的理论能够解释近代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梅棹先生是“比较文明论”的专家，特别强调社会结构的发展和物理距离的决定性作用，对民族性的活力和可塑性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客观地说，单就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的状况而言，笔者认为其“比较文明论”是具有说服力的，是对日本为何在遭遇欧美列强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他国没有的、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的独特社会结构的最佳解答。因为日本确实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持续地、有机地进行了自身的发展，一直灵活地、多层次地接受并包容了多种新的外来文化，奠定了适应欧美思想、转化并吸收欧美技术的基础。但是，日本和东亚大陆文明的关系却不是“比较文明论”能够解释得通的。至十七世纪初为止，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都和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东亚大陆的文明，日本的历史几乎无从谈起。事实上，日本文化就是东亚大陆文化的一个分支，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文化的范围太大，在此不再展开，本稿仅从宏观的角度梳理、分析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主要内容是雅乐。
二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均自主和对方交流，全面而持久，其特点首先是源远流长。早在远古冰河时期，就有大陆的古人类沿着冰层东迁至日本。有记录以来的中日交流史也超过了两千年，可谓历史悠久，源源不断。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往来，在官方关系恶化甚至战争时期也未曾中断。其次，是辐射领域甚广。中日文化交流包含绚丽多彩的内容，从文史哲、教科、音体美到宗教、民俗、建筑、工艺等各个文化细分领域，从精神、制度文化到物质文化，从狭义文化到广义文化，所涉及领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最后，是熏陶浸染深厚。两国的政经、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中随处可见文化交流的痕迹，中日文化的相互熏陶浸染在两国的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将日本文化的形成比作豆腐，中国文化恰似卤水，卤水点豆腐，四两拨千斤。日本社会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记。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将其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再分出若干时期，每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方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19世纪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属古代部分，根据文字记载将其分为四个时期：
（一）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此时中国处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处于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该阶段主要是中国大陆以移民的方式在日本传播中华文明，他们或是途径朝鲜半岛越过海峡抵达日本，或是沿海岸航行，将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等带入日本。
（二）公元6世纪至9世纪，此时中国到了隋唐时期，而日本处于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该阶段主要是两国使节直接渡海交往，日方派出了强大的外交使团（遣隋使、遣唐使），多批次来华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体制、精神文化，两国迎来了第一次文化交流的高潮。日本使节回国后仿照唐朝制度完成大化改新，同时将佛经、唐诗汉文、书法雕塑等艺术带去日本。
（三）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此时中国正值五代宋元时期，日本也经历了多次变动，从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并延续到室町时代前期。该阶段仍然以渡海为主，民间贸易带来物质交流，僧侣往来则集中在佛学、儒学、书法等精神层面交流。
（四）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初，此时中国到了封建社会的终点即明清时期，日本从室町时代后期到动乱的安土桃山时代，最后是江户时代。该阶段有明朝的贡舶贸易，江户时期的信牌贸易，有移民也有小范围的战争，交流形式多样。交流内容兼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以儒学、美术、书籍等精神层面更为突出。
综上，古代时期以拥有较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国向日本输出为主，日本起初全盘吸收，后来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改造利用，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日本的本民族特色文化。交流一开始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到后来的物质精神文化、制度律令，逐步深入延伸，交流面也从少数使臣官吏逐渐扩大到民间留学生、僧侣、以至商人、庶民。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历史进程到了近代，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百余年，中日文化交流史可分成四个时期：
（一）1840—1871年，这一时期中国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清朝皇帝，日本从江户时代末期过渡到明治时代初期。这一时期是东亚受到西方冲击，从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时期。交流方式主要是民间贸易，只有少数中日商人能往来，内容有书籍、文学、艺术等。《海国图志》等反映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和世界史地的书刊，对日本打开国门和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1871—1894年，中国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日本是明治时期。两国通过建交缔约，互设使领馆，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两国官员、学者、文人来往络绎不绝，文学、诗歌交流盛况空前。
（三）1894—1919年，中国是清末民国初期，日本是明治、大正时代。这一时期以中国的留学生大批东渡为主，同时有很多考察日本新政的中国官员及学者。日方主要是学者和教师。交流内容十分广泛，教育与思想交流尤为突出，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四）1919—1945年，中国属于民国时期，日本则是大正末年和昭和时代。这一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嚣张，企图吞并中国，尤其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侵华战争长达14年。侵华战争让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亡国危险，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数千万的生命。即便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仍旧与日本保持着民间往来，日本的反战人士多次举行反战运动。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从规模到内容都比古代有所发展，更富于广泛性和群众性。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地位反转，文化交流方向随之改变。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开始向明治维新后逐渐强大的日本学习，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皆于此有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令中国人民饱经磨难。
从1945年至今的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1945—1971年，我国经过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本仍是昭和时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冷战大格局下，日本选择了台湾国民党政权，与新中国处于无邦交状态，但经贸往来和民际外交并未中断。1960年代末之前，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二）1972年至今，日本是昭和时代、平成时代。1970年代初，伴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冷战格局出现了新的变数。在毛泽东、周恩来、田中角荣等中日政治家的努力下，1972年中日两国终于实现恢复邦交，开始互派人员，缔结协定，推动文化交流。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法律基础。自此中日两国开始在完全平等，友好互利的前提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空前规模的新高潮。
自古以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一直维持着册封朝贡的传统秩序，文化繁荣，历史悠久的中国对周边各国尤其是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各国及越南等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从大的方面来看，汉字文化圈共通的文化，比如制度（律令）、宗教（佛教，儒教）、文字（汉字）都起源于中国，日本文化与东亚诸国一样，都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成熟、发育的，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日本文化是汉字文化的一个分支的主要背景。中国和日本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落差大概有六、七个世纪。从社会的发达程度来看，公元八世纪的奈良时代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达程度大概已经是日本十六世纪的安土桃山时代了。再看音乐文化上的差异，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乐器，如青铜器的钟与铃；槌类的编磬以及鼓笛、鼓、瑟、等乐器。至周朝，又出现了琴、箫、针、笙、胡等上百种乐器，而日本从未有过。日本在一世纪至四世纪的古代，曾出现过琴、笛、鼓和由中国传入的铜与铃等，但在规模和实际应用上，与中国不相匹敌。八世纪初，中国大陆的乐器开始传入日本。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乐器基本上都成了日本的传统乐器。不仅乐器，早期的乐谱、乐理、音乐的体裁样式以及音乐机构等大部分，也是八世纪前后由中国大陆传到日本，并促成了日本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当时与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落差，且八世纪之后日本国家力量一度增强，才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向中国学习的热潮。
如前所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至少从汉代就已经开始。日本对优秀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怀有向往、渴求的观念。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艺术曾对日本文化阶层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国力弱小，受过教育的贵族等文化阶层也相对势弱，在日本国内没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得以真正实现，已经是奈良时代之后的事了。因为奈良时期日本全国实现了统一，国力不断增强，产生强烈的想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动力。两国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往，是进入隋朝之后，即公元六百年的第一次遣隋使派遣，它标志着日本开始了有组织、成规模的向中国学习。隋朝仅有短暂的三十一年历史，期间日本向中国派遣了遣隋使四次。唐承袭了隋的制度，遣唐使不仅次数增多，实际到达唐的人员规模也大大扩大。总共十九次中有三次签署了出发的命令，但因气候原因未能成行，遣唐使真正到达目的地的有十三次。由公元六百年前第一次遣隋使的派遣，到八百九十四年第二十次派遣唐使出唐，这两百多年是日本最有成效地将中国成熟的隋唐文化学习、吸收消化的时期。佛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载体，通过佛教，同时也包含了儒教、道教，实际上涉及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日本在多层次吸收中国当时先进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隋唐文化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政治方面，日本学习和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度发动改革，史称“大化改新”[3]，日本自此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文化方面，日本以唐朝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推广学习儒家经典；风俗习惯方面，当时日本崇尚唐风，社会上层盛行茶文化，后来经历代传承发展，日本茶文化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此外，日本人改造唐朝服装后有了和服；效仿唐人重阳节登高望远；向唐人学习生产技术、生活技艺，如豆腐制作工艺、酱油制造工艺、榨糖技术、缝纫技艺、围棋等。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把隋唐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比喻为卤水与豆浆，卤水与豆浆一接触，日本文化才成了豆腐。由此可见隋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作用非同小可，从根本上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强大的唐朝及繁荣的中国文化，也能认识到日本民族多么擅长学习吸收先进文化。日本民族的这一特质极大地促进了本国发展。同时后人应以史为鉴，认识到和平友好才是两国共同进步的正途。“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八个字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特点。隋唐时期的中华文明达到了高峰，社会繁荣，文化昌盛，经济发达，制度先进，引得邻国竞相派出外交使团前来学习。日本便是其中之一，深受隋唐文化影响。公元630—894年日本的遣唐使团多达十几个批次，使团人数从250人到600人不等。遣唐使抵达长安后，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专门知识，还四处走访，切身体验唐朝地风俗文化。有些遣唐使与唐朝诗人成为好朋友，比如李白写诗怀念的晁衡（日本名：阿倍仲麿、我国称其为阿倍仲麻吕）。晁衡获批回国时不幸沉船，漂流到越南，李白以为他遇难身亡，为此作了一首《哭晁衡》。大多数回到日本的遣唐使都能利用所学为国家做贡献，在事业上有所建树。遣唐使是日本派出的空前规模的外交使团，直接且强劲地改变了日本社会，同时大大地加强了两国两民族间的友好交流。首先，遣唐使将唐朝的律令制度带回国内后，日本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社会变革运动。除此之外，遣唐使学习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学校，将学到的知识广泛传播，为本国培养可用之才。其次，遣唐使带回唐朝文化艺术，日本社会掀起唐风风潮，使日本的文艺水平迅速提升。遣唐使除带回大量佛经、唐诗汉文以外，还将书法、美术、建筑、雕塑等艺术一并收入囊中，丰盛灿烂的唐文化果实足以在日本兴起一场又一场的头脑风暴。唐文化的强大兴盛只是外在因素，更重要的在于日本人的好学精神，善于利用别国的经验改善和提高自己。
七世纪前期，苏我一族把持朝政，独断专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中大兄皇子为代表的皇族在归国留学生的帮助下，于公元645年发动政变，铲除了苏我一族势力，拥护孝德天皇，建立新政权。随后天皇发布《改新之诏》，学习唐朝的经济政治制度，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改国号为“大化”，史称“大化改新”。政治上，中央实行八省百官制，地方实行国郡里制，制定冠位制，废除贵族世袭制。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效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并制定《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确认新的封建政治制度。经济上废除贵族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和人口收归国有后实行《班田收授法》，班田制下农民必须担负租庸调。该法一定程度上废除了贵族特权，农民固定缴纳租税和徭役，还拥有宅地和山林池沼的使用权，遏制了日益盛行的土地兼并。这些政策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为日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中日之间的交流随改革的推进而日益深入。大化改新瓦解了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基础，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日本的政治面貌、社会面貌逐渐发生变化，逐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中日文化交流在奈良时代迎来新一轮的高潮。班田收授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农民积极采用当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其中不少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是来自中国，如钁钁，又称唐钁，是一种大型锄，从名字可以看出它来自中国。日本人在建筑、服饰、医学、文字等方面博采众长，受益匪浅。现在的日本还保留着一些唐朝遗风，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日本民众仿造中国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他们根据汉字标音表意的特点为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假名，极大地促进了本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除了“唐镢”，日语语言中还有类似“唐犁”、“唐锻冶”、“唐讹”、“唐墨”、“唐物”等风格明显的名字，充实了日语的词汇。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因留学生的传播逐渐在日本文化和日本民众中扎根并生长，中国文化早已融入到日本历史的血液中，难解难分。
如前所述，日本文化属于汉字文化的分支，中国的文化随着遣隋使、遣唐使的到来，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奠定了日本早期文化的基础，音乐方面也形成了日本的传统音乐文化。日本接纳中国文化最早可上溯到汉代，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长期以来日本是通过朝鲜半岛这一路径接受中国文化的。到隋朝时期也就是公元600年左右，建立遣隋使制度之后才开始直接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唐朝时期不仅加快了派遣遣唐使的频率，而且扩大了派遣的规模。以传授佛教为主要形式，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大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制度、模式等带到了日本，为早期日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 中日之间的音乐交流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艺术交流很频繁而且成果显著。和政治、经济、宗教、思想、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相比，艺术方面的交流不引人注目，往往在不经意间完成，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中国古代艺术的东渡让日本艺术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日本艺术即使在今天也有一些领域，例如漆器、陶瓷等远超世界水平，与此不无关系。在此仅就音乐交流做一些梳理概述。[4]
中日之间的音乐交流开始于何时并无明确的文字记载，根据考古成果推测至少应晚于东汉时期。日本各地出土的铜铎和中国的古代的编钟外型相似，被认为是模仿编钟而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曾出兵朝鲜。日军撤退时曾有中国僧人智聪相随，其所携带的器物中除佛教典籍、佛像、儒家经典外，还有乐器和伎乐面，伎乐面后来成为日本伎乐的面具。
六朝动荡之后，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大一统的王朝。尤其在唐朝，包括西域、新罗等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高度融合在了以长安等地为主的中华大地上，文化交流空前繁荣，音乐也有长足的发展，传自西域的各国、各民族音乐、舞蹈、乐器鼎盛一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唐代的音乐体系分雅乐和燕乐两种，雅乐始于儒家祭祀礼仪，用于祭祀典礼等重大场合，被视为正统音乐；燕乐则是来自西域的胡乐和中国民间音乐之融合。隋唐时期，大批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土，融合了各国各民族音乐精华的唐乐也成了他们学习的内容。公元735年、752年，吉备真备两次入唐，将音乐理论书《乐书要录》、《太乐署供奉曲名及诸乐名》带回日本，正式将唐乐传播到了日本。再往后，《万岁乐》《武德乐》《兰陵王》《破阵乐》、等唐乐名曲及乐舞道具等也纷纷传入日本。《大日本史·礼乐志》中说我们国家的乐制承袭隋唐，因此很难对五声六律轻重的要领追踪溯源。
当时，日本为了吸收传入日本的唐乐和其他各国各民族音乐，专门设立了“雅乐寮”和“内教坊”，选拔乐师和女伎等进行专门的学习。成立于公元701年的雅乐寮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乐舞教习机构，乐师、乐生曾多达400余人。中唐之后，来自中国的音乐继续不断地通过遣唐使流入日本。例如藤原贞敏曾师从刘二郎学习琵琶，将唐代的琵琶演奏技巧和曲目等传播到了日本。唐筝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在结合日本民族音乐后演变成了日本筝，但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唐筝的十三弦制式。通过这一阶段对唐乐的学习吸收，日本雅乐正式形成并在模仿、消化外来音乐的基础上融入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音乐，自平安时期开始进入成熟和鼎盛期。
同一时期，中国民间的散乐也传入了日本。在中国作为民间庙会娱乐音乐的散乐主要流行于日本的庶民阶层，与宫廷贵族阶层盛行的雅乐相对。散乐属于民间曲艺、杂耍等艺术的融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很强的娱乐性，东传日本以后逐渐与日本民间曲艺融为一体，演绎出了“猿乐”这一新的艺术形式。
宋元之后，中日间的音乐交流更加频繁。古管乐器五孔尺八，现在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实际上也有中国渊源，系日本僧人宋代来华向张参学习后引入到日本并改制而成。以琵琶为伴奏的说唱音乐曾流行于日本中世，其明显受到了中国弹词的影响。明清时期，自中国东渡日本的僧人带去了琴曲和古琴艺术，琴曲在日本僧人和学者中逐渐流行并成为传统。十九世纪从长崎传入的清代民间乐曲，如《九连环》《凤阳调》等，以清乐为主，辅以明乐，采用月琴等作为伴奏手段，在日本国内风行一时，称为“明清乐”。
中日之间的音乐交流是双向的。中国音乐进入日本的同时，日本的本土音乐也陆续传到了中国。诚然，自中国流向日本的规模无疑远远大于自日本流向中国的。隋朝初，在当时宫廷乐舞的曲目中已经有“倭国”乐伎的记载，说明日本音乐彼时业已传入中土并被宫廷音乐吸纳其中。近代以来，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走向开始发生变化。甲午战争后，我国上下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大批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同时日本的许多学者、教习也来到中国讲学、执教，不少西洋音乐其实就是经由这类途径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今天汉语中的部分音乐术语如“旋律”、“和声”、“音阶”、“交响乐”等都采用了日本翻译家的译词。我们熟悉的简谱，也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客观地说，日本作为东亚近代化的先行者，在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遣唐使，这些人回国后致力于传播隋唐文化，使日本文化焕然一新。音乐方面，传承至今的日本传统乐器、音乐体裁、表现形式和音乐制度等都留下了浓重的中国痕迹。公元701年，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雅乐寮设立。雅乐寮作为古代日本最早的音乐机构，主要职责是教习乐舞，乐工主要有两类：音声人和乐户。
音声人和乐户本是中国古代的用词，指从事音乐歌舞职业者，日本沿用了这两个词的概念及用法。日本的令文注释书《令集解》在卷四职员令中关于雅乐寮这样记载“男女乐人、音声人名帐”，并解释说：“鼓笛等人称音声人”，由此可以看出 “音声人”是指演奏鼓笛等鼓吹乐器的艺人。
《令集解》上记载：“谓舞人，音声人，谓歌人歌女笛工等也。”也就是把舞人、音声人称为歌人、歌女、笛工等。问题来了，音声人到底是什么人？下文还有解释：“音声度曲，各有大小者。然则曲课者。只为音声人也，于舞不入哉。”至此意思算是明白了。音声人的职责在于音声度曲，舞人的职责在舞，舞人和音声人的概念不容混淆。对“谓舞人，音声人，谓歌人歌女笛工等也。”的理解应细分为歌人，歌女属于舞人，操持笛工者才是音声人。古代日本的传统音乐中歌舞不分家，统称歌舞乐，歌舞的伴奏是音声。《贞观仪式》卷四描述天皇践祚大尝祭的场景时，说音声人、歌女、歌男依次站在庭院中，从队形排列中可以清楚的看出音声人与歌女、舞人身份各有不同，音声人持乐器伴奏。《醍醐天皇御记》中延长四年（公元926年）二月十七条则这样记述，召集四五位弦乐人，让他们演奏音声，为歌唱伴奏。这里的管弦乐人是来伴奏的，所奏音乐称为音声。《续日本后纪》卷六承和四年（公元837年）七月丙戍也予以了佐证，天皇来到后庭时，左右侍卫奏响音声，为弄玉者耍刀者增添气氛。据此可以肯定，音声人这一工种的职责在古代日本应该是演奏乐器，为歌舞伴奏。
中国隋末唐初的文献中便已出现了音声人。太常寺是当时主管礼乐的最高机构，下属机构负责培养雅乐、散乐和音声人这三类乐工。《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里记载，唐把太乐改为乐正，乐正下属官有三名府、六名吏、八名典事、六名掌故；一百四十名文武二舞郎、二百八十二名散乐、一千名仗内散乐、一万二十七名音乐人。
卷中的府、吏、典事、掌故均为官职，文武二舞郎、散乐、仗内散乐及音声人是乐工，文武二舞郎表演雅乐佾舞。散乐与仗内散乐表演杂技乐舞杂技，用途上略有不同，本质上并无二致。《唐会要》卷三十三·散乐也记载，为祭祀、陈设、卤簿仪仗队出行需要，神龙三年八月下令太常寺将鼓吹、散乐、音声人一并奉上。祭祀、陈设应是使用庄重的雅乐，卤簿使用鼓吹乐，音声人兼具歌唱和伴奏职能。
然而，中唐时期扩展了音声人的内涵。《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中记载，唐朝繁盛时期把太常寺及鼓吹署的乐人、音声人、杂户子弟通称为音声人，人数可达数万。《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清乐中又记载，上古唐虞三代舞者选用公卿大夫的子弟……而汉魏以来都是用的贱民，只有雅舞选用良家子弟。国家每年检阅司农，太乐选用仪态端庄者，与前代的乐户总称“音声人”。两处记载显示太常寺及鼓吹署的乐人、音声人、杂户总称为音声人，范围扩大到太常寺所有乐人。中唐之后其含意仍在外延，直至模糊不清。
《唐会要》卷三十四中记载，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经右巡视卢潘等人上奏，教坊音声人以后可以从地方府州县中直接选拔录用，而不必都进入太常寺。从录用准则的改变看出教坊乐工与教坊音声人所包含的意义相同，音声人不再是单纯从事音乐者，一般打杂、耍戏的俳优、散乐等艺人也属于音声人。综上，汉语中的 “音声人”本义逐渐扩展，延伸至音乐机构所有艺人的通称。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引入 “音声人”这一词汇及它所代表的音乐形式后，并未完全保留中国的原貌。
“乐户”一词也一样，唐朝时太常寺掌管礼乐，因此乐户隶属太常寺。乐户亦称乐人，是官贱民制度中贱民的一种。贱民分为官籍贱民和私籍贱民，官籍贱民隶属官方，包括太常音声人、杂户、工乐、官户和官奴婢，私籍贱民则包括私奴婢、部曲、客女、随身等。其中音声人和工乐从事音乐活动，但他们的身份也不尽相同。太常音声人的级别最高，享有户籍、田地，能与良民结婚，也有进丁的义务，与良民不同的是他们每年上京表演乐舞代替赋役。工乐指工户和乐户。乐户是一种刑罪名称，没有户籍，是纯粹的奴隶。他们的来源有以下几类：
（1）因为犯罪而被罢官的罪人。
（2）叛乱者及其家属或对外战争中战败的敌方兵将及其家属。
（3）有些被贬成乐籍的良民或良民以上者。
（4）不足的情况下从百姓中征集。
一般情况下，犯罪者及其家属是乐户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唐的乐户（乐工）是禁宫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且身份世袭，子孙亦为奴。日本的乐户虽然由效仿唐制的大宝律令确立，却与唐朝的乐户相去甚远。《令集解》卷四·职员令记载：“掌教伎乐生，其生以乐户为之”。该书的别记中另有：“伎乐四十九户，木登八户，奈良笛吹九户，右三色人等，倭国临时召，但寮常为学习耳，为品部取，谓免杂徭也”。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日本的乐户包括三类人：伎乐、木登、奈良笛吹。
伎乐是一种与雅乐相对，带假面具的娱乐性舞蹈。根据日本正史的记载，百济人味摩之曾在吴国学习乐舞，后在推古天皇时期来到日本，这是伎乐传入日本的开始，奈良时代后期伎乐发展进入繁荣期。东大寺的大佛开眼供养式（公元572年）中伎乐呈现出前一、前二、后一、后二四部乐舞的盛大阵容。而木登则是蹬杆的一种，属于乐舞杂技，与演奏乐器的艺人应属一类。奈良笛吹是专门培养乐伎吹笛者，和职员令中笛师、笛生不是一类人。伎乐类乐户来自于大宝律令颁发前在朝廷各职能部门任职的良民。这部分人属于“品部”的部民，婚姻自由，从全国各地应召来雅乐寮集训，以此免去杂税和徭役。他们和中国乐户一样在宫廷侍奉，到京城学习和训练，免除杂徭，但日本乐户是自由的良民，不再是犯人或奴隶。乐户来源不同，使得中日两国音乐从业者的文化水平不同。
不仅一般乐人，两国宫廷乐官的地位其实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唐六典》和日本《令义解》中的记载进行比较后发现：唐宫廷太乐署的乐官与日本雅乐寮乐官相比，唐太乐署有府、史、典事、乐正、掌故等，太常寺常设协律郎两名，掌管音律，最高官位从七品下；而日本是四等乐官制，分别为头、助、允、属，最高官位从五位上。由此可见，唐的乐官官制复杂，人数众多，乐官地位比日本低。
中日两国乐人、乐官的差异取决于两国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基础。唐朝乐人地位低下，尤其底层乐人多是遭囚禁没有自由的奴隶；日本乐人如若得宠便有机会升官加爵，跻身贵族行列。《续日本纪》卷十八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正月庚子记载了天皇赐予踏歌歌头女嬬，忍海伊太须和锦部河内爵位，从五位下的事情。在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两位女嬬竟然能够因自己的音乐成就一跃成为了贵族，这在唐朝是绝无仅有的。而在日本屡见不鲜。根据《续日本后纪》的记述，大约一百年后的公元844年正月，内教坊石川色子被赐予了朝臣的姓，官拜从五位下；次年，承和十二年正月内教坊唱女肉人祯刀领朝臣之姓，官拜从五位下，这又是两例乐人受封进爵、飞黄腾达的记载。
这些事例证明，日本的音乐制度和中国的制度有很大不同，对宫廷乐人没有欺辱和鄙视之见。中国宫廷的女乐人是一批身心遭禁锢的奴隶，终身监禁，被迫为宫廷提供音乐服务。幸运者不过是有粮食可领，有房子可住，一个月或生日时可以生母或姐妹见面而已。即便得到皇家恩宠，他们的社会地位仍处于最底层，不受待见。日本的女乐人则截然相反，不仅享有人身自由，还能凭借出色的技艺加官进爵，跻身贵族。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了乐人制度的不同，同时也衍生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女乐和民间流行的踏歌乐种在中国沦为俗乐、淫乐，却在日本被改造为宫廷仪式音乐。在中日音乐文化交流中，这种脱离中国文化本质、内容，将外来音乐高级化、优雅化、仪式化的吸纳方式，是公元八九世纪日本汲取外来文化为本民族所用的代表做法。
[1] 黑船事件指1853年美国以炮舰外交威逼日本开港通商一事。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美日双方于次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
[2] 梅棹忠夫（Tadao Umesao）：男，1920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市，2010年7月3日因年迈体衰在家中去世，享年90岁。梅棹忠夫是日本京都市人，京都帝国大学理学博士，主修民族学、比较文明学。在大学一开始主修的是动物学，但由于一次内蒙古学术调查的契机，转而改修民族学，致力于现场调查工作，足迹遍布阿富汗、东南亚、东非、欧洲等地。在蒙古和东非等地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梅棹忠夫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文明论，在1957年出版的著作《文明的生态史观》一书中，他大力强调西欧的文明与日本的文明几乎都是在同一条轨道上进化着，引起了广大反响。此外，其阐述信息处理方式的《知性生产技术》一书曾非常畅销。
[3] 大化改新：按照飞鸟时代孝德天皇2年（大化2年，公元646年）春发布的“改新之诏”进行的政治改革。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等人暗杀苏我入鹿，消灭苏我一族（乙巳之变）后，将首都从飞鸟迁至难波宫（现大阪中央区），以苏我家族等飞鸟豪族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开始向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转变。大化是日本最初的年号（日本也称元号），日本这一国家的起源就是这一时代。
[4] 参见滕军等编著《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