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方志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任何学科要想得以确立都必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与方法。方志是方志理论研究的基石和起点，方法是方志理论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如果说，没有坚强基石的研究学术大厦将无立身之地、没有正确对象的研究就无的放矢的话，那么，没有科学方法的研究将难以登堂入室探索精深课题，甚至陷入思维盲区，游离于学术殿堂之外。

方志学研究方法即为方志学方法论。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志学方法论是关于方志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为方志学研究中的思维活动确定一系列的程序、格式和规则。其中，程序是对研究过程的规定，它表示着思维所经过的路径和环节；格式是由一程序过渡到另一程序的中介和桥梁；规则是方法论中诸要素的法约，它规定着方法的适用范围，从总体上全面规范着主体行为。方志学方法论对方志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的生命在于科学性，科学的进步在于研究方法的进步。正如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进步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仍是制定研究法。”[175]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有相似论述，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和船就通不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76]因此，方志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已有的方志学研究成果也折射出了方志学研究方法的多种多样，在此，仅对其中的部分方法予以阐述。

一 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包括属于哲学的辨证逻辑和关于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形式逻辑。这里所说的逻辑方法即指形式逻辑方法。形式逻辑是一门工具性质的科学，基本内容是对人类具体思维活动的概括，是一种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没有阶级性质和民族性，它强调技能训练，它所确定的概念、判断、推理、基本规律与论证的程序、格式与规则，任何科学任何人的思维活动都必须遵循它，否则，错误就难以避免。

逻辑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方志编纂实践中，逻辑方法具有重要作用。纂志之道故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志书门类的划分、篇目的拟定、结构的设置离不开逻辑概念划分的规则，否则就会出现“划分不全”“排列混乱”“多出子项”“子项相容”“根据不一”“结构欠妥”等缺点。而离开了逻辑方法所规定的程序、格式与规则，凭自发思维所产生的方志理论，片面性、随意性较大，多向性争议突出，一经逻辑推敲，就会发生倾斜。拿方志学科的建立来说，应该严格遵循逻辑思维的程序，首先是明确一系列基本“概念”，然后再做出正确的“判断”，继而进行符合“逻辑基本规律”的“推理”，最后进行复杂的“论证”。这个程序是所有科学研究与表述的必由之路，方志学科建设也不例外。方志学者掌握逻辑方法，按照逻辑的规律进行科学的思维，那么，方志领域中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渐趋统一，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方志学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二 哲学方法

形式逻辑方法只研究思维形式，不研究思维内容，也不受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所影响。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世界上的本质，寻找自然和社会某些特定的规律，这就需要借助于更高级的认识工具，即辩证的逻辑，哲学的方法。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离开哲学，方志学的理论就失去高度和准确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对方志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过去的方志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理论得到广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却运用得不够自如，这就要求方志工作者进一步学习、领会和研究。

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方志学研究中的运用不仅范围宽泛，而且意义重大。如运用物质与意识的理论来研究方志功能，就可能得出志书物质形式的功能是存史，志书意识内容的功能是资治、教化。同样，可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运动观、时空观研究志书断限和历史的存在形式；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研究方志学史和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研究方志质量和定量分析一些具体问题；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善恶并书和揭示方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引入原因和结果的范畴来探索志书表述方法；引入现象和本质的范畴来分析方志复杂的现象，揭示方志本质；运用实践观、真理观原理来强调方志学实践决定性、真理客观性、学术民主性等。而在操作方法上，可以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到具体等辩证逻辑和思维方法，论述方志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方志理论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章学诚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177]当代方志人不仅仅要有“纂修志乘”的任务，还应肩负“论列当世”“见用于时”的理论建设、传承方志辉煌历史的责任与使命，而在其中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三 历史方法

所谓历史方法，就是要从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去进行考査，以弄清事物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列宁曾说：“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们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178]方志是一种社会现象，要了解方志的某一问题，探求方志发展的规律，总结方志工作的实践经验，都需要运用历史方法去进行研究。

历史方法的第一步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搜集应力求原始材料，对第二手资料要认真考察它的出处、转述者的立场和治学态度。对方志问题研究，不仅应搜集方志本身的史料，还应重视同方志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史料。历史方法的第二步是对史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类并分析、研究。

在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方志问题时，一是要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产生和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的方志受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对方志理论的研究，应当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起来，全面地进行考察与分析，从中获取深刻的认识。二是要把历史分析和阶段分析结合起来。旧方志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修成的，其在指导思想、编纂目的、资料观点等方面都无不体现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意志和利益。正确分析旧志的不足和旧志编修家的方志行为，有利于我们对方志史上的有关问题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三是要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运用历史研究方法的目的，是在于考査过去，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于指导今后的工作。“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对待一切历史遗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缜密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和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都是错误的，都是无益于方志学研究的。

四 多学科方法

方志具有百科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是多学科的。其具体可包括传统学科的研究法和跨学科的综合性方法论两个方面。传统学科一类是方志学的姊妹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年鉴学；一类是方志学的交叉学科，如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谱牒学、史料学、目录学、档案学、编辑学、文献学、行政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和具体研究法，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方志学领域中某专业某侧面的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上的许多问题，需要多种学科联系起来，共同研究，才能予以解决。这就导致每一门学科，只有在诸门学科相互联系中，才能得到发展。而各门学科在共同研究问题时，需要有一些共同语言、概念、思路和方法，这就产生了跨学科的综合性方法论。应运而生的信息论、系统论与控制论是当代新兴科学中的三朵奇葩，它们不仅已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发挥出巨大的功效，而且也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如在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社会学等方面，“三论”的运用都促进了相关学科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三论”于方志学的研究不无裨益。例如，运用控制论的理论和反馈法可研究方志主体的活动、方志编纂过程和方志事业管理；运用系统论中的整体性原则、相互关系原则、有序性原则、层次性原则、最优化原则可研究方志理论、方志编纂、方志利用、方志事业发展中的方方面面；运用控制论可研究方志质量、方志制度、方志规范、方志传播等问题。

新编方志工作开展以来，方志研究主体发生变化，除了方志工作者之外，一些相关学科的学者涌进来研究方志。“方志面向百科，百科走进方志”，可以为方志研究带来新思维，新声音，有利于解决方志理论探讨“食古不化”和“食新不化”的弊端，实现方志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当然，交叉、多学科研究方志，也要避免以它学科的架构凌驾在方志之上，改头换面方志学，出现鸠占鹊巢而颠覆方志的现象。方志海纳百科，需要百科理论支撑，做好科际融合，将多学科的理论元素融合到方志学之中，形成方志史学、方志资料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方志语言学、方志文献学、方志管理学、方志馆藏学……合成方志学一个完整体系，这样的学科融合，有利于方志学研究在广度、深度上产出新的成果，有助于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更加成熟和完善。

五 比较法

方志比较法就是科学的比较方法在方志学中的运用。其采用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纵横比较等多种形式进行研究，求常求变，求同求异，从中寻求一定区域（或行业、专业、事业、部门、单位）内自然界和社会方方面面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并以这种认识的规律指导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工作，又同时在比较研究中发现和把握方志领域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这既有利于地方特色，又有利于显现优势和暴露劣势。比较法在民国时期的方志研究中即受到学者的重视，如黄炎培在《川沙县志·导言》中即说：“一地之治乱盛衰。往往根于其国运……治方志者，仅仅着眼于一隅，而不驰神全国乃至全世界，则所窥之因果，必失之偏狭，而莫能真确。”[179]其所纂《川沙县志》中就列有“中西大事记对照”，颇受志界称道。方志比较研究的领域主要有实例研究、地域研究、跨国度研究3种。其中，实例比较研究是指地情专题或志书的比较研究；地域比较研究是就国内某一地区的方志事物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跨国度比较研究主要是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有关事物的比较，如将中国地方志、方志学同国外的某些地方史、区域地理学进行比较研究等。比较法在方志学研究运用中要注意“七要”，即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注意典型性，要注意整体性，要尽可能做到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要控制比较内容的比重，要确保比较事物间的可比性，要在运用中做到“驾轻就熟”，素材可取。应该说明的是，方志比较研究法要成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必须要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家庭、国家、民族观等的指引作为前提。只有这样，在复杂纷繁的外部世界中，才能把握正确方志比较研究的方向和实质，真正发现方志这一文化事象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比较研究法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在方志学科研究中不能孤立地进行，需要在正确的哲学思想和有关学科知识的指引下，并且与其他方法结合运用，才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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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8月25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26期。

[2] （唐）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

[3] （元）黄溍：《东郡志·序》，见《黄学士文集》卷十六。

[4] （清）洪亮吉：《跋新修庐州府志后——寄张太守祥云》，见《卷施阁乙文集》卷三。

[5] （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叙例》，清嘉庆七年刻本。

[6] （宋）郑兴裔：《广陵志·序》。

[7] 王晓岩编：《历代名人论方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6页。

[8] （明）王心：《皇明天长县志·后序》，1962年《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9] （明）刘佃：《武定州志·序》，1963年《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10] （明）何棐：《九江府志·序》，1962年《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11] 甘鹏云：《方志学两种》，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1页。

[12]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自序，福建省地方志办公室1984年印。

[13] 翟光：《论方志学的“独立”地位及发展途径》，《广西地方志》1988年第1期。

[14] 朱士嘉：《方志之名称与种类》，载《禹贡》1934年第1卷第2期。

[15] 黎锦熙：《方志今议》，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2页。

[16] 仓修良：《方志的起源和性质》，载《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4期。

[17] 饶展雄：《台湾学者方志各说评介》，载《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1期。

[18] 刘柏修、刘斌主编：《当代方志概论》，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19]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20] （宋）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序》。

[21] （明）林魁：《龙溪县志·序》，1965年《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22] 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序。

[23] 于希贤：《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载《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

[24] 何萍：《也谈地方志是什么书》，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

[25] 谭其骧：《地方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6年第5、6合期。

[26] 刘乾昌：《地方志如何迎接挑战》，载《山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第2期。

[27] 宋永平：《试谈方志的宏观与微观记述》，载《福建史志》1992年第4期。

[28] 魏桥：《毛泽东与地方志》，载《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5期。

[29] 梅森：《方志学》，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8页。

[30] 郑喜夫：《〈地方志书编修方法〉之探讨》，载《台湾文献》第53卷第1期。

[31] 卢中岳：《地方志史话》，载《人民日报》1961年11月19日。

[32] 仓修良：《章学诚的方志学——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五》，载《文史哲》1980年第5期。

[33] 梁耀武：《论地方志是一方资料全书》，载《玉溪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34] 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295页。

[35] 刘柏修、刘斌：《当代方志学概论》，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36] 《周礼·春官·宗伯、外史、小史》。

[37] （东汉）郑玄：《周礼·地官·诵训注》，《中国方志百家言论》，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38] （东汉）郑玄：《周礼·地官·诵训注》，《中国方志百家言论》，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39] （清）冯煦修，魏家骅纂、張德霈续纂：《凤阳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凤阳县署木活字印本。

[40]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1931年湖北刻本。

[41] （唐）贾耽撰，（清）王谟辑：《贞元十道录·（权德舆）序》，重订汉唐地理书钞本，1卷。

[42]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2页。

[43] 宫栾鼎：《方志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44] 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285页。

[45] 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5页。

[46] 李泰棻：《方志学》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7] （清）张恕：《光绪勤县志·序》。

[48] 黎锦熙：《方志今议》。

[49] 傅振伦：《方志与政书》，载《史志文萃》1986年第2期。

[50] （清）孙诒让：《瑞安县志总例·纂辑例》。

[51] （清）储元升：《平望镇志·序》，广陵书社2011版，第1页。

[52] 郦家驹：《在1989年中国地协学术年会上的讲话》，载《湖南地方志》1989年第1期。

[53] 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73页。

[54] 于希贤：《谈方志学的学科属性及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载《湖北历史》1987年第6期。

[55] 于希贤：《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流派简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56] 钟英：《方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再思考——兼答〈浅评〉》，载《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1期。

[57] 刘辰：《方志学研究对象再探》，载《广东史志》1992年第1期。

[58] 李建平：《浅议方志学理论与实践》，载《方志研究》1991年第5期。

[59] 王照伦：《理论方志学试说》，载《海南史志》1995年第3期。

[60] 刘柏修、刘斌主编：《当代方志学概论》，第76—77页。

[6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84页。

[62] 王建忠：《论方志学的独立地位》，载《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6期。

[63] 来新夏、王德恒：《论方志科学》，载《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5期。

[64] 姜万成：《论方志科学体系》，载《黑龙江史志》1993年第5期。

[65] 蔡华伟、滕守君：《对中国方志学体系和修志工程系统化的构想》，载《江西方志》1993年第1期。

[66] 牛润珍：《关于构建地方志体系》，载《光明日报》2016年9月20日。

[67] 王晖：《论方志学科的研究主体与客体》，载《云南方志》1998年第2期。

[68] 刘柏修、刘斌：《当代方志学概论》，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6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83—284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3页。

[71]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72] 宋范晔：《后汉书·荀悦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73]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序》，巴蜀书社1984年版。

[74]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序》，巴蜀书社1984年版。

[75] 唐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第八上。

[76] 《新唐书·刘子玄传》。

[77] （唐）刘知几：《新唐书·刘子玄传》。

[78] （唐）许嵩：《建康实录序》，《建康实录》卷首。

[79] （唐）徐坚：《初学记》卷21《史传第二》。

[80]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8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序》。

[82] （宋）郑兴裔：《广陵志·序》。

[83] （宋）周应和：《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

[84] （宋）周浑：《清波杂志》卷四：《修图经详略》。

[85]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3页。

[86]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序》，《长安志图》卷首。

[87] （明）杨鸾、秦觉：《云阳县志（嘉靖）·修志义例》。

[88] （明）颜守贤《嘉靖浑源州志序》，《顺治浑源州志》下卷《艺文志》。

[89] （明）杨宗气：《嘉靖山西通志·序》。

[90] （明）刘鲁生：《嘉靖曲沃县志·序》。

[91] （清）顾炎武：《营平二州史事序》，载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志史文萃》编辑部1986年版（内部），第2页。

[92] （清）卫周祚：《长治县志·序》。

[93] （清）卫周祚：《曲沃县志·序》。

[94] （清）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载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志史文萃》编辑部1986年版（内部），第5—7、13页。

[95] （清）宫梦仁：《湖广总志·序》。

[96] （清）《山西通志·序》。

[97] （清）李绂：《穆堂初稿》卷十五、卷三十一。

[98] （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四。

[99] （清）李绂：《穆堂初稿》卷十五、卷三十一。

[100] （清）李绂：《穆堂初稿》卷十五、卷三十一。

[101]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102] 庄威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著辑要》，《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03]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104] （清）戴震：《应州续志序》，载《戴震文集》卷六。

[105] （清）戴震：《乾隆汾州府志例言》，载《乾隆汾州府志》卷首。

[106] （清）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载《潜研堂文集》卷十九。

[107] （清）洪亮吉：《嘉庆泾县志序》，载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志史文萃》编辑部1986年版（内部），第77页。

[108] （清）孙星衍：《嘉庆邠州志序》。

[109] （清）李兆洛：《嘉庆东流县志序》。

[110]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社2006年版。

[111] （清）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掌故例》。载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重印之《章实斋方志论文集》。以下章氏方志论说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此书，仅记文章题名。

[112] （清）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

[113] （清）章学诚：《前志列传第十》。

[114] （清）章学诚：《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

[115] （清）章学诚：《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

[116] （清）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

[117] （清）章学诚：《书武功志后》。

[118] （清）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119] （清）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120] （清）章学诚：《报黄大俞书》。

[121] （清）章学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

[122] （清）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123] （清）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124] （清）章学诚：《跋〈湖北通志〉检存稿》。

[125] （清）章学诚：《和知州·士族表》序例。

[126] （清）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

[127] （清）章学诚：《修志十议》。

[128] （清）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

[129] （清）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

[130] （清）章学诚：《修志十议》。

[131] （清）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132] （清）章学诚：《修志十议》。

[133] （清）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序例》。

[134] （清）章学诚：《方志辨体》。

[135] （清）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136] （清）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137] （清）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138] （清）章学诚：《修志十议》。

[139] （清）章学诚：《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

[140] （清）章学诚：《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141] （清）章学诚：《和州志·文征·序例》。

[142] （清）章学斌：《永清县志·建署图·序例》。

[143] （清）章学诚：《书姑苏志后》。

[144] （清）章学诚：《庚辛之间亡友传》。

[145]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问》。

[146] （清）章学诚：《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147]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148] （清）杨承泽：《光绪泰安县乡土志·序》。

[149] （清）裴晃：《宣统奉贤乡土地理·例言》。

[150] （清）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国桦学报》1906年第9号。

[151] （清）钱泰吉：《海昌修志开馆条约》，载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志史文萃》编辑部1986年版（内部），第89页。

[152] 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153] （清）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卷二《重修信义志序》。

[154] （清）缪荃孙：《江阴县续志》，民国九年刻本。

[155] （清）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卷二《重修信义志序》。

[15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4页。

[157]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9页。

[158] 瞿宣颖：《志例丛话》，载《河北月刊》1卷1期。

[159]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9页。

[160] 顾颉刚、朱士嘉：《研究地方志计划》，载《社会问题》1931年第1卷第4期。

[161] 吴宗慈：《论今日之方志学》，《江西文物》1942年第2卷第2期。

[162] 凌潜夫：《与江彤侯先生论修通志书》，《学风》1930年第1卷第3期。

[163] 李泰棻：《方志学·修志之辅助学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5—76页。

[164] 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165] 李泰棻：《方志学·自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页。

[166] 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

[167] 陈畅：《方志学历史源流》，载《上海地方志》，2020年第3期；巴兆祥：《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载《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3期。

[168] 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

[169] 《江西省志》编委会：《江西省志·江西省方志编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170] 徐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71]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年8月25日。

[172] 《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1996年5月4—7日），载《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Z1期。

[173] 张景孔：《三部〈方志学〉之比较研究》，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3期。

[174] 陈凯：《方志学科的一部经典之作——读增订本〈方志学通论〉》，载《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4期。

[175] 《巴甫洛夫选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49页。

[17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25页。

[177] （清）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178]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0页。

[179] 黄炎培：《川沙县志》，上海国光书局1937年铅印本，第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