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广州建设现代制造业体系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广州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广州工业体系发展情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的主体仍旧为传统农业经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洋务运动和民国期间建立的少量大型工厂已基本被毁，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行业种类少、行业规模小、技术落后，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又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受这些事件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建设陷入一定的停滞状态，错过了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加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处于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建设的摸索阶段，缺乏与当时实际情况相切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发展走了不少弯路。与全国各地的情况一样，广州在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蜿蜒道路上，进行了长期且艰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快速处理完战争所遗留下的创伤、重建美好家园、恢复和发展经济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广州紧跟国家步伐，贯彻国家指令，积极开展“三大改造”活动。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广州第二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了明显提升，从1949年的33.02%上升至1978年的58.59%，实现了初步工业化。

在广州第二产业的发展进程中，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均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变革，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2.97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75.39亿元，30年间增长了25.38倍，其中，轻工业所占比重从1949年的89.8%下降到1978年的63.24%，重工业所占比重从1949年的10.2%上升至1978年的34.84%，重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此时轻工业的生产产值仍旧是工业生产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见图2-1）。

图2-1 1949—1978年广州轻重工业总产值及比值变化发展

数据来源：历年《广州统计年鉴》搜集整理。

二 改革开放前广州工业体系发展情况

广州的工业体系是在手工业这一轻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广州的轻纺织工业和手工业等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日用小商品百货等在国内市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经历多次战争后，广州的工业基础越发薄弱，规模小、生产设备落后、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越发凸显，1949年广州全市共有3352家工业企业，包含职工人数6.4万人，平均每个工厂仅不足20人，其中工厂职工人数大于100人的仅有74家，占所有工业企业总数的2.2%。在1950—1952年三年间，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工业企业，并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全市进行了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运动。同时，全市的国营工厂企业也在进行生产改革，推动实行计划管理和民主管理方式，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广州的工业生产快速发展，1952年全市工业生产总值较1949年增长了72.8%，为后续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3—1957年，我国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广州工业发展跟随着国家和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基础工业建设。该时期内，广州扩建和新建了广州造船厂、广东拖拉机厂、广州造纸厂、广州农药厂、溪流河水电站、华侨糖厂、广州水泥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基建投资额达2.3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65%。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广州国营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相较于1952年增加了1.3倍，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增长3.3倍，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1956年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社会主义成分的工业占据了制造业行业的主要地位。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行业内的许多小型制造业生产厂按照生产产品种类或者生产技术工艺进行合并改组，众多个体手工业从业者随着合作化运动参与了生产合作企业或组织，社会资源的整合汇总和新生产关系的建立为广州工业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广州的工业总值较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52年增长了1.9倍，工业总值平均每年递增24.1%；其中广州的轻工业递增达22.3%，重工业递增达33.1%，广州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值也由85.98∶14.02调整为80.34∶19.66，重工业的比重得到提高。

1958—1962年，我国开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广州工业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之一。在这五年间，全市扩展和新建了众多钢铁、轻纺、支农骨干企业，为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全国上下忽视了工业生产的平衡发展，基础建设投资大幅增加，其中重工业的占比远超50%，全国上下都在进行重工业的投资建设，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平衡发展，大量扩建的钢铁企业和大量生产的钢铁产品大大超出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使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建投资高速增长，但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却相对缓慢。其间，广州全市投资7亿多元用于基础建设，其中重工业占比高达79.5%，基建投资平均每年递增达18.2%，但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递增6.3%，远小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增幅。由于重视重工业的建设投资，广州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值由1957年的80.34∶19.66调整为1962年的74.8∶25.2，在1960—1961年间，轻工业比重一度跌至70%以下，轻工业生产出现锐减。

1963—1965年，广州工业布局有了新的调整，重工业的建设规模和投资比重均有所回落，在“大跃进”期间建设的部分钢铁企业也在此调整期间进行了企业的转型生产和发展，产业建设逐步恢复平衡，企业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等均有所提升。在此期间，广州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6.6%，恢复到以往水平，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值从1962年的74.8∶25.2调整为1965年的70.19∶29.81。

1966—1975年，是我国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该阶段我国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受十年内乱的影响，广州工业生产总体增速减缓，甚至在此期间的部分年份还出现了工业生产总值倒退的情况。1967年和1968年两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分别较上年下降了10.9%和20.7%，到1968年，广州的工业生产水平倒退到了1964年的水平，十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也下降为9.5%，在生产组织上推行“政治整编”的做法，按照军事编制形式将工厂、车间等改为营、连、排的建设形式，而且还将不同类型的工厂合并为师、团进行管理编制，破坏了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工业结构，打乱了原有工厂的生产方式和内在联系，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总值增长缓慢的结果。广州在工业建设中还执行“战备疏散”方针，重点建设广州拖拉机厂、汽车厂以及第三、第四棉纺厂等一大批工厂，同时国家也在广州投资，重点建设广州石油化工厂和黄埔发电厂，广州的工业产业建设在十年动荡中仍有较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此十年间，广州的基建投资总额达8.4亿元，其中重工业投资额占比高达总投资额的81.8%，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值也从1965年的70.19∶29.81调整为1975年的63∶37，重工业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但轻工业仍旧是广州工业生产总值的主要组成部分。

1975—1978年，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恢复期，之前存在的发展不均衡和不适宜国情的企业组织生产模式得到改善和进步，广州的工业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增长，但受十年内乱的影响，全市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放缓，其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62%，其中轻工业年平均增速为4.78%，重工业增速为4.41%，轻重工业间的发展趋于平衡，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值也从1975年的63∶37调整为1978年的63.24∶36.76。

三 广州工业体系雏形初现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的工业基础建设和工业体系建设有巨大发展，随着我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国家对工业产业的重视和相关政策指令的颁布，广州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其轻工业和重工业两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且实现协同平衡发展。相较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州轻工业占比高达89.9%，重工业仅占比10.1%。轻工业的发展主要以手工业小作坊为主，重工业基础建设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工业生产以生产糖、布、水泥等衣食消费品和基础建设产品为主，而原材料、电力、燃料等基础重工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经过30余年工业基础建设，广州的工业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工业基础建设和投资大幅增加，大批的个体户、小作坊加入工厂生产，中小型工厂整理合并，促进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升，扩建和新建了广州造船厂、广东拖拉机厂、广州造纸厂、溪流河水电站、华侨糖厂、广州水泥厂、第三第四棉纺厂、广州石油化工厂和黄埔发电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为广州的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其次是广州工业体系结构中，重工业的占比保持持续增长，基础重工业建设的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轻工业和重工业间实现了较为平衡的全面协调发展，工业体系结构得以健全优化，为改革开放后工业体系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过30余年的艰苦奋斗和曲折探索，广州实现了工业体系建设从几乎空白到较为健全的巨大转变，从仅拥有单薄的小型手工业制造企业到拥有钢铁工厂、机器工厂再到轻重工业较为均衡发展的新局面，拥有冶金、电力热力、水泥机器制造、纺织、食品等多种类较为完善的工业行业体系，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