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问题研究

中国哲学与过程思想

本文译自美国《中国哲学杂志》2005年第2期第32卷，第163—170页。

[美]小约翰·柯布 文 张海燕 译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更具有过程性。如能与西方过程哲学彼此接纳，必能互为增益。一、几世纪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思想全方位的围攻与影响，一度几失文化自信，向传统的回归和更新日渐兴起。绿色革命、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等诸多例证说明，西式现代化不可持续。西方过程哲学既能涵摄科学与东方智慧传统，又无二元对立之虞，在西方诸多思想流派中最能为中国的复兴运动提供助力。二、东方智慧传统在西方同样享有很高威望，西方精英和很多前沿领域乐于向东方思维敞开。这有助于西方对背离哲学传统的过程思想转向接纳。三、东西方过程思想如能结合，则世界有望重新连接到其过程性实在。而遵循此径，人类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或有转机。

【关键词】过程哲学；中国哲学；怀特海；西式现代化；欧洲中心主义

本文标题起得有些颠倒。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过程思维。实际上，标题的颠倒之处指的是中国古代过程思想和现代西方过程思想的差别。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过程思想的形式比西方现代的更具过程性。问题是，晚近的西方过程思想对中国古代过程思想是否有贡献，这个问题反过来也成立。

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在严格的哲学层面上，东西双方应能互相增益。我也很确定，现在和将来我都需要更详细地多方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善负文责。因此，我想东西方两种智慧传统的悉心比较才是本文的恰当议题，并觉自己乏善可陈，所以当时拒绝了本刊的约稿。

然而，现在中国和西方出现的另一层关系，却是我当仁不让要发表议论的。在社会学层面，甚至在历史层面上可以认为，两个传统似乎确可增进对彼此的接受。由于目前两种智慧传统在东西方都处于边缘化，因此它们能够相互支持的任何方式都应该受到双方参与者的欢迎。本文将着重探讨西方过程思想在中国有所贡献的潜在可能，仅就东方过程思想对西方的贡献作一小段论述。

一 西方过程思想在中国

几个世纪以来，不仅在军事、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近代中国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围攻”。西方的力量在科技方面最为明显。当时西方的总体智力发展比中国更具活力，而西方人传播其思想的野心更大。许多中国人自认社会系统腐朽落后，并积极寻求国家复兴。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为西方带来了明显优势，这其中西方思想体系以科学性赢得尤显重要的地位。而中国传统哲学未能促进中国类似的发展，导致其丧失了自信和威望。

在20世纪，中国这种思潮继续发酵，导致帝制被推翻和强烈的西化倾向。“文化大革命”把这种思潮的社会情绪释放得最为彻底，并带出了对传统极大的敌意，其直接冲击已经完结，但是对现代化的追求，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已成众望所归。西化的进程，特别是在经济和教育系统一直在继续。从如今的呈现形式来看，其并非缘自中国传统哲学。因此，即使现在仍被容忍，甚至受到尊重，这种思潮也已完全过气，只能当作古董研究，而再也不能作为活生生的力量去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教育和政府政策。幸运的是，在中国很多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以那样的方式远离传统，意义重大的传统更新运动已经开始。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相信，西方的过程思想能起到一定作用。过程思想运动目前的形式和活动的主要缘起是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他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出身，确保了西方过程思想和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与西方以科学为基础的主流哲学不同，过程哲学与中国古典思维方式有着显著的亲缘关系，它甚至可被视为这些东方思维方式的发展，使其能进入与科学的思想交流，乃至刺激科学的新发展。这样，怀特海思想让中国传统思想得以与科学同化，从而让中国古典思想在科技文化面前无可作为的观念得以终结。

如果当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没什么问题，那么过程思维担当的这种角色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然而，实际情况更为模棱两可，没人能质疑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在西方首先发展的许多领域，将很快超过西方。它建立了一个培养西方全谱系各学科专业人才的教育体系。中国的众多城市已经迅速变得比西方任何城市都更加“现代化”。中国人大可为在自设的各项超越西方的比赛中取得佳绩而感到骄傲。现在看起来不进则退的是西方。

另外，中国的现代化在弱化传统价值体系方面的成功也为自己挖了个巨坑。历史上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价值观，而现在大部分教育自以为荣的，与中国学过来的西方学术各学科一样，是价值中立。但要命的是这样的体系最后剩下来的价值观将仅是掌握技术和经济繁荣。而仅靠这点价值观，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存续。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这能保证所有人，特别是劳动者和穷人继续受到关怀。作为对过去过度追求社会公正的矫枉过正，也由于对经济增长的强劲追求，官方意识形态对社会公正的关注已经略有消退。如今，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公正追求与经济快速增长追求两者之间关系紧张。

人们对现代化的这些局限性的普遍认识为过程思维打开了大门，无论对中国经典还是西方科学，过程思维现在都有可能促成不凡的发展。在现代西方，源自希腊和以色列的传统价值观日渐腐朽。回顾它们的存续历程，都某种程度上依赖着与科学无涉的文化源流。在此源流中我们才可言及两种文化—科学和人文—以及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处于这个源流中的哲学，其实也并不支持科学主义还原论，而是倾向于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这不是能满足中国需要的文化模型。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弱化得太快、太激烈了，现在又不能把这种文化直接端过来作与科学文化配套的第二文化来补位。无论如何，如此深度的二元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对于试图解决文化定力削弱问题的中国而言，引进这种在西方都已经过气的西式二元论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

那么还有什么选择呢?从标准的现代科学思维中是无法发展出价值体系的，这种思维的机械论倾向就行不通。但是，一种修正后的科学哲学，把真正活生生的自然世界看作充满价值的，就有希望得多。如果整个自然世界都有价值观照，那么人类价值观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就并无间断。这是近代西方过程哲学所提出的，而且过程哲学还充分探讨了其中内涵，以对其认真评价。

中国已有的经典价值体系能涵盖所有生命，格物致知如此出色，却与西方科学完全无关。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既能涵盖所有生命，又能与西方科学打通的价值体系。这就需要修定西方科学的标准表达方式了。当然，这些修定还不得牺牲科学研究自身的完整一致性，或忽略任何科学发现。西方的过程思想已经开始了这一修定过程，并把这个过程同一个与中国古典哲学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包容性愿景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可能起到的作用并非微不足道。

现代化的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局限性表现在生态领域。西方现代化长期忽视生态考虑，这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诸多令人无法容忍的后果问题。荒漠化和全球变暖只是其中两个急症。这些问题都很可能会变得更糟。也有一些生态问题在中国呈现出极端的形式。当然，现代主义者现在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利用技术创新来应对。有时这些新方法非常成功，但它们往往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绿色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世界本来正似乎难以养活迅速增长的人口之时，绿色革命通过现代技术在谷物生产上的创新应用，让农业产量得以大大提高。但是，这场技术革命也带来相当麻烦的社会后果。因为鼓励单一种植，以及生产依赖灌溉和化石燃料，现代农业技术也制造了诸多严峻的新问题。如今现代主义的应对是诉诸生物技术，这无疑能抵挡一阵，但这也将使未来农业满足人类需求难上加难。

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减轻现代化对生态的破坏性后果的现代方法并不能遏制生态衰退覆水难收的总体趋势。在中国、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现代方法的诸多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人都会显而易见。

那么西方过程思维能帮上忙吗?我认为可以。过程思维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不同于以往的语境，这种语境虽不能直接作为生态良性发展切实可行的建议，但对自然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的基本理解可导向真正的发展将是如何的不同判断。过程思想呼吁从只重视扩展人类活动的现代价值取向转变为后现代价值观，寻求协同满足人类需求和大自然的整体福祉。由于过程思想家关注这一点已然颇久，他们可以指向表达合意愿景和目标的项目。

我只举两个例子。中国为让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能得安居，在建设现代化城市方面表现出色。但是现代化的大城市，甚至最好的城市，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它们依赖化石燃料，尤其是用石油来采暖、制冷、为工业和运输提供能源。现代的方法是以这种方式建设城市，然后再依靠油价上涨来刺激替代技术的研发。而过程方法是重新思考城市人居环境的本质。

保罗·索拉里（Paolo Soleri）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反思出人意料。他的过程思想更肖似泰尔哈德·德·查丁，而不是怀特海，但是过程思想家会热情拥抱他的总体设想，并鼓励在建设城市时实现他的设计。在此无须赘言细节，但建设城市不只是砌砖抹灰，还要照顾到城市居民之间关系和他们与周围乡野关系的质量。要言之，索拉里设想的是三维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所有的部分都可以通过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当然还有步行彼此互连，城内出行不用机动车。此外，城市建设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被动式太阳能。他甚至建议，在城市中建设坡式分布的太阳能暖房，在充足发电的同时还能为全城供应足够的食物。

建造不需要化石燃料的城市的可能性尚未得到验证。但毫无疑问，索拉里设想的建筑生态学将大大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也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提供了可能性。既然这是可能的，那么现在就正是开始试验这种城市栖居方式的时候。特别是在把现代城市的持续建设当作灾难性结局解药之一的中国，这一点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重要。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在农业领域。中国在农业现代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毫无疑问，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某些特色从任何角度都为人称道，但也有些特色却令人质疑。首先，典型的农业现代化通常以重型设备和化石燃料代替人力劳动，从而使数亿农民背井离乡。其次，这种农业还需要更多的灌溉，从而让水资源短缺的压力加剧。最后，这种农业使用石化肥料、除草剂和杀虫剂，这些因素叠加，让土地加速退化。而现代化追求者们在认识到这样的农业现代化既依赖石油，又对土壤造成冲击、退化和侵蚀，必然不可持续之后，还是指望找到新的技术手段来替代石油、修复土壤，好为后代提供食物。

过程思想家会寻求根本不同的办法。与其那样榨干土地，也许不如我们学学大自然的方式。在自然原生态中，土壤通常会越来越肥沃而非越来越贫瘠，我们会发现就算在重大的气候变化中，大自然中的植物生产也是可持续的，而且完全用不着利用化石燃料。也许我们可以顺应自然，学习它的系统效率最优，在可持续的基础上生产我们需要的东西。

在探索这些可能性方面践行得最多的过程思想家是韦斯·杰克逊。杰克逊的思想和怀特海哲学联系紧密。他认为自有农业以来，人类就一直在破坏环境，现代化的做法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连拒绝大多数现代化农业技术的阿米许人那样最好的农民，他们的土壤也在流失，当然，速度要慢得多。杰克逊认为，要用多样化的多年生作物来取代现在单一化的一年生作物。虽然目前人类食用的多年生作物亩产远低于一年生作物，但这主要说的是谷物。杰克逊正在致力于培育高产的多年生作物。单一种植需要大量人工，而且易受病虫害和入侵物种的影响。它们需要人类的照料，虽能增产但生态代价昂贵。多年生作物对这些考验的耐受性就好多了，还无须大量人工干预。杰克逊正在试验套种多年生谷物。当然，这种变化需要在很多地方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实验。

这里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能用这样的愿景来代替模仿西方的农业现代化，那么从长远来看，中国会少走很多弯路，少遭很多罪，还能引领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愿景和谐一致。

二 中国过程思想在西方

正如西方思想在东方享有巨大的威望一样，传统东方思想在西方也有很高的威望。西方的许多人都意识到了他们的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成功都是外强中干。他们感到无尽的空虚，却在自己继承的宗教传统中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回应。

西方哲学很大部分比西方宗教传统对此能提供的回应更少。西方哲学在解构传统假设上用功已久，但却几乎没能提出取而代之的思路。休谟和康德创设了供哲学探索的这个解构舞台，不仅如此，还确立了大多数西方思想家认为其必须遵守的舞台规则。因此，形而上学是被禁止的，这意味着哲学家谈及事物真正实相的任何言语道断都是不被允许的，只剩下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且与自然的世界两相疏离。许多人都已转向本末倒置的语言，并以之为语境，声称一个语素只有在与其他语素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其意义。没有超越语言之外，脱离语言仍然存在的真实的人与物。

这样的意识氛围很难让西方精英圈听得进过程思想。它突破了休谟、康德和语言至上派所立下的边界。作为一种西方哲学，胆敢如此就是离经叛道，罪无可赦。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洲中心主义同样不可接受，西方人应该承认其他文化的同样合理的思想和主张。只要与其他文化有接触，只要允许互动，那种包容的限度就让人舒服。像东方文化对自然的欣赏，以及对天人合一的认知，就让西方人钦慕。

西方的许多科学发展也已经向东方思维敞开。当物理学家开始研究亚原子世界时，他们发现原来建立的研究范式不成立。在主流哲学圈，这一失败正好用来确证，科学从不研究任何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现实。但是仍然有很多哲学家相信，科学能向我们揭示现实世界的某些真相。其中一些人更认定，与西方思想传承相比，东方古典思想为理解这个量子世界提供了更好的通路。而东方思想中适合用来解释这种情况的内容，正好与西方的过程思维不谋而合。因此，通过这种方式，东方古典思想为过程思想打开了大门，让过程思想从西方思维中生发，却另辟蹊径地对量子世界的诠释得以被认真看待。

如今，领先的量子理论家对怀特海哲学的可能贡献抱有不寻常的开放态度。我相信是亚洲的接引促成了这份开放的机缘。因此传统东方思想在西方的威望和西方科学思想在东方的威望都有助于一方面打破科学的还原论唯物主义主导；另一方面打破哲学的形而上学禁忌。人类也许通过东西方思想“双剑合璧”就能重新连接到世界的过程性实在。

三 结论

在我看来，东西方对过程思想的切适应用甚至可视为全人类的当务之急。继续按照现代主义的模式思考和行动，人类会更加难免遭遇巨大危机。批判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流形式并没有提供能疗愈的替代方法。对此东方传统思想应能有所帮助，但其“前科学”特征导致其在东方边缘化。不过，东西方过程思维如能联姻则有机会成功挑战主流哲学传统，并为回应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提供新的思想基础。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rocess Thought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more procedural.If they can accept each other with western process philosophy,they shall be favorable for each other.1.Over the past few centuries,China has been besieg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West in all aspects.For a time,China has lost i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and its society has been westernized seriously.Green revolution,urban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many other evidences show that western modernization is unsustainable.Western process philosophy can not only prehend the tradition of science and Oriental wisdom,but also avoid the danger of dualism opposition.Among many Western schools of thought,it can help for China's renewal movement the most.2.Oriental wisdom tradition enjoys high prestige in the west as well,and Western elites and many frontier fields are willing to open up to Oriental thinking.This is helpful for the west to accept the process thought which is not acceptable by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yet.3.Only the joint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rocess thoughts could assure the world's reconnection to its process reality.Following this path,the great challenges facing mankind may turn for a better chance.

Keywords:Process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Alfred North Whitehead;Western Modernization; Eurocentrism

【作者简介】小约翰·柯布院士（John B.Cobb,Jr.），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创始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柯布院士多年来一直从事过程哲学、后现代文化和生态文明研究，发表著作50余部，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他既是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的作者，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思想家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开始注意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生态危机。1969年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生态转向”，并于1971年发表了《是否太晚?》一书。按照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尤金·哈格罗夫（Eugene Hargrove）教授的考证，这本书是“第一本由一个哲学家独立写作的、以书的篇幅来讨论环境伦理的专著”。书中柯布预见性地警告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提出要适当调整国家事务的优先顺序。其后的几十年间，柯布写了大量有关生态方面的著述。主要代表作有：《是否太晚?》（1971）,《超越对话》（1982）,《生命的解放》（1990）,《可持续性社会》（1992）,《可持续共同福祉》（1994）,《绿色GDP》（1994）,《地球主义对经济主义的挑战》（1999）,《为了共同的福祉》（1989）,《后现代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与其学生格里芬等合著《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中央编译出版社）;《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我们共同的家园》（2015）;《让哲学发挥作用：走向一种生态文明》（2018）,《中国与生态文明》（2019）。他与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顾问赫尔曼·达利合写的《为了共同的福祉：面向共同体、环境和可持续未来的经济》一书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该书的中文版《21世纪生态经济学》201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译者简介】张海燕，硕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生态实践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