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石家庄文化通史》按时代分作《先秦秦汉卷》《魏晋北朝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共五卷本，约二百万字。研究对象分期上自远古，下迄石家庄解放（1947年11月），是一个大型的学术工程。这部通史是石家庄学院历史学重点建设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凝结了我校及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同仁的心血，饱含着我们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学术热情。与其说通史的写作，完成了一项学术任务，不如说通史的完成，圆了我校史学同仁为石家庄区域文化贡献微薄之力的一个梦想。
“文化”这个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说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后来晋代束晰《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2]都是将“文化”与没有教化的“质朴” “野蛮”相对应，其本义与《周易》中提到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意义一致。
如今，与文化领域中的许多概念一样，“文化”一词本身的含义就充满歧义。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4]。而凡是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思想的、认识的、艺术的、社会的、器用的等众多领域的物质和精神的业绩，在这个概念中都可以叫作文化。上海书店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的，由郑振铎、郭箴一、白寿彝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就包括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文字学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渔业史、中国水利史、中国医学史、中国算学史、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国救荒史等几十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全套50种。这种认知应是我们所说的“大文化”。
“小文化”则是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5]。事实上，泰勒的文化概念与中国传统语言系统中的“以文教化”的意义是相似的，都属于“小文化”的范畴。
我们写作伊始，也就文化史的定义展开充分的讨论，最终确定以“小文化”为研究对象。各分卷需在内容上都涵盖“小文化”中的主流思潮与信仰、文学与艺术、社会习俗与风尚。但是《石家庄文化通史》研究对象从远古，至王国、帝国时期，再至近代社会，历史亘古绵长。每一个时段，尤其是长时段，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风貌。因此我们又强调共性中的个性存在，即“求大同，存小异”。比如说因南水北调工程主要集中在元氏故城，数百座汉墓被集中挖掘，我们在第一卷专门设置“汉墓考古文化”一章。再比如说赵郡李氏，世家家世维系纵贯魏晋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对中古社会影响巨大。因此我们在第二卷中设置“中古时期的世族与世族文化”来探讨赵郡李氏、无极甄氏与土门崔氏等主要世族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家学渊源等。总之，通史强调文化中的共性，凸显个性，通过对不同的文化现象的分析，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探求石家庄历史文化的精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和区域文化的研究成为国内史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地方文化的客观需求。《石家庄文化通史》也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构思、规划并完成的。
但是，区域史和区域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地方史和地方文化，更不等同于地方志。地方志一般强调的“越境不书”，对于现行行政区划外的事物不会涉及。地方史则多以现行行政区划来划分。而区域史学所强调的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以整体或单一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为标准来探讨一个特定空间的历史进程或历史发展共性特征。[6]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弗尔、布罗代尔、埃马纽埃尔等都是区域史学研究的早期代表。布罗代尔区域史经典之作《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将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历史在这里就成为特定时空点上的一个坐标。埃马纽埃尔《蒙塔尤》则是把时空锁定在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一个山村，再现了六百年前蒙塔尤的自然生态、宗教信仰、社会民俗等历史面貌。[7]这都是“整体”区域史的代表之作。
区域文化史，是以单一要素为标准的。它不同于区域整体史，也不同于区域经济史或区域社会史。它所侧重的应该是“宗教、习俗、语言等文化表象的同一性”[8]。
本套书是以现行行政区划为标准来划分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作区域史学，只能叫作区域性史学。但是，《石家庄文化通史》全书共分五卷，分不同的时段来讨论问题。比如先秦的中山国文化，汉代的常山文化，唐代的恒州文化、赵州文化，明清的真定府文化等本身都是对一个特定时段、特定空间文化现象的探讨，其文化现象之间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和系统性，都属于较为典型的区域史学。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注意运用了区域史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比如先秦时期依托中山国遗址、中山王墓等考古资料重点探讨了中山国文化现象和文化风貌；汉代的常山国、常山郡，则依托南水北调考古工程的丰硕成果，对两汉常山一带的信仰、习俗、生活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宋金时期真定府，依托现存正定隆兴寺、佛教石窟摩崖造像和碑刻，对宋金时期宗教和民间信仰进行着重探讨。
现石家庄辖区，区域范围小，史料收集相对困难。越是时代久远，史料不足的问题越严重。因此在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充分利用文献材料，将各代地方志、正史、类书、政书、地理书、字书，甚至笔记小说、诗文等都纳入研究视野；另一方面，高度重视考古学资料。碑刻、简牍，以及考古发掘资料，都是各分卷写作中高度关注的。我们不敢说穷尽了所有的考古材料，但主要的碑刻、墓志、壁画、墓葬等内容，都网罗其中。
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史，必然涉及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人。而生活在这一区域，并对这一区域的社会生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类人，一个是原住民，一个是外籍人。因此对于重要人物的文化活动，我们采用的原则：一是“以地系人”。是指那些籍贯在本地的杰出人士，即使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本地，也纳入研究范围。如宋代真定灵寿人韩亿家族，自韩亿开始以科举起家，其子韩缜、韩绛和韩维，都曾经做过宰执。在学术上，韩维和韩绛两兄弟直接受教于程颐、程颢。因此韩亿家族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二是“以事系人”。是指那些在本地为官、传道、游历的重要人物。比如汉代常山太傅韩婴，本为燕地人。但在任常山太傅时期对于常山经学、易学、韩诗的传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探究两汉时期的主流思想、文学成就时，对韩婴的突出贡献多有叙及。
区域文化的研究，除了关注同一区域文化的同质性、系统性之外，还需要关注超越区域的问题，尤其是当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小之时。在《石家庄文化通史》的写作中，我们特别注意两种关系。其一，研究本区域与邻近地区的同质关系。比如汉代距今时代久远，资料稀少。但邻近的河北保定满城，中山国刘胜及夫人墓材料丰富，而事实上在两汉时期中山国也曾辖新市（治所正定新城铺）、毋极（治所无极西南新城村）、深泽（治所深泽县城）三县，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就采用了汉时中山国相当数量的资料；再比如中古博陵崔氏的材料很丰富，而由其分化出来的土门崔氏和平山崔氏的相关材料并不是特别丰富，那么我们较多地运用了博陵崔氏相关材料来探究土门崔氏和平山崔氏的大致风貌。其二，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统一关系。区域文化的独特性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因材料的稀疏以及时代的特点，我们也采用从主流文化视角来阐释石家庄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法。比如西汉中期以后，大一统主流汉文化对原该地赵文化的冲击和同化严重，因此研究常山一带服饰饮食、墓葬风俗，就适当采用关中地区的材料加以补充说明。两宋时期虽没有达到地域上的统一，然而宋统治地区仍是文化中心，辽金少数民族仰慕中原文化，真定府也是中原文化北渐的通道，因此研究该地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和岁时节日习俗也适当采用当时京畿周围材料加以说明。
作为一个大型的学术工程，如同其他多卷本著述一样，我们从写作伊始至今，多次召开调度会，分别就选题的确定、大纲的构思、写作的规范、实地考察的地点、人员的调整、写作的进程等进行讨论、协调。虽然课题组的老师们各尽其力，但毕竟作者较多，编写的时间又很仓促，故不仅在具体问题上，恐在整体结构上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石家庄文化通史》是在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在此谨表谢忱！感谢河北省社科联、河北省历史学会给予的大力支持！
石家庄学院教学任务较重，《石家庄文化通史》课题组的部分老师还承担着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河北省社科规划项目等研究任务，为了完成这部集体著作，各位作者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全力以赴，才使这个大型学术工程得以如期完成，感谢大家！
河北省文物局韩立森副局长、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春长主任、河北省博物院张慧研究员为丛书提供了封面照片，感谢他们的热情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沂纹副总编、责任编辑安芳老师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很多工作，真诚地感谢她们！
王俊华 贾丽英
2017年12月
[1]（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十五《指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0页。
[2]（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5页。
[3]（宋）朱熹撰：《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4页。
[4]梁启超：《什么是文化》,《学灯》1922年12月9日。
[5]［英］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认为区域史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认为“区域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特征和系统性的区域历史，进而揭示区域历史发展系统性、独特性的史学分支学科”。笔者倾向于徐国利先生说。
[7]［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张利民：《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