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学术思潮

一 从两汉经学到明朝理学

中华学术孕育于夏商周三代之官学，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有教无类，形成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战国时期在四科基础上形成诸子百家，中华学术底蕴基本奠定。中华学术有别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大特点是以治国理政为核心，西汉的司马谈概括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34]

战国至西汉初期，因为政治变革、国家统一、休养生息的需要，黄老之学（道德家——笔者注）。西汉中期汉武帝为统一思想文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5]，在太学设立《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经博士，教授弟子，毕业之后可以为官。此后儒家经学成为两汉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儒家经学却逐渐烦琐化、谶纬化，学术影响逐渐减弱。佛教从天竺西域传入中国，中国本土道教形成壮大。佛教和道教一方面与儒家经学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为儒家思想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隋唐时期儒家思想在经历了百年平淡之后迎来新生，韩愈、李翱开儒家文化复兴之先风。

北宋时期，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从不同角度为儒学发展作出贡献。例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发展了儒家的宇宙生成、万物衍生理论。程颢以“天理”为万事万物的主宰者、创造者。张载以“气质之性”即通过气的聚散分析万物变化。南宋时期，朱熹以二程思想为主，吸收周敦颐、张载的思想成果，将儒家思想从“经学”升华到“理学”的新高度，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两宋时期，不论是二程、张载的思想，还是朱熹的思想都没有成为国家承认的官方主流思想，理学思想主要以讲学和印刷的方式在民间自行传播，两宋时期，官方认可的主流学术思想是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王安石的新学。

元朝建立后，姚枢、许衡、张文谦、赵复等理学家积极参与元朝的政治与文化建设。理学得到元朝政府的高度重视。许衡（1209—1281），怀庆府河内县（河南省沁阳市）人。自幼好学，从姚枢处得到二程、朱熹的著作，与姚枢一起共同研习。姚枢（1203—1280），河南洛阳人，少好学。跟随元军南下，负责收集图书和学者，将大量程朱理学著作及学者带回北方，并亲自研读，服膺程朱。在这些理学家的影响下，理学收到元朝政府的认可和尊崇。许衡担任元朝国子监祭酒，以程朱理学教授蒙古贵族子弟。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设立国子学学习的内容是先“四书”后“五经”，把“四书”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础和必须先行修学的内容。皇庆元年（1312）元朝开科取士，规定以“四书”为首要科目，以朱熹集注为标准答案。“五经”也以朱熹等宋朝理学家的注本为标准答案。从元朝始，程朱理学从南方传播到北方，并成为开始中国的主流学术思想。

理学成为中国主流学术思想，始于元朝，成于明朝，直到晚清废除科举制度，明清两代理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而不动摇。

明朝极为重视教育，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还未称帝，就将南京的应天府学改为国子监，作为国家最高学府。洪武二年（1369）下令辖内各个郡县建立地方学校，“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36]。学生先学“四书”；其次“五经”；再次史籍；最后文学。

与学校教育相配合的是科举取士。朱元璋和刘基定制，考试一律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四书”采用朱熹的集注，即《四书章句集注》。“五经”也多以程朱之注本为准。《周易》用《程氏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尚书》用蔡元定父子的传注和古注。蔡元定，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25岁问学于朱熹，朱熹以师友待之。《诗经》用朱熹的《诗经集传》,《春秋》用古代三传和胡安国的《春秋传》。胡安国，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北宋著名经学家、理学家。

明朝永乐年间，明朝中央编辑颁行《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作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基本教材、科举考试基本内容与标准答案。《四书五经大全》后来分为两部书：《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是两宋理学家的文献汇编，《五经大全》是宋朝经学家、理学家注释五经的汇集。这三部书编辑完成颁行全国后，将思想文化彻底统一到两宋理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