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十岁之前的诗文创作活动

一 学习、考试时期的诗文创作（1841—1863）

祖廷琛，字献候，贡生，四库馆誊录，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监大使，题补古田县知县。乾隆季年，福建将军。魁伦兴大狱，闽中官吏系狱者督、抚、藩、臬、道、府十余人，厅、县以下七十五人，漳浦公以监场官署侯官县，又兼署近省某县及省城首领佐二等官，凡绾九篆囚系之官皆属焉，所以调护拯救者甚至，识者以为有阴德，其后必昌。[12]

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贵州兴义府（今贵州安龙县）官舍内，一男婴呱呱坠地了[13]，这正是廷琛之孙，也就是那个验证南皮东门张氏“其后必昌”预言的人。他，便是张之洞，一个在没落的晚清社会中熠熠生辉的封疆大吏，一个陪伴着晚清政权走完最后日子的封建儒臣，一个能诗的晚清名臣。

据胡钧《年谱》载，张之洞“先世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山右民实畿辅，始祖本，自洪洞徙漷县；本子立；立子端，官南直隶繁昌县荻港巡检，自漷县徙天津府南皮县东门之印子头，是为东门张氏。”[14] 可见天津府南皮东门张氏是正宗的书香门第，世代为官，且多以廉惠留名。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张之洞的未来似乎也是可以预知的。只是，他比他的先祖们的人生书写得更加辉煌。

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之洞“入塾，从何养源先生受读，详询字义，必索解乃止”[15]。五岁的张之洞，正式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一路倍道而进，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看完《九经》，并“学为诗古文词”。年少的张之洞即十分勤奋好学，朝斯夕斯，读书颇能到废寝忘食的境界，这对他后来的生活作息也多有影响，胡钧便记载说：“公童时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其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自言乃幼时读书好夜坐思之故。”[16]

张之洞不仅有先天的良好禀赋，勤勉的学习精神，还有后天的得当教育。其父张锳少贫苦，久处于田间，耕读持家，故知民间疾苦。也正因此，他为官廉洁奉公，明断决狱，积尽赈灾，办学育才，宦绩显著，在贵州兴义连任知府十三年，是贵州近代知名的清廉官吏。张锳为人也是“刚介鲠直，不阿上司”，但对下却是平易近人。政事之余，他常把精力放在“谈学论艺”或“编纂府志”这样的文化事务上，也是一代儒臣。此外，张锳还着力于保护文物、古迹，以为后世存留传统的人文精神财富和物质文化遗产。张之洞自小受其父品行之濡染，在以后的为人、行事中也可见乃父身影。张锳极为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不管在精神引导上还是在读书条件上，他都倾其全力地投入。胡钧尝记：“赠公（即张锳）训子以‘俭约知礼’为宗，过庭授学，多乾、嘉老辈绪言。黔中僻远难得书，赠公竭俸金购书数十厨，置诸子学舍，令于日课之外听以己意观之。大率史部、朱子书及本朝说经之书为多。所亲或讽曰：‘若辈童年，岂能解此?’赠公曰：‘姑令纵观，不解无妨。浸淫既多，长大自能解。’又教诸子曰：‘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17] 张之洞就这样，在相对僻远闭塞的贵州，远离已经在向中国渗透的西学，在其父营造起来的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中，扎扎实实地打下了他的儒学根基。这也是张之洞从事洋务运动后，虽经历了各种西风洋雨的冲刷，在经世致用的实践方法上做出调整，但却一直坚定不移地以传统儒学为根本，秉持“中体西用”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之洞性聪慧，好读书，邑人说他“才思敏捷，过目成诵”，誉为“神童”。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岁的张之洞“作诗文工力日进，兴义府教授敖君为古风一篇，赠公命和，援笔立就”[18]，在当地才华初露。十二岁时更是学有小成，“诗文为塾师奖许，父执亦叹异之，乃裒为一册”[19]。张锳对张之洞在学业上的出色成绩很是欣喜，并将张之洞的这些诗文“寄示兄□于任所”，得到了对方“敛才勿露”的劝诫。张锳认为有理，于是“韪其言，加董戒焉”，而张之洞也对“敛才勿露”这四字终身诵之，并“后焚少作略尽”，诗不苟作。关于张之洞的师承，据胡钧的统计，他“先后受业师可考者：在十三岁以前有何养源、曾搢之、张蔚斋、贵西垣、黄升三、王可贞、敖慕韩、张肖岩、赵斗山诸先生；十四岁以后有丁诵孙、童云逵、袁燮堂、洪次庚诸先生。其年月不可知而得力于丁先生最多。又尝从胡文忠公问业。”[20] 需要一提的是，张之洞经学受益于吕文节公贤基甚多，其在《輶轩语》中即称：“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21] 可谓得其治经门径。张之洞自己亦说过：“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22]。一方面成长于传统的儒学家庭，一方面师从于这些儒家名师，加之他本身不仅聪慧，而且勤奋好学，因此其日后深厚的学术涵养和卓著的儒者风范不难想见也。

张之洞在兴义读书期间，曾写有《半山亭记》《吊十八先生文》《知足斋记》《天香阁十二龄课草》等诗文，其中尤以《半山亭记》知名。兴义县府北门外有招堤，乃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营游击招国遴所建，邑人称为招公堤。堤西头建有一阁，名“魁阁”（又名涵虚阁），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中有招堤“垂杨夹岸，春深入画”[23] 的记载。张锳任兴义府知府时，在捐资加高招堤堤面的同时，于招堤北端金星山上的魁阁旁依岩建了一亭，取名“半山亭”。亭成，可览全湖之胜景：“面临莲池，池广数亩，花开十里荷香，选胜之士咸登亭延赏……亭中极目，则远山环拱，绿海澄波，景尤奇逸。”[24] 是年七月十六日，张锳在半山亭大宴宾朋，于席间邀请群僚著文以记之。时年方十一岁的张之洞八百余字的一篇《半山亭记》挥笔而就，行文优美流畅，描绘生动，落笔有神，在座的宾朋称赏之余亦大为震惊，齐称之为“神童”。张锳随即命人将此文刻在一块大石碑上，嵌于半山亭内石壁中。这篇《半山亭记》虽是模仿了北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并有范仲淹《岳阳楼记》笔法之痕迹，如《半山亭记》中“月白风清，水落石出者，亭之四时也”和“四时之景无穷，而亭之可乐，亦与为无穷也”这样的句子，便有《醉翁亭记》中“水落而石出者，山问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的身影。但虽是模仿之作，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张之洞在文中描写的景色人物，也是独具特色，自有作者的情感与领悟在内。全文竭力颂扬了其父张锳之政绩，表达了他要光耀门庭的志向，抒发了其豪气凌云的情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文中可以窥见这个十一岁的少年心中，竟已然有了“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这样有一定深度的政治见解，和“与民同乐”、和百姓休戚与共的仁政理想。

张之洞以早慧闻名乡里，其文名为当时贵州学童之冠，十二岁时所作四书文有：《离娄章论》《爱人章论》《桃应章论》《自取章论》《自暴章论》《道在尔章论》《居下章论》《求也章论》《恭者章论》，皆是阐发经典，自有体认，颇能得其精髓。张锳把张之洞十二岁之前所作的诗文裒为一册，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课草》[25]，这也是张之洞的第一本个人诗文集。后来，其父主持编写的《兴义府志》中收录了其中的部分作品。《天香阁十二龄课草》的自序有云：

窃洞生于道光丁酉之秋，至丙午甲干已周，四书九经俱诵讫，随学为杂作。戊申十二龄矣，东涂西抹，偶为塾师所奖许，同人闻之，每索阅辄携去。后父执亦渐来索取，教诲必须手抄以呈，不免夺诵读晷，因付剞劂，以代缮写，且便于就正。愿长者赐以指南，则洞也幸甚。

道光二十八年张之洞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三岁的张之洞“从韩果靖公受业兴义府署。未几，韩公就胡文忠于黎平，公回籍就试”[26]。道光三十年（1850），张之洞与三位兄弟同应试，之洞考取秀才，入县学，当时的学政程侍郎廷贵对他颇为器重，期勉甚至。咸丰二年（1852），年仅十六岁的张之洞以一篇《中庸之为德也》应顺天乡试，中试第一名举人，“一时才名噪都”。当张之洞中举的消息报至贵州后，其师胡林翼欣喜之余，致书张锳：“得令郎领解之书，与南溪（韩超号）开口而笑者累日。” “是科主试者尚书满洲麟魁、萧山朱尚书凤标、旌德吕文节公贤基。旌德吕氏家世传经，文节湛深经术，公质疑请益，所学益进。”[27]

咸丰三年（1853）,“三月，江宁不守，畿辅戒严。七月。出都，值霖雨兼旬，自通州乘舟至束鹿，赋诗纪行。所为诗入集自是年始”[28]。兼旬不止的大雨，让直隶变成一片泽国，时年十七岁的张之洞作《癸丑七月畿辅淫雨十日顺天天津保定河间正定深冀北方二千里间大水无际自通州乘舟至束鹿》一诗以记之。诗中先慨叹大雨使得“绮秀周原变水乡”，对百姓生活造成不便，但是旋即又转换角度，劝慰人们不要过于埋怨因雨造成的家园毁损，而应为大局着想。所以诗人最后充分肯定了这场大雨对阻止太平天国军队计划进攻京师的积极意义，“泽鸿休怨无安所，且限南来丑虏狂。”诗后有自注，曰：“时发贼扰河北，畿辅戒严。”一个心怀天下的壮志少年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咸丰四年（1854），贵州遵义府杨凤昌率领的农民军与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军遥相呼应，连克数县，包围兴义府城。张锳率部死守，命家小登楼备薪，下达“城陷，即自焚”[29] 的命令。张之洞的兄弟及姐夫等人，都登城苦战，三昼夜不息。后来张之洞作《铜鼓歌》以记此事，有句云：“咸丰四年黔始乱，播州首祸连群苗。列郡扰攘自战守，盘江尺水生波涛。”

咸丰五年（1855），张之洞北归，准备赴来年的春闱考试，自贵州入川，于泸州渡江，恰与三位南行的兄长在雨中栈道偶遇。与兄长分别后，在紫陌山留侯祠度岁。一路走来，忆及去年此日他还身在围城之中，凶险之极，不免心中怆然有感，先后写下了《泸州渡江》《雨行蜀栈遇诸兄》《宿宁羌州》《乙卯除夕宿紫柏山留侯祠》等诗，以遣心中情绪。张之洞自幼好山水，喜登临，受乃父影响，对先哲遗留文物古迹亦情有独钟，入川后作有《人日游草堂诗》《杜工部祠》等诗。

咸丰六年（1856），七月，张瑛卒于任上，张之洞在籍守制，直到咸丰八年戊午十月除服。但在张之洞现存诗中未见有悼念父亲的诗作。

创作于咸丰八年（1858）的《座主萧山朱尚书六十寿辰戒勿置酒命门人各赋诗时方以科场事挂误罢职闲居二首》一诗是作于朱凤标六十岁寿宴上的作品，当时朱氏刚因受科场案牵连而失官。在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中有相关的创作背景记载：“同治辛未会试，正总裁为体仁阁大学士朱凤标。……凤标，科举史中有名之咸丰戊午科场案副主考也。肃顺最为朝士嫉恨，源于此案。是科主考三人，正主考大学士柏葰被诛，副主考左副都御使程廷贵遣戍，惟凤标处分独轻，仅革职。未几即命以侍讲学士仍直上书房，因又擢至尚书，同治间遂等揆席，复掌文衡。比殁，得优恤，谥文端，历险而夷，身名俱泰，福命不为不优，要是谨饬一流耳。凤标为道光壬辰榜眼。……当凤标以戊午案黜罢，值六十寿，张之洞献诗云云。以凤标方失意，故多慰藉语。”[30] 此事在郭则澐《十朝诗乘》中亦有记载：“（戊午）是科朱文端以大司马为副主试，关节案发，诏以文端不知情，从宽夺职，寻授侍读学士，仍直上斋。方黜官，值六十生日，张文襄为其门下士，献诗云……”[31]

咸丰九年（1859），本要应试的张之洞因其族兄文达公之万为同考官，循例须回避，故未能参加此次会试，无事居于家中，惆怅之下于“秋日集亲朋赋诗赏菊”[32]，但是所赋诗歌尚未得见，不知是否早已被张之洞自己毁弃了。

白白错过了己未科，心焦的张之洞秋后便早早动身赶往京师，准备参加来年三月庚申科的考试。但是上天似乎专门和急于应试的张之洞过不去，又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待他入都后才得知，族兄文达公竟又被任命为是科考官。于是，苦闷的张之洞不得不再一次放弃了会试的机会。心中郁闷的张之洞于当月就出都了。临行前，作《别陆给事眉生》一诗赠予好友陆眉生给谏，以示别意。陆眉生与张之洞有通家之好，在此次二人分别后的第二年，即同治元年（1862），陆眉生便卒于军中，然家贫不能归葬，只好由毛文达公昶熙经纪其丧，张之洞也出力不少。“八月，英法兵陷京师，文宗北狩热河。公感愤时事，作《海水诗》。秋冬间至济南，入中丞文煜幕府，即在济度岁。”[33] 张之洞在济南时，时间和精力上都较有闲余，故而诗作亦多，诗集中收录的有《济南杂诗八首》《济南岁暮》等。

咸丰十一年（1861），张之洞从济南巡抚文煜幕府回乡，稍作调整后，又马上奔赴任丘，“为献县刘仙石先生教其仲子”[34]。这位刘仙石先生，正是之洞姐夫刘伯洵[35]之父。张之洞到任丘后，除了教授刘家仲子的课业，还“日与伯洵闭户读书，研究古今王伯得失之要”[36]，二人情志相投，都怀揣昂扬的入世之志，相互砥砺，誓做中流之砥柱，国家之栋梁，相信“金玉终当遇薛卞”[37]，满腹学问定能有用武之地。他们除了一起读书、论世，还吟诗唱和，交流情感，互相勉励。刘伯洵著有《樱宁斋诗草》，张之洞的和作《君马黄》收入其诗集中。

另外《张香涛手稿》中还有几首赠刘伯洵之作：

得伯询书前韵却寄[38]

其一

春入青门柳乍丝，心情中酒费禁持。

更吟都尉鸳鸯句，忽梦秋灯动剪时。

其二

高冠櫑具不周身，谁信延津信有神。

三十登坛殊未晚，与君同是少年人。

诗中表达了他与刘伯洵分别后，对其的想念之情，说会合有期，并慨然以功名相勉励。此外，《辛酉感春》与《济南行宫海棠》等也是创作于本期的。

同治元年（1862）正月，张之洞离开献县，入都参加当年三月的会试。在京师期间，张之洞接到姐夫刘伯洵的来信，得知其弟仲高，即他在任丘刘仙石家所教授的学生不幸夭亡。听闻噩耗的之洞又惊又悲，作《哭弟子仲高因寄伯洵》一诗悼之。同年九月，张之洞的族兄文达公按事河南，后署理巡抚。张之洞入其巡抚署，为文达草疏言事。“疏入，两宫皇太后动容嘉叹。”[39] 由此可见，张之洞也很擅长公文写作。在巡抚署时，张之洞得知“武进刘申孙、申受先生，逢禄之孙也，侨居豫省外县，因往访之，两日乃达，叩家学渊源甚悉”[40]。可见其好学之心也甚。

时人都说张之洞在科举路上蹭蹬直上，是科场宠儿，士林翘楚，但是他其实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若说他有个如意的开始和结尾，过程却有些辗转。张之洞中解元在咸丰二年壬子（1852,16岁），中进士却在同治癸亥（1863,27岁），历时十一年，中间历经了五科，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咸丰六年丙辰科（1856）、咸丰九年己未科（1859）、咸丰十年庚申恩科（1860）、同治元年壬戌科（1862）。癸丑科（1853）之洞不知何故未赴试，丙辰科（1856）只考中了觉罗官教习，己未（1859）、庚申（1860）两科皆因族兄张之万任同考官而依例回避未入试。

同治二年（1863），张之洞入都参加会试，据年谱载，“中式第一百四十一名贡生，仍出同考官范鹤生先生门下，公以诗和范鹤生之诗，以示谢意。十四日，正大光明殿复试，列一等第一名。二十一日，廷试对策，指陈时政不袭故常行墨程式，阅卷大臣皆不悦，议置二甲末。文靖公宝鋆时以大学士为阅卷大臣，独激赏之，以为奇才，拔置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皇太后拔置一甲第三。二十四日，胪唱，赐进士及第。二十五日，谢恩。二十八日，朝考列一等第二名。”[41] 时年二十七岁的张之洞，从十四岁开始应试起，参加了数次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了层层筛选，终于登至科举的峰顶，敲开了仕宦的大门。

张之洞考取进士，其间还有个小插曲。赴壬戌试时，张之洞的答卷为房师范鸣龢所赏识，虽极力推荐，但终因额溢被落，只得了个誊录第三名，范颇为叹惋，竟至泣下。无巧不成书的是，张之洞次年（1863）中进士，竟然仍出范鸣龢门下，范欣喜不已，为之赋诗四首。张之洞有和作三首，名为《奉和房师舍人范鹤生先生鸣龢榜后见示之作》，俱载其诗集中。此事一时被传为科场佳话，时人多有将此事载入笔记者，如杨钟羲记曰：

武昌范鹤生舍人同治壬戌分校会试，得张文襄卷，亟荐上，以溢额被落，力争不得，深用愤悒。癸亥复与校事，填榜得文襄名，仍出舍人门下。出闱，王少鹤奉常贻书，有“此乐何止得仙”之语。舍人喜极，赋诗四首……[42]

又徐一士记曰：

同治元年壬戌会试，张之洞卷在范鸣龢房，鸣龢奇赏之，荐诸副总裁郑敦谨，未中，挑誊录。翌年癸亥，鸣龢仍分校春闱，又得之洞卷，乃获隽，时称佳话。前曾述其事。兹承张二陵君寄稿云：“科举时代，乡会试获隽者刊刻闱艺，分送亲友，名曰‘朱卷’，相沿成风。其会试与顺天乡试出房未中者，尚有挑誊录一层，分送各馆。此项人员，书成时议叙外用。如成进士，翰林即可用作本馆协修，部曹则作为校对收掌。张之洞同治壬戌会试，出武昌范鹤生先生鸣龢房，荐至副总裁郑敦谨处，原荐批头场云：‘笔力警拔，议论崇宏。次畅满中兼饶俊逸之致。三兴高采烈，有笔有书，诗雅饬。’二场云：‘于群经注疏训诂及《说文》古韵诸子书，无一不烂熟于胸中，借题抒写，沉博绝丽，动魄惊心，场中当无与抗手。’三场云：‘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尤妙在条对中曲证旁通，皆能自抒己见，不同钞胥伎俩。合观二三场十艺，淹博渊雅，推倒一切。风檐中具此手笔，洵属异才。’堂批云：‘首艺气象发皇，风神朗畅；次三条达，诗稳秀，经策宏通淹贯，元元本本，不仅以摭拾见长，益征绩学。”终以额满见遗，挑取方略馆誊录，隺生先生请而无效，至为叹惋。次年癸亥恩科，之洞入彀，仍出先生门下。先生喜出望外，赋诗征和。……一时名流和者甚伙。……当时之洞并刻壬戌之落卷，同获隽之朱卷送人，亦罕有之举也。其和诗如“天怜真宰诉，更遣作门生”“沧海横流世，何人惜散材”等联，知遇之感，溢于言表。盖之洞自咸丰壬子领乡解，至癸戌始登第，蹭蹬公车十年有余矣。至“心知甄拔意，不唱感恩多”，则针对原诗之“清时济治正需贤”“不独文章艳少年”，作自负语也。岁甲戌，予在鸣龢先生之孙心禅君处，见其装璜成帙，想见当年学士文人之聚会及师生遇合之盛事耳。[43]

二 初入仕途时期的诗文活动（1863—1870）

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八日，引见，授职翰林院编修”[44]。二十七岁的张之洞得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官职，从此正式踏入仕途，与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结伴，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

同治三年（1864），张之洞所作的《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一诗之背景乃是翁同书（药房）因案[45]获遣，于同治元年被逮入诏狱。同治二年十二月被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次年起行，同书之子翁曾源随侍出塞，张之洞赋此诗为之送行。张氏晚年在诗后加注曰：“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张之洞的幕僚曾多次劝其删去这段话，但他执意不肯，胡钧对此解释说：“自注不满于文恭，乃有感而发，读者勿以词害意。”（《年谱》）不论张之洞是有感而发也好，是心怀怨恨也罢，总之张、翁二人的关系，从互相友好往来，终成了心生芥蒂。这其中的恩怨纠葛还要从同治二年（1863）说起，张之洞与翁同龢（叔平）的侄子翁曾源同科聚首，分摘探花和状元。当时因父亲翁同书吃了官司而被褫职逮问，翁曾源便住在叔叔翁同龢家。张之洞与翁同龢的交集始于科考，据胡钧《年谱》载：“癸亥榜首、壬戌会试翁文恭同龢为同考官，见公试卷被摈，为之扼腕。及癸亥登第，引为快事。公抚晋时，疏陈口外七厅改制无碍游牧，文恭见之，称为典则博辩，欲低头而拜。入京相见，又称为‘磊落君子’”，可见当初二人关系甚睦。“其后文恭获咎，宣统纪元开复原官，实公在枢府斡旋之力”[46]。翁同龢日记中所记与张之洞相关的记载有如：“源侄于寅正入内”,“新进士行三跪九叩礼”,“龚淑浦、张香涛偕至。”（四月廿五日）“午后访张香涛，孙心田，均晤。” （廿七日） “源侄与张香涛之洞订兄弟之约。”（八月初一日）[47] 等诸条。

张之洞初到京城时住在名士云集的宣南南横街，与翁同龢的好友，大名士李若农比邻而居。翁、张在共同的社交圈中，关系日渐紧密。同治四年之后，此二人或是一起出现在友朋的饮宴中，或是一起参与名士雅集，往来频繁。

而张之洞与翁氏有隙，或始于光绪初年，帝后两党交哄，帝党的领导人物翁同龢与后党之砥柱李鸿藻交恶。鉴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在清流中的张之洞，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李鸿藻一边。此后，在两党交锋中，翁同龢常扼制张之洞，据黄濬所闻，张之洞在光绪中叶就有入军机的机会，但终因遭翁氏强烈反对而作罢。后来张之洞的广东报销一案，也是翁同龢从中作梗。另据陈衍《张相国传》中相关记载，言张之洞“生平独立无奥援，惟高阳相国李鸿藻稍左右之。李卒，政府皆不以所为为然，刚毅、翁同龢尤恶之。戊戌，景帝招将内用，翁以留办教案阻之，中途折回。之洞天资稍迟钝，而精力过人，文章、经济之学，弗得弗措，思深忧长，眼光因之及远，长虑却顾，亦间坐此。宏奖知名士无不罗致，然不与谋政事，所用多杂流，奔走承意旨之人，亦无荐剡为公卿大臣者”。[48]

咸丰四年（1854），十八岁的张之洞迎娶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滦州石氏。少年夫妻，感情甚笃。他们在是年贵州的围城之难中结发，随后相携还里，自贵州兴义至河北南皮，战乱频仍，一路艰险，患难与共。此后之洞为了功名而四处奔波，二人更是聚少离多。彼时的张之洞尚未中进士，家境不裕，石氏来归后，屡岁食贫，持家甚俭，让张之洞在奋斗的路上无后顾之忧。终于待到张之洞金殿传胪，甫点探花，夫妻二人眼看就要守得云开见月明，不料石氏竟不寿，于同治四年（1865）故去。石氏陪伴张之洞走过的这十个寒暑中，抚慰了张之洞的丧父之痛，支撑着张之洞的科举拼搏，既是能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又是能忠言劝诫的良朋益友。石氏之逝，让张之洞痛彻心扉，作《悲怀》五首悼之，其深情和哀伤溢于言表。

同治六年（1867），张之洞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多取朴学之士，一时传为佳话。之后，又简放湖北学政。胡钧《年谱》对张之洞本期的生活、创作有较详细的记载：“公性好登临，在杭久病不愈，舆疾遍游湖上诸山，冒雨秉烛，了无倦意。又搜求书籍若干种。自言此行有三愿，差为不负，谓‘佳士、奇书、好山水’也。十月，离杭，舟中赋诗二十首。（按，此诗本集未载。）过苏州，游虎丘、沧浪诸胜。”可见这段时间张之洞的生活也是颇为惬意的，其收获除了他自己所说的佳士、奇书、好山水外，还创作了不少好诗。

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按试德安，发现他所知的一个颇有才学的士子没有来应试，打听后才知其已英年早逝。惋惜之下，张之洞作《哭陈生作辅》以悼念之。诗有自注云：“安陆县学生‘经义治事’学舍高材生二十人之一也。文章最醇雅。今秋行部德安，作辅未赴试，问之校官，则曰：‘作辅于九月间死矣。’惊懊累日，作诗哀之，以示其弟作宾、作彦。”[49]

张之洞一生倾力于教育事业，同治九年（1870），在湖北学政任上时，强调教育应重在固本培根，“疏云：‘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抵，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常以砥砺名节为先。’又撰试院楹帖云：‘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50]

对于学生中“有讲求经学，博闻强识者”，张之洞都“特加甄拔，悬牌奖励，并捐廉优奖……日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51] 张之洞还积极发展教育，创建经心书院，让品学兼优者入院读书。他非常珍爱学生，“经心书院高才生有物故者，曰贺人驹、陈作辅、傅廷浩、范昌埭，以诗哭之，曰《四生哀》。”[52] 其《四生哀》下有题注：

按部所至，拔其尤异者，得高才生数十人，召来省会，为构精舍，俾读书其中。未及再期，物故者四人，皆上选也。方干赐第，无望于幽冥；敬礼遗文，罕传于生后。今肄业诸生得第若干人，而四生己矣。感念怆怀，不能己己。乃合光禄《五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53]

由是，胡钧《年谱》谓“公之爱才礼士，于此可见一斑”。张之洞又择本岁两试诸生中诗文雅驯者，裒为一卷，名《江汉炳灵集》，“四书艺为第一集，试律为第二集，府试古学之文为第三集，书院课士通经学古者为第四集，观风之作为第五集。”[54] 并亲自撰古文为其作序，是为《江汉炳灵集序》。

是年，张之洞在武昌时，还作有《送妹亚芬入黔》，诗云：“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55] 短短二十字，道出为官之艰辛。同期所创诗歌还有《湖北提学官署草木诗十二首》，堪称佳构。

三 同治年间张之洞在京师的诗文生活（1870—1873）

同治九年（1870）十月，34岁的湖北学政张之洞任满交卸，入京复命。此次在任上的出色表现，让载誉而归的张之洞吸引了不少京师名士前来订交，其中更有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这些才学名家。

此次张之洞在京师过了三年[56]人生中少有的悠闲生活，但他并未沉溺于一片繁华，安于这眼前享乐而停下在仕途上奔跑的脚步，而是以文化学术为桥梁，借诗文酬唱为门径，积极地与京中前辈翰林和名士交结，一面切磋诗艺，一面为日后的发展搭桥铺路。当时张之洞所居之宣南南横街，恰是名士云集之所[57]，这对正在广结人脉的张之洞来说，实在是得了地利之便。

张之洞在京安顿妥当后，便开始投身于名士的游宴中了。仅从李慈铭和王闿运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张之洞参与的游宴集会就至少有五十余次，其中由张之洞发起的就有二十多次。相互的登门造访、书片往来就更是频繁。而在这些张之洞与京师名士游宴的集会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同治十年（1871）的龙树寺名士雅集，人称“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58]。其影响，历同光两朝至于民国而余音不绝，以至于与会的人数，被笔记作家们从实际的十余人，一路演义夸大到了一百多人。[59] 此次雅集，虽为潘、张二人共同举办，但潘祖荫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盟主，实际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正是张之洞。从张之洞写给潘伯寅的信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事之始末：

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执事人伦东国，众流宗仰。晚拟邀集诸君，款洽一日，如以为善，便请示之。其谭谐辩论，必有可观。请大君子主持其间，题目而等差之，岂非快举?如有清兴，晚当往约诸君也。[60]

张之洞先致信潘伯寅（祖荫），提出了想举办一次雅集的想法。潘祖荫赞同了张之洞的提议，并将集会地点选在龙树寺。得到支持的张之洞喜不自禁，故进而又小心试探潘祖荫，看是否可以将雅集之地由龙树寺改为他最为向往的万柳堂：

何不曰续万柳堂雅集乃云云耶?有大雅在，断不至此。若独晚等人为之，正恐不免耳。方今人少见多怪，使出自晚一人，则必姗笑随之矣。若翁丈到，更无讥矣。[61]

所谓续万柳堂者，乃是拟此局命意，非柬上如此书写也。执事为方今广大教主，即以拟之，亦不得为僭，岂必枚卜后方可耶。[62]

需知，万柳堂乃同光时期京城士大夫们眼中的“风雅胜地”，极负盛誉。清初皇帝于此“宴鸿博”，名臣阮元也曾在此种柳[63]，张之洞这是把潘祖荫抬高到了与乾嘉大名士兼大名臣阮元同等的地位。潘祖荫虽自视甚高，但也不肯轻易涉险惹来闲话和指摘，所以，雅集之地还是在龙树寺。最终，张之洞于“五月初一日，与潘文勤觞客于龙树寺，到者十六人。无锡秦谊亭作《雅图集》。”[64] 与会者有：无锡秦谊亭，南海桂皓庭，元和陈培之，绩溪胡荄甫，会稽赵之谦，会稽李慈铭，吴许赓飏，湘潭王闿运，遂溪陈乔森，长山袁启豸，黄岩王咏霓，朝邑阎乃兟，南海谭宗浚，福山王懿荣，瑞安孙诒让，洪洞董文焕。[65] 此外加上特邀嘉宾翁同龢以及潘、张两个主人，那么这次集会共计有19人出席，可说是四方名士雅聚一堂。张之洞在此次集会上大出风头，竟以一从五品的编修身份，邀遍了京师名流和各省公车名士到场，不仅翁同龢出席，就连冰炭不同炉的李慈铭和赵之谦这二人也一同莅临。颇有诗名的王闿运就有“室中少年最风雅”“就中潘、张各相知”[66] 的酬和诗句对此称赞。

自此，张之洞以编修的身份，跻身于名士的行列，参加的饮宴就更多了，其身影也频频出现在京师名士的交游聚会中，花之寺赏海棠、天宁寺观芍药、什刹海看荷花、慈仁寺登高、福兴居共饮、暑有消夏吟咏、冬有消寒小聚……甚至有时是朝朝宴饮，日日有约，忙得不亦乐乎。据李慈铭等人的相关日记材料统计，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到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这三个月，消寒集会就有八次之多，其中张之洞承办了一次，李慈铭在日记中有记：“诣香涛消寒第三集谈宴，甚畅。”（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消寒第四集虽为谢麐伯主办，但“仍设饮香涛宅中”（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消寒第八集时，张之洞借之以饯别朝鲜使者。张之洞还多次招饮，如李慈铭在日记中就记有“孝达柬订二十八日饮天宁寺”（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同坐为湖南王孝廉闿运、黄孝廉锡焘、福建杨中书浚、江西许编修振祎及黄岩王子庄、归安钱振常”（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孝达约仲彝、云门聚饮，至夜二更后始散”（同治十年四月四日）,“孝达偕贵州李编修端棻，约直隶、楚、蜀、粤、黔等省公车三十人会饮福兴居”（同治十年四月四日）,“得孝达片招夜饮福兴居”（同治十年四月十一日）,“得香涛片，邀饮广和居。……夜剧即赴广和居，酒已毕矣。香涛邀同潘绂丈至其寓畅谈。夜饮香涛宅中。麐伯、木夫、廉生继至”（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等等，除了时常的招饮，张之洞还好招人出游，或春来赏花，“伯寅、香涛柬订十四日极乐寺赏海棠”（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或秋来登高，“得香涛书，约明日登高慈恩寺毘庐阁”（同治十一年九月八日）。

这些游宴活动中，列席者不仅有中土名士，还有海外来华使臣。单从李慈铭本期日记中便可检出张之洞参与的这种涉外集会至少有四次，分别为：同治十一年的消寒第八集，朝鲜使臣闵致庠、朴凤彬出席（同治十一年二月三日）。“午诣松筠庵饯朝鲜使”（同治十一年二月五日）。“晡后诣之朝鲜使臣朴珪寿”（同治十一年十月二日）。“公宴朝鲜使臣朴瓛卿”（同治十一年十月九日）。而这年夏天，潘祖荫与京城诸名士吟诗消夏，张之洞已经稳跃李慈铭、胡澍（荄甫）、陈乔森（逸山）等老辈之前了。[67]

当时的张之洞正值壮年，精力旺盛，加之他性格外向，所以对于这些宴饮雅集准备时积极，参与时活跃，几乎是有约必到。《新世说》中这样描述张之洞：“张香涛身材短小，面瘦如猿。其起居大异于人，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而无倦容。无论寒暑，卧不解衣带；每观书，则睡眼朦胧。或两三时，或一昼夜，左右屏息环立，不敢须臾离，侍姬辈亦于此时进御。从者反扃其扉，遥立而已。”[68] 此论或有夸大，不过也可窥见张之洞确乎是有充沛的精力去接连参加频繁的集会。

集会既多，自然不乏诗作。如《年谱》同治十一年（1872）就记曰：“正月初二日，独游慈仁寺，谒顾亭林先生祠，有诗。三月三日，修禊南洼。五月，和潘伯寅文勤《消夏六咏》。六月，游什刹海观荷花，又至上游泛舟坐渔家秦氏园，各纪以诗。七月五日，潘文勤为康成生日会，据汉人石刻画像摹写为图。公既与会，题诗其上。九月，恭逢穆宗大婚典礼，撰乐章四章。礼成，赏加侍读衔。”十月，“方略馆编纂《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告成”，张之洞代撰恭进表各一，慈禧“览之，称为奇才”,“是岁清秘无事，作诗文甚多”。[69] 在这一时期的张之洞，清闲无公事，交游谈宴，生活安逸，故而诗作内容也多涉风雅，以文人唱和赠答，交流情感为主。所作赠答诗有《和王壬秋五月一日龙树寺集诗一首》《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和王壬秋孝廉食瓜诗三首》等；游宴诗如《新春二日独游慈仁寺谒顾祠》《极乐寺海棠初开置酒会客》《晓起至石闸海看荷花奇克坦泰观察邀入水轩置酒素不识主人赋诗谢之》《九日慈仁寺毘庐阁登高谢麐伯何铁生陈六舟朱肯甫董砚樵陈逸山王廉生同游》《花之寺看海棠座中同年董兵备将有秦州之行》《重九日作》等；送别诗如《送王壬秋归湘潭》《南洼修禊送客》《送研樵前辈之官巩秦阶道》等，题画诗如《题彭侍郎画梅》《题李莼客慈铭湖山高卧图》《题董研樵太华冲雪图》《题潘伯寅侍郎极乐寺看花图卷》《同治十年仲冬消寒第三集岘樵前辈扮东老屋时前辈方钩校韵学因属木夫作此图居无何遂闻备兵秦阶道之命明年仲春图乃成使南皮张之洞题诗上方为作长歌纪之》《潘少司农嗜郑学名其读书之室曰郑庵属张掖张君据高密汉人石刻画像摸写为图以同治十一年七月五日康成生日置酒展拜会者十一人因题小诗二首》等。此外因逢同治帝大婚，撰《恭拟大婚乐章四章》，礼成得赏，加侍读衔。

张之洞这个时期创作的诗歌已经开始得到一些诗坛前辈名家的称赞，从李慈铭日记中我们便可窥得一二：“得麐伯书，属题彭侍郎玉麐所赠墨梅。画幅中有香涛七古一首，极警峭深婉之致。”（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说的正是张之洞的《题彭侍郎画梅》;“得香涛书，为予题湖塘邨居图长歌一首。……其情文婉转，音节啴舒，上可追香山，下不失梅村、初白。一时之秀出也。”（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此即评张之洞的《题李莼客慈铭湖山高卧图》，李慈铭还专门把全诗抄录在日记中，可见李氏对此还是甚为喜爱的。“香涛送阅重九日所作七古，其诗甚佳。录之于此……”（同治十年九月十二日）李慈铭还几次请张之洞为其题诗：“作书至孝达乞题萝庵黄叶团扇。……得香涛书，并题萝庵黄叶图五古一首，甚清新可喜。”（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作书致孝达，乞题沅江秋思图便面。……吴编修大澄所画有香涛七古一章，研樵、逸山五古各一章，皆佳。”（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可惜这几首诗并未收入张之洞诗文集中。在与朝鲜使臣的宴饮中，李氏还有“观诸君赠答诗，香涛为最”（同治十一年二月三日）的评语。李慈铭在《致孙子九汀州书》中就对张之洞的诗歌有个总体评价：“辇下称诗，香涛最胜，由其学有经法，志怀忼慨，本末洞达，真未曷才。”（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二）张之洞的诗也得到了在诗坛享有盛誉的王闿运的赞赏，如其《和王壬秋孝廉食瓜诗三首》，王闿运便赞曰“甚佳”[70]。

至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偕正考官钟侍讲宝华出都后，这种清闲雅望的生活就结束了。后面的三十余年，张之洞都在风险宦海中激荡，在艰难时事中勉强而行，耗尽心力。所以，他一生中再也没有哪个阶段过得这样悠闲自得，参与这么多的名士觞咏、游宴活动，写出这么多满是闲情雅致的唱酬诗歌了。

四 任四川学政时期（1873—1877）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后，“偕正考官钟侍讲宝华出都，道豫、陕入蜀，过华山、骊山、灞桥、马嵬、剑阁”[71]，途中作《过华山》《骊山》《灞桥二首》《马嵬驿读壁上石刻诗》《剑阁》等诗分别记之。之后，又奉旨简放四川学政，是年十月上任。赴任翌年，张之洞便全面整顿当地考试纪律，褫革陋习，裁革违规费用，筹建尊经书院。张之洞从上任后的同治十三年（1874）到离任时的光绪二年（1876），出省按试共到过十八个地方，其中眉州、嘉定、叙州、泸州、叙永、重庆、顺庆、保宁、潼川九地去过两次。公务繁忙，凡事又喜亲历亲为的张之洞在这一时期中罕有诗作。

光绪元年（1875），除了继续出省赴各地按试外，张之洞还建成了尊经书院，“选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手订条教，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例。院中为饗堂，祀蜀中先贤、经师，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之，时以暇日莅院为诸生解说。又撰《猷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以教士。总督吴勤惠公棠雅尚经术，开书局刊行经、史、小学诸书，公扩而大之，流布坊间，资士人讲习。又为文劝绅富捐舍学田，优免新生卷费。其后改设学堂，多取资焉。轺车所至，搜采穷岩，于是壇厂汉隶石刻及《上庸长严季男》诸碑始登金石家著录”[72]。可以说张之洞竭心尽力地推进当地的教育、文化事业，无日不在公务中。而这也刚好可以作为张之洞为讨好翰林前辈才爱好金石之说的反证，关于这一问题，后面将有所论及，此不赘述。

张之洞于同治十三年（1874）出省按试眉州时，见试院旁有苏祠，“久而不治，临废，斥资属有司修之。”[73] 两年后的光绪二年（1876）三月，再次出省按试至眉州时，苏祠工峻，张之洞“顾而乐之”[74]，诗兴大发，登楼即赋诗一首，即为《登眉州三苏祠云屿楼》。

光绪二年（1876），总督吴公棠卸任东归时，张之洞赋《滁山书堂歌送吴仲宣尚书东归将寓滁州》一诗以送行。郭则澐《十朝诗乘》记之：

李云生《谒骆文忠祠》诗云：“百二危城半劫灰，公从湘水振师来。雄风一战声先夺，零雨三年志不回。”谓文忠自湘抚督师援蜀也。时蜀中乱，公至，督所部剿平之，事必躬亲，与抚湘迥异。凡所规画，必集司道议，使反复驳之，迨无可驳，而后定策，故能推行尽利。及殁，蜀人为服丧如诸葛武侯故事。将军某摄督，心忌之，令有司谕禁，蜀人不从，曰：“异日将军去时，恐求此不可得也。”将军闻之，怃然若失。继为蜀督者，惟吴仲宣（棠）有惠政，其去官也，部民追慕弗衰。张文襄时督川学，赠别诗云：“春水方生公去时，万民恋母士恋师。”可见其概。诗中又云：“西蜀安危仗才杰，花县相公曾持节。武功才竟未修文，前哲遗憾待来哲。譬如病后须淖糜，公以宽大苏疮痍。”盖文忠治蜀未竟之绪，仲宣为能继之。相传孝钦后未入宫时，奉父丧北归，仲宣初无素，于其过境厚赙之，后心识其人。适有举其治迹者，不数年，遂跻开府。后虽被劾，犹曲全之。然观其治蜀得民，固非幸致。[75]

十一月，张之洞“任满将受代，为《尊经书院记》，语诸生以学术条教诸大端，凡四千余言”[76]。去任途中，“至汉中游紫柏山留侯祠。至凤翔宿喜雨亭。游东湖。岁暮抵西安”[77]，每至一处，便作诗记之，沿途写下了《游紫柏山留侯祠》《住喜雨亭》《游东湖》诸诗，以记其所行所游。《嘉州酒歌》《携家住桂湖》（自注：时余由四川提学报满还京，住此两夕）二诗亦是本期之作。

光绪三年（1877）,“正月初六日，发西安，……途中登牛首山，望终南、曲江、樊川、辋川诸胜作歌。经华山下，思挈眷登山，以往返需三日资，乃止”。[78]年谱中所说诗歌，即诗集中之《住华山下玉泉院》《褒城》（清代褒城属陕西省汉中府）、《登牛首山望终南曲江樊川辋川作歌》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