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张之洞诗歌创作分期及概况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晚自号抱冰，中年后号壶公、香岩（崖）、香严。督两广时号“无竞居士”[1]，在粤创广雅书院、广雅书局，故又称广雅。任湖广总督时又号“抱冰老人”，名其室为“抱冰堂”[2]。直隶南皮人（今河北省南皮县），故世又称“张南皮”“南皮香帅”“南皮制军”，殒后谥“文襄”。同治二年一甲三名进士。其人“治闻强记，淹贯群书，尤究心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以文章道德主盟坛坫者数十年”[3],“起自儒臣，扬历中外几三十余年”[4],“历官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侍读，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出为山西巡抚。擢两广总督，移湖广，再权两江”[5]，最后入阁拜相，凭借其卓越的学识、政术，“忠能结主，信能示人，廉能洁己，勤能率属”[6]，一路披荆斩棘，攀上仕途的高峰，最终成为中国晚清史上“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序》）的名臣。

张之洞一生扮演了封建官僚、洋务领袖、教育家、学者、诗人等多重角色，为官期间，其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思想文化以及学术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但张之洞作为儒臣，以“有学”自负，尝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7]所以立言也是张之洞的一大人生追求，他刊行于世的作品有：《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广雅碎金》《张文襄公诗集》《广雅堂四种》[8] 等，以及为数众多的奏议、电稿、公牍等公文。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以及诗不苟作的创作态度，使得张之洞的诗作在其遗墨中不能算多，但是在其弟子樊增祥问起他平生最得意事为何时，张之洞沉吟良久，回答道：“是诗耳。”[9] 张之洞之诗作为当时诗坛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亦为时人所传诵称道，所谓“官愈大，诗愈好”[10]。其诗歌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展示了张之洞一生的学识、政见、精神、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生动、立体的达官名士。所以，张之洞不仅是在中国历史上留名的晚清名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诗人。

张之洞弟子樊增祥在《张文襄公全集诗跋》中对张之洞的诗歌创作活动作了一分期，并有所评价，其文云：

公自光绪丙子冬由蜀还京，作诗甚少，自己卯至壬午，殚心国事，有封奏四十余件，更无余力为诗。壬午秋出抚晋疆，明年夏移督两广，荏苒八年，吟事都废。在粤时仅有《贺子青宫相子入学》诗二首。督鄂十八年，自庚寅至癸巳，中间惟赠俄太子及希腊世子二律，然系幕僚拟作，公稍润饰之。直至乙未自两江还鄂，始一意为诗，如《忆蜀游》十首、《忆岭南草木诗》十四首，皆督楚时作，即《挽彭刚直》诗亦在鄂补作也。盖公于词章之学最深，四十以后，内赞吁谟，外修新政，公忠体国，不遑暇食，诗学捐弃几二十年。六十以后，吏民相安，新政毕举，乃复以理咏自娱，而识益练，气益苍，力益厚，境地亦愈高愈深，以《五北将》诗与《四生哀》较，以《连珠》诗与《学署草木》诗较，划然如出两手。至光绪癸卯《朝天》以后诸作，则杜陵徙夔、坡仙渡海，有神无迹，纯任自然，技也神乎，叹观止矣。[11]

据樊氏之说，再结合张之洞的仕宦生涯，本书把张之洞的诗歌创作分为三大时期，即：四十岁之前的诗文创作时期、四十岁至七十一岁的诗文创作时期、七十一岁之后的诗文创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