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文学的精神坐标与时代亮度

阎真

一

时间过得真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晃竟过了40来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历史形态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但如何发现新的角度，得出新的结论，是研究者值得注意的话题。

我想，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它也是一个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市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似乎具有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资本逻辑——功利主义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文化的逻辑，变成了我们的价值逻辑。市场以它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作家、知识分子提出挑战。当市场以它无孔不入的力量规定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人文精神到底还有多大的书写空间？

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是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解放人们的思想，但也取消了崇高。相对主义常常与理性、功利和欲望搅在一起。功利主义有它的合理性，欲望也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不是无边无际的，更不能任性和野蛮生长，我们总需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作家、知识分子有责任为社会的信念建设做出自己的努力，因为他们是价值的制定者和传播者，他们不进行这种努力，就更不能指望别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本书是聂茂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题成果。作为同事和朋友，当他把书稿发给我希望我写一点什么的时候，我马上想到“这个责任”问题。聂茂的研究站在全球化语境的学术前沿，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总结、分析和深入思考，提出“文学自信力”这个契合国家战略和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就是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具体体现。

中国新时期文学实践既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话语压抑，又反过来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形成冲击。这种辩证性的认识，是聂茂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研究的重心所在。全书由一经一纬一主线贯穿始终。经线是各个文学主潮的时代背景、思想基础、理论支撑等精神脉络，纬线是各个文学主潮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而主线就是在追赶发达国家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中创作主体的心灵诉求，即把个人“小我”与“国家”大我融为一体，把“为民代言”与“文以载道”等传统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和情感冲动投射到文本中，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民族特点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对新时期文学主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用文学实力、文学引力、文学张力、文学推力、文学锐力、文学韧力和文学活力共“七种力”组成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文学自信力，通过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阐释”，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对全球化语境下新时期作家的精神资源、创作风格、文本特征、叙事模式、审美态势及其总体成就、困境与突围等，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细致的总结、评论和分析，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学理想，体现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融思想性、艺术性、批评性于一体，为世界文学视野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二

无论是写作还是文学研究，我更看重的，是讲什么样的故事，用怎样的方式讲故事，以什么样的标准讲故事。不会讲故事，讲出来的故事不让人回味，所谓的自信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文学经典的源头是创作和阅读，当作品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传播上超出了作家的意义设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背景和不同生活经验的读者都会结合自己的经历、喜好和审美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意义阐释，作品的溢价作用和传播效益就慢慢沉淀下来，进而转化为新的理性资源、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与作家设定的原初意义形成叠加效应，这种过程就是文学创作的生产机理，也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当前，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根本任务是自主性重建，它是全面恢复文学自信力，使之能够为重塑国家形象、提高全民族素质发挥积极作用，这在世界文学视野下我国推行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语境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我觉得聂茂的这部著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提出“自信力”这个关键词，并以此切入，充分挖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达国家文化压抑中获取自己的民族独立性与文化独创性，努力凸显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对于世界的重要性，“自信力”的提炼恰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联系起来，使本书既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又有敏锐的思想觉悟和现实针对性。

第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扩展了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特别是“民族寓言”说，充实、丰富和提升了整个西方话语体系，使长期处于“被审视”和“弱者”地位的中国作家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彰显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应有的气度、魅力、价值和意义。

第三，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伴随着中国作家为追求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同步进行，但作家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不是盲从，而是批判地借鉴、吸收和发展，自我“主体性”越来越高，反省、审视、怀疑和批判也越来越多，既能看到其中的“弊病”和“割裂”，又能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自觉地进行诊治、修复和整合，这样的阐释，别出心裁，令人鼓舞。

第四，本书力图全面阐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从“文化角度”“认知角度”“思想角度”“大众生活”“经济视角”“道德伦理”“法制建设”等诸多维度，去探索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与形象，体现了和平崛起后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力量。

当然，这本书最大的，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借用西方理论成果论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这些西方理论成果涉及的人不少，涉及的种类较多，理论旨趣并不单纯同一。聂茂很好地作了爬梳，找到了各个理论之间的深刻渊源和内在联系，并依次分析了新时期文学出现的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生代文学、颓废文学、新生代作家、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女性主义文学和21世纪以来的以“非虚构和底层叙事”为特征的人民文学和生机勃勃的网络文学等。聂茂的研究客观、从容、理性、全面，既有纵向的比较，又有横向的观照，力求通过系统的论证，丰富和完善他提出的“文学自信力”之说，进而肯定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积极作用和鲜明个性，从而使广大读者客观并乐观地认识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可以说，这样的研究，颇具雄心，值得肯定。

三

中国文学的精神坐标是什么，时代亮度在哪里？从聂茂的著作中，我产生了一些思考。例如，市场经济和诸种权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在这两者的挤压之下，人文话语是否还有一定的价值空间，精神的价值是否还有现实的依据？中国文学的精神坐标显然不能唯西方是从，中国文学的时代亮度也不能以获得西方文学大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重要的是民族性和话语权，它是价值观的利剑，拥有了民族性和话语权就可以让自己的价值观冲出母语区的疆界，进而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因此，中国文学的精神坐标和时代亮度应当建立在中国自己的话语权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的独立性、民族性和世界性都会大打折扣。

当然，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实施全球化战略时，不可能一下子站到中心，也不可能不失去一些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但这种失去是为了更多的得到。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从边缘到中心”的无奈选择，更是为了对世界文学中心的消解并重构新的中心及其影响世界文学之策略。

聂茂的这部书让我沉思。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人格分裂，他们不能像商人一样开口就说利润最大化，但是他们所存在的人文话语在经济和权力这种体系中，可操作性又很差。这种人格分裂我自己也有。某种意义上，我写小说主要着眼作品的精神价值，我要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局限在小说中依次打开。

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几乎所有的文化巨人无一例外被厄运牢牢跟定，笼罩于卑微、孤寂、贫穷、排挤、流放、自杀或被杀等境遇，这是他们的宿命。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哪一人对哪一人的伤害，这是文化机制所致，个人行为不可能持续几千年。他们是创造者，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和真诚，以及人格的坚挺。但正是那种真诚和人格的坚挺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凄凉。这些伟大的创造者，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做出那样的选择？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自由，不愿意为了生存的需要放弃自己心灵的高洁。这些纯粹为了心灵的理由而坚守的人，他们在空旷寂寥、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们带着永恒的悲怆与永恒的骄傲成为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

当下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的确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上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动摇了他们的生存根基，这是历史的大变局，而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几年就适应了，退守个人的生存空间，平静得似乎没有什么激烈的斗争。西方有一种说法就是知识分子死了。在市场霸权、技术霸权的压抑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我的身份特征，即责任意识与人格意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在把目光转向了自我的生存，以“能力有限”作为借口，漠视沸腾的生活，疏离外面的世界。

坦率地讲，对于聂茂的这项研究，我还有一点不满足。我认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理论的运用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例如，能否把中国风度、中国气派、中国韵味等中国优秀文化元素更好地融入其中？如此，这项研究自信力的底蕴将会更加丰沛和充实。此外，中国新时期文学对世界文学影响方面的分析尚可加强，如何激发中国作家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平等对话的欲望，是增强文学自信力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文学分析时，如能加强对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国家文学的关注和研究，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诚如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家、《东方主义》一书的作者萨伊德所欣赏的：“在胜利的聚会中/每个种族都有一席之地。”

最后我想说，聂茂也是一名著述颇丰的作家。让我感佩的是，这些年来，他勤奋刻苦，脚踏实地，置身于文学现场，关注、思考、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种种变化，加之他在国外留学多年，视野开阔，这使得他的研究非常厚重、规范、扎实和自信，特别在文本细读上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发现了不少闪光的东西，读来耳目一新。我相信，这样的一部著作不仅成为聂茂学术生涯中颇具代表性的成果，也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