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别文学史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对我国文学史写作影响较大的代表性著作是法国学者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的《英国文学史》（1864）。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学者率先开始了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德国人肖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的《中国文学论纲》（1854）、俄国人王西里（Vasilii Pavlovich Vasilev，1818—1900）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英国人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中国文学史》（1901）、德国人葛禄博（Wilhelm Grube，1855—1908）的《中国文学史》（1902），[1]是最早的一批中国文学史著作。明治时代（1867—1912）的日本，在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一全新的知识体系。19世纪末，日本学者也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如末松谦澄（1855—1920）的《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儿岛献吉郎（1866—1931）的《支那文学史》（第一编“上古史”1891—1892年连载于《支那文学》杂志）、古城贞吉（1866—1949）的《中国文学史》（1897）、笹川种郎（1870—1949）的《中国文学史》（1898）等，也是较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直接启发了我国的文学史编撰，窦士镛的《历朝文学史》（1906）、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10）、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911）等面世较早的文学史，以及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中华书局1941年版；下卷完成于1943年，中华书局1949年版），多受到日本学者文学史著作的影响。[2]
这种舶来的新知识体系，在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吸引众多的学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出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及专题史著作。据统计，1949年之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有300余部，[3]从1880年至1994年，多达1606部。[4]如果再算上1994年至今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这个数字肯定还要大大增加。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文学史著作，固然有大学中文教学需求的推动，但更多的还是与求真的学术追求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学史论著日渐丰富的前提下，文学史观的探讨及文学史写作学术史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已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如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等，均从不同角度对文学史书写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学者们已不满足于文学史的写作，而开始了理论层面的自觉反思和以文学史著述实践为探讨对象的文学史学研究。
在对百年来文学史著述的理论反思中，董乃斌先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拟将这一百年文学史实践从范式演变的角度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姑且将这三个阶段、三种范式命名为泛文学观范式、纯文学观范式和新的大文学观范式。”[5]又说：“我们还想强调范式本身也应该而且可能是多元的。当文学史范式真正多元化起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繁荣、成熟的时候，那时文学史研究将迈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6]董先生对文学史研究范式的概括，大致符合百年来文学史演进的实际。站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立场，来考量中国文学史一百多年的实践、来展望未来。毫无疑问，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还很多，因而不仅需要多元的范式，也需要多元的探索和尝试。
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考，2018年11月，《文学遗产》编辑部与中国海洋大学联合主办了“中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76篇，本书所收录的30篇论文，即是其中的一部分。全书按论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12篇论文，重点讨论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书写的相关问题，并兼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史。其中有4篇论文分别从先秦文学、出土文献文本、历史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入手，阐述了作者的“大文学史观”。可看作是对董乃斌先生所说“新的大文学观范式”的呼应和进一步思考。另有4篇论文，分别以杜甫诗歌、古代西游戏、古代小说及近代文学为中心，虽跨度较大，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均以文学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及文学史书写为讨论的重点。还有的论文则对中外文学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学者做了理论剖析和反思，或就《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史进行系统梳理。
下编18篇论文，主要从诗、赋、文等文体入手，对文学史研究的若干专题进行剖析。从文学史研究的实际来看，具体作品的重新解读、文体起源的探讨，乃至作品作年考证、作品域外研究和接受等，都属于文学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本编的专题研究论文，或以二重证据法重新考定“《商颂》五篇”的创作年代及功用，或对赋的渊源做出重新解说，或就曹植、杜甫、杜牧等大家的诗文作品提出新解。而有关明初僧人愚庵智及的诗偈、日本汉学家入谷仙介的王维研究、苏轼和江西诗派诗风在朝鲜时代的接受等论题的探讨，则对前人重视不够或忽略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做了新的开掘。
上述成果从不同侧面对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考；或通过具体专题的深入考释，对文学史研究有所推进。这些探索和尝试，虽未必都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而言，无疑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傅璇琮先生曾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无不是其社会文学环境中的产物，对文学的研究都应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之下来进行。”[7]本书所收录的成果，不仅有“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之下”展开的研究，也有微观的文献和文本分析。其多元化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也肯定能对文学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需要说明的是，一来因经费所限，二来也尊重学者们的意愿。提交会议的论文，这里只收录了不到一半，故卷末附以未收录的会议论文目录，以志纪念。由于出版周期拖得太长，这些文章其实大多均已正式发表，因此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其实已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本次会议得到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处“世纪先风”学术会议专项资助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大力支持。孙少华先生在会议组织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文学遗产》的同仁与中国海洋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老师和研究生们，承担了琐碎的会务工作。薛海燕教授和刘承智、孙丽、沈伟、路新杰等几位博士生，在本书编辑、校对中做了不少工作。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处的支持。我们在此谨代表与会的各位专家，一并表达真诚的感谢！
刘跃进 刘怀荣
2019年12月16日
在会议召开两年多之后，这个集子依然在等待，感觉非常对不起各位与会的学者。好在今年无论如何也可以印出来了，在此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编者又及
2021年5月11日
[1] 王西里、葛禄博均为作者为自己起的汉名。
[2] 参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简表”（1854—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360页。
[3] 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编写略例》，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页。
[4] 黄文吉编：《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自序》（1949—1994），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页；书中附《中国文学史总书目》，收录1880—1994年（含部分1995年）的中国文学史书目。
[5] 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三卷《结束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9页。
[6] 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三卷《结束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7页。
[7] 傅璇琮：《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