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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智能传播：从“互联网”到“人联网”
陈昌凤 虞鑫
【摘要】本文通过对互联网诞生和发展的“史前史”进行回顾，发现互联网的技术模型与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与其将其看作技术引发的社会革命，不如认为是一种根植于社会环境的历史延续。在重新理解社会语境的重要性后，本文认为未来的传播形态将更加突出“人”的因素，可以称其为“人联网”和智能传播。而后，分别从技术路线、产业发展和政策管理三个层面，讨论了社会文化和用户场景、资本逻辑和产消关系、国家主权和法律框架对信息技术的形塑方向：软件化、中心化、主权化。最后，本文认为在智能传播生态下，也可能会导致信息、社会和“人”等不同方面的价值偏向，这是目前不得不思考的重要伦理问题。
【关键词】人联网；智能传播；媒介价值观；赛博格；未来传播
关于互联网“下半场”的讨论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的热点话题。如果说互联网的“上半场”是“物的逻辑”，创新方向是通过时间空间的连接实现横向规模化发展，那么互联网的“下半场”则是“人的逻辑”，通过个性需求的满足实现纵向垂直化发展。[1]回顾近年来传播形态的发展趋势，也同样印证了类似的判断。技术基础设施方面，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提供了穿梭时间和空间、跨越虚拟和现实的可能；而以算法推荐、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则力求满足个性需求，提供智能化传播的技术平台；产品设计运营方面，以媒介融合、“O2O”为代表的社群媒体打通了多种媒体形态、连接线上线下，创造了粉丝经济；而如视频直播、知识付费等产品模式，则提供了场景化的内容生产和分输到达，满足了分众化的个性需求。
从种种技术和产品实践中，我们已经摸到了互联网“下半场”的门槛和边缘，但是这些趋势是否穷尽了未来传播形态的全部特征，或者说是否到达了未来传播形态的终点，仍旧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如何认识传播形态的发展态势，把握传播形态的发展规律，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回到历史之中，从传播的“史前史”中寻找传播的“未来形态”。毋庸置疑，未来传播形态必然基于信息技术——即使有朝一日发生了技术爆炸，信息技术也仍然是“被超越的基础”。回顾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的简要历史，能够帮助我们确立探索和讨论未来传播形态的基点。
一 互联网简史：技术的革命还是历史的延续？
很多时候，互联网空间也被称作“赛博空间”（cyber space），这一称谓实际上和一项与互联网诞生息息相关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cybernetics”这个英语单词，是维纳专门为控制论而创造的，其词根来源于希腊文，意为“操舵之术”，这也体现了控制论的科学内涵：一门研究动态系统如何在变动环境中保持稳定状态的科学。在控制论的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维纳和阿图罗·罗森布鲁斯（Arturo Rosenblueth）、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在1943年提出的“负反馈理论”。[2]反馈指的是将系统的输出结果返回到输入端并形成新的输出结果。如果输出端和输入端作用相似，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增大，形成正反馈；如果输出端和输入端作用相反，那么系统偏差就会不断减小，形成负反馈，进而使得系统趋于稳定。在建构互联网的信息处理过程中，如果将互联网空间（即赛博空间）看作一个系统，那么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或打破系统的稳定，就需要将负反馈和正反馈理论运用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这是互联网系统建构的理论基础。
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互联网的应用系统得以建构。对互联网发展历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我们当今所采用的互联网应用架构，源自美国军方在1969年发布的“阿帕网”（ARPA Net）。然而，如果脱离当今“互联网”概念的思维局限，我们会发现其实世界上出现过多个版本的“互联网模式”——除了最终发扬光大的“美国模式”，冷战期间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也同样在开发自己的互联网系统，而在这两个世界大国之外，1973年政变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智利也试图建立本国的互联网操作系统。回到这段互联网早期的“三国演义”时代，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互联网的“史前史”。
互联网的“美国模式”。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开发的军用网络系统“阿帕网”投入运行，正如“阿帕网”的开发者和资助方所暗示的，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互联网事实上是冷战的产物。DARPA成立于1958年，当时名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ARPA），虽然名称中不带有“国防”元素，但是这个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并且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对抗苏联在前一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期望通过大量的科技预算和科研投入，阻止苏联在太空打败美国。
在“阿帕网”的孕育过程中，控制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J.C. R.Lickilider）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因其在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两个同样受到美国军方大量资助和影响的科研机构，前者负责解决军事沟通中的噪声问题，后者则直接为空军研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SAGE）——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利克里德在1962年告别大学前往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担任控制研究项目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大约资助了全美70%的计算科学与技术研究，虽然利克里德宣称鼓励科学家“自由”地申报科研项目，但是在同样由他设定的“实用导向”和“可操作性”申报框架下，绝大多数科研项目与军事相关。[3]
而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包括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国家自然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美国军方和政府主导的科研资助，贝尔实验室、梅西基金会（the Josiah Macy Jr.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民间企业和组织也通过举办研讨会（如持续近20年的“梅西会议”）、科研合作等方式资助相关研究，构建了军队政府、工业企业和科学家共同体的“铁三角”，塑造了一个“通力合作”“资源共享”“相互协作”的“创新典范”。[4]
互联网的“苏联模式”。相较于美国国防部在1969年正式组建运行“阿帕网”，苏联在约十年前就初步完成了“综合自动化传播网络”（Integrated Automated Network of Communication，俄语缩写EASS）和“国家计算中心网络”（State Network of Computer Centers，俄语缩写GSVTs）等军事网络系统，[5]并在1962年，苏联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Viktor Glushkov）就提出，为了更加精确而实时地获取全国的经济核算数据，完善计划经济的信息规划和管理体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建设苏联的“全国自动化系统”（All-State Automated System，俄语缩写OGAS）。[6]在这一民用互联网系统的构想中，甚至还明确了网络节点架构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分散的树状结构——这一结构在保障节点之间互相连接的同时，还明确了个别母节点的授权机制。
然而，历史的最终进程很显然昭示了格卢什科夫的伟大构想终究只能成为“构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下，苏联的互联网发展非但没有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反而因为部门之间的扯皮和地方官僚的破坏，最终以格卢什科夫的去世而告终——中央统计局担心OGAS的建成将会导致统计部门逐步式微甚至被裁撤，而地方官员和国有工厂负责人也同样担心OGAS系统的绝对高效和精确，会使得原本可以在经济数据上动手脚的空间消失殆尽。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的美国采用社会主义的合作方式，一手造就了互联网的诞生；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由于资本主义式的功利理性，错失了互联网这场“实验室冷战”。
互联网的“智利模式”。1970年，在美苏争霸之外的第三世界，最狭长的南美洲国家智利，产生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阿连德主张智利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发展出一条“既不像苏联那样将计划产量从中央向下级逐级指派，也不像美国那样依靠自有市场调节”的“智利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相应的，阿连德邀请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Staford Beer）主持开发了一套名为“Cybersyn”的赛博协同项目。比尔设计了一个三级系统：一级系统负责监控二级和三级系统是否按照系统目标在运转，二级系统负责横向协调三级系统之间的关系，使得三级系统的各部分知晓彼此之间在做什么，三级系统则需要知道系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只需要执行有益于该目标的行动即可。[8]
智利的互联网探索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但也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必然性。美国的贸易禁运，使智利脱离了全球市场，从而“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基于“落后技术”，依靠车间工人能动参与的“先进设计”；而在社会主义阵营，智利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苏联，使得利用互联网系统灵活调控经济成为可能，而凝聚全国共识的阿连德政府也可以有效避免官僚体系的内耗。[9]然而，随着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饮弹自尽，“Cybersyn”项目的工程师开始焚毁项目数据和资料——新技术的诞生、发展、爆发、消亡，最终还是离不开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比较美国和苏联的互联网发展史，技术实力的高低在其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苏联自上而下的建网计划，却遭到了部门之间和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抵抗；美国政府通过吸纳科学家、工业界和基金会的参与，看似形成了全社会自下而上的自发协作，但实质上仍然是政府和军方自上而下的引导动员。而智利的例子也可说明，即使技术基础薄弱，仍能发展出独特的技术路线，而这种技术路线根植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和国内需求，也同样受到国内政治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技术路线最终能否实现，或以何种方式呈现，和所处的政经体制和社会文化动因息息相关。与其说互联网是技术驱动的革命性突破，倒不如说互联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互联网，是一种根植于社会环境的历史延续。现在全世界通行的互联网“美国模式”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历史的偶然——同等规模竞争者的竞赛失败（苏联）和替代模式的规模限制（智利）。也就是说，当世界出现另一同等规模的竞争者，且该竞争者同样具备适合技术创新和发展的社会环境，那么互联网的形态或许就会发展出另一套替代模式。这构成了本文推测讨论未来传播形态的理论基础。
二 未来传播趋势：从“互联网”到“人联网”
基于以上的理论认知，本文认为未来传播趋势将会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因素，社会建构对于互联网和传播形态的发展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一代互联网应用实现了信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连接，准确地说是“信联网”；第二代互联网应用将虚拟空间和物质空间进行连接，所以称之为“物联网”；第三代互联网应用的可能方向极有可能是实现生物信息和计算信息的连接，将“人脑/人的智能”和“电脑/人工智能”进行连接，机器学习、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都在朝这个方向进行，因此可以称之为“人联网”。同时，由于“人联网”时代的机器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所以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智能传播的生态。
进一步说，伴随传播形态向“人联网”方向发展的同时，若干关于这一趋势的技术路线、产业发展和政策管理等“社会配套设施”也呈现了相应的特征，具体来说则是软件化、中心化、主权化。从技术路线的方向来看，未来传播的趋势会越发匹配用户的兴趣爱好和个性需求，硬件层面的换代升级创新将会被软件层面的产品设计创新替代；从产业发展的方向来看，未来传播的趋势将会呈现进一步中心化的特征，虽然用户需求被个性化、分众化满足，但是却无法脱离资本和市场逻辑，边际成本和规模效应仍然是互联网资本的主线；从政策管理的方向来看，未来传播将会从虚拟落地现实，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重合度会越来越高，主权原则和法律规制将会成为共识。
第一，软件化：从“基础设施”到“平台媒体”。过去，信息传输光纤、信息处理器、图像分辨等硬件技术的突破，推动了新兴互联网产品和应用的开发。然而，随着互联网的硬件基础设施环境的日益完善，信息技术的创新方向转向软件领域。而且，软件领域的创新不仅包括类似图像处理、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本身，也包括产品设计、用户体验等技术的应用方面。在“人联网”的传播形态下，作为基础设施的技术必须和个性化、分众化的不同用户群体加以结合，而不同群体的用户又通过不同类型的场景组合予以建构，最终形成基于“平台媒体”的传播形态。简单举例，摄影技术相关的场景可以分为专业创作、参与生活、身份认同三类场景，信息发布的场景简单分为“群体分享”和“大众传播”两类，那么参与生活、身份认同的摄影场景（美图秀秀）和群体分享的信息发布场景（微信）组合则建构了某类平台媒体，而专业创作的摄影场景（Photoshop）和大众传播的信息发布场景（微博）组合则可以构建另一类平台媒体。
第二，中心化：从“信息共享”到“共享经济”。平台媒体传播形态的崛起，一方面垂直满足了个性化和分众化的使用需求，但另一方面由于数据跨越场景的无缝贯通，平台媒体对数据及其衍生效应的控制权力也进一步增强。曾经一度作为扩展信息渠道、解构机构权威、增强个体权能的互联网，被认为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去中心化”成为最重要的属性。然而，掌握数据资源的平台媒体，重新建构了自身权威，并且着力构建一个封闭的“生态圈系统”——所谓生态圈，即一旦加入并长期使用，想要离开这个生态圈就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可以认为，互联网从诞生初期非功利性的信息分享平台，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融入了现行的资本主导和生产消费的市场建制中，成为营利性的“共享经济”，再一次“中心化”了。
互联网的中心化，不仅表现为“分散的个体用户”和“中心的平台媒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同样反映在同类型平台媒体的兼并集中。全球范围内，Google公司旗下不仅拥有自主研发的Gmail、Map等产品，还通过收购获得了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Facebook也通过收购，同时运营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三大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优酷土豆、滴滴快的、美团大众等同行业最大两家公司的合并，更是几乎垄断了本行业的全部市场。
根据2013年至2016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工信部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100强》报告[10]以及素有“互联网女皇”之称的玛丽·米克（Mary Meeker）发布的历年《互联网趋势》报告，[11]本文整理了相关年份中国百强互联网公司营收榜和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榜中，位居前列的公司营收总额/市值金额在全体上榜公司的占比。[12]从中发现，在中国互联网百强中，前5位的公司营收总额占总体五成左右，前10位的公司则占总体的六成至八成；全球范围内来看，在上榜的约20家全球领先互联网公司中，全球排名前50位的公司市值（约10家）就占据了总体九成多，而全球排名第一和前三的公司市值，则在不同年份约占上榜公司的二成至三成和五成至六成。互联网市场的公司集中程度可见一斑。
表1 中国和全球互联网公司集中度情况
第三，主权化：从“全球想象”到“国家治理”。过去几十年的互联网和社会发展史，往往被视为一段信息技术决定论下的社会革命史，并且加速了全球市场、全球生产、全球消费、全球货币等一系列“全球化”的想象——这种“全球想象”的内涵不仅止步于国家之间的经贸和信息流动，更暗示着一个超越民族国家和现代国际体系的“乌托邦”，而这也成为互联网“全球想象”即将破灭的根源。以比特币、以太币等“虚拟货币”为例，由于在发行上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在交易和支付上不受身份追踪，“虚拟货币”不仅可能受到病毒入侵和虚假交易的威胁，而且成为跨国洗钱和犯罪交易的主要交易中介。然而，货币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虚拟货币”超越20世纪民族国家和主权框架的历史即将结束。2017年9月，韩国禁止了“虚拟货币”所有形式的首次发行，并对交易环节进行严格监控；中国全部关停了发行和交易平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也有类似警告和调查。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关于互联网域名的分配和管理也正在经历一段从“单边管理”到“多边治理”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民用互联网的地址域名分配很长一段时间由美国商务部建议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管辖，虽然名为“非营利组织”，但实际上通过美国政府和ICANN签订的合同，商务部电信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有权有责对世界各国或相关机构的申请进行监督，实际上管辖权仍然处在美国“单边管理”阶段。直到2016年，NTIA才宣布决定将域名管理权完全移交给ICANN，后者不再需要向美国政府汇报，全球互联网领域的“多边治理”时代正在来临。
“虚拟货币”从自由交易走向监管甚至被关停，互联网治理从美国独揽走向多国参与，互联网正在从短暂的“脱轨”回到法律规制和国家主权的框架之下。在未来的传播形态中，技术的应用路径一定与所处国家和社会的语境彼此联系，而中心化的互联网公司也引发了关于个人隐私、数据权利的争议，国家主权和法律的介入不仅是“重回”延续的历史，而且是现实治理的客观需求。
三 智能传播生态下的价值偏向
关于“人联网”，也就是智能传播生态下，如果说互联网领域呈现出软件化、中心化、主权化特征，是从技术路线、产业发展和政策管理三个层面，分别讨论了社会文化和用户场景、资本逻辑和产销关系、国家主权和法律框架对信息技术的形塑方向，那么技术在“人联网”的智能传播生态下，又可以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这些技术的具体方面与社会语境产生碰撞之时，是否又会产生媒介伦理和价值观的冲突？这是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总的来说，智能传播生态下的价值偏向和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智能传播下信息的价值偏向。对于信息本身而言，信息的价值表现为真实、准确、完整；对于信息的传输而言，信息的价值表现为表达、保存、计算、传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信息的传输价值而言具有诸多裨益，但是对于信息本身而言，则有可能具有毁灭性的威胁，也就是说，智能传播生态下信息存在被篡改、删除的危险。这种信息价值偏向的可能结果不仅源自中心化的互联网公司对数据的掌握和处置权力，而且更有来自人工智能意想不到的影响。一般来说，人工智能包括“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弱人工智能以满足设计者的任务为目标，完成目标后即停止学习和运算。但是强人工智能的定义则不仅仅是以完成设计者任务为目标，而是有可能会通过神经网络计算自行发展出的新“任务”，从而获得“意识”——一旦机器具备了自主意识，那么人类依赖机器生产和保存的信息，则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第二，智能传播下社会的价值偏向。智能传播下社会的价值偏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智能传播导致了不利于社会治理和良好运行的结果。比如，在人的认知层面则会形成“信息茧房”效应，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受到算法推荐和定制化的影响，个人既有的立场、观点和兴趣爱好将会循环往复地影响之后的信息获取，人们逐渐被困在一个充满相似信息的“茧房”里，并进一步加深既有认知。认知层面的价值偏向也会导致行为层面的价值偏向，个人由于思想和意见被固化，所以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也往往倾向于和自己具有类似观点的他人进行交流，久而久之则形成了“群体极化”现象，社会被不同的意见极化群体分隔，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公共政策和政治决策要么由于“代表性的断裂”而进入僵局，要么则会导致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偏好，而形成了社会治理的政策偏向。
第三，智能传播下“人”的价值偏向。智能传播的价值偏向问题除了表现在信息和社会层面，还有一个更加值得警惕的问题则是人工的机器智能对人类智能本身的挑战，即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挑战。设想这样一个情境，人类眼戴智能眼镜，在看到他人或他物时智能眼镜即可从网络上搜索对方更为详尽的信息；耳戴智能听筒、口戴智能话筒，不仅通过语音识别和智能翻译技术，可以与操着其他语言的他人进行实时交谈，甚至还能理解动物发出的声音；鼻戴智能助嗅器，闻到的味道可能不再仅仅是香和臭，而是一个甚是复杂的嗅觉目录，将所闻之物的具体“嗅值”直接反馈至脑中……由于机器的深度参与，人机不仅实现了互动，还实现了“人机合一”，成为“赛博格”（cyborg）。那么，在这样一整套由机器构造的感官体系之下，最后汇总至人脑中的“意识”还是人的意识吗？在这样一个完全智能化的环境下，人的价值到底会由于机器而得到解放，过着诗歌般的生活，还是会成为机器的奴隶，不用劳动进而失去了人的价值？这是我们在对未来传播形态进行美好畅想的同时，不得不思虑的问题。
作者：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
虞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刊发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2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8期转载。
[1] 喻国明：《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传媒转型的价值标尺与关键路径》，《当代传播》2017年第4期。
[2] Edwards，P.N.，The Closed World：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Cambridge：MIT Press，1997，pp.181-185.
[3] Edwards，P.N.，The Closed World：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Cambridge：MIT Press，1997，pp.262-271.
[4] 方可成：《为什么创造互联网的是美国人，而不是苏联人？》，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496。
[5] Bulashova，N.，Burkov，D.，Platonov，A.& Soldatov，A.，“Internet in Russia”，https：//sites.google.com/site/internethistoryasia/country-region-information/ru.
[6] Peters，B.，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Cambridge：MIT Press，2016，pp.107-158.
[7] 王洪喆：《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读书》2017年第3期。
[8] Medina，E.，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Cambridge：MIT Press，2011，pp.32-39.
[9] 王洪喆：《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读书》2017年第3期。
[10] 各年度报告，具体参见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站，http：//www.isc.org.cn/hyyj/hlw100。
[11] 各年度报告，具体参见凯鹏华盈网站，http：//www.kpcb.com/internet-trends。
[12]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的营收榜中，历年上榜公司总数均为100家；在互联网公司市值榜中，2004年和2010年，上榜公司总数为15家；2011年和2013年，上榜公司总数为25家；2014年至2017年，上榜公司总数为20家，2012年该报告并未包含公司市值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