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背景
（一）新常态下广州经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展速度由“高速增长”全面转入“中高速增长”，发展模式从速度规模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发展动力从“投资驱动为主”向“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转型。但是，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仍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动力有待增强。最近十多年以来，广州经济增长速度震荡下行，特别是最近几年增速下降十分明显。2013年之前广州GDP保持11%以上的双位数增长，2014年以后增速跌落至个位数，2015—2019年广州经济增速分别为8.3%、7.6%、6.7%、6.0%和6.8%。传统增长动力正在快速衰减，新兴增长动力亟待壮大，新旧动能转换仍需加快，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新体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仍有待进一步培育发展，创新体系还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有待健全，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企业集聚不足。
二是国家中心城市功能有待加强。区域综合服务能级相对偏低，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与首都机场、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存在一定差距，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只有上海港的一半不到，广州作为金融中心的能级远低于上海、北京、深圳，缺乏全国性的市场交易平台。总部经济实力偏弱，2020年广州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分别为3家和20家，数量大大低于北上深杭，缺少像华为、腾讯、阿里等具有超强带动力的核心企业和龙头企业，本土企业国际化程度仍较低。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有待深化，广州与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市尚未形成“总部+生产基地”的分工关系，广州对泛珠三角的辐射与带动还主要局限于交通网络、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一体化，其他实质性的合作成果不多。
三是城市空间布局和建设有待优化。老城区非中心城区功能未能得到有效疏解，外围新城承接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溢出能力不足。城市管理能力有待加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质量有待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品质化水平还不高。民生资源配置不均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仍需加强，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不尽合理，薄弱领域和薄弱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白云北部、黄埔、番禺、花都、南沙、增城、从化等外围区域名校和大型综合医院数量有待增加。
四是要素制约日益明显。土地资源紧约束的形势日益严峻，城市更新任务繁重，存量用地效率有待提高，部分重大项目建设仍存在落地难、征地拆迁等问题；河涌污染、大气污染、城市热岛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存在，环保压力较大；受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影响，近年来来穗人员增速明显趋缓，特别是年轻人员占比呈现趋势性下降，人工成本较快上升，人才资源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二）增强广州经济增长动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新常态下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是广州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
从内部发展看，经济稳定增长是城市活力得以维系的最根本基础。保证地区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满足更多的就业需求，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发挥城市专业化的主导功能。只有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城市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支撑作用，才能更好地带动其他方面的活力发展。因此，增强经济增长动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对于城市活力的培育、激发、优化极为关键，是一切活力源头得以发展的根基。
增强经济增长动力、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是新常态下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和基本战略。一方面，广州只有保持中高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才能在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区域竞争格局中不落伍、不掉队；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外总体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要素制约不断加剧、区域竞争异常激烈的大背景下，抓紧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推进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发展不仅是诸多约束条件下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促进广州中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广州未来经济增长不仅要注重“量”的提升，而且更强调“质”的优化，是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
2.新常态下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是提升广州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从外部比较来看，随着国家大开放、大发展格局的形成，广州传统竞争优势不断弱化，适应时代新变化的能力和动力还较欠缺，城市综合实力不仅与北京、上海的差距逐渐扩大，而且被深圳、重庆等新兴城市快速赶上，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是广州作为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纵观世界顶尖的全球城市，几乎都是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而这些城市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共性经验主要是：在产业结构上，实行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双引擎驱动，重点突出金融业的领先优势；在要素集聚上，强化总部经济的布局，注重先进人才、创新园区和创意文化等高端资源的集聚；在支撑条件上，构建良好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便捷高效的世界大交通枢纽以及优良的生态与生活环境。作为中国重要枢纽城市之一，广州提出了未来迈向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建设方向，未来要不断提高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增强广州经济发展动力，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是服务和强化枢纽型网络城市功能的抓手和载体，也是提升广州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目的。
（三）新常态下广州具备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条件与基础
1.从要素结构看，广州拥有较深厚的人力资本和实体资本积累
一是人力资本比较充裕。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善，各类人才聚集，市场空间广阔，对各层级劳动力和各方资本有很强的吸引力。虽然伴随着劳动人口老龄化现象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劳动力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但人力资本仍将继续提升。
二是实体资本比较雄厚。随着广州加快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不断提升，资本要素增速和贡献率虽然在前一阶段高速增长基础上有所降低，但仍可望维持较高速度和贡献率。
三是创新资源比较丰富。广州作为教育和科研中心，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为未来广州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良好基础。
2.从产业结构看，服务经济主体地位增强
服务业比重和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1.58∶38.09∶60.33调整为2019年的1.06∶27.32∶71.62，第三产业增加值2019年达到16923.22亿元，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立。金融业加速发展，2011—2019年增加值年均增长11.1%,2019年达2041.87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达8.6%。商贸会展业地位凸显，2019年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达7.14万亿元，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1386.91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9%,“广州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物流业发展较快，2011—2019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7%，一批现代物流龙头企业不断壮大，现代物流新业态发展迅猛。
工业发展趋向高端化。201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高新技术产品产值9407.7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9.0%，比2010年提高10.5个百分点。支柱产业地位进一步凸显，汽车、电子信息、石油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010年的48.0%上升至2019年的50.5%。重大装备产业实力不断增强，电力装备、船舶及海洋工程、楼宇装备等领域的生产能力居全国前列，输变电设备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省五成，船舶产能达500万载重吨/年，成为全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核岛主设备自主研制和批量制造能力全国领先，盾构机、顶管机、超大载重电动轮自卸车实现自主研制，建成城市轨道车辆、和谐型大功率电力机车修理、改造、组装、设计、服务基地。智能装备及机器人产业初具规模，现已形成上游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等关键零部件，中游机器人本体，下游系统集成的工业机器人产业链。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发展，粤芯12英寸晶圆项目顺利投产，有效填补了制造业的“缺芯”空白。
3.从需求结构看，内需贡献率持续提高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广州着力推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中心城市消费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2011—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0.8%，高于同期 GDP 增速2.2个百分点。2011—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49.7%，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47.0%。网络消费快速发展，体验式购物模式方兴未艾，集零售、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化购物中心加快发展。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在重点建设项目带动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稳步增长，2011—2019年平均增长11.3%，高于同期GDP 增速2.7个百分点。2011—2017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 的比重达到36.0%，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42.2%。从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增长较快，2011—2019年平均增长17.6%；从投资领域看，第三产业投资占比不断提高，2019年达到84.9%，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
外贸出口稳步转型升级。广州积极实施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系列政策，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宏观环境下，2011—2019年商品出口总值（按美元计价）仍保持了5.2%的年均增速。2011—2017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4.3%，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8%。出口产品、市场和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旅游购物、租赁贸易、保税物流、保税维修、服务贸易等外贸新业态进出口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