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新常态内涵和特征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

“新常态”（The New Normal）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M.埃里安于2008年开始使用，以预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可能的长期态势。2010年在其著名的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概念来诊释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特征。2014年埃里安对新常态做了进一步阐释：新常态主要是指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过后将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的状况，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超高的杠杆比率、过度负债、不负责任地承担高风险和信贷扩张等因素，发达经济体要消化这些负面冲击需要较长时期，同时决策当局因循旧制的经济政策，也会使得此一新常态长期化。

在中国，新常态一词则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密切相联。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使用新常态概念。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既是挑战也带来发展的机遇。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1]

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归纳为九个方面，认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并集中表达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机遇的乐观预期。同时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和波动特征

1.经济增速转为中高速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开始结束近20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19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9%、7.8%、7.4%、7.0%、6.8%、6.9%、6.7%、6.1%。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二是国内环境质量问题凸显，全球绿色发展呼声趋强；三是工业化快速同构推进遭遇全球经济危机引起产能过剩，整体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四是国际经济环境总体不如以前；五是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二后导致原来的低基数效应和后发优势作用减弱；六是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时，社会关注重点有所调整，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效率的现实压力相比改革开放前期有所降低。

2.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升级

伴随着增速调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需求侧看，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三大需求都出现总量增速减缓、结构和质量不断升级的显著变化。从供给侧看，劳动投入遭遇劳动人口总量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趋势，资本投入遭遇普遍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减少、投资收益率下降、隐性风险显性化、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等多重障碍，生产方式逐步向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方向转变，但供给能力在质的方面还难以适应需求的新变化，经济增长必须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和整体综合实力。这些趋势性变化正在使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3.经济增长波动明显减弱、波幅显著缩小

2012—2019年，年度内经济季度同比增速波动幅度不超过1个百分点，其中2013—2019年的年内经济季度同比增速波动幅度分别为0.6、0.3、0.2、0.1、0.2、0.4、0.4个百分点，2016年的年内经济同比增速波动幅度只有0.1个百分点，与2011年之前普遍超过1个百分点形成鲜明对比，增长波动明显减弱，波动幅度显著缩小。

4.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仍有较大潜力与空间

从人均发展水平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仍有很大追赶空间，如果我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将还会有20—30年的正常中高速增长。从发展动力看，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升级空间也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在目前国内低端产能普遍过剩、很多高端需求得不到有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动力较强，创新增长成为热潮，加上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改革促进，更有利于我国通过优胜劣汰、提高效率、促进专业化和提高创新驱动力为下一轮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从政策空间看，我国较低的政府债务水平为财政政策留足了空间，较高的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为货币政策调整留下了很大余地，国内储蓄率仍然较高，外汇储备厚实，国内城市化和基础设施投资仍有较广阔空间，总体产业升级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带一路”和“走出去”的潜力巨大，因此，我国并不缺乏促进经济增长的可用政策工具。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1.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增长

改变过去的偏重于从需求侧的宏观总量刺激政策，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中外实践经验已经证明，长期过度使用需求侧总量刺激政策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如政策效果和政策潜力快速递减、债务风险不断积累、经济的质量效率和综合竞争力下降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则注重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虽然见效慢、难度大、短期风险高，但实施得好却能够切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目前我国正通过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使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重大转换。

2.数量型人口红利让位于质量型人口红利

2011年以来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步下降，总抚养比逐步上升，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虽然数量型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质量型人口红利仍将持续。一方面政府正在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建设高水平大学，有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缓解人力资源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为人力资源升级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预期未来我国的人力资源质量将逐步提高。

3.新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为我国经济创新驱动提供重要机遇

全球技术创新渐趋活跃，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技术革命及其导致的产业变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能源技术和能源存储输送技术取得突破，能源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传统产业链、商业模式、生活方式面临变革。三是以基因技术为主要特点的生命科学加快发展，将在农业、人口健康等领域孕育重大突破，医学和农业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相关领域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四是新材料和数字制造领域突飞猛进，绿色和智能制造将替代或升级传统制造业。材料更加绿色、高效、可循环利用，3D打印技术、人机融合的智能制造成为新热点。五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油气开采技术、生态环境技术等正在加快完善和成熟，相关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全球科技革命导致产业变革，有利于我国利用规模人力资源和科研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和培育新兴产业。

4.我国构建开放型新体制，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有利于以开放促改革、促转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我国正在以服务业为重点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自贸区的创新和发展，将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区，在金融、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激发竞争活力和需求潜力，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扩展新的空间。在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的态势下，我国将更加注重争取占领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制高点，由以往的被动应对逐步转到主动引领，以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互利共赢为核心，实行“力度更大”“层次更高”的全方位开放和各方共赢的国际合作。我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际产能合作，将改变世界数十亿人民还没有享受到大规模工业化和良好基础设施便利的现状，为我国商品市场、制造业以及更广泛的领域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通过扩大开放交流、加强国际国内合作，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形成与周边国家与地区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