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的。全书以维新儒学这样一种新的儒学形态为切入点，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探讨了晚清时期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
晚清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场著名的政治运动，即戊戌变法。维新儒学，即为晚清时期这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指导的儒学。在维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科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使维新儒学成为研究儒学与西方科学关系的绝佳素材。
维新儒学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即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西方科学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而维新派主张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进一步说，是否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是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最大区别。因此，与洋务派不同的是，维新派提出了自己的旨在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维新派还思考了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即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维新儒学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二是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前者讲的是如何变法的问题，即变法的具体方案；后者讲的是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即变法的合理性、必要性。
作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维新儒学不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且还有自己相对较为固定的范畴系统。维新儒学的范畴，大致来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变法主张层面的，如通情、制度局、兴民权、废科举、兴学校、建学会等；二是理论依据层面的，如进化观念、夷夏观念、变易观念、道器观念、托古改制、仁通观念等。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维新儒学，均是在对上述范畴的阐释中展开的。
作为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维新时期读过不少西方科学书籍并熟悉很多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知识、地质学知识、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数学知识、几何学知识、医学知识等，这在康有为的著述中均有所体现。康有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对于其维新儒学的建构，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康有为在政治上要求立宪法、开国会、设制度局；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业实业、完善金融体系、鼓励自由通商；在文化上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废科举、兴学校，这些均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康有为还为其维新变法提出了一套理论依据，即以三世进化说为核心的今文经学。
康有为的维新儒学，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无论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主张，均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如其在政治层面提出的设制度局的主张，而作为其制度局之一的学校局的主要职责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又如其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业实业，而在康有为看来要发展工业实业就必须先引进西方科学；再如其在文化上要求兴学校，而其所设想的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一就是西方科学。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康有为为维新变法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三世进化说，而其三世进化说是在吸收西方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作为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维新时期不仅读过《谈天》《地学浅释》《格致汇编》等诸多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而且还熟悉诸多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知识、地质学知识、物理学知识等，这在梁启超的著述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梁启超对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为其维新儒学的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在政治上主张兴民权，在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这是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变易观念、夷夏观念、进化观念的阐释中。
梁启超的维新儒学，与西方科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中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如其在政治上提出兴民权，而其兴民权的具体措施是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在梁启超的设想中，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的手段之一，就是学习西方科学。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梁启超对变易观念、夷夏观念、进化观念的阐释，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对变易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科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梁启超对夷夏观念的论证，是在充分考虑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的基础上进行的。梁启超对进化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科学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
谭嗣同也对西方科学有着充分的了解。从现有著作中可以看出，谭嗣同不仅熟悉西方科学，如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而且还对西方科学作了大量的宣传，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谭嗣同对西方科学的了解，不仅大大开阔了其学术视野，而且也为其维新儒学的建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谭嗣同在政治上主张模仿西方议会制度、以学会代议会；在经济上主张自由通商、鼓励机器生产；在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这是谭嗣同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与此同时，谭嗣同还为其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夷夏观念、进化观念、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阐释中。
谭嗣同的维新儒学，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谭嗣同的变法主张中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比如，其主张学习西方议会制度是通过兴学会来完成的，而其所设想的学会的一个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又如，其在经济上主张自由通商，而其振兴商业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再如，其主张废科举，而其提出废科举的动因之一就是看到了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学相比之下的巨大优势。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谭嗣同对夷夏观念、进化观念、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论证，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其对夷夏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进化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生物进化论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西方科学参与了晚清时期维新儒学的建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中天然地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中也大量地包含着西方科学的因素。这充分说明：在晚清时期，儒学并没有排斥西方科学，更没有阻碍西方科学的传入。需要指出的是，在维新儒学对西方科学的吸收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用。如康有为在其《实理公法全书》中试图用西方几何学的成果来论证其变法主张，谭嗣同在《仁学》中试图用西方代数学的方法来论证其仁观念。这些论证看似增加了其结论的普遍性、必然性，实则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是误用西方科学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儒学和科学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在于，西方自然科学只能作事实判断而不能作价值判断。因此，当维新儒士利用西方科学来丰富自己的变法主张、论证自己的变法依据时，会增加其说服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维新儒士试图利用西方科学直接来做某种价值判断，误用就在所难免。进一步说，西方科学可以为儒学的价值判断提供有力的根据，但不能代替儒学去作价值判断。
总之，作为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维新儒学的建构过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儒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种包容性与开放性表明：儒学不会排斥科学，更不会阻碍科学。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存在某种界限的。
书稿即将出版之前，思绪再次回到我的读博生涯！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马来平先生。我本平庸之人，混迹于博士队伍当中实属“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马先生不以我愚笨并收我于门下我才得以如愿。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马先生不辞劳苦，在选题、立意、布局、撰写以及修改的过程中悉皆耐心指导、句句推敲。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的陈清春先生。在山西大学求学期间，陈先生要求我读三类书：一是中国哲学史类，明确中国哲学谈什么问题；二是中国哲学原著类，明确古人到底怎么讲；三是西方哲学类，训练自己的哲学思维。陈先生多次告诫我，做哲学要进行必要的哲学训练，先让自己的思维上升到哲学的层次。在陈先生的引导下，我读了很多经典著作。这为我日后考上博士、走向学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感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黄玉顺先生。在读博的几年中，我经常去黄先生那儿听课，遇到复杂问题黄先生也会帮我解答。在黄先生的课上，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训练了思维，这也大大减少了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障碍。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纰漏在所难免，欢迎各位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