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后期写作的“起点”与“转向”

第一节 西方想象下的留美风潮

研究“留学生作家群”，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对他们而言，为什么选择的是美国？选择美国，对他们来说，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这涉及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以及中国的“西方想象”。

史书美指出，“西方”是“被一种历史进程创造出来的强大想象性实体，而这一历史进程将西方权威化为理性、进步和现代性的故乡”[1]。这种想象类似于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被史书美称之为“西方主义”，这种西方主义是“东方主义”的一种逆向想象：“西方主义不仅没有对西方构成‘表述遏制’，反倒是帮助他者（西方）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被特殊化了的中国文化之上的普世价值。”[2]由此，我们可以见到，西方不再仅仅是个地理名词，而被赋予了充满现代性想象的价值和体系，作为文化的输出地和人口的流入地，拥有对东方绝对的话语霸权。即使从“土”和“洋”两个字所被赋予的感情色彩来看，也足见其本土对域外二者之间那种落后与进步的巨大差异和感情色彩。

明清时期的中国统治者抱着“天朝上国”的心态，不屑与“外夷”互通有无，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中国与外国在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中国与其他的国家之间几乎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炸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开端。从《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中国就丧失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面对来自强大的西方的威胁。在这过程中，许多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的正面意义，主张在物质上学习西方。

自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举措可以说未曾间断：魏源早在1842年问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书中展现的是西方各国的地理、政治、历史、科技等，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也开辟了向西方学习“长技”的新风气。之后的洋务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以“中体西用”的原则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兴办了新式的军工业以及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民族工业，并创办了新式学堂，派遣了一批公费留学生。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并没能成功，这让知识精英们更加意识到中国与以列强为代表的西方的巨大差异，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更加强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除了主张在科技上学习西方之外，还提出改革政治与教育制度。

学习西方的过程，到了“五四”前后形成一个高潮。新文化运动，就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作为西方启蒙思想的两大利器，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作为启蒙的两大旗帜。中国的封建传统，在这批知识精英看来，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巨大束缚，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壁垒，他们激进地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方式对中国旧文化展开批判，并广泛地吸收西方文化——西方各式的理论和观念被大批地介绍到中国来，成了向传统文化批判的有力武器。他们甚至提倡废除中国文字，代之以拉丁文字。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借着“五四”的大势，被推向了高潮，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在这场运动中都浅层化地被认为是“封建糟粕”。

为了冲破旧文化的罗网，一味地提倡向西方学习，难免是矫枉过正的，这也恰恰体现了在当时中国这些启蒙精英眼中的中西关系——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唯有西方的先进文化、文明可以拯救愚昧的中国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以来新文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西方观念，是否就是真正的西方思想，需要进一步商榷，也有学者已经对其提出质疑与反思，如宋剑华认为新文学的“西化”，都是传统文化在“西化”下的巧妙转型。[3]杜维明也指出，如果我们把传统简单化地当作封建遗毒，那么对西方的学习也只能是肤浅的、功利的与囫囵吞枣式的，“西方”也只能被当科学技术，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方式被引入中国。[4]

我们在近现代所认识的西方，一直都具有模糊性和实用性。从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民主科学等口号中不难发现，似乎西方作为一个先进文明的存在，我们所要学习的都是其物质与制度层面的东西，而精神层面的学习如女性解放等，又落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阐释之中，并未能深刻学习西方真正的精神文明。然而，无论这个西方真实与否，我们能看到的是西方作为一个霸权，在政治、器物、文化等方面，都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西方列强甚至以半殖民的形式进入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则因为这样的一种中西—弱强对应关系，深深地陷入强烈的悲愤感和屈辱感中。“凡是在中国文化区接受教育的，即使只受过初等教育、乃至专门攻读教育学的人，都无法逃脱或消解这情结。这种强烈的悲愤感和屈辱感，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五四达到高潮。所谓达到高潮，就是认为一切能够阻挡西方船坚炮利、侵略中国的力量都失去了效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切层面。”[5]

从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中对美国的赞誉（当然，他也指出了美国的种族歧视等问题），到黄遵宪的《逐客篇》中的“金山想象”，到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突出对美国交通、科技、民主、自由等方面的赞叹，到胡适的《胡适留学日记》中被描写得一片“光明”的美国环境，在主流的想象之中，美国始终是一个美好的彼岸。虽然也有批判美国、还原生活真相的《苦社会》《苦学生》等作品，然而书中反映的大众对美国的美好想象，始终才是“西方想象”的主流。

整个现代时期，“西方”在各个层面都成为一种强势的对象，科学主义挂帅的认识将西方特别是物质层面的西方在中国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949年国民党迁台以后，作为西方的典型代表的美国，又与中国台湾这块土地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台湾地区经济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高速的发展跟美国的援助是分不开的，美援在50年代的中国台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美援弥补了中国台湾外汇的不足，“美援总额约占当时中国台湾进口金额的40%”[6]，这些资金支持，让台湾在基础建设领域得到大力发展，为其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同时，美国也曾在中国台湾设立军事基地。直到60年代，由于美元危机等多种因素，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援助才日渐减少，至1965年前后停止了对中国台湾的援助。在国民党迁台初期，美国作为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支持者，几乎成了繁荣与富裕的代名词，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也呈现为一种非常吊诡的类似于“新殖民”[7]的关系。“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是中国台湾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话语，是“留学生作家群”出国的一个背景语境，个中也体现出美国强大的感召力。在当时的台湾地区，念外文系以及出国都成为一种时髦，如於梨华所说，她的父亲觉得留学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不管子女要去美国念什么，留学似乎从过程变成了一种目的。[8]在“留学生文学”中，在台的民众对美国的想象十分美好，个人的自由、物质的丰硕、环境的现代等，无不成为美国的一种“魅惑”，吸引着他们。

中国与西方这种弱势与强势的对立关系，自近代中国以来就没有过中断。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每个个体参与到这个共同体的建构之中，势必也受到整个民族想象的影响。在新殖民、后殖民语境下，文化霸权始终给这些初到美国的中国台湾学子一种“朝圣”的意味，因此吴汉魂、牟天磊等人在刚刚进入美国社会时，总是抱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与他们的自卑心态和生存困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台湾的中国人将美国视作“天堂”的想象。“天堂”的失落，在这一批留学生身上显得无比重要而深刻，对他们来说，来自物质和思想上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在如此的“落差”和“冲击”之下，在美国“霸权”的笼罩之中，充满着沉郁、愤懑、迷茫色彩的“留学生文学”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