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留学生”说起

“留学生文学”在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主要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中国台湾赴美留学的作家之作品。中国留学生创作历史由来已久，而被冠以“留学生文学”之名并被学界一直沿用的，只有中国台湾的这一留学生群体。因此，创作“留学生文学”的“留学生作家（群）”也作为特定的指称跟其他时代的留学生写作者相区别，它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语境与美学意义。

中国近代留学生的历史可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上。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宣告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启，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一去不返。西方侵略者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从中国夺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财物，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一步步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中国政治的控制权，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

为了摆脱西方列强的阴影，中国的有志之士纷纷主张向西方学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思想。当时的“长技”基本上是定位于船、炮、铁路、机器生产等工业技术，为了学习这些先进科技，在容闳的多次劝说下，曾国藩上书朝廷，清廷于1872年派出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随后的时代变迁又促使了欧洲、日本成为中国学子的重要留学地区。虽然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但当时留学却受到国人极大的偏见，留学生人数极少，洋务运动以后的40年内，官派留学生仅有208人。近代留学事业的勃兴，真正始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当时晚清政府鼓励留学，特别是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留学甚至成为官场与高校晋升的渠道，国人趋之若鹜，中国留学生人数出现井喷式的增长。[2]

从“留学生之父”容闳起，留学生在中国历史上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是促成了清朝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的伟大教育家，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是中国历史上旅美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如詹天佑等人为中国近代的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了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在文化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家，很大一部分出自留学生群体：留学美国的有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闻一多、吴宓、梅光迪等，留学欧洲的有徐志摩、李金发、梁宗岱、朱光潜、冰心等，留学日本的有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

现代时期的留学生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他们身在国外，却始终忧心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他们在国外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他们以二元对立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中国传统持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不惜以极端的方式在“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力图破除一切陈旧观念与文化。他们“盗”域外的文化火种，欲照亮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知识分子纷纷追求与西方接轨，希冀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科技。在文化方面，当他们接触到西方的某些思想和思潮，即想方设法将其介绍、引进到中国来。当然，有学者提出当时知识分子引介西方的手段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相似的文化资源，以西方模式重塑、解读中国的固有文化与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倡导的西化，无论其是否能引进真正的西方思想，是否只是传统文化在西方外衣下的再诠释，毋庸否定的是，在意图与西方接轨的倾向中，西方话语总是扮演主导性角色。西方话语的引进，则跟留学生息息相关。

留学生群体在中国新文学上的建树具有非凡的革新意义，留学生与新文学的发生和规范性、基础性建设密不可分，他们的创作实绩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王富仁曾指出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意义：“就总体而言，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就是留学生文化。中国最早派出的国外留学生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的发展是在最初的留学生文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他们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3]

中国现代作家中有留学背景的众多，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推动是巨大的，但他们始终把书写的焦点放在中国，没有突出他们的在地国体验。20世纪初中国的特殊环境，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怀有一种感时忧国的焦虑心态，“这种强烈的悲愤感和屈辱感，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五四达到高潮”[4]。留学生作家们也是同样，即使是身在域外的留学期间，关注和书写的重点还是中国。许多留学生在美国就读大学时，视野更多集中于美国大学的生活，交际来往也都是留学生圈子，并未真正地深入了解美国的社会现实。吴宓自述自己在哈佛三年的求学生涯：“然每日所往来、接触者，皆中国朋友，所谈论者，皆中国之政治、时事以及中国之学术、文艺。盖不啻此身已回到中国矣！”[5]他们在域外的写作始终以中国人为自我定位，留学所在国是一个暂时的寄居地，对异域的书写并没有成为他们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6]

形成规模的“留学生文学”，始于由中国台湾到北美的“留学生作家群”的创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正常交流被迫中断，40年代后期从大陆迁台的民众，没有办法在台湾找到认同，又无法回到大陆，被迫面对着当时“戒严”下政治、文化氛围高度紧张的台湾社会。加上当时美国对中国台湾强力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对中国台湾地区形成巨大的“魅惑”，留学美国一度成为年轻人的最高理想。赵淑侠《从留学生文艺谈海外的知识分子》[7]一文认为，从大陆到台湾的“流浪感”和台湾经济的落后、局面的狭小，是许多年轻人选择再度“自我放逐”的原因。这样的“自我放逐”，使作家们以及其笔下的人物都陷入身份的焦虑之中。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被认为是“留学生文学”的滥觞，反映的是由中国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牟天磊“无根的一代”的“失根”苦恼。台湾学者蔡雅薰根据相关的“作家作品目录”梳理出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有小说创作集出版的中国台湾旅美作家共78位，其中六七十年代的留学生作家有二十多位。这些作家纷纷书写他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形成“留学生文学”的热潮，这也掀起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8]

“留学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众说纷纭，各位学者的关注点不一样，概念也因此呈现出差异性，为便于论述的开展，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有一些论著将“留学生文学”这一概念扩大化，如《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编选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自近代以来的留学生作品，其对留学生文学的定义是：“留学生文学是一批出国留学者（含出国访问学者和以出国留学之名在外居留或打工者）所撰写的有关留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9]但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实则较少见到以“留学生文学”来概括各种“旅美文学”或者“移民文学”的文章，如当代的留学生或旅美、移民的华人在域外的书写，常常被称为“新移民文学”。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中的“留学生文学”这一概念有其作为选集准则的积极意义，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则因为其概念的泛化容易失去焦点。一些研究也用“留学生文学”指称“新移民文学”，但是新移民文学的作家构成更加多元、复杂，以“留学生文学”来指称似乎也不够恰当。赵毅衡也在《为什么没有“新留学生文学”？》[10]一文中明确指出“留学生文学”指称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中国台湾迁居海外的留学生创作的文学，认为大陆则至今没有“新留学生文学”。

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中对“留学生文学”的定义是：“一般是指台湾旅美作家描写台湾留美学生生活的文学，这是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理解在题材内容上较为广泛，即它写的不仅仅限于留美学生的生活，而且写了美籍华人的生活、命运；但是，它和其他反映留美学生生活的作品一样，有共同的海外生活背景，有共同的心灵背景，反映留美学生（特别是旅美作家自身）共同的心境。这类描写一般美籍华人生活命运的文学，显然应该包括在留学生文学的范畴内。”[11]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也有“‘留学生文学’与台湾旅外作家”的专章论述，该书没有对概念进行太严格的定义，把六七十年代“由曾经是留学生的作家执笔，描写台湾留学生生活的作品”都算作是台湾“留学生文学”，在作者看来，这种文学反映出作家们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之间充满着飘零感和失落感的“边缘人”心态。[12]在其他的台湾文学史类论著中，部分著作并未直接提及“留学生文学”，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中同样也提到了这些作家笔下呈现的“边缘人”心态，如陆卓宁的《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在论及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时，指出其表现了“这一代留学生们的漂泊感和被放逐感”[13]。

台湾第一本专门以“留学生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蔡雅薰的《从留学生到移民——台湾旅美作家之小说析论1960—1999》认为“留学生文学”实际上就是美国“留学生小说”，因为大部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台湾留学生都选择以美国为留学地，而且“留学生文学”的创作成就基本上体现在小说方面。她在梳理多方的定义之后将“留学生小说”定义为：一、作者：是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学人、赴美定居或工作者；二、时间：从1960—1999年间，在美国期间所创作的小说；三、出版：以华文书写，在中国台湾出版或美国华文报章刊载为主；四、题材：以留学生初到海外的留学生涯、打工恋爱的甘苦、从留学生到海外学人的学界生活、海外华人群像及其随着时代政局与文化风潮下所反映的中国台湾旅美华人的故事为主。[14]作者还指出了80年代“留学生小说”向“移民小说”的转变，将“移民小说”定义为：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或目的，如婚姻、留学、经商、投资、依亲、转变教育环境等诉求而移居美国的中国台湾人士，以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小说，反映移居美国期间的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小说创作等称之。[15]作者指的“移民小说”包括了部分“留学生作家”的后期创作，她所定义的“留学生小说”与“移民小说”有一定的交叉，然而在实际论述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将“留学生小说”这一概念延伸到90年代末，同时，在对八九十年代的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主要以八九十年代留学或移民美国的作家作品为例，六七十年代的留学生作家在80年代以后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大多数学者对“留学生文学”的定义有着相似性，即创作主体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广义范围还包括台湾旅美作家，如聂华苓），创作时间为六七十年代，创作体裁以小说为主，创作内容是关于他们在美国的留学、工作、生活的故事，创作主旨大多反映留学生作为“无根的一代”“漂泊者”的迷茫心态和身份认同焦虑。“留学生文学”无论是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还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都受到重视，其中的佼佼者吉铮、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丛甦等还常常被当作作家个案研究的对象。

“留学生文学”几乎已经是一个定型、固化的概念，学界对“留学生作家群”的认识也常常停留于此，“留学生作家群”在80年代以后的创作（即“后期写作”）成为被遮蔽的存在。人对其生活环境的了解是渐进式的，当这批留学生作家在美国定居，他们一步步了解美国的生活，同时面对这个变化、流动的世界，主观情感发生着变化，他们的写作也呈现出嬗变。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将整个文学活动分为四个环节：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虽然文学所反映的世界并不完全是客观的世界本身，还掺杂了作者的主观情感，但是当这个外部的客观世界发生了变化，势必会对作者的思想情感造成影响，这也必然带来作品的变化。

“留学生作家群”虽然以“留学生文学”闻名于世，但写作在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转型和嬗变，在80年代前后呈现出更明显的“裂变”。张系国在70年代初就开始注意摆脱“留学生文学”的标签，他在《地》（1970）的后记中就说：“《地》里的故事都那么灰色。我只能说，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么灰色，没法强颜欢笑。也许这就是所谓‘留学生文学特色’？不过，无论如何，我拒绝再充当‘留学生文学’这荒谬文学的荒谬角色。‘留学生文学’是一条‘死胡同’，除非变成那布可夫，写写‘罗丽泰’，否则实在没有出路的。”[16]实际上，张系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写作还没有完全摆脱“留学生文学”体现的“身份困境”，只是他将关注点转移到了留学生群体在政治等方面的表现。80年代以后，“留学生作家群”的创作呈现出更大的转变。齐邦媛的《留学“生”文学》中也指出七八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有所改变：“随着台湾十年来经济政治的进步，出国的动机和留学欧美的心态必然不同，读者对一再重复的题材和表现形式产生疲乏厌倦；而作者自觉的创新希望都催促海外作家从诉说失落之苦的灰暗格调中走出来，把关怀个人生活的种种抉择扩大到对世事、国事乃至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17]这种改变在80年代以后越发明显。

纵观各种有关台湾文学或者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对“留学生文学”的研究下限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以后，学界对旅美作家群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大陆的“新移民文学”上。有学者认为，“自80年代起美国华文文学的主流变成了大陆新移民文学”[18]。新移民文学的勃兴确实是80年代北美华文文学的一大亮点，然而其是否成为主流这一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来自中国台湾的北美“留学生作家群”的后期写作同样是丰富的，有成就的，学界应该给予关注。

笔者之所以关注“留学生作家群”的后期写作，而不将他们的作品纳入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移民文学”[19]中，是因为笔者认为“留学生作家群”的后期写作跟八九十年代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去的“移民作家”或者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的“新移民作家”（大陆的移民作家群的指称沿用学界常用的“新移民作家”这一概念）有所区别。当中国台湾地区80年代以后的“移民文学”或者大陆的“新移民文学”在讲述华人刚到美国的所见所闻或者书写华人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艰辛之时，较早留学美国的“留学生作家群”已经在美国定居、生活多年——他们早在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融入时期的生活写照，在80年代以来的写作中，他们的身份已经是“美国人”，他们长久的美国生活经历赋予他们观察美国社会和重审中国文化的广阔、深入视野。

作为六七十年代留学、移民甚至已经因为“留学生文学”被广泛关注的作家，在80年代以来相对处于一种“失语”、被遮蔽地位。仅仅把这一代作家笼统地归结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言人，只关注他们在六七十年代的创作，是不恰当的，无法在文学史上给予这一代人的写作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在许多的海外文学教材中，研究者们对这些作家的定位和评价大致一致：聂华苓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被迫漂泊的心态，她的作品成为现代中国悲惨命运的民族寓言；於梨华被称为“留学生文学鼻祖”，她的作品反映的是从中国大陆到中国台湾然后留学美国的这些漂泊者“双重放逐”的心态，她笔下的牟天磊成为“无根的一代”代言人；谈及白先勇的异域书写，论者们的论述大多集中在他的《芝加哥之死》和《上摩天楼去》这些体现中西文化冲突的作品上，以此凸显其边缘人的心态；陈若曦的作品则一直以“文革”书写而被认知。其实，这些作家在80年代以后依然活跃，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反映的思想内涵，对他们之前的创作既有传承，又有超越。

有部分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创作被遮蔽。许燕指出大陆学界对中国台湾旅美作家整体的研究偏重于早期留学生文学，她认为：“大陆语境对台湾板块作家的思想文化意识，往往停留在五六十年代，而作家后期的作品却由于传播速度的限制往往不够及时，因此台湾板块作家的跨文化边际意识很难在大陆语境中即时呈现。……於梨华后期的创作已经转向对边缘问题的关注，然而大陆语境由于传播滞后，文本传播态势依然是强调於梨华‘留学生文学鼻祖’的身份，就使得作家后期生成的边际文化意识被消解。”[20]正是由于这样的遮蔽，这些作家的后期写作需要我们重新给予关注。朱立立也指出：“对于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渐遭淡忘的台湾作家群，其实更有义务去清理其创作范型所蕴含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这项工作实际上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已经做得太充分，相反，受制于长期以来的政治文化格局和弱势自我心态，相关的论述往往在捕捉域外华人文学乡愁叙事主流的同时陷入单调的愤激和灰暗的沉闷，也忽略了台湾作家群创作上的发展和变化。”[21]只有将“留学生作家群”在六七十年代写作的“留学生文学”跟80年代以来的“后期写作”结合起来，对这批作家的评价才可能是公平、公正、完整的。

因此，本书将北美“留学生作家群”的后期写作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挖掘这一代作家被遗忘、遮蔽的写作，探索其写作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