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对于1945—1947年中国开展的善后救济事业这一课题，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都进行了不同视角、层次与范围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从国外来看，至今涉及这一课题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雷蒙·迈尔斯（Ramon H.Myers）编著的《现代中国经济》（美国加兰德公司1981年版），美籍华裔学者乔治·魏（George Wei）主编的《中美经济关系（1944—1949）》（美国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97年版），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1956年主编的《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乔治·伍德布里奇（George W. Woodbridge）主编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史》（共3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其英文为George W. Woodbridge ed.，UNRRA：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0），美国学者威廉（A.Williams）所著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塑造》（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公司1956年版，其英文为A. Williams Ed.，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Rand Mcnally Company，Chicago，1956），美国学者亚瑟·扬（Arthur. N. Young）所著的《1937—1945的中国及其援助》（马萨诸塞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其英文是Arthur. N. 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Massachusetts，Haward University Press，1963）等；另外还有美国的巴年（Irving Barnett）的博士论文《联总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非财政援助个案研究》及彼得（Marilla Bliss Guptil）的《美援：联总在中国（1942—1947）》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问题有所涉及。这些均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关系问题的专著，一方面，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涉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开展的善后救济事业问题；另一方面，它们毕竟不是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只是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利用一章或其中的一两节进行分析，显得不够充分，并且它们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对中国给予了不少不公正的评价。此外，这些成果都完成于20世纪中期，比较老旧，几乎没有新近问世的成果。

从国内来看，最早涉及善后救济问题的专著是丁文治的《联总物资与战后中国经济》（上海六联印刷公司1948年版）。该书分析了联总提供的善后救济援助物资对中国战后重建所起的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数十年间，曾经轰轰烈烈的中国善后救济事业这一段历史逐渐被封存或遗忘，研究者较少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段历史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余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比较重要的有钟建军的《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述论》、周蕴春的《战后中原解放区的善后救济述论》、张志永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收复区善后救济工作述评》、王德春的《联总援助与我国铁路交通善后》和《浅析联总对我国的无偿援助及相关非议》、陆远权的《1946—1947年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述评》等，这些论文都研究了1945—1947年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一些硕士论文，例如胡秋芬的《浙江善后救济分署述论》、李思祥的《河南善后救济分署研究》和龚喜林的《战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善后救济述论》等。台湾方面，如卢秀华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之组织与运作（1946—1947）》等，对部分分署的善后救济问题进行了分析。但是该时期全国共有15个分署，现有论文只研究了少数几个，显得还不够。学术专著目前仅有王德春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集中研究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创建的历史背景、基本思想、简单过程及对中国提供的善后救济援助的规模、类别、运输方式等问题，对中国如何利用这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物资开展善后救济事业则研究得不够。此外，李新等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编第5卷《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部分也简要介绍了联总、行总等机构的创建及其活动。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敖为蔚的《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渠长根的《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及周湫光与曾桂林合编的《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部分章节也涉及1945—1947年中国善后救济事业开展的内容。还有一些研究区域救济史的著作对当地善后救济事业亦有所论及，如：杨鹏程的《湖南灾荒史（1912—1949）》（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焦润明等的《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及王林的《山东近代救济史》（齐鲁书社2012年版）等。

可见，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对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某个问题进行了细化研究，有的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中的某一个分署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个案研究，有的仅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善后救济援助的问题。这些成果虽然也涉及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内容，但往往只是从某一个角度进行探讨，没有作很深入的全面分析和研究，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较大的专题来探讨。

不过，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对1945—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开展的善后救济事业给予了正面评价，但是个别成果则完全否定了它的积极性。例如王文泉、刘天路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美国不仅以其本国政府的名义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还利用被它控制的联合国的名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善后保管委员会’等组织，已成为美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招牌”[2]。这显然有失客观和公允。

当然，上述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拟以此作为起点，尝试进一步研究国民政府组建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先后在蒋廷黻署长和霍宝树署长领导下，利用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获得的援助物资在中国从事善后救济事业的理念、实践活动及其成效等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和对当今中国社会救济工作的借鉴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