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任谁评?[1]（代序）
袁殊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随着电影、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介对谍战剧的热捧，袁殊这个人的人物形象，渐渐走入了我们的视野。
袁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袁殊（1911.4.27—1987.11.26），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原名学易，又名学艺，曾使用诸如碧泉[2]、逍逸[3]、严军光[4]、曾达斋[5]、啸一[6]、温超[7]等很多化名或笔名。
长期以来，海内外有关袁殊的著述，数量不多，但观点不一。[8]说他是“落水文人”“文化汉奸”[9]有之；说他是国民党中统或军统特务有之。但随着相关史料的解密，人们越来越确定他是潘汉年[10]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学界很少有学者对袁殊的特殊经历进行有见地的、系统的学术梳理。2015年，天津师范大学杨名宇撰写的硕士论文《袁殊的情报工作（1931—1945）》通过剖析袁殊在1931—1945年的情报工作经历，试图“还原”一个挣扎在现实战争与意识形态斗争中沉浮的基层特工的“真实情况”；该文作者既不认同袁殊是一个混入中共党组织的国民党特务、汉奸、日本特工，也不认同袁殊是一名意志坚定的中共谍报人员，而是认为袁殊作为有血有肉的情报工作者，其矛盾行动中必然隐藏着其真实的复杂心理与动机，且这种心理动机在历史与他本人的互动也是在不断变化；其行为背后隐藏的复杂心理，既有对共产党胜利的信心，又包含着对于事业成功的野心；袁殊并非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家，而是一名自信的投机者，人生的押注全在自己对于局势的判断上；他情报工作的成功在于他长袖善舞的社交能力与对历史流向的正确判断，而他后半生的牢狱之灾，也基于他对革命政权认识的错误判断。[11]这篇硕士论文的分析与结论，很有新意，但其主要观点及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相称，值得进一步商榷。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袁殊这个名字，对于现代的中国青年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但在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袁殊却有一定的知名度，上海的一些老人、文化界的一些老前辈们对于袁殊这个名字恐怕并不陌生。从各种材料来看，袁殊背负的骂名似乎更多些”。[12]资深媒体人金雄白[13]（朱子家）在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称：“袁殊这个人，真是有他的一手！留学日本，一口纯熟的日语，人们就不会相信他是中国人。他好似天生的一个特工人才，在抗战前后，情报工作的迅速而正确，推他为第一手。”[14]
抗战时期的汪伪控制区，人们普遍认为袁殊是一位文化“汉奸”，各界高层对其真实身份表示了相当的怀疑。国民政府军统局曾多次秘密下令调查袁殊的真实身份。例如，1941年2月27日，孔祥熙在上海发往重庆的密电中称：“袁殊虽几度在中央机关（指国民党的军统）服务，实则为共产党工作。前年袁被捕后在日方组织伪党（指汉奸组织‘兴亚’），亦为共党指使。现袁为共党担任工作有四。共党在沪安全问题与共党在沦陷区之交通亦由袁负责……共产党利用日伪报纸攻击中央（指国民党中央）皆由袁办理。”[15]
袁殊的公开职业大多扬名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文艺界、新闻界和教育界。他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纸杂志，做过社长，而其深藏的多重特工身份，在今人看来，依然令人惊愕不已。他创办的《文艺新闻》持续16个月，共计出版75期，是左翼文化刊物寿命最长的。据学者研究，袁殊对中国新闻学还有两个杰出的贡献：一是他首次将英文“journalism”[16]一词译为“集纳主义”，这个译词，是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创举；二是他最早将英文“reportage”一词译名为“报告文学”，并指出“报告文学”是近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种新形态的新闻文学。
1931年6月11日，袁殊以“报告文学论”为题在上海劳动大学劳动文艺研究会讲演，1931年7月发表在《文艺新闻》上，该文对“报告文学”作出定义：“如其名所示的，是把心灵安置在事实的报告上，但不如照相写真样的，只是机械的摄写事实。它又须具备着一定的目的与倾向，然后把事实通过印象加以批判的写出。这目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17]
大凡历史人物，人云总似一枚硬币，皆有正面、反面和侧面，一般来讲，只知其一面或两面者甚众。袁殊不仅驰骋文化界，名气也不小；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共情报战线上的纵横捭阖、妙手连连。情报战一直被誉为没有硝烟的地下战场，尽管没有令人血脉贲张的冲锋陷阵，却也处处有旋涡暗礁、危机四伏，时时险象环生，大多沦为无名英雄。袁殊身份极为复杂、多面、多重，时至今日，依然扑朔迷离，考究各类评价，亦是众说纷纭。由此，只看一面，必然片面。
著名藏书家、《苏州杂志》编辑黄恽认为：“袁殊据说是现代中国仅有之五面间谍，世上双面间谍已经不多，做得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其五面乎?……袁殊，以其一面，而应五面之需，应对裕如，岂非奇迹?”[18]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开报刊中，我们很难搜到有关袁殊在我党情报战线上的特殊贡献之类的资料。目前所能搜到最早提及袁殊名字的是1957年《新闻业务》第11期，它曾刊载索延芳整理《旧新闻学书刊目录（二）（一九一九年—一九四八年）》目录，提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藏袁殊著《记者道》（上海群店1936年版）及北京图书馆藏日本榛村专一著、袁殊译《新闻法制论》（上海群力书店）信息。[19]
即使到了1983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召开恽逸群[20]同志追悼大会，《新华日报》对此刊发新闻中提及送花圈的人当中有恽逸群生前友好“袁殊同志”字样；不久，有篇《刀斧丛中识恽老》文章中提到袁殊是一位“深入虎穴”的共产党员。[21]1989年，《新闻记者》刊载肖非[22]的《袁殊纪念会在沪举行》文章，仅仅是赞赏袁殊的文学贡献：“袁殊是我国早期留学日本的有志人士之一。1931年参加革命，是三十年代的‘左联’盟员，《文艺新闻》创始人，著名的文艺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写下了许多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著作，发表过大量的文艺作品和译文，对我国新闻事业和文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23]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撰文指出：“我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直到1984年5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恽逸群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提及恽逸群‘生前好友袁殊也献了花圈’，这才确认他还健在。”[24]蕲春县文化馆郑伯成副馆长撰文指出：袁殊是我军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谍报王”。[25]
不错，袁殊的确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化界中一位才华横溢的骁将，他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然而，为主义信念，为抗日救国，书生变侠客，多面潜伏，剑胆雄心、白皮红心，一跃而成中共党内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得力干将。袁殊正是凭借其果敢、灵敏、奇才与勇气，在中共情报史上书写了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
直到此时，人们才渐渐了解袁殊鲜为人知的一面：
他是热播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26]以及《伪装者》中明楼[27]的原型，是中共情报史上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超级特工，被誉为“东方佐尔格”[28]，朱德曾经说过，“袁殊是我党不可多得的情报人才”。[29]
他是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超级特工！
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袁殊以“多重身份”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长达14年。袁殊的“多重身份”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政治势力：中共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青帮与洪门、渝方国民政府（中统与军统）、日方岩井机关、宁方（汪伪政权）。具体如下：
1.中共中央特科情报成员（此为秘密身份，中共特别党员）。1931年10月，被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潘汉年直接发展成为中共秘密党员，袁殊一度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1945年10月7日，袁殊渡江北上，到达解放区，后任中共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旅级）。
2.青洪帮骨干成员（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师，是为“通”字辈，比杜月笙“悟”字辈高一辈，后拜洪帮“五圣山”开山山主向松坡为师）。
3.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上海总领事馆岩井英一组建的“岩井公馆”（后称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情报员、“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干。[30]
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核心组织“干社”情报股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为忠义救国军[31]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局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5.汪伪政权高官（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党务办事处主任、镇江地区清乡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参议、江苏省教育学院院长、《新中国报》社长等职）。
据岩井英一回忆，为掣肘汪伪汉奸势力，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作为一个麻痹、消磨中国人民斗志的文化团体，加入汪伪政府中去。袁殊根据岩井英一的要求，在地处上海宝山路的“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受其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我党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32]
据刘人寿[33]等人的回忆，潘汉年情报系统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令，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这些情报的获得，也有袁殊的一份功劳。[34]
袁殊担任公开或半公开职务的同时，还经常以“新闻记者”身份游走于各种公开场合。据张颐武所述：“袁殊的经历的确比侦探小说和电影更有传奇性，007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没有这么复杂。……时间让许多有趣的传奇被悄然遗忘了，二十世纪其实走得很快。历史的缝隙有太多的故事，它们掉进去就再也无从寻觅。它们已经‘随风而逝’了，但偶尔留下一点踪迹，如同图书馆长椅上的斜阳，引人怀想。”
很多学者指出，袁殊不仅在中共情报战线上具有特殊贡献，而且对于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学研究的贡献甚大，如办《文艺新闻》的经验、推动集纳学术研究、参与组建新闻界职业团体以及有关报告文学的论述等，在中国新闻史的许多专著和教材中都有所记载，并对他作了积极的评价。[35]
袁殊不仅首次提出“报告文学”的概念，而且很早就对报告文学做系统研究，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很多个“第一”的记录。萧云在其《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中指出：“翻开《左联词典》、《新文学史料》、《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编》，便可了解：袁殊是左翼新闻工作者、作家、翻译家。他创办了《文艺新闻》，担任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范长江、恽逸群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他首次提出‘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新闻界前辈任白涛说，‘他给1931年的中国新闻界造了不少新记录’。郁达夫称他的剧作《工场夜景》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36]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写道：“田汉的《一九三二的月光曲》，左明的《到明天》、《活路》、《夜之颤动》，袁殊的《工场夜景》，叶秀的《阿妈退工》，都表现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反抗意志、团结观念与胜利信心。”[37]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袁殊的名气很大，众多文学中人都与之有过交集，他是许多文学新星的幕后炒作高手，例如，是袁殊一手捧红张爱玲。张爱玲的《小团圆》里面有一句话：“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张爱玲致宋淇，1976年4月22日）。”[38]谢其章指出：这件事及袁殊的真实身份张爱玲是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的，隔了三十年还记得，张爱玲居然还记有许多“秘闻”。[39]
袁殊是位文学天才，文笔甚健，诗文俱佳，著述颇丰，且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很多人认为，他如不离开当时的文学界和新闻界，当不弱于同时代的一些著名作家。袁殊自称：“文化大革命前，编和译日文书四五本，写学习笔记、札记有五六十万字，总计笔耕收获，约在百几十万字以上。”[40]
袁殊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运动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袁殊的部分作品汇集在199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中，该书由夏衍题写书名，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拙子）为责任编辑。值得一提的是，《袁殊文集》附载赵风撰写的《袁殊传略》一文和袁殊亲撰的《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为我们研究袁殊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手史料。[41]
袁殊因“潘汉年、扬帆[42]冤案”，而入狱27年零5个月。1975年春，袁殊羁縻武汉军都山劳改农场，他题诗《自嘲》一首[43]：
竖子昂藏五尺躯，
腹空咄咄缺诗书；
曾掷黄金若粪土，
琴心剑胆小侏儒。
每读艰危无字书，
不惜身命未踌躇；
人间了无私仇怨，
爱拍苍蝇扫蠹鱼。
这首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袁殊坎坷一生的命运，表达了他不惜毁誉潜伏敌寇内部，展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与牺牲精神，也准确说出了自身的委屈与大度。
袁殊出狱后，将其《申述材料》和日记等交付给胡肇枫。为揭示袁殊的特殊历史功绩，胡肇枫辛勤搜集大量史料，并对袁殊多次采访、录音，积极撰写袁殊的生平。不幸的是，胡肇枫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逝世。在胡肇枫妻子冯月华全力承担以及胡肇枫同学吴民协助下，他们一起写就了《剑胆琴心：红色情报员袁殊传奇》一书并出版，该书着力于袁殊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15年（1931—1946）间的经历。
1986年，《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3辑）刊发袁殊的回忆文章《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1994年接力出版社出版了曾龙编著的《我的父亲袁殊》（2016年，曾龙在补充新资料后，以“我的父亲袁殊：还原五面间谍的真实样貌”为书名在台北独立作家再版），这些成为研究袁殊的最基本史料。
如今，我们只要论及潘汉年的革命活动，必然会涉及袁殊，因为抗战时期潘汉年所获的大量情报很多出自袁殊之手。[44]新中国成立后，袁殊常对人说：“我们好像是串戏，在幕后指挥的是潘汉年、王子春[45]，在台上表演的是我。”[46]
潘汉年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但在抗战期间因种种原因误与汪精卫短暂接触，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47]然而，潘汉年这一行为真相到底如何，因缺乏档案史料的支撑，莫衷一是。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赴京参加中央会议，4月2日向陈毅谈了当年会见汪精卫一事；4月3日，毛泽东下令秘密逮捕潘。1962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指出：“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系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48]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夫妇从北京秦城监狱移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1977年4月14日，潘含冤病逝。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此所牵连的袁殊，官方也对其作了重新评价。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7卷）专章讲述袁殊的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了袁殊的历史功绩：“袁殊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是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历尽艰险，几遭不测，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49]
在很长时间内，社会各界对袁殊的评价，千奇百怪。例如，章克标在其《九十自述》一书中也提到了袁殊：“被任命过作（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袁殊则是中共党员，曾经办过《文艺新闻》，后来又去了苏州，在（伪）江苏省政府里当了个教育厅长。……我本来也以为他是在混日子，一直到最后才知道是中共方面授意，他这样做，也有点‘特工’的性质，是我料想不到的。”[50]萧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一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51]台湾作家刘心皇曾著有《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书之开篇《目次》中，赫然把袁殊列入了“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名录，将袁殊污蔑为：“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5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陈辽撰文指出：“刘心皇是一个爱国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治学不甚严谨，无视复杂的历史情况，乱给作家扣帽子的文学史家。仅以上海地区而论，就有不少爱国作家被刘心皇视为文化汉奸：如柯灵、关露、刘慕清、袁殊、恽逸群、邱韵铎、包天笑、周瘦鹃……此外，著名的满族革命作家沫南（即关沫南）也被其列入东北伪组织的汉奸作家之列。”[53]
1945年10月，袁殊依照中共秘密指示转进苏北解放区。在进入解放区后，袁殊对于自己的真实情况，确实有过“有苦难说”的感觉。1948年在大连，袁殊遇到丁玲等人时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对他说：“我们了解你。”[54]
袁殊的人脉关系很广，结识不少名人，从其保存的馈赠字画可见一斑，如齐白石、黄宾虹的画，周作人的诗，何香凝画的梅花，郭沫若的题字等都明白地写有“学易先生雅属”之类的酬词。北京匡时2015迎春拍卖会曾以“二战特殊战线的较量”为主题举行拍卖会，其中有袁殊上款的叶公绰《行书七言联》、柳亚子《行书七言诗》的字与郎静山1943年作的《山亭论古》的画。[55]
1965年，袁殊被定性为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当年，军事法庭下达的判决书，要点如下：“被告人袁殊，男，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曾于1931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因犯有反革命罪，于1955年4月5日依法逮捕。捕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1.叛变革命，充当军统特务。……2.充当日本特务、破坏中共的情报组织。……3.充当汉奸、对我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4.混入内部，秘密与敌人保持联系。……1945年10月，被告人在内奸分子潘汉年的掩护下，以情报干部的身份，从上海混入苏北解放区，1946年又混入中国共产党。”[56]
直到1975年6月，袁殊大女儿马元曦意外地接到袁殊寄来的一封短信，说他5月离开北京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现允许通信，要求子女给他回信并寄几本《毛主席语录》。袁殊大儿子曾龙寄去三本《毛主席语录》，没写信。没过多久，曾龙直接收到袁殊回信及诗二首。曾龙回信简述了他们的学历、职业情况。9月，袁殊回信表达了愧疚心情。[57]通信约一年之后，1977年5月，袁殊第一次回京探亲。曾龙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58]
经过多方努力，袁殊终获平反。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59]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改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60]
平反后的袁殊，是孤寂的。
从1983年起，谭元亨先生打算为潘著书立说。1987年3月7日，谭拜访袁，袁当时坐在轮椅上表示拒绝一切采访，当谭表示自己是楼适夷介绍而来且为的是写潘汉年，袁叹气说：为潘汉年写书，只有你一个人来找我，没有别的人来找。[61]谭元亨曾写下这么一段文字：“这位参加五卅运动，投身北伐，又加入左联，为潘汉年介绍入党的秘密战线中的一员杰出战士，几时可能瞑目?充当多面间谍——是军统，又是日伪，但实质为中共，当日尚不能自辩，何况今天呢?这就是潘汉年手下的人，忍辱负重以至终身不悔。”
自潘汉年冤案平反后，多部潘汉年传记先后出版，而每部都涉及袁殊，其中有谭元亨《潘汉年》、武在平《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潘汉年》、尹骐《潘汉年传》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张云《潘汉年传奇》和王朝柱《潘汉年的悲剧：功臣与罪人》，这五位作者六部书中，所描写的袁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些出版物中对袁殊的评价是负面的。例如，尹骐的《潘汉年传》中指出：“袁殊这个人物及其复杂性的表现，常常使一些局外人感到迷惑不解。他在中共、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周旋多年，又有过反复，无疑是一种特别的危险人物。但在彼时彼地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谁又都愿意抓住他、利用他。……如果说，袁殊在最初曾为日伪方面做过工作，但又积极在寻找中共的关系，努力争取为革命服务，具有‘两面分子’的某种特点，那么，后来，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他为革命工作的主导倾向就越来越清楚了。”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也指出：“袁殊因岩井（日本人）的庇护免遭杀害，不敢拒绝日本人……成为岩井公开扶植起来的一名汉奸。”台湾《传记文学》竟刊载《袁殊是潘汉年勾结日伪的关键人物——因中共为“袁殊同志”平反引起的话题》，讽刺中国共产党为袁平反。
对此，谭元亨发出无限的感慨：“袁殊已经牺牲得太多了，为什么还得背恶名?也许，是他当日隐蔽得太成功了么?以至今日仍为人所不解?！但这绝不是理由！”
为维护袁殊名誉，1997年4月，袁殊后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尹骐侵害袁殊的名誉权。1998年4月，记者采访为袁殊名誉权官司奔波一年之久的袁殊女儿曾曜。据曾曜介绍，1992年她看到尹骐《潘汉年传》后颇感意外，于是，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针对此书存在的问题，向公安大学出版社提出不能出版此书。曾曜得到的回复是：此书内部发行，以后不再出版了。1997年4月，北京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朱元涛任袁殊名誉权案原告方代理律师。他认为：“一、尹骐书中贬低袁殊功绩、贬损袁殊人品之处颇多；二、引发袁殊名誉权案的责任完全在尹骐；三、妥善解决讼争的关键在于尹骐公开认错。”[62]
这场官司，最终结果却是不了了之。[63]
2002年，尹骐发表《袁殊谍海风雨16年》新作，对袁殊的评价与其之前的描述有所区别，其中写道：“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袁殊是一个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徘徊在政治夹缝之间——第二次被捕——在汉奸的悬崖上；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在上海就又同时和中共、军统、日本人三方面发生联系，同时为三方工作。不过在此后的约两年间，袁殊主要还是在为军统工作。原因之一，是中共还没有很重视他，进而充分运用他的计划。1937年冬，潘汉年撤离上海后，他和袁殊的单线联系就暂告中断，也没有别人再向袁殊提过什么要求。原因之二，是日本方面这时也没有对袁殊提出更多要求。岩井和袁殊之间也主要只是交换一些情报，尚无大的动作。而军统方面则对袁殊抓得很紧。众所周知，上海沦陷后，军统在上海十分活跃，不仅大搞情报，而且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头面人物。在这段时间里，袁殊确实为军统干了不少事，而且也真卖力，军统也因此而更看重他。公开的文化汉奸和秘密的情报工作者——周旋于两国四方间，最后回归到革命的行列。袁殊已经站立在汉奸的悬崖上，前进或是后退一步只在一念之间。从总体上说，抗日战争时期袁殊在提供情报和掩护中共情报活动方面尽了不少力。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时时处处为自己留着退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尤其是在潘汉年撤退到根据地之后，据潘汉年系统的一些人反映，有时去找袁殊联系，袁采取了消极应付甚至拒绝见面的态度。1946年袁殊进入解放区后，有关部门没有事先征求潘汉年的同意就同意袁殊重新登记入党，潘对此颇有意见。”[64]该文对袁殊的评价总体上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
佐尔格曾说过：“情报工作是一门综合学科，既要懂军事学和政治学，又要懂社会学和心理学，不然就不可能取得对人民有用的资料，这是一套征服人，使人甘愿把情报送上来的艺术，所以它又是艺术学。”从袁殊从事情报工作的生涯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袁殊走过的是一条情报艺术的灿烂之路，虽崎岖坎坷，但充满着传奇和辉煌。湖北黄石市袁海湾社区袁家湖城中村袁氏宗祠2015年落成后，专门用一间房陈列与袁殊有关的书籍及物品，希望更多人知道袁殊的传奇一生。[65]
让我们梳理一下史料，重新认识一下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传奇特工袁殊充满传奇的一生。
[1]书稿《袁殊研究》2013年获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FZS035），并于2016年12月结项，本课题立项后，这一章节主要内容作为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公开发表。孙宝根：《中共史上最传奇的间谍——袁殊》，载《挖历史》第1辑，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2013年12月31日，凤凰网《凤凰历史》栏目以“抗战中的‘超级特工’：同时为三国五方送情报”为题全文转载。
[2]1932年，袁殊根据冯雪峰的要求，在沈起予和张庚主办的《光明》半月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上海论》，用的是“碧泉”这个笔名。
[3]有的资料写作袁霄逸，但据刘心皇介绍袁殊，号逍逸，参见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又据岩井英一记载：袁学易，号逍逸；参见〔日〕岩井英一《回想の上海》,《回想の上海》出版委员会1983年版，第79页；据丁淦林说“袁逍逸这个名字，颇有点鸳鸯蝴蝶派的味道”，参见丁淦林《袁殊的传奇式经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0期；也有写成袁笑逸，如1933年10月27日《申报》第21746号第17页：《菊生：知义所作，去年由从袁殊而袁学易，袁笑逸》。
[4]袁殊化名严军光负责主持岩井英一主导的兴亚建国运动。1939年11月，严军光著《兴亚建国论》一书由上海兴建月刊社出版。
[5]1946年，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建议袁殊改名为“曾达斋”。
[6]在《文艺新闻》第60期上，袁殊以笔名“啸一”写就《集纳正名》一文。
[7]袁殊1948年10月3日《海燕》报第1版发表《祝捷之秋》，署名温超。
[8]大陆学界虽已公认袁殊的红色特工身份，但在具体史实的评价方面，略有差异。参见徐林祥《一个长期做国民党和汪伪特务的人——记秘密战线上的中共地下党员袁殊》,《党史纵览》1994年第6期；徐林祥、方劲松《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党史纵览》1995年第6期；谭元亨《袁殊身后的牺牲》,《书城》1997年第4期；徐林祥《红色特工在国民党保密局内部》,《党史纵览》1996年第4期；谭元亨《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上）,《党史博览》1999年第2期；谭元亨《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下）,《党史博览》1999年第3期；朱元涛《我对袁殊名誉权案的几点看法》,《中国律师》1998年第7期；孙耀军《谁来对历史负责?--“潘汉年传记”引发袁殊名誉权诉讼案》,《中国律师》1998年第7期；刘勇强《打入日伪高层的红色特工--袁殊》,《党史纵横》2012年第5期；郭艳华《袁殊：“与狼共舞”的中共无名英雄》,《党史文汇》2008年第4期；丁淦林《袁殊的传奇式经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0期；《中国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新闻世界》（社会生活）2007年第4期；刘勇《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瞭望》2005年第2期；金秋《袁殊：一位红色情报员的传奇人生》,《钟山风雨》2004年第3期；程仪《袁殊de情报生涯》,《党史天地》2004年第11期；袁成亮《袁殊：难得的情报人才》,《文史春秋》2004年第6期；尹骐《袁殊谍海风雨16年》,《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金建明《一位红色情报员的传奇人生》,《世纪行》2001年第7期；谭元亨《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四川监察》2000年第3期；岳桦《红色情报员袁殊》,《民国春秋》2000年第5期；李秀云《论袁殊对新闻学术研究的贡献》,《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刘迪《袁殊：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纪实》2010年第7期；任苞《五重间谍袁殊》,《可乐》2009年第4期；《袁殊营救许广平》,《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0期；丁晓原《报告文学真实性六十年研究概述》,《高校社科信息》1995年第Z1期；鲁南《中共地下党主持日特机关“岩井公馆”始末》,《春秋》2011年第3期；胡正强《袁殊的媒介批评实践及其贡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胡正强《袁殊编办〈文艺新闻〉的策略和社会影响简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胡正强《试论袁殊的新闻实践及其理论贡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李秀云《论袁殊对新闻学术研究的贡献》,《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刘平召《中共情报史上的“千面谍王”》,《文史博览》2010年第3期；小卫《谍海传奇：与狼共舞十四载的“灰色”英雄》,《党史纵横》2009年第10期；孔刘辉《〈文艺新闻〉的终刊--从〈鲁迅全集〉一条注释说起》,《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9]台湾的一些刊物曾诋毁袁殊，比如：鹿原《历史的事实：从中共为汪伪汉奸“袁殊同志”平反说起》,《传记文学》第408期，1996年5月；王朝柱原作、余亦麒提供《袁殊是潘汉年勾结日汪的关键人物》,《传记文学》第409期，1996年6月。
[10]有关潘汉年研究，可参见谭元亨《潘汉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尹骐《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尹琪《一桩历史谜案——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尹骐《潘汉年传略》,《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张云《潘汉年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回忆潘汉年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革命斗争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修良《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关于潘汉年、沙文汉同志平反昭雪的感想》,《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上海党史与党建》1996年第1期；吴基民《胡均鹤与潘汉年冤案》,《档案春秋》2008年第11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能真《潘汉年的幕前“演员”--袁殊》，载政协黄冈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黄冈文史资料》第4辑，湖北政协黄冈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2001年版；孙耀军《谁来对历史负责?--“潘汉年传记”引发袁殊名誉权诉讼案》,《中国律师》1998年第7期；赵先《所谓“镇江事件”的始末》,《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1982年9月29日；周军《潘汉年--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蒙冤“镇江事件”》,《文史月刊》2007年第12期；秦福荃《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王鹏程《潘扬案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温雪勇《潘汉年案的历史回顾》,《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3期；经盛鸿《潘汉年蒙冤始末》,《纵横》2001年第1期；富耀南《潘汉年的七次香港之行》,《江南论坛》1997年第6期；刘朝华《论潘汉年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6年；王征明《潘汉年的所谓“以特反特”罪状》,《世纪》2012年第3期。
[11]参见杨名宇《袁殊的情报工作（1931—1945）》，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5年。
[12]曾龙：《我的父亲袁殊：还原五面间谍的真实样貌》，独立作家2016年版，第28页；曾龙：《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3]参见周文琪《“红色间谍”佐尔格在中国》,《百年潮》2002年第7期；康文久《析谍报英雄佐尔格的成功与失误》,《国家安全通讯》2003年第7期；马照习《一代谍王佐尔格》,《环球军事》2002年第3期；王连捷《中国“佐尔格”的三大情报》,《兰台世界》2011年第1期。另据刘心皇介绍，朱子家（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虽多为汪伪政权开脱同情之词，但也有史料价值。参见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14]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3册，春秋杂志社1965年版，第27页。
[15]金秋：《袁殊：一位红色情报员的传奇人生》,《钟山风雨》2004年第3期。
[16]journalism，今译新闻业、新闻学、新闻工作、报纸杂志。
[17]《袁殊文集》编辑组：《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18]黄恽：《袁殊与〈中国内幕〉》，载宫晓卫《藏书家》第15辑，齐鲁书社2009年版。
[19]参见索延芳整理《旧新闻学书刊目录（二）（一九一九年—一九四八年）》,《新闻业务》1957年第11期。
[20]有关恽逸群的研究，参见顾雪雍《奇才奇闻奇案——恽逸群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顾雪雍《恽逸群》，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恽逸群文集》编选《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陆炳炎主编《恽逸群同志纪念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版；顾雪雍《悼念舅父恽逸群》,《新闻与传播研究》1980年第4期；马少华《中共党报理论的建设者：恽逸群》,《新闻前哨》2012年第1期；徐立刚《恽逸群》,《档案与建设》2009年第12期；于友《恽逸群——我最敬爱的老师》,《新闻记者》1993年第12期；陈镐汶《新闻学专刊——〈大美晚报·记者座谈〉——为纪念恽逸群逝世15周年作》,《新闻大学》1994年第3期；陈晓籁《汉奸报里的革命家——忆恽逸群同志在〈新中国报〉的二三事》,《新闻记者》1988年第6期；茹予我《战士的风骨——记恽逸群》（一）,《新闻记者》1985年第7期；闻继衷《战士的风骨——记恽逸群》（三）,《新闻记者》1985年第10期；秦淮月《恽逸群——新闻界的杰出战士》,《新闻记者》1985年第1期；强剑衷《奋斗终生的恽逸群同志》,《新闻与传播研究》1981年第5期；陆诒《悼念恽逸群同志》,《新闻与传播研究》1980年第4期。
[21]参见李之《传奇式人物——袁殊》，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镇江文史资料》第12辑，1987年1月。该文作者曾专程访问这位有传奇式历史的老人，当时袁殊的健康情况欠佳，曾中风、半身不遂、说话非常吃力，但还是和该文作者谈了他的传奇故事。
[22]为时任江苏教育学院院长袁殊学生胡肇枫的曾用笔名。
[23]肖非：《袁殊纪念会在沪举行》,《新闻记者》1989年第1期。
[24]丁淦林：《袁殊的传奇式经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0期。
[25]参见郑伯成《“五重谍报王”袁殊》,《奇春文学网》,2011年10月；夜雨一江《谍海五重奏》（影视文学剧本），载起点中文网，2008年10月。
[26]2007年8月15日，为纪念抗战胜利62周年，央视八套热播34集电视连续剧《记忆之城》，剧中男一号朱今墨以其“四重情报员”身份和顽强的生存意志与刚烈的精神气质，深深震撼了亿万观众的心。参见王树蕲、袁苏生《情报奇人袁殊的秘密生涯》,《湖北文史》2014年第2期。
[27]2015年播出的《伪装者》自开播以来就广受好评，电视剧《伪装者》编剧、原小说《谍战上海滩》作者张勇指出：她创作的《伪装者》“明家三姐弟”，其实个个有历史原型，明楼的原型并非只有一个人，“包括袁殊、关露等等，我是把三四个历史真实人物的经历，捏成了一个明楼”。参见武俊宏《多重伪装，反观现实——评谍战剧〈伪装者〉的艺术特色》,《戏剧之家》2016年第14期；周逍《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伪装者〉的受众心理需求》,《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8期；丁芃《论谍战电视剧〈伪装者〉叙事策略的得与失》,《西部广播电视》2015年第19期；《揭〈伪装者〉明楼原型中共王牌特工袁殊》,《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16年第1期；陈郁《袁殊：最强“伪装者”五重身份掩赤心》,《扬子晚报》2016年5月3日第A4—A5版。
[28]杨国光：《理查德·佐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杨国光：《左尔格在中国——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人民政协报》2008年8月21日。
[29]曾龙：《我的父亲袁殊：还原五面间谍的真实样貌》，独立作家2016年版，第323页；袁成亮：《袁殊：难得的情报人才》,《文史春秋》2004年第6期。
[30]参见〔日〕岩井英一《回想の上海》之附录，《回想の上海》出版委员会1983年版；房建昌《从日文档案看“岩井机关”与兴亚建国运动始末》,《档案史料与研究》2002年第3期。
[31]有关忠义救国军的研究，参见吴淑凤等编辑《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国史馆2011年版；张衡《忠义救国军浮沉录》，南京出版社2012年版；何蜀《抗战初期的忠义救国军》,《文史精华》2000年第6期；李甲孚《戴笠与忠义救国军》,《传记文学》第67卷第3期，1995年9月；邢烨《戴笠与忠义救国军》，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
[32]参见〔日〕岩井英一《回想の上海》,《回想の上海》出版委员会1983年版，第82页；房建昌《从日文档案看“岩井机关”与兴亚建国运动始末》,《档案史料与研究》2002年第3期。
[33]参见陈邦本《“全能特工”刘人寿和他的妻子》,《档案春秋》2010年第7期；丁群《潘汉年情报系统的主力刘人寿》,《文史精华》2001年第12期。
[34]参见曾龙《我的父亲袁殊：还原五面间谍的真实样貌》，独立作家2016年版，第255页；金秋《袁殊：一位红色情报员的传奇人生》,《钟山风雨》2004年第3期。
[35]参见丁淦林《袁殊的传奇式经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0期。
[36]萧云：《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载唐瑜《零落成泥香如故——忆念潘汉年、董慧》，三联书店1984年版，另载《光明日报》1998年4月16日。
[37]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38]宋以朗：《〈小团圆〉前言》，载张爱玲《小团圆》，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蔡登山：《张爱玲文坛交往录（1943—1952，上海）》,《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
[39]参见谢其章《袁殊和〈拙政园记〉》,《东方早报》2010年3月14日。
[40]曾龙：《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41]参见《袁殊文集》编辑组《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42]参见王征明《铁骨铮铮党员风范——纪念扬帆同志》,《新四军研究》第6辑，2014年8月；王征明《生命之帆永存——纪念扬帆逝世一周年》,《上海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扬帆《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扬帆《拨云见日慰英魂——悼念潘汉年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2年；扬帆口述、丁兆甲整理《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43]参见赵风《爱拍苍蝇扫蠹鱼——袁殊的情报生涯》,《人物》1993年第4期。
[44]据谭元亨所说，他见过涉及潘案的人很多，在所有的写潘汉年的作者中，他是唯一见到过袁殊的人，袁殊的女儿曾曜，设法找到谭元亨的地址并写信告诉谭，认为谭所写《潘汉年》一书“有深度，敢于触及一些根本问题；有激情，出于一个正直人的良知。创作态度严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因而也是唯一一本对我父亲没有歪曲的书”。见谭元亨《良知与感悟》，载谭元亨《珠江远眺》第4辑，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
[45]参见穆欣《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欧阳新》,《党史文汇》2003年第7期；丁淦林《袁殊的传奇式经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0期；萨苏、老拙《东方特工在行动》，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
[46]赵风：《袁殊传略》，载《袁殊文集》编辑组《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7—39页。
[47]参见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张云《对潘汉年毛泽东亲批：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百年潮》2008年第11期。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09页。
[49]周正海：《袁殊》，载王淇、陈志凌《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50]章克标：《九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51]萧云：《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载唐瑜《零落成泥香如故——忆念潘汉年、董慧》，三联书店1984年版，另载《光明日报》1998年4月16日。
[52]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53]陈辽：《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对古远清〈“看张”〉一文的回应》,《华文文学》2007年第3期；萧阳文：《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54]曾龙：《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55]参见《北京匡时2015迎春拍卖会二战特殊战线的较量》,《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5年第4期。
[56]曾龙：《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2页。
[57]曾龙：《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3页。
[58]曾龙：《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59]曾龙：《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60]曾龙：《我的父亲袁殊：还原五面间谍的真实样貌》，独立作家2016年版，第54页。
[61]参见谭元亨《袁殊身后的牺牲》,《书城》1997年第4期。
[62]朱元涛：《我对袁殊名誉权案的几点看法》,《中国律师》1998年第7期。
[63]2012年8月16日，经作者本人打电话与定居在北京的袁殊长子曾龙核实，此事因某些人的直接干预，最终官司不了了之，只是要求尹骐及出版社不再公开出售其所著《潘汉年传》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64]尹骐：《袁殊谍海风雨16年》,《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
[65]参见陈郁《袁殊：最强“伪装者”五重身份掩赤心》,《扬子晚报》2016年5月3日第A4—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