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洲印第安语系假说

格林伯格的印度洋—太平洋语系假说与非洲语言分类假说相比，命运截然不同。很多学者已接受非洲语言分类假说，但是印度洋—太平洋语系假说自提出后，除了刚开始有个别学者进行评论外，后来几乎无人理会，如Foley在对巴布亚语言进行研究时根本没提到它。[217]随后格林伯格也没再发表任何关于印度洋—太平洋语言的文章或著作。以后他又开始研究美洲大陆的语言，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了23本笔记的资料，每本笔记大概包括80种语言，每种语言大约400个词汇项，另外，记录语法的笔记有6本。1987年，就是格林伯格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后的第1年，他出版了《美洲语言》（Language in the Americas）。书中他照例为美洲印第安语系的各个下位语支和印第安语系本身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语法证据。但是他没有为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提供证据（因为人们已接受了这个假说），只是回应了某人对Sapir纳—德内语系假说的攻击。书中一开始他就为他的方法论进行辩护，并批评了双边比较法。最后还出人意料地指出，当代世界上所有语言可能都来源于同一原始语（单源论）。

一 美洲语言的研究概况

1.南美洲语言关系的研究历史

南美洲虽然地域广大，但是由于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导致很多语言绝迹。目前大约还有350种语言。欧洲殖民者未到之前大概有1500种语言。南美洲语言研究相比北美洲而言要逊色得多。在格林伯格之前，对美洲大陆语言的研究通常分为南北两半，每半都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美洲语言经常是分摊到南北两部。Campbell在《美洲印第安语言：美洲本土的历史语言学》里列出了美洲印第安语言的几种来源假说：（1）一种语言迁入（目前没有广泛接受）;（2）几种不同语言迁入（Sapir 的观点）;（3）多种语言迁入；（4）多语言迁入（单一迁入随带着多种语言）;（5）从旧大陆涌入的不同但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6）旧大陆亲属语绝迹（而新大陆残留下来）;（7）从太平洋沿海而非白令海峡迁移过来。[218]

Kaufman这样说道：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关南美洲出版的资料数量逐年增加，即便如此，研究者数量与语言数量相比还是少得多。以目前状况，研究南美语言的专家数量不可能增长到足以能够记录下目前所有还未绝迹的语言，因为大多数语言不可避免会绝迹。……

公平地说，南美洲和新几内亚是语言资料保存最少的地区。然而，20世纪60年代早期，巴布亚新几内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语言研究活动，而那个地区——确切地说，比南美小多了——但是比南美任何地方的语言资料记录得要好。[219]

因此，很多语言语系之间关系难以确定，主要在于资料保存下来的少。一些学者，包括Campbell[220]、Gordon[221]、Kaufman[222][223]、Key[224]、Loukot ka[225]等都对南美洲的语言进行过分类研究。

这些学者中，对南美洲语言做过最全面调查研究的是捷克人Loukotka。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著作中，他把南美洲语言分为117种语系。[226]其中一些语言在他调查之前就已绝迹，只在一些地名或早期旅行者或传教士的记录中留下了痕迹。Loukotka的语言分类是从每种语言中选出45个词予以比较，其中包括一些文化词如“玉米”以及一些动物名如“獏”。基于此，Loukotka识别出三大类：（1）混合语，或45个词中有超过9个是非本土语词；（2）有外语入侵的语言，或含有相当多外语词的语言（当然少于9个）;（3）只留下非本土语词痕迹的语言，如借词。格林伯格认为，这种“方法”无须评论。[227]言外之意，格林伯格不赞同这一方法。然而，这部著作以参考书目全面而极富价值。

同样，Mason[228]和Tovar[229]把南美洲语言分为100种左右。McQuown[230]研究了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语言。他的层次分类体系中包含一些有关南美语言分类的假设，与Loukotka的分类类似，如图皮语（Tupi）、威托托语（Uitoto）和扎帕罗语（Zaparo）分别是 M1、M2、M3。他的分类还包括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大量语族。这部著作由于给南美、中美和墨西哥的1820种语言的地理位置进行编码并绘制了详尽的地图而极富价值。

另一条线索是Key[231]的研究，Key的著作也是研究南美语言的。著作中提供了语音、语法等方面的比较，并附带区域地图以及非常实用的参考书目。Matteson 等[232]给5个主要的中南部语族：奇布查语（Chibchan）、玛雅语（Mayan）、图卡诺安语（Tucanoan）、瓜希班语（Guahiban）和阿拉瓦语（Arawak）提供了比较构拟形式。在引言部分，Matteson“严格按照比较法标准，基于记录完整的资料和可靠的构拟”来证明美洲印第安语言的发生学关系。被比较的17个语族和3种独立语分布广泛，从北美的阿尔冈琴语（Algonquian）一直延伸到南美的葛语（Ge），不过大部分都是南美语言。而原始美洲印第安语（Proto-Amerindian）的界限及下位分类却只字未提。Matteson还提供了原始印第安语的音素表和词源表，词源表里有974个词源，每个词源至少涉及两个语族。这在许多方面与格林伯格的提法类似。Matteson还简单地介绍了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而格林伯格却把它排除在外。

由于学者们对南美语言及语系之间的关系各执一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大家的分类还是小心翼翼的，如Campbell的分类就比较保守，他把南美洲的那些语系、孤立语及无法归类的语言分为118个。[233]Gordon在《世界语言分类》（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第15版里，把整个美洲大陆的语言分为59个语系。[234]其中北美洲语系占23个，其余均为中美洲及南美洲语言。到了第16版，Lewis 在数量上没做改变，只是增加了一种语系：北巴西语系（North-Brazil），另外去掉了苏布蒂巴—特拉帕尼克语系。[235]Gordon和Lewis详细介绍了语系所包括的语言数量、所涵盖的范围、所属国家，操每种语言的人数、每种语言的典型特征，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2018年Simons 等人主编的第21版里，语系数量有了很大改变，南美洲语言有42个语系，这还不包括孤立语和混合语。[236]在网上可以看到《世界语言分类》的详细内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世界语言分类研究成果。

2.北美洲语言关系的研究历史

北美语言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91年的 Powell。[237]他的研究范围覆盖了墨西哥以北的整个北美，他把北美语言分为58个语族。但是许多时候他只是把以往学者提出的语系重新做一划分，如现在普遍认为正确的尤托—阿兹特坎语系（Uto-Aztecan），最早由Brinton于1891年提出，[238]Powell把它分为两种：肖肖尼语（Shoshonean）、索诺兰语（Sonoran）。

到了20世纪初，一些重要的假说相继提出，语系数量大大减少。研究加利福尼亚语言的 Dixon和Kroeber 识别出两种语系：霍坎语系（Hokan）和佩纽蒂语系（Penutian），并证明二者存在发生学关系。[239]另一位学者Sapir进行了霍坎—考奎特坎语系（Coahuiltecan）的比较研究工作，他发现加利福尼亚的两种语言：威耶特语（Wiyot）和尤罗克语（Yurok），与阿尔冈琴语有关。[240]阿尔冈琴语、威耶特语和尤罗克语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充满争议，但是到了 Sapir 时代似乎就尘埃落定。Sapir 也是首位提出纳—德内语系假说的学者。[241]Whorf和Trager把尤托—阿兹特坎语系与塔诺安语（Tanoan）和基瓦语（Kiowa）联系起来。[242]这个假说最早是Harrington提出的。[243]Sapir把这些假说加以概括，并在他的有名的著作《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244]中加以扩展。他把北美印第安语分为六种：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阿尔冈琴—瓦卡希语系、纳—德内语系、佩纽蒂语系、霍坎—苏语系、阿兹特克—塔努安语系。

格林伯格认为，Sapir 的这种分类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前面的三个语系是正确的，虽然它们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上。[245]第四个语系是北美的主要语系，涵盖了格林伯格的大部分分类。第六个语系中，除祖尼语（Zuni）Sapir有所怀疑外，他认为基瓦—塔努安语和尤托—阿兹特坎语有着特殊的关系，Whorf和Trager 也持同样观点，格林伯格把欧托—曼格安语系（Oto—Mangue）纳入中美印第安语。他对 Sapir第五个语系抱着怀疑的态度，并认为，虽然 Sapir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证据，但显得力不从心。[246]

Haas开创性的贡献在于她提出霍坎—苏语系（Hokan-Siouan）里图尼卡语（Tunican）与纳切斯—马斯科吉语（Natchez-Muskogean）存在发生学关系，二者属于一个较大的语系，她称为海湾语系（Gulf）。[247]海湾语系与阿尔冈琴—利特万语系（Ritwan）存在发生学关系。[248]其他挑战Sapir分类假说的学者还有 Shipley,[249]他比较了尤奇语（Yuki）和佩纽蒂语。Newman 也做了祖尼语和加利福尼亚佩纽蒂语的比较研究工作。[250]

由于北美语言表面看来很相似，因此Radin认为所有的北美印第安语言，包括墨西哥的许多语言在内，都有发生学关系。[251]他从不同语言里引用了60个词汇证据、75个语法音义相似形式，但是他没有指出语言所在的具体位置。他的词源证据包括纳—德内语，但是没有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格林伯格的观点可能很多是受Radin的启发。

至于纳—德内语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的关系，Sapir指出，纳—德内人和爱斯基摩—阿留申人是最近才进入北美大陆的。[252]但是他没有对其他语言分类。以他之见，有着语言发生学关系的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迁徙活动，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地点抵达美洲，纳—德内人和爱斯基摩—阿留申人是最后一批抵达北美大陆的。另外，Sapir发现了分布广泛的美洲印第安语代词形式：第一人称n-和第二人称m-，因此早在1918年他就相信美洲印第安语系存在的可能性。[253]

沿着Sapir的思路，1956年，格林伯格提出把美洲语言一分为三：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Eskimo-Aleut）、纳—德内语系（Na-Dene）、美洲印第安语系（Amerind,Ameican Indian的缩写）。除一些细节外，早期的分类与1987年的分类相差无几。Lamb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说（1959年与格林伯格的私人通信），他只研究北美语言。在看了Sapir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种语系的大量相似形式后，Lamb得出结论，认为除了纳—德内语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之外，所有的北美语言都存在发生学关系。[254]

但是随后的20年，对印第安语系分类的怀疑甚嚣尘上（如霍坎语系，见Campbell和Mithun的研究）。[255]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比较语言学著作，以及低层次语言词源词典的编纂（如尤托—阿兹特坎语系），还有欧托—曼格安大语族的构拟工作。然而发表出来的材料依然有限。其中的一些观点认为，北美语言不存在同源关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Levine的研究[256]。他认为海达语不属于纳—德内语，这个观点得到很多人的响应。Levine在详细分析了否定冠词后说道，这些词漏洞百出，不足以证明同源关系。他的观点与格林伯格的观点背道而驰。

二 格林伯格对美洲大陆语言的分类

1987年，格林伯格的著作《美洲语言》正式出版，他把新大陆的语言分为三大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属欧亚语系）、纳—德内语系和美洲印第安语系。其中美洲印第安语系又分为六个语系：北美印第安语系、中美印第安语系、奇布查—皮赞语系、安第斯语系、赤道—图卡诺安语系、葛—帕诺—加勒比语系。虽然与Sapir对美洲大陆语言的分类总数一样，但是里面的小类则不相同，Sapir分为六大类，格林伯格也是如此，但是又进一步细分为11类。[257]到了2007年，在格林伯格去世后的第五年，他的学生Ruhlen对这个语系的分类及证据做了较大改动。在《美洲印第安词源词典》前言里，Ruhlen写道：目前的这部词典是对格林伯格1987年成果的回顾、扩充和修改。[258]这次修改包括以下内容：（1）根据某些研究美洲印第安语言专家的意见，修订了大量的形式，取消了一些形式；（2）把一些下位语支的词源合并到印第安语词源里；（3）从不同层次的印第安语里，根据大量的美洲印第安语系下位语支的构拟资料，增加了许多构拟；（4）首次增加了大量新的印第安语词源。至于分类，Ruhlen把下位语系由11个增加到13个，并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依次排列举例，这些语系是阿尔莫桑语系、克里西安语系、佩纽蒂语系、霍坎语系、中部美洲印第安语系、奇别坎语系、皮赞语系、安第斯语系、赤道语系、超级图卡诺安语系、超级加勒比语系、超级帕诺安语系、超级葛语系。不过这些语系分类与1987年的分类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把一些类别拆开而已，如阿尔莫桑—克里西安语系分为阿尔莫桑语系和克里西安语系，奇别坎—皮赞语系分为奇别坎语系和皮赞语系。Ruhlen在引言里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排列证据方便，没有其他意思。[259]

在这11个语系里，格林伯格并不认为它们有着同等的地位，相反，超级葛语系、超级帕诺安语系关系很近，与另一种关系较远的超级加勒比语系构成一个较大的语系：葛—帕诺安—加勒比语系。[260]同样，赤道语系与超级图卡诺安语系（Tucanoan）关系紧密。奇布查—皮赞语系和中印第安语系构成一个单独的超级语系。霍坎语系、佩纽蒂语系和阿尔莫桑—克里西安语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广阔的北美印第安语系里地位相同。因此，格林伯格把11个语系合并成6个：（1）葛—帕诺安—加勒比语系；（2）赤道—图卡诺安语系；（3）安第斯语系；（4）奇布查—皮赞语系；（5）中美印第安语系；（6）北美印第安语系。Cavalli-Sforza[261]和Ruhlen[262]都同意格林伯格的观点，并对美洲语言的分类使用了树形图（见图1 -4）。

Ruhlen特别分析了中部美洲语。中部美洲语分布范围广，从墨西哥南部一直延伸到犹他州。[263]分为三部分：欧托—曼格安语、尤托—阿兹特坎语和塔诺安语。欧托—曼格安语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尤托—阿兹特坎语从墨西哥南部直到犹他州，塔诺安语在新墨西哥。Whorf和Trager建议尤托—阿兹特坎语和塔诺安语构成一个较高层次的语支，他们称为阿兹特坎—塔诺安语。[264]欧托—曼格安语族的家乡在墨西哥南部，曾经有人认为阿兹特坎—塔诺安语的故乡在北部，后从北向南扩张。如果塔诺安语位于北部，此说还很合理。关键是尤托—阿兹特坎语的扩张是从南朝北——从墨西哥南部到犹他州——塔诺安语似乎就成了一个由南朝北迁移的分支。[265]对于语系发展树形图，Ruhlen表现得不太自信。其中有些分类也不确定，如安第斯语系可能跟中部美洲印第安语的北支更靠近，而非其他的南美洲语言。奇别坎—皮赞语系的详细位置也不肯定。

三 美洲印第安语系假说的旁证

美洲语言三分法除了格林伯格自己提供的词汇和形态证据外，也得到了语言学外其他领域学者的支持。亚尼桑那州立大学人类牙齿专家Turner 等发现根据牙齿特征或基因特征（如血型）对美洲土著人进行分类[266]，与格林伯格基于语言的三分法完全一致。支持美洲语言分类的更多证据可以在遗传学家Cavalli-Sforza等的文章中找到[267][268]。Cavalli-Sforza等在对新大陆人群的基因研究中，有了与格林伯格基于语言学证据所做的同样的发现，美洲人群应该分为三拨：爱斯基摩—阿留申人群、纳—德内人群、印第安人群。[269]

但是在Ringe的评述中，他把Cavalli-Sforza宣布美洲人的基因频率与格林伯格语言分类基本一致的行为描述为赶时髦。格林伯格回应说：“如果Ringe仔细阅读我对Campbell评述回应的文章，就会在最后一段看到格林伯格、Turner和Zegura的观点，它出现在《美洲语言》出版之前。”值得注意的是，“体质人类学家是Zegura，而非Cavalli-Sforza，牙齿变异的证据支持三分法也非赶时髦”。Turner在更早的文章中写道：“从牙齿人类学来看，美洲人的问题是个相对简单的问题。从地理上看，前历史时期新大陆变化表现的模式清楚地一分为三：北极海岸（阿留申—爱斯基摩人）、阿拉斯加内西北海岸（大多数是说印第安语的纳—德内人）、余下的所有南北美洲（印第安人）。”[270]那时 Turner 并不了解格林伯格1960年的文章，只是从第三方听说了他的观点，然后在1969年1月3日写信予以求证，“我认为现有的记录清楚地表明，我们各自独立地用语言和牙齿变异证据证明了新大陆的三分法”。

另一条线索就是所谓的不依赖于核 DNA 的线粒体 DNA 证据。1990年埃莫里（Emory）大学医学院的瓦里斯小组成员通过分析线粒体DNA得出的初步结果也支持美洲印第安语系。后来，这个结论又被重新谈到，Gibbons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声称找到了三分法的有力证据。[271]对于这个还有很多学者继续研究，其中 Antonio Torroni和他的同事们特别提到美洲和西伯利亚。他在一篇文章的摘要里写道，某些消失的地址“只在美洲发现……因此北美、中美、南美的美洲印第安人来自共同的祖先”[272]，而纳—德内人是唯一的亚群体。考虑到适当的分裂时间，“纳—德内人的祖先独自从亚洲迁移过来，比美洲印第安人要晚得多”。虽然此项研究没提到爱斯基摩—阿留申语，但是根据其他线粒体 DNA 资料，它与纳—德内语和美洲印第安语泾渭分明。

还有两位语言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73][274]但是格林伯格的文章发表于1956年，在时间上占优势，也早于Turner和Zegura，所以格林伯格不该是受他们的影响。

虽然有了一些看起来强有力的证据的支撑，但是传统的语言学家如Goddard和Campbell却认为，语言与基因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比基因要易变得多，语言不像基因，语言可能在一代之内完全改变，时间越久，基因与语言之间的相关性越空洞无力。基因完全不同的人群可能说同一种语言，如白人、黑人、美洲印第安人、亚洲人，还有其他很多人都说美式英语。而相同基因的人群也可能说不同的语言，如拉丁美洲的多语制印第安人讲西班牙语和本地语。语言的变化或消亡以及多语制是语言自身造成的，与基因无关。[275]这种把人类发展史与语言学史联系起来的观点也受到进化论生物学家的严厉批评。[276][277][278]Hunley等[279]通过研究发现格林伯格的分类与美洲土著线粒体DNA的变体（variation）没有什么相关性。格林伯格的分类不能用于线粒体DNA 变体的研究。[280]

Turner的牙齿证据也同样受到了专家的批评，如 Laughlin 指出：“牙齿证据并不表明就存在三个分支，而有可能是一次性移民的结果。很明显牙齿证据比语言学证据显示的时间更早……Turner 的研究只是证明了印第安人与亚洲人的亲缘关系。”[281]Weiss 等认为：“即使北冰洋的人群确实分成三拨，这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有三部分发展史，或者这样的发生学关系就是由于不同的移民浪潮造成的。”[282]因此，有关基因和牙齿的证据并不能给语言学分类和移民提供有力的证据，所下的结论也为时过早。对于这些理由，Ruhlen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生物学和语言学分类出现偶然巧合的几率是很少的，基因分类主要取决于人类生长的环境，语言学分类与基因分类的对应是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导致了基因的发展变化。当一群人离开家乡到很遥远的地方，语言和基因随着他们一起离开。从那时起，他们的语言和基因库与之前的分道扬镳，因此语言与基因是对应的。[283]Ruhlen 后来又做了解释，他认为，当一小群人分裂为更少的人群时，基因也会四散开来，发生激烈的变化，使得原来的群体难以或不可能识别，下位分支更加困难。以此类推，首批美洲人进入大陆后，分裂，在1000年的时间内蔓延至南美洲，基因发生漂流，因而所有的美洲人都是 O 型血，这是基因漂流的结果。[284]至于美洲首批人群如何抵达美洲大陆，考古学证据表明，首批抵达新大陆的人群经历了一个快速迁移的过程，他们在1000年的时间很快占领了南北美洲。Ruhlen 提供的语言学证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代词n/m和词根t'ina/t'ana/t'una在新大陆的广泛分布，特别是t'ina/t'ana/t'una这种复杂的形态系统在南美大陆保存得完好无损，表明当地人群在向南美移动之后语言才发生了分裂。[285]

第一批人抵达新大陆的时间问题也是很多学者尽力想解决的问题。一些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认为人类抵达美洲的时间大约在30000多年以前，而另一批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却认为是13500年前，即加拿大的冰川走廊形成之时。最近，Seielstad等发现了一种Y 染色体变种（M242）[286]，这个变体位于我们所知道的、出现于亚洲的两种变种（M45,M74）和美洲的一种变种之间（M3）。Seislstad等推测M242变种出现于距今15000—18000年之间，这也是美洲人群首次抵达新大陆的时间上限。

还有考古学证据证明人类抵达新大陆的时间稍晚一些，大约距今13000年至11000年之间。大量巨型物种的快速消亡说明人类已经进入此地。此前这些动物没见过人类，因此毫无恐惧之心，直至被人类灭亡。

除此之外，狗的驯养也可作为线索。狗在东亚首次被人类驯养大概是15000年以前。[287]因为第一批美洲人随身携带了驯养的狗，可以断定距今15000年前他们才离开亚洲，否则他们就没有狗。人类抵达美洲的时间应该是在狗的驯养出现以后。由于不可知的原因，这些被带到美洲的亚洲狗都已绝迹，取而代之于晚些时候抵达的欧洲狗。

四 学界的批评以及格林伯格的辩护

格林伯格的美洲印第安语系假说只受到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持，大多数学者采取强烈抵制的态度。这个假说是否正确、格林伯格进行语言发生学分类的方法是否合适，在美国本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活动，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也许前一个假说受到的冷遇对格林伯格打击太大，对于这次学界的热情反响，格林伯格积极备战，并热情洋溢地投入每一次的辩论中去。他共参加了20多场辩论会，还通过各种会议、写文章进行反击。在辩论中，格林伯格坚持认为量的或然率论证在“证明”经验主义的科学假说时是必要的，他对美洲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所使用的方法与非洲语言分类方法相同，而且这种方法与在18—19世纪所识别出的、现已广为接受的语系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格林伯格认为这种方法必须先于构拟，因为构拟以分类为先决条件。

格林伯格和Ruhlen所提供的证据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它们真的能够证明美洲印第安语系假说吗?虽然美洲大陆的土著语言和非洲大陆、印度洋、太平洋一带的语言一样，复杂多变，而且大部分已绝迹，并且没有文字记录，但是与那里的语言研究相比，美洲语言研究非常成熟，专家很多，这也是印第安语言分类假说能够引起激烈反对的原因之一。在美国本土，有一批专门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学者，如Goddard研究阿尔刚琴语，[288]Chafe 研究易洛魁语（Iroquoian）,[289]Campbell 研究玛雅语（Mayan）,[290]Adelaar研究盖丘亚语（Quechua）和其他的南美语，[291]Kimball研究马斯科吉语（Muskogean）、“海湾语”（Gulf）和尤吉语（Yukian）,[292]Poser研究萨里南语（Salinan）和尤鲁曼圭语（Yurumangui）,[293]Berman研究尤罗克语和卡拉普亚语，[294]Rankin研究苏族语。[295]这些人一生都在研究某一种语言，对这种语言相当熟悉。只要有点破绽，立刻会被他们识别出来。因此，印第安语系假说一提出，他们立刻就找到了假说证据的问题以及方法论的破绽，如Adelaar[296]、Berman[297]、Bright[298]、Callaghan[299]、Campbell[300][301][302]、Chafe[303]、Goddard[304][305]、Goddard和Campbell [306]、Golla[307]、Hock[308]、Kaufman[309]、Kimball[310]、Liedtke[311][312]、Matisoff[313]、MaMahon[314]、Mithun[315]、Nichols和Peterson[316]、Poser[317]、Rankin[318]、Ringe[319][320][321][322][323]以及Watkins[324]等等，与早年Michelson批评Sapir（Boas的学生）的情形类似，只不过阵势更为庞大，从来没有某种新假说遭遇过如此大的阻力。

Sapir提出，加利福尼亚北部海岸两个似乎孤立的语言威耶特语和尤罗克语，与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沿海，分布广泛的阿尔冈琴语系有发生学关系。[325]遭到人类学家如Boas、Goddard和Michelson的强烈反对。他们质疑，如何证明这些语言有发生学关系，并且证明它们来自共同的祖语。当时的领军人物、阿尔冈琴主义者（Algonquianist）Michelson（190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后，就潜心研究阿尔冈琴语系）对这个“出乎意料的不可能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他意识到“即便这个发现很重要，也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Sapir假定的同源词是“幻想出来的词典编纂的相似”（fancied lexicographical similarities）,Sapir“比较的是形态要素”;“这些相似纯属偶然”,“这就足以表明随意比较是完全愚蠢的行为，除非我们彻底了解有关语言的形态结构”。[326]他的言辞是如此尖刻，以至于当时的学术机构断定阿尔冈琴—利特万语系（Ritwan = Wiyot + Yurok）的发生学关系不可能存在。几十年后，Campbell和Mithun指出Sapir的霍坎—苏族语系应该“全面放弃”，而阿尔刚琴—瓦卡山语系“也是时候放弃了”[327]。同样，Krauss认为“在海达语和（纳—德内语系的）特里吉特语和阿萨巴斯坎—埃亚克语之间没有发生学关系”[328]。

这些早期学者就美洲语言的分类讨论持续了很久。当代的学者大多对Sapir的观点不置可否。一些学者如Rodrigues，把美洲语言分为170种语系。[329]Campbell等人把美洲语言分为北、中、南三部分，他认为北美印第安语有58种，中美洲语言有16种（墨西哥和中部美洲），南美洲有60种，[330]后来增加到118种。[331][332][333]这样的分类与 Sapir、格林伯格简单的分类明显是矛盾的。激烈论战不可避免，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大家各执一词，各自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更多证据。反对者认为格林伯格这种决定语言发生学关系的标准是错误的。Campbell 这样说：“他（格林伯格）这样漠视美洲本土学者的研究，让人吃惊的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竟然同意出版《美洲语言》；使人不禁想到如果这本书不是以格林伯格的名字发表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不太有名的学者是不允许这种有违常规的事情发生的。”“格林伯格收集的相似词应该归因于‘偶然相似、借用、象声词……以及其他的情况’。”[334]Campbell于2006年9月8日至19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演讲中说：“实际上所有研究美洲语言的专家和历史语言学家都拒绝接受美洲印第安语系假说。他们认为……如果采用正确的方法，美洲语言是不可能减少到低于180种独立的基因单位（语系和孤立语）。”Goddard像Michelson一样，是个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的阿尔冈琴语系专家，现在在斯密思学院（Smithsonian）Michelson 当年的“位置”上。他把格林伯格的书批为“一堆无用的堆积物，充斥着阿尔冈琴语料的错误……不正确的或没有证据的同源词……不正确的分析……偶然（相似）……不被承认的切分……（格林伯格）排除了历史语言学分析……缺陷太多，比较没有历史解释，他的资料如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是不可靠的”。更糟糕的是，Goddard把格林伯格的错误不是简单地归于粗心、急躁或不完整，而是不诚实：“格林伯格做的不被承认的切分，不是基于语法分析而仅仅是为了使对比的形式更加相似……类似的歪曲是格林伯格技巧的一部分。”[335]Kaufman 批评格林伯格用以比较的词语形态结构让人不清楚，“格林伯格没有找到正确合适的证据，却声称这些证据具有颠覆性，我们应该予以反对”[336]。Chafe认为“格林伯格随机收集的、大量的、偶然相似的词语是由于扩散造成的”[337]。Golla[338]开始对格林伯格的精确性和实用性持赞同态度，但是一年后他却改变了看法。在后来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评论里，他说，“格林伯格的分类很少能被这个领域的大多数学者严肃对待”，主要是格林伯格“假定的词源没有遵守规则的语音对应”。Bright 警告那些有可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说“大多数本土的美国比较语言学家认为格林伯格的方法论是不切实际的”[339]。还有一些观点，诸如美洲语言分化前经历了大量的变化，不能以现在的语言做基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知道有多少不同的群体或语言进入新大陆，目前不能把美洲的语系减到少于150—180种；格林伯格的分类不合乎美洲语言分类的实际，美洲语言是不可能突然减少到三种的；等等。这些批评者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 Campbell了，Campbell多次发表演讲，开辩论会，写文章等，声讨格林伯格。格林伯格也不示弱，二人多次发生交锋。1989年格林伯格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美洲印第安语言的分类：对Campbell的回应》，发表在《语言》第65卷上。

1991—1992年，《美国国际语言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上发表了五篇批评格林伯格美洲语言分类的文章。一篇是Campbell关于泛美主义的文章，[340]三篇是关于某些语言或语系资料的讨论，[341][342][343]还有一篇是Rankin的评论。[344]对于这些学者的批判，1996年格林伯格再次撰文，在同样的杂志上发表了《为美洲印第安语系辩护》（In defense of Amerind），对这些批判一一还击。以下是双方的争论。

1.代名词n和m是否是最稳定的形态证据

格林伯格认为美洲印第安语系最突出的证据是第一人称代词n和第二人称代词m，对美洲大陆语言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研究直接导致了格林伯格的分类。[345]“这两个代词是最稳定的……很少能被借用。”[346]

但是Goddard说，假设这些语言后来形成了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语支，那么它们的代名词系统一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347]可以推断，这些代词也经历了更新换代，这种结论与Ruhlen所说的完全不一致。有学者发现，第二人称m-前缀没有出现在美洲语言里，唯一出现的地方是在一个下位语支利特万语里做后缀，以及在库特耐语（Kutenai）里做反身祈使语气词，与第二人称毫无关系。格林伯格指出南美洲有第一人称i、第二人称a、第三人称i，与之前说的完全不同，第二人称m根本不存在。如果说i/a/i模式就是南美洲的标志，那么n/m模式作为整个美洲语系的证据很难理解。[348]格林伯格把第一人称m作为几个语支的特点，而在其他地方又把第二人称ka或s作为特点。Ruhlen看到这些分化，就构拟了第一人称单数naɁ、Ɂi、mai，和第二人称单数ami～ama、a-、ka～kai[349]，格林伯格和Ruhlen既没有提供美洲大陆代名词系统发展的历史，也没有解释这些变化，因而非常不可信。

Pawley特地比较了各地的人称代词来说明格林伯格方法的不可靠。运用格林伯格的比较方法，来看看原始跨新几内亚语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单数主格标记是否与亚非语系、阿尔刚琴语系和南岛语系的一些语言存在发生学关系。Pawley比较了原始跨新几内亚语和豪萨语（亚非语系）以及西南欧基不维语（Ojibwe，属阿尔刚琴语系）的独立代词以及瓦努阿图的两种南岛语：美拉—拉瓦语（Mera Lava）和拉嘎语（Raga）动词前的主语代词。[350]

以下是Pawley列出的四种语言的代词单数形式。

豪萨语的第一、第二人称单数形式继续发展了与原始乍得语类似的形式。

美拉—拉瓦语和拉嘎语代词主语继续发展了与原始南岛语类似的独立形式，只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第一人称单数形式里首字母 n不是原始的。原始南岛语∗aku“第一人称单数”在原始大洋洲语言里变成了∗au（不规则地失去了∗-k-）。当前面的及物标记∗n 重新分析为代词宾语部分（与独立形式一样）时，原始大洋洲语言∗au在瓦努阿图和所罗门东南部的大量语言里变成了∗nau。独立代词单数采用动词前主语标记u，随后一些语言又逐渐失去这个音素。∗nau 在这两种讨论的语言里变成na和no，因此就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特别相似。原始南岛语第二人称代词单数词根是个双音节∗kaSu，一般采用了前缀∗i表独立代词。美拉—拉瓦语和拉嘎语形式有规律地继续使用∗kaSu，随后S失去，∗au变成了o，就有了单音节形式，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形式也很相似。第三人称单数原始南岛语形式∗ia 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ya相似，而且继续不规则地发展下去。印度尼西亚的其他一些南岛语独立发展了三个代词单数形式与属于原始跨新几内亚语系的形式相似。

因此，外表相似有时并不表示它们有共同的来源，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还有人认为，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相似是由于它们都是从火地岛借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应属接触关系。Boas认为这是一种“费解的心理学原因”造成的，Haas认为这种解释不够充分，可能只是一种语音象征。如出现于欧洲和北亚的印欧语、乌拉尔语、阿尔泰语、优卡吉尔语、楚克奇—堪察加语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它们的人称代词 m“第一人称”/t-“第二人称”就是一种语音象征。Paasonen[351]在反对印欧语和乌拉尔语的发生学关系时引用了Winkler[352]的话，“（这些相似）纯粹是由于心理学方面的原因，m代表近点的关系，t代表稍远的关系或分开关系”。语音象征在不同地区显然是相同的。另外，Nichols也解释了人称代词的象征性，他说：“人称代词词根辅音的语音特征，可与表爸爸、妈妈的词汇相比。”[353]人们一般使用唇、齿音，不过更倾向于鼻音。如北欧亚语的m/t和美洲的n/m就是这样的例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称代词使用鼻音是出于省力的原因，如Goddard说：“发n-是一种重要的、唯一的、哄幼儿的肌肉自主活动。”[354]所有这些观点表明，把鼻音n和m作为语系假说证据是不可靠的。

对于n-“第一人称”和m-“第二人称”，格林伯格多次申明，这个分布广泛的代词是无法用借词和偶然相似来解释的。它从哥伦比亚一直延伸到智利，并出现在美洲印第安语系的每一个语支里。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借用很少。格林伯格还说，《美洲语言》第五章讨论的语法证据，包括一些不规则形式，除了用发生学关系来解释外，无法找到其他的原因。

2.语言名字的误用

格林伯格把一些本不是语言名字的词引入分类。[355]如 Membreño事实上是个人名，而格林伯格把它归入一种语言—伦卡语（Lencan）里。Papantla不是托托纳克语，而是讲托托纳克语的镇名。奇里泊和埃斯特拉是讲Cabécar语的镇名，而不是一种塔拉曼卡语。“Viceyta”（格林伯格起的名，在其他地方也叫塔拉曼卡）是个殖民地的名字，指Bribri和Cabécar这两个地方，而不是语言。Terraba、Tiribí和Tirub也不是语言，都是指Tiribí人。基督徒化的Tiribí人1700年后由西班牙人从巴拿马带到牙买加时叫作Terraba，而Tirub是一些学者倾向使用的Tiribí的本地读音。不过这些错误后来格林伯格都做了纠正。

3.借词和同源词不分

格林伯格没有清楚地区分借词和同源词，“扩散现象”（Diffusion）比较严重，在一个例子里，格林伯格从四种语言中引用了“齐布查—皮赞语系词源”来证明“斧”，包括奎拉特克语（Cuitlatec）navaxo“小刀”（西班牙借词 navajo“小刀、剃刀”）、图那伯语（Tunebo）baxi-ta“大砍刀”（也是西班牙借词）。[356]他的词源有一半是借词。随着例子的增多，借词数量也不断增加，因此格林伯格需要把借词从同源词中区别开来，而不能一味追求表面相似。格林伯格辩解说：“我已发现一些借词，并略去了存疑部分。我也尽力找出一些来，如‘肝’[357]，我注意到一些奇布查—皮赞语可能借自西班牙语pecho，在第5章语法部分的34号，我发现代名词复数-to可能借自超级帕诺安语系。当然，我可能在这方面犯了一些错，但这并不影响整本书的内容，也不会使整个印第安语系都站不住脚。”格林伯格认为，他提供的同源词中肯定混有借词，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个语系的成立。

4.同源词语义范围过宽

格林伯格假定的同源词比较语义范围过宽，[358]如“excrement/night/grass”（粪便/夜晚/草地）、“ask/wish/seek/pleasure”（问/希望/寻求/高兴）、“body/belly/heart/skin/meat/be greasy/fat/deer”（身体/肚/心/皮肤/肉/油腻/肥的/鹿）、“child/copulate/son/girl/boy/tender/bear/small”（孩子/交配/儿子/女孩/男孩/嫩的/熊/小的）、“deer/dog/animal/silver fox/lynx”（鹿/狗/动物/银狐/山猫）、“earth/sand/sweepings/mud/dirty”（地/沙/大扫除/泥/灰尘）、“field/devil/bad/underneath/bottom”（田/恶魔/坏的/在下面/低层）、“earth/island/forest/mud/village/town/dust/world/ground”（土地/岛/森林/泥/村庄/镇/灰尘/世界/地）、“feather/hair/wing/leaf”（羽毛/头发/翅膀/叶子）、“hole/mouth/ear/listen/chin/nose/smell/blow nose/sniff”（洞/口/耳朵/听/脸颊/鼻子/闻/吹鼻子/嗅）等。这样广泛的语义对应极有可能是偶然相似。格林伯格的同源词，特别是在阿尔冈琴语系和易洛魁语系里出现了大量的错误，所以并没有为他的语系假说提供可靠的证据。[359][360]格林伯格回应道，Campbell取用的都是一些复杂的词源，并且忽视了其中的语义连接环节。如Campbell的第一个例子“粪便∕夜晚∕草地”来自于美洲印第安词源“脏的”（LIA,212）。仔细观察，这个词源语义表现了极强的连贯性。更好的解释可能是“黑色的”，或“深颜色的”。它出现在五个下位语支里。阿尔莫桑语系各语支的意义都是“黑色的”，它广泛分布于南北美洲，“黑色的”可能就是它原始意义。克里西安语有“深色的”（易洛魁语）和“绿色的”（克里西语）两种意义。佩纽蒂语已经完全变成“绿色的”，与之紧密相关的亲属词是“草地”和“蓝色”。到了南美洲，超级图卡诺语除了卡尼查纳语表“夜晚”和舒库鲁语表“黑人”外，各语支的意义都是“黑色的”。超级葛语的原始意义保留在原始葛语“黑色的”里，但卡亚波语（Cayapo）和奇基多语已变成“脏的”。赤道语系的意义都是“粪便”。格林伯格总结说，Campbell 忽略了所有的中间连接环节。他还说，在波可尼的标准印欧语比较词源词典里很容易找到这种急剧变化的例子，如词根 perk-，它的意义有“问”“神殿”“预言”“预示”等。

5.同源词不可靠

在Goddard“检查了包括阿尔冈琴语的阿尔莫桑—克里西安语支词源和美洲印第安词源词典的142个词源系列”后，发现“仅仅阿尔冈琴语系的错误就使93个同源词不能成立”。在这个最大的语系里，根据格林伯格的观点，这些相似就是同源，但阿尔冈琴语系的这些形式并不同源。如∗-enki（位置格）和∗-θakešy-“肠”；佛克斯语（Fox）（和Kickapoo语）neto:te:ma“我的同胞，特别指同性；氏族的图腾”和切也讷语（Cheyenne）nAhtatánéme“我的兄弟”;∗meɁø-“大的（单数）”和∗mank-“大的（复数）”;∗mat-“坏的”和∗mi:t-“净化”。有十个是基于不正确的分析，如∗šenkihšin 中的∗šenk-“躺下”被认为是词根，但是∗-hšin-才是“躺”的意思（∗šenk-“扁的”）。有八个是语音错误，如他认为切也讷语-onen´ e“有牙”是根据第二个n变化来的，但是-onen´ e事实上反映的是根据∗-anike:-（它是通过固定的语音变化：∗ke:＞ ∗kye:＞ ∗ye:＞ ∗yé:＞n´ e）而来的。有七种构拟没有证据支持，如没有∗-up-“死”或∗kan“漂亮的”这样的构拟。[361]

剩下的49个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通过对它们的仔细研究，发现它们并不能证明阿尔冈琴语系的发生学关系，只是由于偶然相似。[362]

另外，同源词大量出现并不表示这些词汇就可靠，相反“偶然相似的几率大致与所调查的语言数量成正比”[363]。格林伯格认为，事实确实如此，如果随机增加一门语言，相似词的数量也会增加。这是概率论的基本主张，即多重偶然的概率是它们每个单个概率的产物。三种语言中找到音义相似的概率是两种语言的平方。通常来说n种语言的概率会增加到n-1次幂。因此，如果五种语言里每两种语言有8%的音义相似，那么所有五种语言偶然相似的概率大概是1/25000。这种概率的增加格林伯格曾经专门讨论过，[364]Collinder早在1949年就关注过，[365]同样，其他学者也曾做过分析。

格林伯格证据中的一些语法特点存在疑问，Campbell举了两例。[366]一个例子是类似原始玛雅语的盖丘亚语。格林伯格把盖丘亚语ni-作为第一人称单数，但它只不过是个连接形素。格林伯格说，在他对美洲印第安语言第一人称（通常是单数）标记n-的详细讨论中，已经排除了这个形素，因为盖丘亚语内部资料显示，它不是第一人称标记。Campbell的第二个例子是有关盖丘亚语A和基切语（Quiché，一种玛雅语）的不连续否定式。Campbell注意到，基切语ta的第二个成分历史上是次生的。不过格林伯格矢口否认自己曾经提到过这些。

6.多边比较法并非创新，而且不可靠

针对多边比较法，格林伯格多次申明，它与传统比较法并不抵触，多边比较法是第一步，只有对语言进行比较并归类后，才能进行系统的构拟。因而，多边比较法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比较语言学就无法进行。没有分类，何来构拟?Campbell认为格林伯格的比较法并非自己首创，而是来自Kroeber。[367]格林伯格说，他与Kroeber讨论此话题时，Kroeber已退休，在哥伦比亚大学代课，与他是同事，后发现他们两人都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格林伯格后使用此方法的原因是，他在对非洲语言分类时，东苏丹语还没有详细的研究，很多相似纵横交错，让人毫无头绪。突然一天，他灵光一现，发现如果对非洲所有语言同时进行比较，而不是使用以前的两种语言的比较方式，就可达到很好的效果。就这样，他发现大多数东苏丹语属于现已广泛接受的、他命名为尼罗—撒哈拉的语系。因此，格林伯格虽然后使用这种方法，但他是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发明的，并非抄袭Kroeber。

Campbell为了说明格林伯格的方法论极不可靠，就对相距遥远，几乎没有任何交集的两种语言：美洲印第安语和芬兰语，采用多边比较法进行比较，得出了二者同源的结论。格林伯格说，他从不孤立地比较某两种语言。如果芬兰—乌戈尔语和它所属的乌戈尔语系没有被识别出来，他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找到。在《美洲语言》里格林伯格列出了9个基本词汇，[368]它们来自25种欧洲语言。从词表中可以看到，芬兰语与爱沙尼亚语最近，它们最近的亲属语是匈牙利语。而从第一个单词开始，这个语系与印欧语和巴斯克语就明显不同。只有到了这个层面才能与美洲印第安语进行比较，区别显而易见。格林伯格的意思是，Campbell提出的大多数形式不合理，因而不能显示几种语言间真正的关系。

7.重词汇轻语法

很多学者认为，格林伯格为美洲印第安语系假说提供的证据大多是词汇方面的。语法证据较少。可是格林伯格不这么认为，他说，他已使用整章篇幅来讨论语法证据，并说，由于语法化，词汇语法间的界限是不清晰的。对于Campbell对格林伯格的语法证据强烈抨击这一点，格林伯格说，自己占用了《美洲语言》第二章的大部分和整个第五章专门探讨了语法证据。Liedtke认为这是整部著作中最闪光的部分，价值无可比拟。[369]他还说，仅仅依靠语法证据，就可证明格林伯格的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370]在其他学者的很多评论中，除了一些试图把 n“第一人称”和m“第二人称”相似解释为接触、语音象征、甚至是偶然相似外，几乎都忽略了语法部分，直到出现了 Rankin 的评论。Rankin说，如果词汇仅仅是列出的清单，而代词在全世界几乎一样，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做的了，也很难看出是如何首先发现印欧语系或其他语系的。格林伯格说，很清楚，Rankin是不可能去检验全世界所有的代词的。首先是，代词数量远远不止第一和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如果把指示词（经常用作第三人称代词）、疑问词（并伴以性和数的变化）、不同句法功能里粘着和/或非黏着的人称代词包括在内，我们就有非常丰富、非常有特色的代词系统。因此，尼罗—撒哈拉语系 a-“第一人称”/i-“第二人称”∕e-“第三人称”与分布广泛的欧亚语系代词标记截然不同，欧亚语系是m-“第一人称”/t-,s-“第二人称”（延伸到爱斯基摩语），而尼罗—撒哈拉语系和欧亚语系又与南美语言不一样，南美语i-（腭化）“第一人称”/a-“第二人称”∕i-（非腭化）“第三人称”。对于备受争议的美洲印第安语 n-“第一人称”/m-“第二人称”,Campbell认为这并非普遍现象（如美洲）。格林伯格说，这些代词在美洲广泛出现已被很多学者发现，如 Trombett、Sapir、Swadesh、Bright及其他学者。而且Dikon在讨论奇马里科语时偶然发现“在这么多美洲语言里，可以看到第一和第二人称的代名词词根都是基于n和m上的”[371]。以至于 Sapir1918年在给 Speck 的信中说：“开门见山地说，对于美洲广泛分布的n-除了用发生学关系解释外，你还能做何解释?”

关于语法与词汇证据地位的讨论，孰轻孰重?前有梅耶，后有Gooldard，都认为词汇证据不可靠。但是最近一些学者在一些“同源”语言中利用一系列词汇证据来阐述语音对应，并构拟出原始语音系统。除了偶尔把代词作为词汇证据外无人去注意语法相似。很多学者把格林伯格也归入这一类，较著名的有Baldi。[372]但是格林伯格说，自己同时也使用了语法证据，如在证明非洲语言分类时，非类标记（non-class markers）在确立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每个语系的确立都依靠语法证据，其中《美洲语言》有一整章专门讨论了语法。

格林伯格说，不管是词汇还是语法证据，关键是词素的形义要同时相似。证据是否可靠主要依靠权重（weight）而非数量。词汇越长，权重越高。另外，相关性也在分类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阿尔吉语（Algic）有名的代名词序列 n-、k-、w-、m-中，Sapir 认为 m-是最可信的，但Michelson在辩论中完全忽略了它。事实上，n-“第一人称”是整个印第安语系的标记，而m-“非人称代词”是阿尔吉语的标记，它也许还出现在阿尔莫桑语的萨利希语中。

虽然如此，词汇证据的作用不可低估。轻视词汇意味着放弃大部分可靠证据。格林伯格以亚非语系的乍得语为例。他说，如果他忽视词汇，他可能会排除掉至少98%的相关证据。因为除了豪萨语做过较深入的研究，有一些语法证据外，其他语言大多只能提供词汇证据。[373]

对于某种语言现象的解释，可能光靠语言内的证据难以证明，这就需要语言外的证据。如尤鲁曼圭语的名词大多以a-起首，同时后跟一个元音。如a-ikan“翅膀”、a-utasa“棍”、a-uxui“木头”、a-ia“水”、ausia“耳朵”等，这种情况在美洲其他语言里很少出现。而且这个a-毫无意义，如果仅靠自身来解释，是难以找到证据的，只有依靠外部证据才能找到它的来源。

8.错误太多导致证据不可靠

有学者指出格林伯格证据中的若干错误，并继而否认这些证据的可靠性。如Campbell这样说道：“格林伯格的比较包含无数错误的同源词，某个语支的多种语言中许多不相关的形式堆放在一起就认为它们同源。”“如果构拟比较是基于一个语支的非同源形式，那么用于远距离语言比较的价值就更值得怀疑了。”[374]但是，格林伯格的观点是，错误是难免的，不能仅靠一些错误就全盘否定，是不明智的。Doerfer反对阿尔泰语系假说，反对所有进行广泛比较的行为。他说：“然而，如果用这种方法就否定阿尔泰语系假说是很天真的。这就好像印欧语系假说，如果仅凭Fick,Walde-Pokorny等编纂的印欧语词典中出现了大量的错误就否认印欧语系的存在，是很可笑的。”[375]而且，格林伯格指出，不能说词源中有一两个词汇不正确就认为其他词汇都不正确。他引用了William Thalbitzer的例子，Thalbitzer是研究爱斯基摩语的杰出专家，在他评述 Cornelius Uhlenbeck 有关爱斯基摩语和印欧语关系假说时说：“一个爱斯基摩语言学家……会认为他（指 Uhlenbeck）的一些词源证据很可怕。”他分析了Uhlenbeck提出的96个词汇证据，发现34个存在问题（大约占34%），但是他没有就此否认这个假说，而是增加了一些新证据，他说：“总而言之，还有大量剩下的证据支持 Uhlenbeck的观点。”[376]而且格林伯格说，他们没有检查他的笔记本或相关的文献。大部分所谓的错误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错误，其他的错误也根本不影响语言的分类。还有一点就是，其他学者认为非语言学证据与语言学分类一致可能只是一种巧合。格林伯格说，这种情况的一致已经基于可靠的统计学基础排除了偶然相似的可能性，即使没有数理支持，结果也是非常明显。

其余的讨论主要是集中于格林伯格《美洲语言》里引用和分析的不准确。Campbell说，几乎所有的美洲语言学者都认为格林伯格材料里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歪曲现象。格林伯格反驳道，在论证过程中，错误是难免的。就像他在《美洲语言》（ix）里写的，“目前的工作在很多方面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尽管我小心又小心，但是在处理这样庞大的数据过程中，如果没有事实或阐释方面的错误，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将对读者的纠正充满感激。然而，我认为，这项工作须得全面评价……任何词典使用者，甚至是研究语系的学者，会遇到大量这样的情况，即，不同学者把同样的形式置于不同的词源项下，甚至相同的形式被错误地归置于不同的词源里”。

有人指出格林伯格1987年的文章中存在大量的拼写错误。格林伯格说，他在1951年就开始研究美洲语言，大部分的工作在50年代已经完成。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分类。随后，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他就会跟着更新。从南美洲语言分类的变化可看出这一点。比较他在1960年和1987年的文章，可发现早期南美洲语言资料缺乏，后来随着资料的增多，对南美洲语言的下位分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由于当时没有现代计算机技术，很多书写错误在所难免，若要做全面的修改，恐怕得花上一年时间。虽然格林伯格后来也做了一些修订，但难免会挂一漏万。格林伯格自己也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书稿出来之后，他沮丧地发现了很多毛病。

9.非洲语言分类的成功并不表示同样的方法也可套用于美洲语言

格林伯格的非洲语言分类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他的美洲语言分类引起的却是轰动，而非成功。Kaufman对这种现象感到很疑惑，[377]他和Nichols比较了格林伯格的两种分类。[378]Kaufman说，非洲语言分类原本有一些正确的观点，只是比较混乱，格林伯格做了整理，基本上只是重述了早期学者的观点或是换了个标签。格林伯格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反驳道，每一个名称上的变化都表明有一个新想法。如班图语，在以前学者的分类中，它被赋予不同的、独立的地位。格林伯格没有简单地把它换成“西苏丹语”，而是把它放在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里。并通过分析发现，班图语与喀麦隆的一些小语群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与稍远距离的较大的语支也有着发生学关系。这些都已得到Wald的认可，[379]并出现在他发表在《国际语言学百科全书》里的文章《班图语》里。

Nichols说，格林伯格对非洲语言的分类是“成功的范式”。不过她又说道，尽管方法一样，但是这个说法并不适于美洲印第安语系。区别就在于语言的不同。[380]格林伯格说，他对非洲语言的分类一开始受到几乎所有研究非洲语言的语言学家们的反对，并且长达10年之久。Flight这样评论道：“整个20世纪50年代，来自非语权威学者的反应是不热忱的，有时甚至是公然表示敌意。”[381]

Campbell认为格林伯格的非洲语言分类某些部分仍然充满争议。格林伯格回应说：“他（指Campbell）没有具体指出是哪部分。我的非洲语言分类是当今非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所有的争议只是集中在下位分支上。现在学者们对于波罗的—斯拉夫语是否属于印欧语系仍然没有达成一致，争议不断，何况是这些少有研究的非洲语言?”

Campbell认为，格林伯格非洲语言分类的成功不表示他的美洲语言分类也是正确的。格林伯格说，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但是某种方法如果在某一领域取得了成功，也可用于其他方面。他在《美洲语言》第一章已经做过详细的讨论。

Campbell批评了McQuown1942年提出的超级玛雅语系假说，[382]因为McQuown提出这个假说的一个原因是托托纳克语存在喉辅音，而喉辅音也存在于超级玛雅语系之外的其他语言中。[383]但格林伯格排除了喉音因素，认为它只是一个不相干的类型学特征。因此这个假说的存在是合理的。

Campbell认为“纳—德内语系内部成员间的发生学关系值得怀疑”。格林伯格说，Campbell引用的是Levine1979年的文章。[384][385]但是他没提到，Levine批评Sapir把海达语放进纳—德语系内里的做法，《美洲语言》里有一章专门进行了讨论。Sapir提供了海达语和阿萨巴斯坎语之间的二维词源（two-way etymologies）和海达语、特里吉特语和阿萨巴斯坎语间的三维词源。Levine使用了七条标准来批驳这些词源的不合理性。但格林伯格认为，大多数标准没有标准，因为Levine不断重复使用不同标准来批判同一个词源。同样，格林伯格采用 Levine的标准对Pokorny的标准印欧语比较词源词典里印欧语系的三个语支进行了比较，发现只有六个词源经受了检验，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是没有一个词源会幸免于难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Levine的七条标准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

Campbell把辛卡语和伦卡语间的同源关系称为“风险大的建议”（long-shot proposal），并引用了Lehmann的证据。[386]格林伯格自认为很客观，对于Lehmann的观点，他认为有些可以接受，有些无法接受，如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比较，格林伯格从未试过。格林伯格认为，辛卡语和伦卡语确实存在发生学关系，因为二者均属奇布查语。但是二者间又不是特别紧密，辛卡语有33个形式出现于奇布查语，12个出现于印第安语。伦卡语情况类似。

关于美洲语言的分类。Campbell和Mithun最终使用泛美主义（PanAmericanism）这个名称，他们说：“广泛分布的相似形式应该忽略掉。即使美洲印第安诸语言存在大量相似形式，也无法证明这些要比较的语言子集间就存在较紧密的关系。”[387]对此，格林伯格回应说，如果没有大范围的语言关系，如何证明“较紧密的关系”?格林伯格还说，最近几年，Campbell和Kaufman对于泛美主义有了不同观点，如Kaufman说：“美洲印第安语言间存在大量相似，在我印象中，这些相似并非借用。”[388]

格林伯格认为 Campbell使用了一系列不准确的说法，如 Campbell说，除了现代学者，其他人也采用了泛美主义来“暗指发生学关系”，如Bright和Doris Payne。[389]格林伯格批评到，Bright说的刚好相反，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不管怎样，可以用扩散来解释”[390]。至于Payne，格林伯格感到很疑惑，因为他没有找到Campbell所述的内容。

五 结语

可以看到，从来没有哪个假说能够在世界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一是美国本土的语言研究非常成熟。在非洲、太平洋地带研究当地语言的专家很少，即使有，也只是在某阶段出现几个人，或某人研究某一种语言。在美国，学者们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历史很久，读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需要研究某一种印第安语言作为毕业论文。所以这个领域涌现了很多的专家学者。李方桂就曾研究过印第安语言。二是跨学科结合得好。除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外，还有其他领域的研究，如遗传学、人类学等，它们互相结合，共同为证明或否定印第安语系提供证据。三是格林伯格的方法论—多边比较法，只是把词汇表面的相似作为同源关系的论证，与传统比较法完全对立。这是导致美国本土学者反对他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