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2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格外重要的年份。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这一年预计完成一系列重要的标志性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特别具有标志性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分别翻一番，以及农村贫困人口按现行标准实现全部脱贫。这一年还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由于2020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并大范围传播，始料未及地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对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带来严峻的挑战。
在实施了检测甄别、收治病人、防控、隔离和“封城”等一系列严格且有效措施后，疫情正在中国逐渐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COVID-19的新冠病毒肺炎进一步演化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疾病传播最高级别），几乎蔓延到所有国家和地区，世界主要经济体皆遭受疫情的严重冲击，进而分别因主动隔离产生的经济活动萎缩，或者因主动调整或因恐慌引起市场震荡，使世界经济迅速进入衰退状态。与此同时，由于担心疫情境外输入和境内反弹，复工复产也举步维艰。即是说，全球疫情大流行以及加速衰退的世界经济反过来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严重阻碍。很显然，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实现预期的经济复苏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一 “灰犀牛”事件、“黑天鹅”事件还是“青蛙”事件？
经济研究领域通常习惯于把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影响，分别与以往的流行性传染疾病造成的经济冲击，或者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比较。然而，这次疫情的发展及其经济影响与以往大不相同。与任何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疫情本身演变以及各国的应对时机与措施具有更加不可预测的性质，进而产生的经济冲击及应对效果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具有演进过程和演进结果的多变性和多重性，造成的经济冲击因素不仅充满了可以预期的风险，更具有风险之外的诸多不确定性特征，在疫情之中造成对经济活动和市场的冲击之外，更给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带来特别的难度。因此，对于最早有效地控制住疫情传播并着手复工复产的中国，我们宁可把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后经济恢复的困难预估得更大一些，只有在认识上做到未雨绸缪，才能在政策上做到有效应对。
首先，疫情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一般认为的“灰犀牛”事件特性。人们通常用“灰犀牛”事件类比那些比较常见以至见怪不怪的风险事件，虽然是大概率事件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即使不谈20世纪及以前的历史，类似的流行疾病自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暴发多起，包括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或简称“非典”），在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造成全球总感染人数8096 例，共致774 人死亡；2009年的H1N1 病毒性流感，导致死亡人数估计在15.17万人到57.54万人之间；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广泛传播，死亡率高达35%；埃博拉病毒症（EVD）则长期以来不断阶段性暴发，死亡率极高[1]。
早在2018年，全球知名企业家和慈善家比尔·盖茨便撰文警告：这个世界特别是美国远远没有对下一次疫情大流行做好准备。他预测可能发生的大范围流行疾病，会造成全球高达三千万以上人口的死亡，认为世界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敦促各国从情景模拟、作战演练、预防演习等方面更好认识疾病会如何扩散，以及如何从隔离措施和信息通报等方面进行响应，以避免恐慌和失策[2]。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及众多国家的应对严重失当，均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经济学界也不乏对这种潜在风险的关注。世界银行报告和学术研究文献表明，对于这种风险的忽视主要表现为相关的投资缺失。例如，从对发展中国家流行疾病的预防性支出援助来看，一方面表现为总体数量的长期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政府仅仅在出现严重疫情的情况下才会临时抱佛脚，大幅度提高援助水平，事后则又把已有的支出规模降了下来[3]。这就是说，准备不足是重视不够的结果，政府和社会都倾向于把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视同为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以侥幸的态度对待。
其次，这次疫情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黑天鹅”事件的特性。“黑天鹅”事件比喻那些比较少见的因而常常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毕竟，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事件并不多见。对中国人来说记忆犹新的“非典”疫情，也已经是17年前的事情，其他在世界上流行的传染性疾病皆未产生波及中国的影响。因而，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小概率事件预期都给我们设置了思想和行动障碍，以致各国从认识层面和工作层面，都没有对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最终的严峻程度做足准备。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更具独特性的地方，在于它不断呈现出出人意料的演变过程，以致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专家们对其认识也更新不迭，甚至疫情早发国家所提供的信息和经验也一再被疫情后发国家的决策者所忽视。相应地，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干扰性质及对经济复苏的影响，也具有变数众多和不确定性极强的特点，产生一连串山重水复的变化效应。从这个意义上，“灰犀牛”和“黑天鹅”都不足以充分刻画此次疫情的特性。或许，“青蛙”更能说明这种易变性。
青蛙与某些两栖动物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在形态构造和生活习性上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生物学称之为变态发育（metamorphosis）。譬如，青蛙从水中的受精卵到水中的蝌蚪，再到水中的幼蛙直至演变为水陆两栖的成蛙，形态的建立、生理特性、行为和活动方式以及生态表现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外，许多蛙类还具有变色的特性，类似于变色蜥蜴，也会制造出扑朔迷离的效果。
基于新冠病毒天然具有的变异概率大、变异速度快的机理，以及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所具有的流行病学能够解释或尚未能够解释的演变轨迹，它在流行过程中，在传染方式、传染性、病死率、治疗有效性、影响对象的群体特点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多变性。这种多变性相应造成其对经济社会活动影响的巨大不可预测性。换句话说，经济学惯于使用的从以往数据中获知未来变化趋势的职业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力有不逮。
例如，在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上，经济学家曾经根据当时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得出这一次疫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次疫情大流行都不同，因为这次疫情冲击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4]。谁承想不久之后，这场疫情便演变为全球大流行，除了少数岛国或托管领土外，世界上的国家几乎无一幸免。此前所做的前瞻性判断很快变成了“事后诸葛亮”。从这个意义上，把这次疫情的全球流行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视为一种“青蛙”事件，可以在认识上使我们更习惯于意外的变化，在应对实际中更立足于前瞻性，更善于进行相机决策。
二 经济复苏：V形、U形抑或W形？
在以往的很多经济衰退或者各种类型经济危机之后，人们通常希望看到一个V字形的复苏，即从景气谷底一路回升，直至恢复到衰退或危机之前的状态。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发展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设想疫情将主要局限在国内。既然疫情传播遵循感染人数先期迅速上升，到达峰值后开始迅速减弱，直到消失这样一个流行病学的倒V字形曲线，那么，其对经济的冲击性影响以及随后的经济恢复，本可以指望遵循一个紧随倒V字形流行曲线的V字形轨迹。
当时做出这样的预期并非不现实。总体来说，2003年中国发生“非典”疫情时就经历了这样的情形，确实出现过一条倒V字形的流行病学曲线（图0-1），以及随后呈现的V字形经济复苏曲线。2003年的“非典”疫情流行时间短，在全球总感染人数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占87.5%，其他则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除加拿大以外受到疫情影响的大都为相对小的经济体，中国当时的经济总规模也仅占全球GDP的4.3%，因此，当时并没有对世界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图0-1 全球“非典”感染的流行病学曲线
资料来源：https://www.who.int/csr/sarsepicurve/2003_04_08/en/index1.html。
实际上，“非典”疫情的暴发高峰发生在2003年3月，中国经济遭遇的疫情负面影响则是在那之后才显现出来，并且仅限于第二季度。人们的外出活动受到阻碍等因素造成第二季度居民消费的抑制。然而，在2003年下半年乃至第二年，居民进行了补偿性的额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把需求的损失弥补了回来。
例如，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看，2003年5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仅增长4.5%，但是，下半年这个增长率便逐渐向10%逼近，而2004年全年均大大高于10%。再从 GDP 增长率来看，2003年第一季度为11.1%，第二季度降至9.1%，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便回升至10%，全年也实现了10%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对应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疫情以及相应的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随后形成了一个完美且迅速完成的V字形经济复苏曲线。
变异性大、传染力强、传播范围广的新冠病毒肺炎，在中国的疫情防控成效逐渐显现，已经进入倒V字形曲线后半段甚至尾声的同时，境外感染人数开始大幅度上升，并且早在2020年2月26日，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增确诊人数便超过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从全球范围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曲线已经在中国之外开启了第二条倒V字形曲线，并处于迅速向上攀升的前半段，至于究竟在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到峰值，迄今为止尚无从预测。或者说，如果将其同中国的倒V字形曲线相衔接，全球流行病学曲线正遵循一个倒W字形的趋势发展（图0-2和图0-3）。
图0-2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病学曲线（2020年1月17日—3月5日）
资料来源：https://www.ecdc.europa.eu/en/geographical-distribution-2019-ncov-cases。
图0-3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病学曲线（2020年3月1日—4月12日）
资料来源：https://www.ecdc.europa.eu/en/geographical-distribution-2019-ncov-cases。
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4月16日，全球已经有206个国家和地区发生新冠肺炎感染病例，累计约203万人，其中中国（不含台湾地区）之外的确诊数超过194万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了先后继起的关系。以最近14 天确诊人数占全部累计确诊人数的比例来观察疫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发展态势，以2020年4月16日为基准期，中国这个比例为1.2%，美国为66.1%，欧洲为48.0%，非洲为63.8%，美洲为43.9%，世界总体为54.3%[5]。一方面，从全世界和各地区情况看，新增感染人数的增长已经处于略微减慢的阶段；另一方面，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在中国基本控制住疫情传播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处于上升阶段。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疫情大流行是否得到最终控制，不取决于最先走出疫情大暴发的国家和地区，而取决于最后取得成功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同理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最终复苏，即便不取决于最后控制住疫情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至少也受到主要经济体和世界经济总体的制约。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必然是全球性的，分别从全球经济总量、制造业增加值、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等各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走向衰退。即便在疫情于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经济活动重新启动的情况下，制造业供应链的断裂、大规模失业从而收入损失导致的贫困率提高及消费力下降，以及单边主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的普遍抬头，甚至造成经济全球化的明显倒退，都会使得单个国家和世界经济将来恢复起来难度更大，所需时间也更长。
中国完整表现出来的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一旦与世界其他地区整体处于上升阶段的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交接起来，很容易得出判断，中国经济复苏的轨迹不再可能是我们原来预想的V字形了。如果说，在发生这个全球疫情趋势变化之前，我们只需紧紧盯住自身的复工复产目标，如今，我们需要一只眼睛盯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另一只眼睛盯着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经济的表现。
换句话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型大国经济体，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遭受的冲击，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复苏，至于世界经济走向深度衰退这种可能性，也必然极大地干扰中国在疫情稳定后经济恢复的进程和政策实施的选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迄今为止的趋势，大幅度修正了先前对2020年世界经济的预测，预计世界经济将为负增长，全球平均为-3.0%，发达经济体平均为-6.1%，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虽然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依然表现不凡，但预测的GDP增长率也仅为1.2%[6]。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6.8%。无论是从季度数据本身还是据此推算的全年预期增长率来看，无疑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
固然，对于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下世界经济究竟衰退到何种程度，目前做出任何确定性的预测都为时过早。不过，考虑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不确定性及其经济影响特点，我们不妨以鲁比尼博士的一项分析作为参照情形。他认为世界经济面临三重风险，可能出现疫情大流行得不到控制、应对事件的经济政策工具不足和地缘政治发生“白天鹅”事件三种情形[7]。从底线思维出发，我们目前可以做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几乎不再能够指望原来预期的V字形复苏轨迹。更具体来说，预期中国经济复苏，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种可能的模式，争取尽可能好的结果。
第一种可能性是，中国经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以及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步伐明显慢于原有预期。即便在相对好的复苏结果下，也会在原来预期的V字形轨迹基准上有所延迟，即需要有较长的时间在谷底或回升途中徘徊，形成一个U字形复苏轨迹。更不乐观的情形是可能形成一个“浴缸状”复苏，即受全球供应链断裂的干扰，在复工复产困难更大的假设下，经济景气处于谷底的时间将更久，进而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长率的路程更长。
第二种可能性是，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倒W形曲线相对应，中国经济的复苏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拖累，形成较大跨度的W字形经济复苏轨迹，即复苏过程出现反复。甚至在更不乐观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国经济反复受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干扰，经济活动在回升过程中既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甚至可能发生更多次的循环反复。
第三种可能性是，如果新冠病毒不像“非典”病毒那样在肆虐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便突然消失，而是病毒继续发生变异、在时间地点上呈现时隐时现的特征，以致新冠病毒肺炎成为一个长期存在、周期性出现的流行疾病，则可能形成一个与之对应的经济周期类型，经济增长也会遵循一个横向的S字形曲线波动。除非在各个国家都能形成群体免疫力，或者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并且能够惠及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个人，否则世界和每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从此会定时或不定时地发生停摆现象，中国经济相应也会受到影响。
三 这一次的“一样”与“不一样”
经济学家习惯于说：千万不要浪费掉一次经济危机。意思是说，由不同起因导致、后果严重程度不一的各种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终究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或大或小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计的伤害，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从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这些代价就白白付出了。此外，经济学家还乐于争论诸如这一次（危机）与上一次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问题。其实，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同时每一次危机也与其他的危机有诸多共同之处，遭受危机伤害的国家、社会和个人，无疑都感受到切肤之痛，也各有各的不幸。
经济史上充满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以及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灾难，这些事件通常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讨论的长期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对这些惨痛教训和应对经验的总结，孵化并催生了许多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还远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尚不是对之做出总结或者进行反思。毋宁说，从以往事件的经验、教训及其相关理论讨论中，着眼于对这次应对疫情冲击具有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若干重要角度提出问题进行比照和思考，既讨论不同冲击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一样”），也讨论各次冲击之间不尽相同的地方（“不一样”）。
第一，面对重大冲击性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及时反应很重要，并且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政策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偏于保守的，常常跟不上现实的需要而颇显被动。所以，每一次或者每一步政策响应，从事后看来都不存在所谓的“反应过度”问题。特别是面对具有高度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大流行疫情，政策响应能够及时和到位，对于消除事件演变趋势不确定性与政策取向不确定性产生的叠加效应，进而避免导致双重市场恐慌十分重要。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活动的决策常常来自于行为者本身的冲动性，而并非总是来自于对期望均值的预估，因此，人类本性的弱点会造成经济和市场的不稳定性。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动物精神”。[8] 这种冲动性在个体的经济决策中必然显示出非理性的特点，可以说既在逻辑之中又不符合逻辑本身。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经济活动的这种特性，即经济活动受到冲击性干扰的情形，既可以表现为期望均值的降低，也可以表现为该值的方差的增大[9]。
期望均值的降低通常表现为投资者的退缩和投资的减少进而导致产出的下降，主要是对风险的反应；方差的增大则表现为投资活动和产出的波动，以及资本市场和大宗产品贸易等市场大幅度震荡中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部分。既然是由“动物精神”所驱动的投资活动，就其常态而言天然就存在着估价过高因素或泡沫成分，遇到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突然提高，人们必然根据他们自己所能获得的信息进行解读，产生所谓的流传性叙事并据此做出反应。[10]
这时，即便不去深究这种反应究竟是理性的市场调整，还是非理性的心理恐慌，抑或是对扭曲信息做出的不恰当反应，或者是对不确定信息做出的错误解读，终究会给市场和经济带来不能承受之乱。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可以由特定的信息反映出来的，所以，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可以预测的；而后者的本质就在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不可获得性甚至扭曲性，因而市场据此做出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预测性，市场所做出的反应，最充分地表现在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和18日，美国股市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四次熔断，成为继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当时尚未建立熔断机制），以及熔断机制建立后，于1997年10月27日发生第一次熔断之后最惨烈的股市暴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做出大幅度的动作，并非仅仅是出于对选票的考虑，也并非不知道降息政策并不直接对症，只是要阻止恐慌及其导致的大幅震荡的规定动作而已。
应该说，为了避免恐慌及其引发的实体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对民生的影响，政策及时并大力度做出反应，即便尚不能做到准确对症，也仍然是必要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政策举动，并不能代替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质性的政策举措，后者才真正具有纾困和救助的效应。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是双重的，即从需求与供给两侧相继或同时造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相应反映在生产要素市场和大宗产品市场表现上面。虽然市场状况是根据影响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匹配和交织情形所决定，但是，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短期冲击大多来自需求侧，而供给侧的因素主要影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表现。
作为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和政策来源，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为解决需求侧冲击而诞生的，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的“十八般兵器”，也主要是为此而设计的。虽然各国经济史都见证过供给侧冲击事件，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各种自然灾害冲击，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供给侧冲击方面缺乏经验，在可供选择的手段上也常显捉襟见肘。
中国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一开始就表现为需求侧与供给侧两重因素的交织。为了严格执行社交距离、“封城”和隔离等措施，与人员流动相关的消费活动和聚集性的消费活动，如住宿、餐饮、旅游、娱乐、客运等消费需求受到致命的抑制，与此相关的生产经营领域也同其他行业一样相应停止。由于中国处在疫情冲击的第一波，停工停产的供给侧安排导致对很多其他国家生产者供货的延误甚至中断。当国内疫情好转，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有望改变供给状况时，不仅停产时断裂的供应链修复起来困难重重，进一步而言，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制造业停产、萎缩则为中国生产者设置了新一轮需求侧冲击。
这种冲击效应是叠加的，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政策实施不仅必须有超大超强的力度，还需要面对诸多两难的抉择。以劳动力市场状况为例，在很多劳动者找不到工作的同时，还存在着企业招工难的困难，表现在劳动力市场指标中，则是一方面失业率高企，另一方面求人倍率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因此，政策选择既要充分挖掘传统工具箱的存货潜力，也要尝试改变思路和路径，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把功夫同时做到画里画外。
第三，新冠病毒对生命和健康的伤害固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是，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基本健康状态存在巨大差异，对于获得免疫、治疗、康复机会的可得性，以及对于疫情经济冲击的程度和承受力都是不尽相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回顾疫情大流行和人类抗击历史时指出，预防和治疗流行性传染病的技术，通常是按照社会等级序列自上而下逐级传递的。因此，对这位揭示美国“绝望而死”现象的经济学家来说，在病毒面前，并非人人生而平等。[11]
诚然，在现代社会，医疗技术的普惠性和可得性大大提高，而且，面对新冠病毒，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亿万富翁和政要精英，还是发展中国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非正规就业者，确有同样多的机会受到感染，受到感染后都会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然而，避免感染是否有选择的机会、患病后能够获得怎样的救治、疫苗一旦面世能否及时受益，特别是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性质和程度如何，却毋庸置疑地存在着国家之间和社会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异。美国许多数据显示，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后死亡率数倍于白种人，这些事实便是大流行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这一假说的最新证据。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对人们产生的冲击不应该从其数量级评估，而需要就其性质来进行判断。例如，一场金融危机可能给金融行业造成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损失，同时因波及实体经济而造成大量挣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丧失岗位。具体到个人，银行家和工人遭受损失的金额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前一情形中，银行家损失的是资本所有者的钱，投资人面临的是资本收益的多少或有无，而在后一情形中，劳动者及其家庭失去的却是关乎生存的基本收入。
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因不具备完善的医疗保障条件，更大的概率会首当其冲，生命和健康受到更大的威胁与伤害；进而，当疫情进入高峰期，“封城”和隔离等措施造成经济活动休止，脆弱的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和财力维系必要的检测、救治并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普通劳动者也更容易失去工作乃至收入来源，在暴露于生命健康风险中的同时陷入生活困境；而当经济开始复苏时，正如经济增长并不产生收入分配的涓流效应一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也不会随着经济的整体复苏自然而然回到正常轨道。
第四，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协同发力，财政政策因其具有针对性更强、实施机制更直接见效等特点，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本来，这两个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之间的分工和配合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被长期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又迎来一个新的讨论高潮，其中一些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得出的政策实施建议，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或关注，也出现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主张之中。
在关于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究竟在于供给侧因素还是需求侧因素的争论中，虽然很多更根本的认识尚未取得一致，但是，人们也不自觉地形成了某些共识，其中之一即是认为，货币政策并不能独自承担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由于发达国家处于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以及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遭遇经济冲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必然捉襟见肘，宏观经济调控的空间十分地狭促。因此，人们认为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但是，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一直以来却莫衷一是。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冲击，人们可能会暂时搁置种种观点分歧，取得更多的政策共识。在诸如发生战争和灾难等紧急状态下，用于维护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计的必需支出，如补贴居民收入、对中小微型企业的纾困，以及支付基本社会保险等，既是政府的天然责任，也是居民个人和民营经济所难以承受的。同时，在这种特殊的艰难时刻，正常的公共财政收入也无法满足大规模额外支出的需要，这就要求政府根据自身的财政结构特点和各种支出项目的性质，分别通过提高一般公共财政赤字率或者增加政府债务予以解决。[12]
可见，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中，财政政策如今有着居于主角位置的趋势，而货币政策重在配合前者的实施。疫情大流行下不得已的停工停产，最先带来的是公开失业和就业不足，进而居民的收入遭受损失甚至丧失殆尽，严重威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计。即便在有条件或者完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被中断的供应链也需要时间进行修复，何况全球疫情大流行还可能进一步断裂供应链。因此，财政大规模支出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充分给付，较之保障金融环节的流动性充足远为重要和对症。
经济学家甚至其中曾经担任过中央银行家的那些人越来越愿意承认，面对这场疫情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而言居于辅助性地位，职责是确保政府纾困和救助政策的实施可以得到货币的支撑，同时不会受到市场上流动性不足的制约。例如，两位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耶伦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指出，货币政策此时的作用在于满足以下需要：其一，在居家隔离和电子交易条件下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其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贷款人在放贷时需要额外的信心；其三，无论是短暂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还是疫情持续更久致使企业和家庭受困，都需要信贷能够做到招之即来。[13] 此外，货币政策还需承担他们没有提及的货币财政功能（monetary financing）。
第五，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和全球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决定经济复苏的时间、方式、路径和效果。因此，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都需要依据事件发展的进程和顺序，按照宏观政策的类型和手段特点，选择恰当的出台时机。在疫情暴发的早期，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处于峰值前的上升阶段，为了控制疫情大范围传播，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封城”、隔离、取消聚集活动等，这时不可避免要减少甚至遏止经济活动。而在疫情发展达到峰值之后，倒V字形曲线进入下行阶段，复工复产就摆在了议事日程。进一步，在确保疫情传播可以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便居于更高的优先序。
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手段也受疫情特点的影响，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依次出台，否则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例如，旨在刺激居民消费特别是鼓励补偿性消费的政策，在社会尚处于隔离状态时就不能产生预期效果；旨在保持必要且充分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不同阶段都是需要的，但是应该与每个时点的主要政策目标相适应，而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旨在恢复和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实施于全社会普遍隔离期间以至经济活动开始恢复之前；至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托底政策，从一开始便不能缺位，应该以各种形式贯穿疫情发展及其经济冲击的始终。
第六，也是最后，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活动都是不得不为的硬要求，必须科学处理两者之间存在的取舍权衡和两难决策。虽然新冠病毒肺炎死亡率低，但是，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其流传速度快，最终因感染人数巨大而造成生命健康的损失。因此，以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实行严格防控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国为世界所贡献的一个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与此同时，在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条件下，及早复工复产也是头等大事，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然而，两个硬道理之间的确存在着取舍权衡因而两难抉择的关系。
实施武汉等重点地区“封城”，配之以全国范围并有地区特点的隔离措施，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利用疫情发展的时间差换取防控措施的空间分离，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双轨制过渡方式，按照地区之间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防控和复工复产任务重点做出区分，最终使中国最早控制住疫情，率先开始经济复苏。正是由于在前一阶段不惜代价地进行防控，才得以在确保感染人数不发生反弹的前提下，在后一阶段加快经济复苏的进程。这个成功做法也提供了一个处理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关系的基准模式。
鉴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仍处于新冠病毒疫情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复苏过程中还可能经历W字形的轨迹，甚至，人类很可能将与这个病毒的流行长期打交道，因此，根据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经验和遭遇过的两难处境，可以把这种空间与时间分离的双轨制过渡模型，进一步扩展为时间和空间并行的更新版本，可以在具备必要的检测和收治等条件的情况下酌情实施。
这个版本的模型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首先，在具备一系列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对于敏感人群尽可能做到全面检测，以便分期分批地把检测后的人群分为两组——安全组和风险组。其次，在确保两组人群充分隔绝因而不发生相互交叉的情况下，让安全组人群随即进入复工状态，同时对风险组人群继续隔离并进行连续排查。最后，随着检测和收治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安全组人数的比重逐步扩大，风险组人数相应缩小，双轨制加快向安全的单轨过渡。通过采取这种过渡办法，防控隔离与复工复产之间的时间差便可以实现最小化。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及其对全球造成的经济冲击，与历史上的疫情大流行、经济衰退和其他危机事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例如，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充分性、政府对形势的判断不及时致使决策失当、当事人推卸责任的“甩锅”举动、事件导致的市场震荡和经济复苏的徘徊踟蹰等，都是经济史上耳熟能详的情景。
同时，此次疫情事件也有诸多独特之处。除了新冠病毒本身演化显现出极端“狡猾”的特点及其造成疫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占有极大的比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独一无二，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了中枢地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行动能的转换，以及世界处于更高全球化阶段的同时，逆全球化暗流也被推向高潮，等等。这些都对中国和世界应对这场经济冲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这次疫情及经济影响事件的发生及在演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在常态条件下被忽视的问题。例如，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协同合作、紧急物资的储备和调运、制造业供应链的维护与修复等，都在疫情事件中遭到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以便提出对解决所面临各种困境的对策建议，同时能够未雨绸缪预见将来。
四 在适应多变性中复苏中国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本身及其对一个国家造成的经济冲击，最大的特点是其多变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可预测性。针对这一特点，中国经济在复苏的过程中，既需要保持高度的警醒，随时掌握全球疫情最新进展并对准确的信息做出及时反应，也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守住自身的底线不放松。这就是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经济复苏部署和推进需要适应多变性和不确定性，政策抉择应该在处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之中进行。据此，以下尝试就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政策的若干重要方面做出初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趋势及其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中，坚定不移推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以上。因此，在其他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不仅是中国自身的事情，对世界经济也绝不是零和博弈，而必然产生极为重要的正面溢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到增长常态对世界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总量概念，而是可以从诸多重要方面对其他国家以及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同时中国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因而转向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中国将以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为其他国家提供急需的医疗设备、防护用品和药品，提供富有抗疫经验的医护人力资源援助。例如，在各国纷纷进入疫情暴发高峰期的情况下，从呼吸机到医用口罩等中国制造的各种用品，以及派出的医疗专家团队，已经在全球抗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在一些贫困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遭受疫情冲击，进而陷入极端困难时，中国必将一如既往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迄今仍然保持着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具有强大的制造业配套能力，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分类标准中全部工业类别的国家，分别具有41个两位数大类、207个三位数中类和666个四位数小类的工业部门。2018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占全世界的12.7%。由于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中制造业比重高达93.4%，因此，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规模居全球第一位，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为17.2%，比居于第二位的德国高出74.0%。
在此次疫情暴发之前，经济全球化遭遇到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各种政策倾向的冲击，美国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重要经济体发起贸易战，并推动与中国经济及供应链脱钩。然而，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挑战反而更加显示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中国经济在复苏过程中及之后，以自身的生产和供货维护并修复全球供应链，进而阻止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将会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和占第二位的经济总量，也拥有最多数量的中等收入人口，由此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及其潜力，将为随后的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巨大的需求拉力。一方面，中国社会在恢复正常生活之后，居民消费不仅在补偿性和替代性方面产生巨大的反弹，还会因公共卫生等因素产生引导性消费，形成超大规模的新需求增长点。另一方面，在恢复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过程中，也会形成超常规模的投资活动。这些需求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都必然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
其次，以稳定就业、保障民生和实现脱贫目标为最高优先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中国长期向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因为突发的疫情冲击而改变，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都不会受到长期影响。因此，总体完成预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特别是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标志性的目标，仍然是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去争取的任务，不应有丝毫的懈怠。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毕竟是百年不遇的严重冲击事件，已经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必然会对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指标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因此，降低对某些具体的数量指标的要求，如年度GDP增长率的预期也是实事求是的。事实上，在202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6.8%的情况下，如果全年仍然坚持5%—6%的增长率，反而会产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副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合理确定经济复苏以及实现目标所需努力的优先序。虽然中国已经走出疫情扩散的最严峻时刻，但是，前期造成的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已经十分严重，加上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供应链断裂，实体经济遭受的冲击已经远远超过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相应地，就业也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对普通家庭维持基本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
参照一个判断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经验指标——“萨姆指数”[14]，即观察最近三个月失业率平滑水平，是否比过去11个月中的最低点高出0.5 个百分点或以上，可以看到，2020年前三个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滑值为5.8%，已经比2019年4月和5月的5.0%（过去11个月中的最低点）这个失业率高出0.8个百分点（图0-4），并且预期高失业率仍会保持一段时间。从宏观经济景气角度解释这个指标，标志着经济景气已经进入低点，而从居民基本生活保障角度看，则意味着在民生保障方面亟待出台必要的政策应对措施。
图0-4 城镇调查失业率和“萨姆规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数据计算。
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强烈并且可能具有持续性的冲击，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应该包含更多超常规的措施，才能达到通过稳定就业保障民生的目的。第一，一切旨在恢复经济活动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同时具有促进就业的效应，应最大化予以调动实施，并把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第二，针对失业成因中的结构性、摩擦性和周期性因素，有针对性地运用各种相关的政策手段降低整体失业率。第三，坚持社会政策托底，结余失业保险金除返还用于援企稳岗之外，还应该用于扩大支付范围，特别是覆盖未加入失业保险的返城失业农民工。此外，还需要通过设计更具普惠性、更直接快捷的项目，直接向受到疫情冲击的家庭支付现金。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要求，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不可动摇，也在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中居于首要地位，执行中应不遗余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348万人，也就是说在2012—2019年，每年实现脱贫人数都超过1000万人。2020年的任务是实现余下的551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按照近年来的脱贫速度，即便考虑到出现局部返贫现象可能加大工作难度，结合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成果，经过努力实现目标本来也是可以充分预期的。
然而，始料未及的新冠病毒疫情本身以及进行防控采取的措施，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特别是，在务工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比重很高，以及外出务工作为脱贫重要途径的情况下，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外出打工收入大幅度减少，既会妨碍最后一批贫困人口的脱贫，也会造成一些刚刚脱贫的家庭返贫。在这个预计的决战与特殊的挑战并存的时候，需要以超常规的手段加大“最后一公里”的扶贫力度，其中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把所有不能达到脱贫标准的农村人口全部、无条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再次，在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复苏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恰当处理好促进居民消费与扩大建设投资的关系。在疫情发生之前，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例如，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三驾马车”（净出口、投资和消费）因素中，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18年达到76.2%。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城乡居民消费占到70.0%。同时，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也是遭受疫情冲击最直接最严重的领域，因此，在疫情之后促进第三产业复工复产和激发居民消费活力，应该是恢复经济活动、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的切入口。
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全球最终消费总规模为62.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全球总额的比重为11.6%，占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比重高达46.9%。虽然就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中国的庞大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其最终消费总额已经相当于欧元区国家加总水平的71.8%。从消费行为的经济理性和以往的经验来看，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居民消费倾向，应通过保障基本收入的政策手段刺激消费行为，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细分等方式，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充分挖掘其扩张潜力。
一是可补偿性消费。一般来说，一旦冲击性事件对正常消费产生的抑制得到解除，消费者受实际需要和心理需要两方面因素驱动，对于那些需求弹性大因而也是消费受到最明显抑制的商品和服务，会产生超常规的购买需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消费支出大幅度减少的一些家庭用品，特别是相对高端并且不适宜于线上购买的品牌商品，譬如高级化妆品等即属于此类。
二是可替代性消费。在某些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那些具有相似效用或者相同消费偏好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可以成为替代消费的对象。例如，受疫情影响最大并且恢复起来难度较大的聚集性、体验式消费，如旅游、影剧院、群体性消费等，便可以转向更具私密性且具有类似效用的其他消费项目，或采用不同的消费方式实现。
三是可引导性消费。这是指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消费者偏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培养的消费内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类持续时间长、付出巨大生命和健康代价的公共卫生事件，会诱发出与健康生活相关的新型消费行为，居家隔离也诱发出一些消费习惯，都可以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这方面包括对于保健类产品、体育健身活动、改善家居卫生和环境的装修、心理疏导性的活动，以及更具私密性的交通工具等需求。
在经济发展的常态下，促进居民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以提高消费力，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从而减少消费者的后顾之忧。然而，在遭遇巨大灾害冲击以及恢复时期这种非常态情况下，稳定和复苏居民消费的主要举措，应该是依靠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职能，实施有效兜底的基本生活保障政策。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差额来判断，家庭储蓄率随着在收入分组中位置的上升而提高。这就是说，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非常低，因而抵御就业和收入冲击的能力也很弱。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等常规救助制度，在识别对象和反应速度等方面存在着不足，难以充分覆盖新冠肺炎疫情下受冲击的人群规模，因此，需要一项诸如全民发放现金这样的普惠性救助政策，才能实现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进而刺激居民消费的目标。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反映在中国具有扩大投资的巨大潜力上面，而在特殊情况下，扩大建设投资也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必要推动力。特别是那些旨在补短板和优化结构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国内供应链依赖程度高以及改善国内配套能力的建设项目，公共卫生领域和战略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建设，以5G基站、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带动就业弹性大、乘数效应明显的工程建设，都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所需要的。
然而，在利用投资手段实施经济刺激的时候，需要充分汲取以往的教训，把握并守住几条不应突破的底线。要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避免产生不良债务积累和杠杆率的不合理提高，不产生新的低效产能和过剩产能，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及其隐患的积累，不在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成效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方面发生任何倒退。
同时，也要防止经济增长形成对投资需求拉动的依赖，避免回归到传统发展方式上面。以往在宏观经济遭遇需求侧冲击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会显著提高，一旦形成对投资的依赖，需求结构就会失衡，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长期以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快速增长也总是伴随着高投资率。并且，扩大投资常常被用来作为遭遇经济冲击（如出口下降）时的替代需求因素。
例如，在1998—2018年的20 余年中，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是一种常态，并且GDP增长率与资本形成贡献率高度正相关。在同一时期的GDP增长需求因素中，资本形成的贡献与净出口的贡献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加大投资拉动的刺激政策，必须重视这种付出过代价的前车之鉴，避免在实施过程中重蹈覆辙。
最后，把恢复经济活动、稳定增长速度、保障民生等紧迫任务与长期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紧密结合。经济史表明，危机往往是充分暴露短板和结构性矛盾的时刻，相应地，应对危机和走出困境，也可以通过加快推进既定的长期改革和发展任务，在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同时也可以产生长期可持续性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巨大经济社会短板和风险，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不完全或非典型化的城镇化。与此同时，城镇化也预期可以对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紧迫任务和长期目标的这一相会，就提出加快以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紧迫任务。
2019年，中国在达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的情况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4%。也就是说，全国有2.27亿人口常住在城镇却没有取得城镇户口。这个人群的主体（高达76.7%）就是离开户籍所在乡镇外出务工的1.74 亿农民工。这种状况造成的一些显著影响，譬如减少劳动力有效供给，降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以及削弱制造业比较优势等现象，已经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然而，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这次疫情暴露出大规模人户分离和家庭成员异地分居现象的明显弊端。
设想每年春节期间有70%的外出农民工返乡，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的交通运输压力，就可以产生高达1.2亿人的全国范围超常态流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集中暴露出这种非典型化城市化的弊端，即在正常情况下返乡与返城造成的春运困难之外，额外地形成了人员密集流动产生的疾病流行风险、农民工不能及时返城复工造成的企业经营严重困难、农民工和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度减少，以及制造业供应链断裂乃至损坏的风险。
因此，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大推动农民工及家庭成员在务工所在城镇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不仅可以从以上方面降低未来的经济社会风险，而且可以从增加劳动力供给、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和扩大居民消费等诸多方面，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蔡昉）
[3]Olga Jonas，“Pandemic Risk”，Finance& Development，December 2014，pp.16-18.
[5]参见欧洲疾控中心网站：https://www.ecdc.europa.eu/en/geographical-distribution2019-ncov-cases，2020年4月17日浏览。
[8][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11]Angus Deaton，“We May Not All Be Equal in the Eyes of Coronavirus”，Financial Times，6 April，2020.
[12]Mario Draghi，“We Must Mobilise As If for War”，Financial Times，27 March，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