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三十年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文化保守阵营研究述评

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和知识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他不但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始作俑者，且对中国现代文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的发展，皆有倡导之功。在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中，梁启超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扳道夫”。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第二人的作用影响在梁启超之上”。[1]钱基博曾感慨道：“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2]晚清一代，梁启超和章太炎、康有为分殊明显：梁氏继续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风云人物，续领风骚，而章、康二位是真正“落伍”了。胡适曾写过《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文章，他在文中真诚地表达了新文化运动其实是由不同的知识群体参与的，他们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疆域。他甚至将研究系的喉舌《国民公报》《晨报》作为1919年以前中国北方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建设》《解放与改造》与《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一道关注与思考思想文化和国家发展。可以说，胡适没有把五四新文化的功劳只归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新青年》《新潮》等杂志，而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各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也指出，五四时期的思想集团可以一分为四：以胡适、张慰慈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左派；以孙中山为首及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等追随者的国民党派；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蓝公武等进步党部分党员构成的研究系。[3]实际上，梁启超通过主导、参与大量思想文化活动，凝聚了一批英才俊彦，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学人群，梁启超和其学人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尤其1920年梁启超欧游回国后，以他为首的知识分子利用或创建庞大的文化资源阵地，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有机整体中一部分，虽然他们和其他思想群体对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和对文化建设的思想切入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另一思想角度为新文化建设提供资源，为主流文化改正纠偏。对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五四思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深刻挖掘五四新文化时代的思想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