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化与认同相关性研究

关于现代化和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现代化与政治认同相关性的研究相对不足。一方面可能没有将认同作为现代性的内在涵义之一，纳入现代化研究的范畴；另一方面可能对于政治认同的研究没有置于现代化的时空下考量。目前对于现代性与认同相关性的研究的巨擘当属查尔斯·泰勒。他对认同问题的讨论是以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切入的。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相伴随的人类深层次伦理价值冲突所导致的自我认同危机和政治认同危机。换句话说，现代性在“祛魅”之后由于共同意义的丧失导致认同危机。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泰勒提出现代性的三个隐忧：“第一个担心是关于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第二个涉及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第三个是自由的丧失。”[58]同时他还指出，由于现代性而产生“对认同的需求”。[59]现代性是自变量，认同是因变量。此外，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也提到了现代性与认同的相关性。他认为，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60]强调认同是现代性的范畴。国内学术界对于现代性与认同相关性的研究有吴玉军的《现代性语境下的认同问题》、韩震的《现代性、全球化及其认同问题》、王成兵的《对当代认同危机问题的几点理解》。他们都认为现代性催生了个体意识，导致个体与共同体的分离，产生归属感的匮乏和身份模糊的问题，产生认同问题，明显都属于查尔斯·泰勒的研究路径。总之，目前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现代性与认同的相关性，更多是规范意义上的讨论，但是从现代化的经验主义视角分析两者内在关联的成果相对较少。事实上，现代性与认同的关联不仅是逻辑上的，更是现实中的。不同现代化面临的政治认同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否则政治认同就不是一个新兴话题，而是与现代化伴随始终的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