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一）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一般指一个传统的、落后的、蒙昧的社会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机械化的、理性的或世俗的发达社会的过程。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直接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冷战背景下西方学界对于新兴独立国家的比较研究。由于新兴独立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形势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本国政府调整对外政策的需要，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开始专注于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变化及其对于冷战格局的影响，从而为当局制定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杂志《文化变迁》于1951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举行学术会议，讨论当时有关贫困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现代化这个术语被学者广泛使用。正因如此，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家将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十七世纪以后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4]实质上，这就意味着将现代化武断地等同于西方化，同时又将现代化化约为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从发达国家引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政治制度就可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是以西方世界为底版为新兴国家描绘的一个美好蓝图，藉以将其拉拢入西方阵营。“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对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曾经充满信心，就像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一世界的革命充满信心一样。后者用过去的延续来预言未来，而前者则以过去的转变来预言未来。”[15]但是，此后第三世界的发展令现代化理论家大失所望，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构建政治国家和发展经济方面出现了原先理论估计之外的情况，不仅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民主政治也经历回潮，即艾森斯塔特所谓的“现代化的中断”。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转入批评现代化、修正现代化理论等研究，反思现代性和现代化本身，并推动现代化研究走向深入。其中，部分人也开始站在更加普遍、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探讨传统与现代、人与现代化的关系，对于现代性做出脱离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的界定。

总体而言，战后西方的现代化问题研究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1.共同体现代化的研究。将国家作为研究的重点是现代化理论的主流，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公认的开山之作。他将社会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大类型，而现代化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该理论流派力图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纵切面剖析传统与现代，在对比中界定现代性，理解现代化。大体而言，围绕共同体的现代化问题研究包含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现代化的经济维度研究。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发轫之初，由于战后恢复重建以及冷战的影响，随着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经济增长成为世界性话题。因此，发展（development）和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之间的联系就成为现代化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被化约为经济现代化，甚至直接对应于工业化和一系列量化经济指标。包括西蒙·库兹涅茨的《现代的经济增长：发现和思考》、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都倾向于认为，现代化就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以罗荣渠为代表的国内现代化研究者的赞同。

第二，现代化的政治维度研究。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直接起源于比较政治学对于落后国家的政治与西方现代政治所做的比较研究的兴起。受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学派注重分析横向结构的静态模型，而忽视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过程。在政治普遍主义取向的影响下，政治领域的传统与现代性被视为超时空的概念，“政治现代化指数”可以进行跨越时空的标准化、定量比较，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非西方国家。西方学者相关的研究文献有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戴维·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等。派伊指出，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政治发展是行政和法律的发展；政治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政治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政治发展是动员和权力；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方面。”[16]阿普特则依据等级程度和价值类型将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第一个标准测量控制的严格程度，第二个标准测量终极目的在行动中体现的程度，据此将政治模式分为世俗—自由模式、神圣—集体模式、基马尔主义或新俾斯麦式、采邑模式。将竞争与选择作为政治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政治现代化就是公众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由较少选择性的制度向较多选择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总而言之，政治现代化研究大多将民主、投票、公民参与、竞争性的选举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指标。即使是被称为传统现代化理论批评者的亨廷顿所著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虽具有保守主义的色彩但也仍然未跳出“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的窠臼，而是将政治现代化界定在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的范围内。中国学者施雪华在《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提出，政治现代化是传统政权向现代政权转变的全面的过程：既包括政治大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既包括传统政治结构，也包括传统政治功能；既包括传统政治心理和文化，也包括传统政治行为和过程；既包括传统政治价值，也包括传统政治方法与技术。

第三，现代化的社会维度研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现代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社会分层化和整合的程度。他们把社会系统当作分析的基本单位，分析传统“全能化的”的传统社会向“功能专门化”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如斯梅尔塞用结构分化的程度和功能的成熟性来区别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此视角下，现代社会的特征被定义为：“第一，具有明确而具体功能的组织众多；第二，此种组织与团结性强或具有文化取向的社团之间分工明确；第三，一方面，在专业组织内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基础的重要性在减少，另一方面，各类特殊化的组织和宽泛的先赋—团结性的群体的重要性也在降低。”[17]上述观点在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摩尔（Wibert E．Moore）和斯梅尔塞（Neil J．Smelser）合编的一套丛书《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共12种）、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列维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等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第四，现代化的文化维度研究。现代化的文化研究认为，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这一学派主要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视角理解现代化。其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后者指出，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和结构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核算、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18]依据韦伯学派的观点看来，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扩展，以及随着理性的发展导致的人对于自然和环境的控制能力的增强，“上帝死了”成为迈向现代的号角，人作为世界的中心而发挥主体性作用。现代性意味着反对巫术迷信，不再盲目遵从传统，认为传统都是可以突破和批判的对象，反对无批判地顺从集体。同时在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方面，现代性又意味着普遍主义的处世态度，完全摆脱血缘、地缘、私情和情感等因素。文化维度的研究一般认为现代化的起点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高潮则是法国大革命。从事这一领域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现代性从本质上是文化存在，是理性化和个体化时代的主导性的精神。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这方面的力作，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如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衣俊卿的《现代性的维度》、于歌的《现代化的本质》都从该视角阐发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

上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不同维度的现代化研究分别从人类社会的不同横断面界定现代性和现代化，对于世界和国别的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当然以此为基础，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不同维度的内在关系，试图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理解现代化，抽象出现代化的属性。例如，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包括以下九个层面的内涵和特点：（1）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2）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3）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4）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5）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6）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7）现代化是同质化的过程；（8）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9）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19]其中，革命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差异，认为两者是根本不同的，转变的过程涉及整体的变化。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甚至能与人类的起源和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变迁相比拟。复杂性意指现代化包括人类思想、行为等一切领域的变化，涉及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流动、分化、世俗化、传播媒介的扩大、文化教育等。系统性强调一个因素的变化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形成的联动。现代化是“具有其本身的某些特殊属性的过程，这些属性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其规则而生活的民众会感到现代性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全球性强调现代化虽然起源于15—16世纪的欧洲，但已成为全球性现象。一切社会要么是现代社会，要么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路上，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能够逃脱现代化的命运。长期性则强调传统性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是漫长的，后发现代化虽然是“压缩式”的，但是其时间仍然要用世纪计算。阶段性强调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程中，不同社会在这个序列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但大致都要经历相同的若干阶段。同质性强调传统社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缺乏现代性。而现代性则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制度等的普遍适用性，各个社会是如此同质化，以致可能形成一个世界国家。不可逆转性意味着现代化大潮虽然有高有低，但不可抗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进步性意味着现代性是人心所向，虽然现代性有负面效应，但是正面效应更大，可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和进步。对现代化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文献有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等。对国别现代化展开研究的文献有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布莱克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等。

2.对人的现代化的研究。明确提出人的现代化的研究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英克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及全部课程内容。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20]目前，学术界对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于人的现代化的涵义的研究。高清海、余潇枫从“类哲学”的角度理解人，从最广义的角度界定人的现代化，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本身，人是人自身活动所创造的作品。人产生自己的发端是人的劳动生产，人产生自己的性质是人对自然、自然性、自然关系的否定和超越，人产生自己的成效就是人的人格性的不断获得和提高。因此，“人的现代化即人的现时的生存方式将与过去不一样，人的心理、观念、行为、态度等将注入种种“现代性”而与昨天不同。这种变化或转变说到底就是人的历史形态的变迁，是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状态的历史转型”。[21]绝大多数学者从人的素质角度界定人的现代性。[22]总体而言，素质现代化论者都倾向于强调素质在人的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区别在于对于人文素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人格素质等侧重点的强调。

第二，对于人的现代化的特点的研究。美国社会学教授贝迪阿·纳思·瓦尔马在《现代化问题探索》（The Sociology and Politics of Development—A Theoretical Study）中，从人的现代性的角度提出了一般的五个评判标准：（1）合理性；（2）个人主义；（3）现世主义；（4）科学主义；（5）平等主义。[23]学者杨国枢对于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揭示了中国人传统性的五项特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现代性的五项内容，即平权开放、独立自愿、乐观进取、尊重情感和两性平等。[24]总而言之，人的现代化是涉及诸多方面、全方位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人的现代化就是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对于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关系的研究。人与社会在现代化中互动并塑造两者关系。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三种观点：其一，社会现代化属于人的现代化范畴。有学者把人作为类存在物来加以考察，以人的方式去观照人的“类哲学”的视角思考现代化，“现代化”意指人不断地摆脱传统束缚、适应新情况、建立“新传统”、扬弃“新传统”、奔向无尽未来的生生不息的永恒发展过程。强调现代化的关键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现代化，并且无论何种现代化均以人的现代化为其前提和归宿。[25]其二，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核心。有学者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证。[26]其三，现代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在现代化，即社会现代化；二是内在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处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两者有机统一，但是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7]总体而言，社会现代化研究处于强势地位，而个人现代化研究则是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