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0年5月13日，德意志国防军冲破了法国驻守在色当的脆弱防线。几天之内，德军穿越了默兹省，大部分同盟军也沦为了敌人的俘虏。对法国而言，这是全面的溃败，这场灾难，前所未有。几乎就在九个月前的13日，当时的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呼喊着：“我们即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是最强大的。”这场“离奇的失败”掀开了法国历史上无比黑暗的一页，专断独裁的政治体制上台，一场规模浩大且组织严密的掠夺就此展开。

这场对法国经济持续了四年多的常规性掠夺并没有赦免葡萄酒的生产和交易，事情恰恰相反。就在进攻法国的几个月前，柏林政府正式将葡萄酒认证为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物资。他们认为葡萄酒是德国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在战斗中可以发挥鼓舞士气的关键作用，也是德意志帝国国内上流社会的必备饮品。1940年7月起，法国在经济上的屈从最终给德国创造了机会，后者接连骗取了势力范围内所有葡萄园出产的葡萄酒。之后几年，纳粹发现了葡萄酒的其他价值。葡萄酒在战乱时期占据了国际贸易的中心地位，战争后期还用于生产军队优先关注的替代燃料。

1940年夏天，为了满足纳粹政府庞大且日益增长的葡萄酒需求，德国开始通过一整套部署来对全法国的葡萄酒资源进行巧取豪夺。维希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暧昧的中介角色，法国葡萄酒行业内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士也与掠夺者沆瀣一气。为了协调和监管有计划的大规模掠夺，纳粹政府以“法国葡萄酒进口商”为名，将德国最专业的葡萄酒专家派遣到法国葡萄种植大区。这些被法国人称为“葡萄酒监工”的人手握大权，尤其是他们拥有几乎无限的购买权以便迅速满足柏林的葡萄酒需求。他们能成功完成任务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长期与法国专业人士保持贸易往来，以至于对当地葡萄种植及酿造业有近乎完美的了解。冲突结束之际，按照条约，几千万瓶几十亿升的葡萄酒毫无障碍地运送到了敌人手中。这些条约极大的回报了德国在战争中付出的努力，保障了无数贸易商、葡萄种植者和当地中介的财富，却以直接牺牲法国的经济利益为代价。

刚才简要介绍给你们的这段历史，却从来没能成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研究对象。本书问世之前，虽然有些许涉及标志性葡萄庄园的研究可供参考，但是没有任何科学的相关历史调查。这是一个事实，葡萄酒并没有吸引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尽管法国的葡萄酒生产、进出口以及消费水平都排在世界前列，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葡萄酒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尽管葡萄酒在法国随处可见（1940年，700万法国人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葡萄种植及酿造工作）；尽管当时德国纳粹打算让屈从的法国沦为纯粹的农业原材料供应国，从工业方面对法国葡萄酒进行大规模掠夺，以上种种却从未促使任何人全面地调查过这段历史。

几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调查的缺失。长期以来，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历史被一些歪曲的、想象出来的故事填满，而这些故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为一些顺理成章的被提出的问题提供了预期的答案。长年以来，无论出版与否，关于葡萄酒话题的主流故事演变自大量异想天开、口耳相传的奇闻轶事，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其中缺乏批判精神、缺少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作为支撑。批评距离过小以及长期的信息交叉对照不足使某些作者创造出符合期待的“美丽故事”，这是一个有关葡萄酒世界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中，面对野蛮、敲诈、不公和掠夺，人们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

在这些几乎所有人信以为真的虚构故事中，每个人都能读到这样的故事：绝大多数的法国葡萄酒酿造商为了保护自己的葡萄酒，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利益。这些故事得到了一致认可，占据了主流地位，法国葡萄酒领域的专业人士也表示认同，甚至一些当时葡萄酒贸易参与者的后人对此也深信不疑。这些故事往往体现出法国贸易商和葡萄种植者不可思议的聪明才智，他们用各种奇谲的计谋骗过了侵占者，冠以法国销量最多的葡萄酒之名，将劣质的酸酒给他们送去。贸易商逃过了常规搜刮，勇敢地对抗侵占者的权威，他们将“宝藏”隐藏在地窖的暗墙之后，有时德国军队的高官与这些酒近在咫尺。总之，这些高官总是被描述得严重缺乏洞察力。贸易抵抗侵占者，保护“法国优质葡萄酒”的英雄行为层出不穷，由此我们民族的伟大遗产得以保全。

但事实上，他们远不如故事中描绘得这样勇敢无畏。对比我们手头大量的历史文献，这些最离奇的传闻——有些虚构的情节足以媲美《虎口脱险》中的剧情——不得不让位给一段更粗暴的历史。法国葡萄酒在1940年至1944年——德国纳粹占领法国期间——的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一场长期以来人们试图遗忘的悲剧。一系列事件表明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宿命，它揭示了一个民族因为妥协与怯懦而自我放弃，然后走向衰落。由于与20世纪初人们所信奉的道德价值不符，史学家们统计无数奴颜婢膝的妥协、难以置信的贪婪、暗地里斤斤计较的历史事件时可能会感到疲惫不堪。那些令人作呕的背叛者不惜违背良心，甚至危害国家利益，也要寻求迅速、巨大的商业利润。

这种情况并非单单出现在葡萄酒贸易中，其他诸多领域亦是如此。长期以来，一些历史学家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尤其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在此我们只谈这一方面），他们立即对这种新秩序的成功表示认可。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只记得是那个极其动荡的时代导致了这场公认的失败，即使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想要封存这段记忆，在这个时代中，最卑贱的人会突然变成英雄，最无可非议的人物有时却被批判是最可耻的懦夫。悲剧在这里发挥了宣泄的作用，但这种宣泄并不在历史学家评判的范围内；然而，既然接受了长期的文明教育，历史学家就有责任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并对它做出解释。至于商业逻辑是否可以自然地凌驾在家国情怀之上，我们不作回答。但必须说清楚的是，时局动荡之际，贸然进行利益扩张，即使没有危害到诚恳工作之人的利益，自己的事业有时也会因此垮台，甚至早夭。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占领时期”竟然会让法国的葡萄种植及酿造业更加繁荣，会让葡萄酒产业处于更加平衡的状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不能把这段时期和它之前的时期从逻辑连续性上割裂开来，正是之前的时期让这段时期的出现变为可能，也不能顺带把这段时期的严重性归咎于偶然。然而与之相悖的是，葡萄酒的业内人士以及他们的合伙人几乎不会说起葡萄酒市场上发生的突变、遭受的质疑和销售中断的时刻。

葡萄酒的历史经常是约定俗成的，并且由葡萄酒贸易参与者精心书写。葡萄酒的历史源远流长，有些甚至追溯到远古时期。那些我们和祖先一样尊敬的传统，不容许掺杂危机与战争，这会破坏受人期待的故事的统一性。通常，葡萄种植及酿造业相关人员有一种执念，他们希望葡萄园摆脱一切不测风云，将广受好评的葡萄园在自然、生物和地理等方面书写得井井有条，仿佛不曾经历那些动荡、危机和被质疑的时刻。这样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的占领对法国的影响并没有被完全否认，只是被认为是永久胜利中短暂的、需要经受考验的时刻。对这个特殊时期的研究同时涉及方法问题和中心史学问题。2研究关系到如何定位和分析一段漫长的、被认为是“脱离常规”的历史，这段历史带来的影响可能只有在几十年后才会为人们所理解。这里的研究也可能会有悖于主流话语，并且需要掌握大量必不可少的历史资料。

历史学家在更全面地关注“占领时期”法国的葡萄种植及酿造业时，很快遇到了这个时期特有的限制性。当我们试图跨越被一个时代——这是一个被痛苦萦绕、充满限制的时代——普遍认可了的话语时，困难就出现了。（问题就在于这些痛苦与限制，葡萄酒的生产和贸易完全处在一种被管理的、专制主义的经济中，不断面临管制和匮乏。）然而，当我们开始调查新出台的经济机制的现实效果和已经进行的交易规模时，研究的障碍变得更多了。

第一个困难自然集中在当时葡萄酒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对这段时期的阐述，他们编造了一种公认的、讨喜的说法。尽管人们提起“占领时期”的法国的确会觉得悲惨，但它只是短暂性地扰乱了行业组织，并没有深入地影响以往的大平衡。最后，正是一些人的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换取了恢复平衡的可能。3因此，在大多数葡萄园内，似乎长期以来一切运行良好。财富平衡稳定，生产规则有序，专业人士、生产人员和贸易商联合会人员各司其职，这些都证明了葡萄园及其工作者熟知如何在磨难时期保持并提高自己的名声和产品的质量。统制经济时期贸易流通杂乱无章、物资匮乏，敌人对葡萄园巧取豪夺，维希政府新出台的政策也在给葡萄园施压，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葡萄园的整体平衡。总而言之，以上人尽皆知的事，长期以来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

这种情况下，反对所有人认可的话语，试图研究这段“灰暗”的时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与此同时，研究者的兴趣立刻碰到了两个拦路虎。一方面来自部分葡萄酒专业人士的担忧，他们煞费苦心，将葡萄酒的历史描绘得一片和谐，以回应为何早期富足的葡萄酒资源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因此，现在的葡萄酒专业人士之所以仍然相信那些关于当时葡萄酒交易情形和活动方式的传闻，是因为他们心存恐惧。这种恐惧使一些业内负责人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许多葡萄种植者、中间商和专业机构的领导，不论是否合理，都担心在他们的档案里出现一些片段，证明他们的某个亲友、前辈或者同行有不光彩的过去，这会有损他们的名誉和职业。

更严重的是，一旦这些隐讳的事被揭露，很可能历史学家只能眼睁睁看着所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被篡改、被隐藏，甚至会被预防性地销毁。尤其是一些涉及公司账目、销售发票或者是公司通信往来的文件。大部分葡萄酒产业和交易所不再拥有任何记录他们历史活动的文件，那些被大量删减的文件清楚地记载了无数私人资产是如何在这段时期积累起来的。文件缺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意外地丢失，德国占领时期最后几周被毁，解放时期被偷盗，1944年秋天被司法机构占据。此外，我们可接触到的账簿和记录葡萄酒商贸往来的文件都是精心作假、模糊不清的，包括双重账目、加密发票、收货人信息、数量确认、不同种类的葡萄酒以及寄送货物的价值。这样一个系统运作起来时，那些机构的记账文件就变得毫无用处了。尽管这是不合法的，人们还是经常这样做。然而以公共档案为名所收集的、不公平的信息仍然无法填满这样的空缺。许多经济、税务档案和葡萄酒进出口运输文件的缺损使历史学家对“占领时期”法国葡萄种植及酿造业的研究变得更加棘手。这些珍贵的资料连一张副本都不曾留下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求助于其他档案库，有可能它们会有一些文件记录到这段时期法国的葡萄酒贸易。

因此，为了在研究中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们收集了四个主要领域的文献档案。首先是由税务局提供的地方税务文件，这些文件中也包含了一些当时正式报备的活动，尤其是交易所的活动。这些文件主要记载了当时原有的和后来增加的税目，包括基本的葡萄酒营业税和葡萄酒大亨每年的销售账目结转。这类资料通常是碎片化的，缴纳的税费因为省份不同也有所区别，不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查阅相关公司的私有档案数据解决。

私有公司的文献资料也是此次调查的重要信息来源，这些资料通常是由公司内几个专业人士收集和保管。资料包含了大量的记账和税务文件、账本、资产负债表，酒窖的葡萄酒进出明细、税务局的字据，还有大量草稿、信件、贸易往来记录以及相关公司的客户资料。由此可见，商业联合会和大葡萄园提供的海量文献同样可以用来完善“占领时期”法国的葡萄酒历史。这些文献资料有时可以反映出战争期间整体的贸易情况、德军和法国政府对葡萄酒的搜刮机制，以及解放时期在领土划分上的司法界定程序。

此外，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德法经济合作调查档案中的细节，这些档案主要由经济金融档案中心（CAEF）4和塞纳省最高法院的资料库提供。这些档案收集了各种公证书的原本，警局、宪兵处的文件，记录了各项决议、调查报告。5我们还从国际运输公司收集到一些重要原件（明细账、运输凭证、海关签证、各种政府部门许可证），正是这些运输公司将法国的葡萄酒输送到德国和盟国。6

当然，除了震惊于如此浩繁的资料外，不要忽视葡萄酒的生产总量和交易总额，这些数据常常是含混不清的，而且往往低于实际数额。有一大批不容忽视的葡萄酒在全法国和全欧洲之间秘密运输，这种贸易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没有商业合同，没有税务局的许可证件，也没有任何记录运输的文件。很大一部分葡萄酒通过隐秘的、相似的国际路线运输到黑市，以一个明显高于规定价格的价格——尤其是以事后补付差额的方式——进行交易，并且不开发票。这种交易在战争时期大行其道，举例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摩纳哥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交易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