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观察中国人口状况，从四川一个小乡场开始

俗话说，从一滴水能够看到大海，那么从一个小乡场看中国的人口状况，我们或许也能得到非常多的信息。

以民国时期四川华阳县石羊乡的人口状况为例，根据1943年人口普查数据，石羊乡全乡共有12400余人，其中女子多于男子，而且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比重最大，15~25岁的青年占总人口比重最少。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石羊乡人口的某些特点。

女子多于男子。从人口的性别比例来看，清代以来，四川人口就一直是男性多于女性，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社会中溺杀女婴的风俗。

石羊乡的男女比例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溺杀女婴的风俗相对来说比较弱；二是1943年中国正在经历抗日战争，大量男性走上战场，给人口带来的可能性创伤体现在男女比例的不平衡中，从而打破了常规。

5岁以下儿童占的比例很大，说明该地区小孩子很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还有可能是此地在1935年之后有一个出生的高峰，这个人口出生高峰期也可能与战争期间大量人口入川有关——四川是战时接受内迁人口比较集中的省份。

有研究估计，战时，四川全省，包括成都、重庆两市，外来移民最多时有100万之巨。这些外来移民来到四川之后肯定会进行人口繁衍，从而出现生育高峰。

至于15~25岁青年比例最小，极有可能与抗战有关，大部分年轻人参军去了前线。

中国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男女比例失衡，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婚姻市场上的匹配，无论是男多女少，还是女多男少，在一夫一妻制的现代中国社会，都有可能触发婚姻危机。

但在传统中国，女性不属于纳税人口，经常被排除在人口统计之外，所以计算民国以前的男女人口比例，有时候就会出现非常荒唐的结果，比如清末四川的人口统计显示，全省144个厅州县，男性人口为3139万，女性人口为1917万，性别比例高达1.63∶1，比例失调之严重令人难以置信。这只能说明统计数据存在隐漏。

根据人口学家的研究，过去传统社会中溺杀女婴的习俗是造成女性少于男性的主因。当时人们不会把杀死亲生女婴视为谋杀。这种情况不仅在农民家庭中非常普遍，甚至在清朝皇室的低等贵族中也很常见。某些时期，低等贵族杀死女婴的可能性是高等贵族的两倍。

这种现象是婚姻市场导致的。首先，女儿出嫁需要“体面”的嫁妆；其次，女儿出嫁之后会离开父母，所以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溺杀女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对清代杀婴的研究中，有学者研究指出溺杀女婴在长江下游最为普遍，尤以安徽、浙江、江苏为甚。

当然，这是针对普遍情况来看的，如果具体到某一个地方，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可以看作是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

从石羊乡的人口特征中，可以观察到影响人口总数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探讨人口总数的时候，不仅要对历史上的人口统计有所了解，还要对影响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做分析，比如出生率、死亡率、疾病、医疗条件、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战争等等。我们从中挑选了三个相对来说较为重要的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人口特征与王朝更替带来的战争有关。一方面，由王朝更替带来的持久战争会造成人口锐减以及人口迁移；但另外一方面，经历过战争的蹂躏，新政权在建立后，往往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通过鼓励移民的方针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土地政策，为人口的恢复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医疗条件的进步对人口的影响也非常大。医疗条件和技术的落后是婴儿夭折率高的主因。到了18世纪后期，消灭天花的新技术也为降低儿童的死亡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早在康熙时期，太医便为皇室设立了儿科，要求皇家所有儿童在一周岁以后都要接种天花疫苗，而且宫廷还将这种强制性的接种扩展到所有八旗子弟。到18世纪中叶，北京登记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在官府设立的医馆定期接受疫苗接种。

第三，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也是人口增加的有利因素。从宋代引入的占城稻到元朝之后广泛传播的高粱，再到明清时期的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新作物，都为人口增加提供了条件。这些新引进的作物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山地和林地都可以种植，正是这些新作物的引进为骤增的人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来源。

以上提到的是对中国人口影响较大的三种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动都会造成人口在某个时期内的增减。在了解了本节中提到的中国人口的特征后，后面会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人口迁移、人口重心南移，以及人口迁移的民间故事等。

人口多，到底是负担，还是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政策会影响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如果人口政策的制定者没有长远和科学的眼光，只考虑当前，难免会犯错误，因为人口的增长和下降都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只有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显示出来。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那么人口多到底是负担，还是资源？

这是我们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把人口增多当作负担还是资源，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紧密相关。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中国社会，土地资源的开垦已经达到极限，当人口达到土地承载的极限时，超出的人口就成了负担。所以在农业社会中，从粮食供应方面来看，人口快速增长是一种负担。例如乾隆时期是人口快速增长期，从1762年到1790年，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口从2亿增长到3亿。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从人均4亩减少为人均2.65亩。根据当时的经济学家、文学家洪亮吉的推算，一个成年人一年需要的粮食是4亩地的产出，可见大多数人是无法果腹的。

但是进入工业社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土地不再是限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时劳动力就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红利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人口中的年龄层分布是现代人口统计的关注点。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人口与赋税制度关联，所以统治者最关注的是“纳税人口”，妇女和儿童在人口统计中被自动排除。

在1916年的人口统计中，年龄分组比较清楚，四川省的人口统计显示：1~15岁的少年儿童，占人口总数的28%；16~60岁的成年人，占比63%；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8.8%。按照此次统计数据，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58.3个非劳动力人口，这也意味着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劳动力充足，属于成年型人口结构。

在传统中国社会，养老方式都是以家庭为主，子女是父母养老的主要承担人，再加上鼓励生育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无论老年人数多与少，都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性养老问题。

而在现代中国，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的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会达到26%，社会进入老龄化，劳动力是否充足将会是一个问题，同时也对当下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出了挑战，老年人的养老、护理等成为社会必须关注的议题。

关于中国各个时期的人口总量，我们是“一头雾水”。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要了解历史上人口的数量及其变化，其实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现代统计学这样的手段。

那古代统治者是怎么统计人口的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口的多少不会对统治产生绝对的威胁，人口所代表的纳税的多少才是统治者真正关心的。政府要根据一个家庭中的成年人口来征收土地税和劳役税，所以人口统计不是为了清楚地知道人口总数，而是跟赋税的缴纳联系起来的。

今天，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人口与赋税的关系了，但我们的文字中还是留存了“证据”。比如我们经常用“添丁”来表示家庭有了新成员，这个“丁”字就与赋税制度有关。所谓“丁”，就是纳税的人。

由于需要征税，政府需要了解人口的数量，于是留下了关于人口的记录。

虽然无法准确知道人口总数，但根据官方记载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还是可以做一下大概的估算。一般在王朝开端的时候，因为经历了战争，人口的损失比较大，统治者急于知道人口的真实数量以便收税，所以此时的人口统计相对可靠。比如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下令对人口进行统计。明清时期人口的统计依赖保甲制度，这个制度要求每户在门口挂一个保甲门牌，上面需要填写很多内容。比如各户的人口数目、年龄、性别，有的甚至还包括职业、财产、纳税数额等等。

过去，中国赋税一般有两大部分，一是按照田亩征税，即地税；二是按照丁口征税，即劳役。明中后期，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全国实行“一条鞭法”的赋税制度，即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包括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清朝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即把人头税并入地税。由于土地是唯一的征税对象，户籍的控制便削弱了。这两项政策都使得“交税”变得容易，尤其是允许一些家庭不用服劳役，直接交钱就可以，但这给人口的统计再次带来了不确定性。

一旦人口开始与赋税分离，人口登记就变得不再重要。

这就使人口统计可靠性下降，甚至出现荒唐的结果。以明朝绍兴府的记载为例，明朝初年的统计中，绍兴府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但是到了百年后的万历年间，人口总数居然少了30多万。

不仅如此，在许多地方的记载中，因为女子和10岁以下的小孩不计入纳税人总数，且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所以我们在人口统计中看到男女比例极度失调。

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现代的统计手段进入中国，同时当政者也意识到人口的重要性，所以在人口统计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

从以上提到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人口统计特征可以看出，统治者真正关心的是纳税人口的总数，而不是人口中年龄层分布、男女比例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

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政府没有实行过人口限制政策，面对人口的骤增或者骤减，通常都是以移民政策来实现不同地区之间人口的平衡。比如后面会讲到的“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大槐树”等移民事件，都是统治者的移民政策带来的。

南强北弱？历史上从来如此吗？

回想一下近40年中国社会人口的流动趋势，与历史何其相似，也是从北部向南部移动。很多人因为经济原因的驱动，从西部或者北方来到东南沿海打工，加上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人口迁移成为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口红利使得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发展强劲，与西部和北方形成强烈对比。

以2017年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四个省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其中三个省份属于南方地区。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广东省内户口登记的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与2000年的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流动人口增长了42.7%。毋庸置疑，人口的流入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

那么历史上南方的经济与人口一直优于北方吗？

历史上有没有类似于今天人口大量流入南方这样的现象？如果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种人口的大量流入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其实，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先从北方开始的，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政治中心。而对淮河、秦岭以南地区的开发，从汉末才开始。到了隋唐时期，北方也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中心区域。

北方发展优于南方的原因在于，北方的农业种植条件比较好，是古代粮食生产的中心，比如关中地区，号称“沃野千里”，灌溉系统也比较发达；而那时南方地区因为山地较多，不适宜农业种植，南方的农田水利要到唐代日渐兴盛以后，才能为农业种植提供良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人口南移的转折点是唐代的安史之乱。

这场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不可估量，大量人口南迁，从唐天宝年间到元和年间的五六十年，北方地区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从54.9%下降到29.4%，而南方地区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从45.1%上升到70.6%。宋代以后，南方人口所占的比例一直在北方之上。北宋时期，南方人口已经占2/3以上。

引起人口迁移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战乱。

历史上三次最大规模的人口南迁，都是因为战乱。除了唐朝的安史之乱，还有唐之前的西晋永嘉之乱，以及唐之后的北宋靖康之乱。这三场战乱的共同特点，都是汉族王朝统治式微，从而引发周边少数民族对汉族政权的争夺。

西晋王朝永嘉年间，在经历了因皇族争权而导致的数十年内乱后，统治阶层衰弱，经济残破，南匈奴建立政权并乘虚而入，三次进攻西晋，最终攻陷洛阳，俘虏了一批王公大臣，史称“永嘉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人政权被外族攻破，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全军覆没的事件。

永嘉之乱后的“衣冠南渡”，就是在战争带来的政权变动之下，当时的士族和皇室后人共同迁移到南方较安全地带的过程。这里的“衣冠”便是指士族和士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峨冠博带、风度翩翩。

北宋的靖康之乱，同样是来自北方的女真族攻陷了京师开封府，掳走了皇帝、皇后乃至太上皇。这场涉及十万首都平民百姓的战乱，致使千万百姓只能往南方逃命，给人口分布带来巨大影响。

靖康之乱后的移民是三次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乱以后的宋代，南方户口已经超过北方500万户以上，而且南方持续不断地吸引北方人口，可以说奠定了此后元明清时期人口结构的基础。自宋代以后，中国社会不再有类似于靖康之乱的战乱带来的大量人口迁移所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变化。

靖康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南迁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尤其是南宋朝廷迁往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使这座城市人口剧增，也带来了经济和城市生活的繁荣。

临安在13世纪已经成为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到1275年人口已超过百万。这个人口统计应该是相当准确的，因为当时政府规定每家每户必须在门口贴上一张户口清单。

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清单上面要写户主、妻子、子女、佣人，以及饲养牲畜的数量。若家中有人亡故，必须将他的名字抹去，若有孩子降生，也必须添加上去。

在广东移民中流传甚广的珠玑巷的故事，也是源于靖康之乱引发的人口大量南迁。查阅广东一些家族的家谱和地方志，可以看到许多族谱记载着其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来的。

南雄珠玑巷位于广东南雄县，这是北方移民从岭北入岭南后的第一个县，而珠玑巷位于南雄县北，是北来人口下山后进入的第一个较大的村镇。可以想象，大量风尘仆仆的移民，从北方逃难而来，在走了足够远的路终于到达安全的地方时，这个地方一定会给他们的逃亡生涯留下深刻的印象。

历史上南下广东的移民都是经过了这个地方，再四散到岭南其他地区的。经过很多代之后，他们的后人在修撰族谱时，已经对最原始的北方家乡模糊不清了，但南雄珠玑巷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却成为代代相传的祖先记忆，所以许多族谱都是从南雄珠玑巷开始记载的。

人口重心南移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带来重大影响，尤其在经济方面。

首先就是农业的发展。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北方移民把北方作物带到南方来种植，例如大麦、小麦、粟、荞麦等。

唐代以前，丝织业主要在北方，唐初还有政府官员派单身士兵到北方娶丝织妇，将丝织技术传到南方的传说。南宋时，由于北方工匠的迁入，江南的丝织技术也得到发展。高宗时的驸马濮凤自北方迁到今天的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县濮院，也就是现在的桐乡濮院镇。濮氏在此经营蚕织，这里后来成为这一带著名的丝绸产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都是中国纺织品的加工和集散中心。

再者，以陶瓷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取得重要进步。在历史上，北方瓷业一度凌驾在南方之上，定窑、汝窑、钧窑、官窑、哥窑是当时的五大名窑，除哥窑在学界没有确定统一的地点外，其他四大名窑都在北方。而到了南宋和元代，南方的景德镇超过所有北方名窑，成为陶瓷业的中心。

印刷业也是如此。宋朝时期，福建、浙江和四川是中国的三大刻书中心。在官刻和私刻之中，国子监所刻之书质量最好。靖康之乱后，从汴京迁来大量的民间刻书店，因此临安的刻书行业更为繁荣。其中，印经史书籍的荣六郎家非常有名。荣六郎家原来住在汴京大相国寺东，到临安后，其所刻之书上仍然都注明北宋时的原址。

临安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是南宋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在南宋前期就已经流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样的俗语了。

北方人口的南迁不仅使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也使文化重心南移。

就思想文化方面来说，许多南迁的北方思想家对南方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才有“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这样的评论，这里的“文公”就是指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宋代以前，北方是理学中心，也是理学正宗，代表人物集中于洛阳。人口南迁之后，南方逐渐成为理学中心。在思想渊源上，北方理学家的思想对朱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朱熹一起讲学的学侣也有很多是北方移民。

在艺术方面，南宋时期南下的艺人不是只有汉人，还有许多女真人和契丹人。他们南迁以后，这种“胡化”了的文化，包括音乐、舞蹈、服装，开始传入南方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例如南宋范成大在《次韵宗伟阅番乐》这首诗中所说的：“绣靴画鼓留花住，剩舞春风小契丹。”这里的“小契丹”就是当时流行的契丹族的一种舞蹈。从诗文中可以看出，“胡化”的音乐、舞蹈在民间十分流行。

人口南迁后，南方饮食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变化。许多北方人直接在南方开饮食店，所以南方各地的北食花样繁多，许多南方人也愿意以面食为主食。受北方移民的影响，南方人也认为羊肉是非常好吃的美味。

与此同时，北方的生活方式也传入南方。冬天取冰藏于窖中，夏天取出喝冰水消暑，是北宋时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南宋朝廷迁入临安之后，钱塘无冰可取，专门有“进冰船”从镇江运送冰块过来。这种生活方式促使临安市场一到炎热的夏天就有冰卖，南宋文学家杨万里《荔枝歌》中的诗句：“北人冰雪作生涯，冰雪一窖活一家”，便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独特的买卖：到了临安的北方人知道对冰的需求，于是开始了卖冰的生计，而且这生计颇能赚钱，可以养活一家人。

南迁以后，北方移民也将北方的节日风俗带入南方，一些南方原来没有的庆祝活动开始在南方流行。例如，南宋时，临安的寺院也有了供应八宝粥的习俗。包括此后临安人有了吃素、接祖宗的习俗，也是因为南宋临安人多半是由汴京南渡而来，祖宗坟茔都在北方，无从祭祀，所以七月十五中元节的前三天要接祖宗，这才有了后来的杭州谚语：“七月十二接祖宗，西瓜老藕瞎莲蓬。”可见接祖宗的时候，正是秋天果实成熟的季节，西瓜、莲藕、莲蓬都摆上了供桌。

由此可见，人口南移不仅带来了全国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南移，也对南方的艺术、风俗、生活习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方人和南方人在不断的交汇融合中，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