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政治环境

中华传统文化除了受到孕育它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外，还打上了古代中国经济政治环境的深刻烙印，其中，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政治结构是孕育中华传统文化的经济政治环境中的核心要素。

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处地方地处温带，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适宜农业生产，农耕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人的主要生产方式。历代王朝都以农立国，重视农业生产，可以说农业生产是古代中国最重要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以农为本的经济模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积极影响来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较大，人的劳动必须与自然界的环境因素配合得当，这就要求人们顺应自然之“时”，遵循自然界四时变迁的规律和万物生长发育的常理，即“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7]，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所收获。这使得中华先民对天地和谐运行、天人和谐相处充满渴求，“和”的素朴观念随之植根于人们心中。其二，农业生产有较为稳定的预期，经过冬天的萧瑟肃杀之后，代之而来的则是万物更新、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在付出春、夏两季的艰辛劳动之后，到了秋天便能迎来收获的喜悦。虽然自然灾害频发，但天灾人祸可以毁掉家园，却不易毁掉土地，土地耕作较之游移不定的游牧生产、渔猎生产来说更为稳定，一息尚存就有复苏生活的可能。农业生活的这种稳定性，成为中华文化代代相传、从未切断的经济背景。农业生产的这些特点，培养了中华民族乐观、勤劳、理性、坚韧的人生态度。其三，农业生产要求有充足的劳动力，集体劳动要比单个人劳动的成效大得多，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古代更是如此，这就促使中华民族产生了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其四，农业生产的周期很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漫长的生产周期把人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难以随便迁徙。长期聚集在一起生产、生活的人们之间容易结成错综复杂的血缘和亲缘关系，有的部落或村庄的成员甚至都同属于一个大家族。大家族内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生活若要继续、生产若要发展，就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大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基于此，中国人历来就非常重视伦理关系和血缘亲情，重视维系人与人之间稳定和谐的秩序。而一旦家族内部发生矛盾，富于人情味的道德原则、教化手段往往比刑罚能更有效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文明形成了注重道德、注重礼乐教化的传统。

伴随着农耕生产方式，所萌发出来的是人们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在中国人眼中，土地是衣食之源、生命之根，甚至是修身之本，例如，《易经》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8]，《礼记》亦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9]，在民间也有“宁念家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的训诫。在旧社会的农村，土地庙随处可见，这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土地由衷地爱慕与崇拜。古代中国人往往以衣锦还乡为最大的荣耀，以魂归故里为走向人生归途时最后的选择。这种对乡土的眷恋构成了爱国情怀的基础和组成部分。

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家国同构”简而言之就是把国家看作放大了的家庭，用家庭关系来比拟国家内各类成员之间的关系，例如将君民关系比作父子关系，用治理家庭的模式来治理国家，将父家长制的作风用于国家管理之中。忠和孝是“家国同构”的情感基础，在家要尽孝，对国要尽忠。“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反映到社会心理上就表现为个人→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的类推逻辑链条。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尽管容易导致专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的崇尚，培育了朴素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