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20世纪中叶，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家具。家具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陶瓷器、丝织物、建筑物等一样，都被视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利用到中国经商、工作和旅居的机会，访问、考察、收藏我国明清时期的漆饰家具、硬木家具，并出版了相关著作。其中，1944年古斯塔夫·艾克（Gusta Ecke）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较具影响。国人重视和研究传统家具由杨耀先生开始，在1942年的《民国三十一年国立北京大学论文集》中，他发表了专题论文《中国明代室内装饰和家具》。《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测绘精准的家具三视图和榫卯示意图，也均出自杨耀先生之手。1948年《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又刊登了他撰写的论文《我国民间的家具艺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致力于调查、整理，收集、收藏民间老家具的人数虽然多了起来，但专门研究者仍是寥若晨星，出版学术专著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到21世纪，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古旧家具行情不断活跃，其中有不少以此为业从而走上了探索中国家具之路的各方人士，他们在我国明清家具领域不断求取知识，寻觅各种契机，希望为我国传统家具的研究、传承和发扬，做出自己的贡献。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的作者陈乃明，就是这样一位常年耕耘的中年行家、学者。他利用教学之余，长期在江、浙、皖这片江南富饶的土地上，开着汽车，奔驰了十多个年头，收集他理解的，散落在民间的家具“珍宝”。他用敏锐的眼光收集了大量明式家具，为许多优秀的作品留下影像，并加以整理注释。今天此书的结集出版，是他取得的一份丰硕成果。他走过的这些路，不仅成就了他的事业，而且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这些老家具的“生态之美”。

这些明式家具，产自江南，来自民间，形制多种多样，材质不同，品质也各有不同，但都将造型的美感呈现给大家，毫无疑问，他们是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对建构中国传统家具的艺术宝库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乃明君是从事美术教学的工作者，他有良好的美学修养与艺术理论基础。过手家具几千件，从中遴选了一百多件，那些桌子、椅子、板凳、橱、柜、架，均体现了他认知中国江南明式家具世界的点点滴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所选家具既有富有共性特征的精品，也有体现地方特色、彰显个性色彩的佳作。我虽只是看过他在工作室的部分明式家具和微信朋友圈发的一些图片，或在小型交流展览中由他转让他人的家具实物，但很显然这些均是正宗的，“源来头”，几乎每件都是代代流传使用过的实用家具，记录着时代的痕迹。今天人们已将它们称为“明式家具”或“苏式家具”，它们已成为了中国家具灿烂时代的一种见证。

这些材质多样的软木家具，与同时代的花梨木、紫檀木、㶉鶒木、铁力木、酸枝木材料制造的硬木家具，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漆木家具的传统工艺和构制形式，开创了中国家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家具门类，也就是以明式家具为经典的细木家具。

在这里，我仍想提一下“明式”这个概念，一件家具以此冠名，无论是形体构造、工艺手法，还是艺术品质、文化气息都应合乎“明式”的规范，体现约定俗成的基本条件和共识。从上到下满身雕龙刻凤的一件大漆橱柜，能说属于明式家具吗？即使采用黄花梨材料，但运用板块构造拼合的庙堂台座，也能归属于明式家具吗？起码在视觉造型的艺术形式范畴中，它们只能分别归到其他的类别和品种。同时，这类家具也不因不是“明式”就不能光鲜靓丽。华贵精美的漆艺家具和质朴典雅的明式家具，都是明清家具史上的骄傲。至于对明式家具所谓的“品”与“病”，学术界早已各有论断。时下又有凭借“儒”“释”“道”所作玄虚“品鉴”的，也同样不能科学地认识明式家具的本质属性。

江南明式家具是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文人的倡导和造物意识，使原被称之为“细木家伙”的江南民间家具，发生了质的升华，进而使选用优质硬木来制造家具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所以，明式家具的研究，需要继续正本清源，体悟时人生活的人文环境、时代精神，在不断深入地探究中厚积薄发，认准方向。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出版的意义，应该是在这里。作者展现了这些家具的历史信息、生态面貌，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去感受它们的真实和属性，以及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中华民族在物质生产中建构的真、善、美，通过江南本土文化孕育生成的明式家具，显得更加意犹未尽、情味深长。

濮安国
2019年7月15日于姑苏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