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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兰亭集序》的版本、流传与争议

一、前言

魏晋时代，在各种艺术大放光芒之际，最具创造力、最有人格魅力，而又最有成就的书法家，便是王羲之（字逸少，303—361），其杰构《兰亭集序》，实乃集书法、文学、思想及文化之大成。王羲之的成长经历及家庭环境，其政治创伤及政治追求，其热衷的宗教及服食，其《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的关系，《兰亭集序》所体现的思想，以及此帖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突破，以上这一连串的相关问题，实有全方位而有系统地深入厘析的必要，以期更深入地了解王羲之的思想，以及探析构成《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各种因素及其成就。

王羲之的书法自获唐太宗的法眼青睐后，奠定了其“书圣”地位。然而，历史不是从来便偏向于歌颂王羲之的，南朝梁武帝萧衍（字叔达，464—549；502—549年在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便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字外之奇，文所不书，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会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余虽不习，偶见其理，不习而言，必慕之欤。聊复自记，以补其阙，非欲明解，强以示物也。傥有均思，思盈半矣。[1]

梁武帝认为钟繇（字元常，151—230）之书法“巧趣精细”，为“二王”所不及；世人对“二王”推崇备至，却不入崇古抑今的梁武帝的法眼。他认为学近人不如直接学古人，又曰：“真迹虽少，可得而推。”他认为学习钟繇书法，教材不足的难题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当时钟繇书迹的确异常匮乏，陶弘景（字通明，456—536）便提出新的建议：

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既无出见理，冒愿得工人摹填数行。脱蒙见此，实为过幸。又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垂旨以《黄庭》《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自运之迹，今不复希，请学钟法，仰惟殊恩。[2]

梁武帝崇钟贬王，而当他落实以王羲之书迹推行崇尚钟繇书法理念之际，王书的衣钵传人及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亦以王羲之笔法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历时三十载，广布流传。结果便是，梁武帝提倡钟书的行动，却反而变成实际推行王书的举措。[3]

及至唐太宗李世民决心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他在《晋书·王羲之传》中对王羲之的书法特征有以下具体描述：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4]

首先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艺术规律有相当准确的把握，如“点曳之工，裁成之妙”“若断而还连”“势如斜而反直”的特点，这些都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主要特征。唐太宗又认为，张芝、师宜官虽然受后世夸尚，但因为遗迹稀缺，论之无据。钟繇虽然为梁武帝极力推崇，巧趣精细，但在唐太宗看来，钟繇的字形“长而逾制”，“逾”即是过分。而且，钟繇的书风偏向天然古朴，与当时唐王朝横扫六合、百废俱兴的大国气度不符。至于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字子敬，344—386）的书法，梁武帝亦批评曰：“（王献之书）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5]袁昂在《古今书评》中亦沿袭梁武帝观点而评曰：“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6]二者虽然均道出王献之书法有拖沓之嫌，但语气尚且温和，褒贬并举，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然而，唐太宗则更大肆对王献之的书法作出苛评曰：

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蘖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7]

唐太宗指斥其字法凋疏寒酸，如隆冬的枯树、饥饿的奴隶，如此苛责，可谓一锤定音。稍后的孙过庭（字虔礼，648—703）在《书谱》中的论调亦无出其右。李嗣真（字承胄，？—696）在《书后品》中率先对王献之有所重视。关于贞观前后的书法评论，黄庭坚便指出“贞观书评大似不公”[8]。

孙过庭与张怀瓘虽然仍以王羲之为正宗，但彼等之论已比唐太宗公允一些，同时亦肯定王献之的开创之功。他们两人均认为，王羲之晚年的书法方臻妙境，孙过庭指出：

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9]

张怀瓘亦同样认为王羲之的书法：

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故天下寡于知音。[10]

对于“二王”之优劣，张怀瓘有细腻而具体的分析：

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11]

张怀瓘指出王献之带有自创性的行草体，在表现情感、风神方面“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又有“风行雨散，润色开花”般的形象美。对于唐朝以前的八位最出色的草书家，除王献之无所间言外，张怀瓘曰：“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运动及险峻，或少波势及纵逸，学者宜自损益也。”[12]可见，他欣赏的是王献之草书中呈现的“运动”“险峻”“纵逸”等特征。张怀瓘所要表达的“意”，并非初唐孙过庭所恪守儒家“不激不厉”式的情感，而是“骋纵横之志”“散郁结之怀”，是更为强烈的情感宣泄。故此，张怀瓘对于王献之改造的新体及“劝父改体”给予了高度评价。王献之的行草能在“局而执”的“古法”之外“更开一门”，自是“才高识远”，自立宗派，泥于“古法”而不知通变者，当然不懂其在书法史上的开创之功。

在《书议》中，张怀瓘将王羲之的草书列在八位名家之末，并指出：

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13]

又曰：“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14]这说明与孙过庭相比，张怀瓘对书法意象的要求更加强烈。孙过庭重“大王”而轻“小王”；张怀瓘则单就草书一道褒“小王”而贬“大王”。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盛唐之时，书法理论家对书法艺术表现功能的要求提高了，张怀瓘的书法审美也受时代影响而更倾向于激进和张扬，他向往更丰富的艺术形象。“二王”相比，王羲之书法呈现的是中庸平和之美，而王献之则有风神纵逸之姿。张怀瓘突出王献之的书法优势及独创性，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追求。

“神品”是张怀瓘品评系统中的最高等级，主要以体现出“先其草创立体，后其因循著名”为原则。《书断》中列为神品的书法家有仓颉、李斯等二十五位，其中王羲之是楷书、行书、草书的集大成者。张怀瓘赞叹王羲之的书法曰：

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观夫开襟应务，若养由之术，百发百中，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风靡云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隶、行、草书、章草、飞白俱入神，八分入妙。[15]

溢美之词，推崇至极，无以复加。

简而言之，自从李世民登基及至盛唐之前，王羲之的书法便是书法之圭臬。孙过庭与张怀瓘均以王羲之作为“轴心”，深入论述书法艺术之表现，以及如何达至完美的书法艺术境界。

北宋初年，太宗赵炅（939—997）亦雅好书法，不同于唐太宗的尊“大王”（王羲之）而抑“小王”（王献之），宋太宗“二王”并尊，米芾《书史》曰：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悉学钟、王。[16]

上行下效，致使宋初刮起来一阵“崇王”书风。翰林书人如尹熙古、吴郢、张仁愿、孙崇望、白崇矩、张振及邢守元，均沿袭吴通微以来的“院体”书，俗气可拘，为论书家所鄙。薛绍彭之辈，心摹手追“二王”诸家法帖，亦步亦趋。

及至苏轼与黄庭坚的出现，宋代书风方有自成面目之势。彼等对王羲之的书法有深入的领悟与评述。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评说王羲之书法“萧散简远”，即是对魏晋书法性质的精辟概括：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17]

苏轼将钟繇、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与唐人颜真卿、柳公权相比，他认为钟、王书法的妙处在于“笔画之外”，意谓不在“形质”，而在于其“萧散简远”的风神。当然，这种风神也需要笔画、字形来体现，所谓笔画之外不过是一种比喻。我们也可以说魏晋书法的妙处实在于笔法之外，即其时的书作笔画、字形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活脱，而得全篇虚灵萧散之境。外表并不华丽，但让人有一种琢磨不透、玩味不尽的美感，时间越长，滋味越深。而唐朝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妙处则在于笔画遒劲、字形整饬，“风神”严整有力，形式完整规范，但缺少了魏晋书法的散淡滋味。相比魏晋的王羲之为典范的“萧散简远”的自然天成之境，唐代颜、柳书风的“英玮绝世”明显带有人工作为的痕迹。

元、明两代，临摹王羲之及其《兰亭集序》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赵孟頫、董其昌、文徵明（1470—1559）。此中文徵明的书法算是深获王羲之笔法之三昧，复能个人面目；至于赵孟頫泥于模拟，唯有一两封书信，方显个人面目。至于董其昌之书法，基本模拟亦不似，萎弱无力。清末的王文治（字禹卿，1730—1802）与现代的沈尹默（字秋明，1883—1971），在学习王羲之书法上，亦算颇有所成。至于现当代关于王羲之及其《兰亭集序》的最具体而集中的研究，便是发生于1965年的“兰亭论辩”，在此不赘。

王羲之乃书法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其各体书法，均为典范。更为关键的是，《兰亭集序》的创作具有多重意义：一、在书法史上，这是第一篇以书法书写个人情怀的抒情作品，更是被后世尊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作为“书圣”的奠基性作品；二、在文化史上，这是唯一的一篇将“上巳”修褉的祈福、游春的活动以文章结合书法的方式流传下来；三、在文学史上，《兰亭集序》更是绝美骈文，将个体所感悟的生命之痛以及哲理，流传千古。此乃《兰亭集序》的意义所在，亦是此研究的重要组成意义之一。

以下是章节安排：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在进入探索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前，我们必须对王羲之的政治追求及其创伤作深入的论述，因为政治上的创伤与公心，有其与王述的政治斗争，最后愤而辞官，政治的退出，山水的介入，由此而敞开了其迈向书法最高境界的契机。第三章，王羲之的纵情山水，虽有归隐之意，却又切合其采药、炼丹及服食的目的，自小摹写符咒既是对其书法的训练，同时亦是对其在思想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对生命的体悟与对庄子“齐生死”之说的批驳，便由此而来，具体便体现于《兰亭集序》中的思想。第四章，关于《兰亭集序》的研究，无论如何亦绕不开王羲之的生命情调与境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乃在《金谷诗序》一文上作出增删、润饰，并在思想层面作了深入的拓展与抒情。此中既有两晋士人生命情调与追求之别，亦是王羲之个体生命的领悟，关键在于其将琅琊王氏家族召集“上巳”的活动，从政治性质转化为文人雅集。这是琅琊王氏家族在政治上的淡出，同时却又以王羲之的书法与《兰亭集序》的思想而使琅琊王氏家族在文化层次获得华丽转身。第五章，集中探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由其所受的名师与名帖的影响开始，随之探究其在后世“兰亭论辩”中备受关注的思想矛盾，并对具体书写所体现的情绪作分析，再下及论述《兰亭集序》中呈现的字体以及章法布局所达成的艺术层面，由此探析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在书法艺术上的突破。

简而言之，《兰亭集序》乃此书的同心圆，其他各章均是朝此同心圆而进行的辐射性论述。此乃从文学、书法、历史、政治、艺术史、宗教及思想等多方位，对王羲之及其《兰亭集序》作出深入的探索发现。

[1] 张彦远辑，范祥雍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法书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2] 张彦远辑，范祥雍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法书要录》，第53页。

[3] 梁武帝提倡钟书却变成实际推行王书的论述，可参考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4]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108页。

[5]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6] 袁昂《古今书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3页。

[7]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第2107页。

[8] 黄庭坚《山谷论书》，崔尔平编选、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9] 孙过庭《书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29页。

[10] 张怀瓘《书议》，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5页。

[11] 张怀瓘《书议》，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8—149页。

[12] 张怀瓘《书议》，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9页。

[13] 张怀瓘《书议》，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7页。

[14] 张怀瓘《书议》，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9页。

[15] 张怀瓘《书议》，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80页。

[16] 米芾《书史》，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974页。

[17] 苏轼著，孔繁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