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中的摄影

得益于新千年以来数字和网络技术的极速发展，摄影无差异地来到每一个拥有成像设备的普通人身边。无论是在家庭生活、旅游观光，还是在传媒报道、艺术创作等方面，摄影，更确切说是拍照这种行为，似乎已经无所不在。它渗透进每一个公开或隐匿的角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台微型的智能拍照工具，并且每时每刻、不受制约地拍摄和分享照片时，它开始充斥每个可能的传播平台和空间，在形式和内容上显示出极为复杂的多样性。

“人人都是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宣言，也许最适用于今日摄影的现状。[1]在面对这样一个表面繁荣无比，几近霸权主义的图像类型时，职业摄影师以及采用摄影媒介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艺术家，也许会更直接地感受到这种来自普通拍摄者的海量图像冲击。如何对这种“全民皆拍”的现状保持足够冷静，进而追本溯源，对摄影媒介的本质进行深入思考，不但是处在最核心、最前沿的摄影艺术家的责任，也是面向未来展开的摄影教育群体所面临的使命。一切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合适的方法和途径，去应对当下摄影的现实。

在数字摄影已经成为绝对主流的当下，部分爱好者以及影像艺术家似乎对传统的手工成像兴趣依旧，并持续进行实践和探索。普通大众则对这种拍摄无比简单、修改调整方便、随时分享浏览的数字图像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对摄影图像及其使用途径的认知和理解，就显得极为重要。严肃的摄影艺术和娱乐化的拍照，在此有了根本区别。也许诸多摄影师的摄影实践，依然会在有意无意间延续摄影既往的传统，对于这一媒介可能性的实验与拓展研究，亦在悄无声息之间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形态。这尤其体现在一些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艺术家，以及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高等院校专业教师群体中，就像图7、图8来自青年高校教师宗呈这样的实验影像形式。类似的探索性作品往往充满着不被理解或认可的风险，却又不可或缺。它对发现和寻找摄影媒介的拓展边缘与可能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相对绘画这样需要一定基础训练方可掌握的传统图像生产手法来说，摄影是如此简单。特别是在如今智能手机主导的世界里，任何未经训练的新手，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打开应用，按下虚拟的电子快门拍摄一幅图像，然后发出去和他人分享。即使是前期拍摄略有瑕疵，各种方便快捷的图像调整应用和预设，也可以帮助我们迅速调出媲美专业摄影师的色调和氛围。即使是最初级的爱好者，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自信心瞬间增加，仿佛一下子就有了对标职业摄影师的实力和资本。然而，摄影又是如此之难，难道一个摄影专业的学生经过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也可能没有几幅拿得出手的像样作品，最终无奈收场，淹没在巨量的沙龙作品和商业流水线图像的生产体系中。

无论如何，爱好者如此广泛的摄影，毫无疑问是一项令人愉悦、老少咸宜的好活动。一次简单的快门释放，事实上具备了物理性、生理性、心理性以及社会性的多元复合功能。它集合了对外在现实世界美好、丑恶、隐秘事物的寻觅和发现过程，同时兼具了内在审美表达、证明、揭露、炫耀等多重功效。外与内这两者的结合过程与紧密程度，产生了极大的区别和差异。因为拍摄一幅好的作品，首先是要学会观察和发现，但仅仅发现了还不够，还要掌握一定的技术以及艺术性的表达手法。随之则是由于审美和趣味的多样性，衍生出诸多不同分层与图像风格。这毫无疑问增加了摄影本身的趣味性与把玩性，但也增加了我们在描述和判断其趣味、风格、行为、价值、意义等方面的复杂性和难度。

从技术层面来说，目前普遍存在的流程，是借助数字技术捕捉和生成的摄影图像，以编码形式被计算机读取、识别并显示；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它继续进行修改、存储然后发布共享。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呈现在相机、手机显示器以及其他各种发光屏幕上的虚拟图像，这些图像显得清晰、艳丽、没有瑕疵。这和传统时代以银盐相纸或其他物理介质呈现有着本质区别。对于已熟悉此种电子显示形式，很少采用固定工序冲洗、打印来输出作品的摄影师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有风险的趋势。毕竟，发光屏幕和实体纸张等平面呈现之间，是有着极大差异的，这在后面章节中会有较详细的阐述。

然而，这依然无法阻止或解释为何摄影这一媒介，会在普通人群中激荡起如此的彩虹之梦。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纷繁无比的摄影节展，也许就是这种普及性大众狂欢最直观的注解，比如国内最为知名的平遥、连州国际摄影节，以及国际知名的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索尼世界摄影奖[2]。每一位摄影爱好者，应该对参与人数众多的场面并不陌生，但每一次还是会被参展艺术家的数量和乌泱泱来观展的人群所震惊。摄影节似乎永远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存在，而且越是大场面，参与的摄影师越多，越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么多的参与者，他们的动机和意图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和其他艺博会不同，除了近年来由世界摄影组织（World Photography Organization）及蒙哥马利发起的上海艺术影像展（Photo Shanghai）具有明确的商业意图之外，平遥、连州、丽水、大理等诸多摄影节的参与者，似乎并不是为了出售作品而来，至少从表面来看的确如此。除了以画廊为主的艺博会，许多大众摄影节，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以往展出作品大多以一次性材料为主，并且与撤展的时间同步，即时进入垃圾桶。近年来，这样的情形虽已大有改观，无论输出还是装裱已经越来越专业，但随即产生的问题是：如此代价巨大、劳师动众，摄影节中究竟有多少人通过参展获得并达到自己的诉求，实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甚至通过出售自己的作品收回参展成本？

的确，数码摄影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拍摄成本的降低。然而，这仅指娱乐性的拍摄行为，以及以网络、屏幕浏览与分享为核心的数字呈现。众所周知，如今，假如一个摄影艺术家的作品要想进入公众视野，进而被画廊和市场接受，出众的才华与辛勤的汗水只是必备的软性条件；在硬性支出方面，仅在最终的作品输出阶段，其成本，事实上要远远大于传统的银盐冲洗或绘画材料。特别是对于大幅面、高精度、高色彩管理要求的博物馆收藏级作品来说，更是如此。但大部分观众还是认为，摄影除了拍摄设备以外，基本无须更多支出，并且从理论上来说，最终作品是可以批量复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特别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热忱于此的年轻一代，会因为热爱摄影艺术而投入资金去购买或收藏心仪的作品呢？

那么，蜂拥而至地争取作品展示机会是为了出名吗？如果实地参观几次摄影节，可能更多的摄影师会完全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参展作品看起来几乎毫无区别，高密度重复的风光、人文、黑白、纪实题材，加上大面积塑料一样廉价质感的光滑画面，以及过度后期造成的生硬色彩与失真，这一切会导致严重的审美疲劳，最终谁也不会记得任何一位摄影师。

这种现场更像是一个没有规则、巨大而无序的图像汇聚之地：茂盛葱茏，仿佛暗夜深处的雨林，每一个细小的生命都在努力生长，渴望能够从头顶密不透风的叶片中探出枝尖，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国际”在此似乎成为一种品格与话语权的象征，无数个陌生的“权威专家”“知名学者”“一线艺术家”从这个世界的无数角落被挖掘出来奉为上宾。感谢魅力无穷的巴别塔，让人们因为语言不通，产生出无尽的“误读”。它遮掩了思想上的瑕疵甚至是贫乏和平庸，并经由对此领域并不熟悉的现场同声翻译，让听众对每个座上宾充满了无尽的敬仰，并深深感慨实在是不虚此行。尽管看了邀请来的嘉宾和作品，有时候也可能会心生疑惑：似乎并没有那么好？不得不说，今日现实中海量的数字媒介信息，早已破除了任何视觉猎奇的可能。云里雾里的伪哲学解说文字，大众也早已见怪不怪。摄影的本质，已经决定了它大部分时候还是在拍摄和记录眼前的世界。在信息传播途径单一、缓慢的时期，骤然出现的新奇图像与风格，足够产生一定的视觉震撼。如今，无论什么样的美丽图景，事实上已经很难打动这些每天抱着手机，见识过各种“西洋镜”的超级观众了。

自然，对于摄影媒介在当下如此普及与泛化，并非所有人都表示乐观和认同。严肃的视觉文化研究者对这样的繁荣景象，表现出的是一贯的冷静，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摄影已死！”——斯图亚特·杰弗里斯（Stuart Jefferies）[3]和乔弗里·巴钦 （Geoffrey Batchen）[4]在不同时期均发出如此警示之语。这与“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乐观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位学者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由于大规模的普及与应用，导致摄影原本极具仪式感的图像生产垄断地位倒塌。普通民众对此已经不再有任何由于稀缺而导致的神秘崇拜，因此这一符号化的象征之物，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尊崇地位。摄影似乎正处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似乎每个人都在把玩手机拍照，并且不断尝试如何拍出一幅好照片；这种媒介在悄无声息之间蔓延并充斥每一块掌心屏幕，变得无处不在。在我们生活的当下，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照片在不同的发光屏幕上交互传播和浏览。功能日益强大的手机，正在强势挤占原来相机的地位。借助无数功能丰富、有趣的应用程序支持，摄影原来那些复杂、神秘的技能和经验，逐渐被淡化、洗涤得荡然无存。

在试图理解当代摄影的真实状况时，这些现象使它的不确定性成倍地增加了。那么，当下的数字摄影，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吗？它与以往的摄影技术、语言、图像形式方面又有哪些外在或内在的不同之处？追问这样似乎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历来都是充满未知性的。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对于学术界来说，解释如此问题，又很容易变得既绕口又纷繁庞杂。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读到的当代摄影文本，经常会采用一些并不明确的定义、似是而非的术语来讨论这一领域的许多问题。并非由于不能定义，而是由于这一媒介在当代语境中表现得实在过于复杂。

如今，当研究者还在试图回答摄影本体诸多争议的时候，更为多元化的应用与拓展，已将摄影媒介导入一个无论概念还是定义都变得更加模糊、含混的情境之中。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描述，从艺术实践者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能感觉到传统化学药水冲印的摄影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曾经对这一媒介充满信仰，但由于计算机时代的到来，这种信仰就要消失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字摄影并不是传统摄影的延续，它其实是另一种新的图像获取技术与发明。”[5]

霍克尼的认知是有一定道理的，数码摄影的确不是传统摄影那样单纯的图像获取、输出和应用形式，它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网络体系。今日的摄影形态与传统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建构并搭载于数字算法技术平台之上，与现代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介紧密结合，甚至完全融为一体，形成新的视觉文化体系。这种应用体系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没有人能够预言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与此同时，摄影媒介的另一个特征却依然没有改变，即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视为一种与社会学紧密结合的媒介技术手段。作为一种视觉图像形式，摄影客观记录、大规模复制、大范围传播的特性，使它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特别是摄影图像本身，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因此，有一些学者会将其置于哲学的语境中进行思考和研究，试图寻找并解释摄影本体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6]

事实上，不但摄影媒介本身在发生变化，“摄影师”这一概念如今也开始变得模糊和令人怀疑。毕竟，当摄影行为已经简便到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的时候，即使是毫无经验的新手，每日兴之所至拍摄之下，手机里翻出几幅颇有意味的照片，也并非不可能。以往曾经神圣严肃的“艺术摄影”，现在即使是在职业摄影师群体中，也时常会对它的定义争论不休。有的人在一定的经济条件支持下，跑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去拍摄普通人去不了也没有可能看到的奇异景观；有的人每日坚持用口袋机扫街拍摄，然后把这些照片发成微信九宫格；有的人把自己衣服脱光，然后若有所思地出现在照片里；还有近年流行的方式，就是把一批“玄妙莫测”的照片极精致地装订成册，然后用真皮包个封面，再起个深奥无比的书名……每个人都俨然成了“摄影艺术家”，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每一个群体都在鄙视另一个群体，且自我感觉良好到极致。如此，对与错似乎并无大碍，问题在于，是什么制造了摄影圈如此的困惑和混乱？这一媒介在今天是否可以客观评述和解释？

概念和定义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学术界以及普通民众对摄影的理解，而摄影却又是这样一个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变化，在图像生产、传播与应用形式上不断演化的媒介形式。对许多人来说，采用化学药水冲印，然后在相纸上呈现的传统图像，其独特性在于随着时光流逝，能够提供真实事件发生的痕迹。虚拟图像则不具备这一特性，无论是在图像捕捉还是在保存阶段都不存在。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虚拟性，会慢慢导致摄影媒介在视觉文化领域身份的缺失。归根结底，无论何种形式，摄影对光线的捕捉这一实质，事实上一直没有改变。只不过在当下，“摄影”这一概念，已逐渐从早期的技术性称谓，转换或淡化为更具象征意义的“拍照”行为，并因此拥有了更多元的社会功能与大众娱乐性而已。

[1]1967年，博伊斯提出一句宣言：“人人都是艺术家（Jeder mensch istein künstler）。”这句话在当时体现的是对固化艺术体制的批判和否定。2000年，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提出类似的话语：“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这意味着如果大家都是艺术家，那么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区分也就不存在了。关于约瑟夫·博伊斯的艺术思想与实践，可参看Werner Krüger的纪录片《人人都是艺术家》（Jeder Mensch istein Künstler），上映日期：1980年4月29日（联邦德国），片长：55分钟。

[2] 索尼世界摄影奖（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s）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奖之一；2020年共收到100多万张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作品，不仅创下该大赛参与人数纪录，而且是目前全球参与人数最多的摄影类国际性赛事。

[3]斯图亚特·杰弗里斯观点引自其2013年11月13日发表于《卫报》（The Guardian）的文章“The Death of Photography: Are Camera Phones Destroying an Artform? ”。

[4]乔弗里·巴钦的理论，主要出现在其著作Phantasm: Digital Imaging and the Death of Photography, Minor White, San Francisco, CA, 1994。

[5]引文摘自Marco Livingstone, David Hockney,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2017, p.418. 根据需要语序略有调整。

[6]比利时学者亨利·范·利尔（Henri Van Lier）的著作《摄影哲学》（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汇聚了各类学科的思想与问题，如符号学、历史学、美学，当然还有哲学；与此类似的还有捷克裔法国作家、思想家维勒穆·弗鲁萨（Vilem Flusser）的《摄影的哲学思考》（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也是这样试图将摄影置于哲学的框架下进行思考和解释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