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序二现代性的谱系与长安之路

大多数长安人不会关心“现代性”这个学术概念，而这完全不妨碍他们成为现代性奇观和神话的创造者。他们的勇气、智慧和德性乃是现代性观念在一个中国小镇上活生生的书写和激荡。从有关改革开放及其得失进退的宏大叙事，到每一个长安人精微琐细的生活图景，思想界喧嚷数十年的现代性观念和实践在长安可以找到令人震惊的典范，或者说具有原型叙事意义的标准注解。在这个意义上，长安配得上东西方思想界加诸现代性的几乎所有赞誉，当然也无可避免地承受现代性的“通病”之痛。现代性本身就是不断克服病痛、走向超越的一种观念、价值、计划、制度、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它许诺了重生、革新和进步。

现代性最为人熟知的观念是理性和进步。在西方孕育现代性观念的启蒙时代（17—18世纪），人的理性得到重视和强调——摆脱神权及其主导的意识形态禁锢，摆脱君权及其施加的专制统治，发现、运用人自身的理智和主体性。康德说，启蒙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一旦“天命”与“人事”相分离，原本听天由命的人得以开启心智和获取主体地位，自然强烈渴望免除饥饿、免除恐惧，亦即在进步中争取权利和自由。这种思想史式的表述，换作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长安平头百姓的话来讲，就是既要衣食足又要得开心。长安人至今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喜欢使用“开心”一词，而开心就是把心打开。“如果没有人的觉醒和个体人格的确立，现代性注定是虚幻的允诺。”[2]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后发性和外源性特征。后发性是指中国晚于西方开启现代性进程，外源性是指这一进程最初是由西方强加的，中国大抵处于被动状态。总体而观，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20世纪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浩劫阻遏了赶超的步伐，并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二战后几乎普泛全球的繁荣和增长。及至1978年，中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主题的大讨论，说到底就是要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和恐怖，让全社会从疯狂回归理性，承认、尊重和释放人的欲望、权力和创造性。在理性和进步的召唤下，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重启现代性进程，主动拥抱西方合理的智慧、经验和制度，主动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链再造。

当整个国家伸开双臂拥抱世界的时候，特区深圳和近在咫尺的东莞市长安镇就处在掌心，它们最快、最灵活、最有力地抓取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心智大开，睁眼看世界，对财富的渴望和进步的意志驱动了长安人的双腿。他们奋力向上，一往直前，谱写了后来描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诸多影视剧、纪录片、小说、专题报道和政论文章的原型故事。当年主旋律的歌曲唱着“明天会更好”，30年后长安镇的宣传片补述说，那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他们首先脱掉泥腿裤，把世代耕种的田地建成工厂，再穿上皮鞋，到深圳的闸口向港商、台商、美商以及所有可能投资的人招手。这双脚这双手，世代艰辛劳作，竟赚不足温饱和尊严。在这之前二三十年间，长安的男丁们还凭着双脚双手偷渡逃往对岸——灯红酒绿的香港。长安的五点梅水库挤满了练习游泳的男孩子，他们时刻准备着游向一水之隔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前哨。偷渡之旅九死一生，却是家家户户最大的指望。夜半时分，哪家响起鞭炮，便是昭告邻人自家儿兄偷渡成功。至今，长安本地人三万，在港长安籍人亦三万。

偷渡客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劳动必有所得，而且动辄在身体上、心灵上被打倒的大恐惧不复存在。从个体层面看，现代性所倡扬的主体性价值，其实就是让人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长安所提供的历史叙事表明，个体也许不只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主体觉醒且崛起，社会引擎才能发动，并且持续运转。

当外商停下脚步，决定在这个98平方公里的小镇安营扎寨的时候，长安人立即把往昔的农田、鱼塘变成了世界工厂。以世界的眼光看，在迅猛发展的中国犹跑在最前面的长安，经济建设的速度和画面有如电影大片里的快镜头。当镜头转入新世纪，全世界可以看到这个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小镇，每年生产总值过百亿，直至今日超过400亿，工业总产值高达1300多亿，经济总量可敌中国北方数县乃至地级市。走在长安，到处是高楼广厦，多家五星级酒店点缀其间，显现着这块富庶之地的实力和吸引力。一个人可能并不了解长安，而如果他为人父母，却不太可能不知道芭比娃娃。美泰玩具厂是最早落户长安的外资企业之一，它和很多后来者一样，把长安他们首先脱掉泥腿裤，把世代耕种的田地建成工厂，再穿上皮鞋，到深圳的闸口向港商、台商、美商以及所有可能投资的人招手。这双脚这双手，世代艰辛劳作，竟赚不足温饱和尊严。在这之前二三十年间，长安的男丁们还凭着双脚双手偷渡逃往对岸——灯红酒绿的香港。长安的五点梅水库挤满了练习游泳的男孩子，他们时刻准备着游向一水之隔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前哨。偷渡之旅九死一生，却是家家户户最大的指望。夜半时分，哪家响起鞭炮，便是昭告邻人自家儿兄偷渡成功。至今，长安本地人三万，在港长安籍人亦三万。

这种“当惊世界殊”的变化，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被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尽管世界大国文化、国情分殊甚巨，但大国崛起及其现代性进程却呈现出一些普遍趋势，譬如观念上的理性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上的城市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组织上的科层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等。长安以一个镇的体量在这六个方面皆有所尝试和跨越，尤其在前三个领域最为卓越。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主流意识形态审慎地采纳了“现代化”一词来表征现代性的实现过程，而实现手段则操作化为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方面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试图为现代性的其他关键范畴——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法制文明、道德理想、精神信念的革新和发展争取更多时间，或者说等待更成熟的时机。显然，这是一项实用主义的战略设计：经济优先，发展是硬道理，而后水到渠成或主动出击，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均衡进步、对等繁荣。

作为中国的参照，美国正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奠定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所谓“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所主张的重事功、近实际的伦理观，往往在利益关系凸显、社会经济生活活跃时期成为最富现实关切意义的价值规范。中国文化亦蕴含着深厚的实用性传统，“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3]。长安人大抵不会把自己的务实、进取抽象地表达为哪门子实用主义哲学，而若是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生和社会切要问题的思考、改善和解决，那么他们的确在恰如其分地践行着与历史机遇相称的伟大哲学。

“伟大”一词自然不可滥用，而用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长安人身上则是合宜的。国门乍开，百废待兴，机遇的洪流一泻而入，而条条框框依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改革者稍有不慎便会跌入激流，勇士在一念间就可能倒下成为“烈士”。在长安，改革者以巨大的勇气开路搭桥，在招商引资、土地开发、城镇建设、劳动政策、社会管理诸领域先行先试，允许试错，错了就改，改不了就绕道而行。这种实用主义的行动指南，在今日看来带有强烈的创业期的豪放和草莽气质，有些行动飘忽于合情、合理与合法之间，有些甚至是明显出格脱轨的。譬如，当年的镇领导班子抗拒不得违建楼堂馆所的指令，悄悄建起了长安酒店——外商来谈判，不可能住在坑洼遍布、蚊虫和鸣的民房或窝棚里。这种抗拒，或可颂之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或可斥之为胆大妄为、违法乱纪，端的要看政治气候和历史大势。事实上，长安承受的政治和舆论风险远不止于此。在霓虹闪烁、工厂林立之初，有考察团惊呼长安复辟了资本主义，此事在今日已成笑谈，无人深味当年改革者面对批判时的内心忧惧。如是而言，长安创业史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有时勇气比智慧更重要。“现代性贵在创新，无创新也就没有了现代性。现代性与创新性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的现代性也是如此。”[4]这种试错、创新的勇气，在中央层面被肯定为“摸着石头过河”，“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历史地看，包括长安在内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当年其实代表了整个国家在试错、创新、拥抱世界和走向现代，这一代人也因之伟大。我们固然可以回过头来挑剔创业一代的知识储备、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但是他们的勇气、雄心和行动力永远值得称扬，他们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更进一步，他们之中几乎没人精通外语，却架设了通往世界的桥梁；几乎没人拿到专业技术学位，却引来了全球先进的五金模具、电子信息等产业；几乎没人受过系统的城市规划训练，却建设了至今无须伤筋动骨施加改造的现代城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成为族群的象征和集体记忆，譬如老书记李毓全，每一个忆及当年峥嵘岁月的长安人都会提到他的勇气、才干、奉献精神和英雄主义。以人文地理视角看，他和那一代人的胸襟、气量也许与长安背山面海的灵毓环境相关，东风吹来之际，春暖花开。那一代人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地工作，一切都是公家的，唯有踏破了的铁鞋是自己的。理想的火花一如莲花山古寺的香火。

在人的主体性、追求财富的欲望、创业的激情被全面点燃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就会再次发力，它要求通过程序设计、制度安排和契约精神来约束欲望的烈火。《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认为，“中国和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在于，他们愿意为任何需求和结果而调整自己”[5]。这既呼应了前述之实用主义哲学，也暗示了中国社会程序、制度理性的匮乏。毫无疑问，如果制度建设追不上发展的速度，那么一切发展成果都是危脆的；如果市场经济不是法制经济，那么市场必将成为权贵的狩猎场；如果企业、NGO和公民缺少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合理程序和畅通渠道，那么社会生活要么变成极度压抑、残酷的丛林，要么沦为尖锐对抗、纷乱失序的喧哗场域。一言以蔽之，如果社会进步未能筑基于制度理性，那么它所描绘的所有蓝图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容颜。

纵然“新篇章”、“新辉煌”、“新高潮”、“新局面”和“新台阶”的喜报纷至沓来，发展的成就却可能越来越难以支付和冲抵制度理性缺席所带来的社会成本。长安跑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自然对此有最早的警醒。在1990年代中后期，当李满堂、高北伦等新一代领导班子从李毓全那一代接过改革的火炬，他们不得不因应时势之变，把挥向投资者的双手抽回一只，来抓好程序、制度和契约建设。如是，他们才能构建外商越来越看重的制度环境，才能巩固发展的成果，才能维护珠三角明珠的美誉，才能约束那些朝着管理的漏洞和制度的缝隙伸手的人。实际上，制度理性乃是实用主义发展哲学的保健医。倘若弃之不顾，所谓务实、进取和追求实用就会沦为极端的利己和投机主义：每一个体都拼命伸张私利，却无视对他人和整体的破坏，造成发展中严重的负外部性；政策和规制的出台往往难以预料，人们无法做出长远预判，只能抓取眼前利益，必然加剧投机的盛行。

一点也不意外，制度建设者遇到了重重阻力。他们一声令下，可以改善全镇的防洪、供电和交通系统，可以把一条河流变成暗河，并在上面铺就一条美丽的长青街。然而，他们很难把创业初期纵横驰骋的野马拴在长青街栉比鳞次的水杉和木棉树上。值得赞叹的是，这一代人大抵秉承了上一代人的理想情怀和攻坚克难精神，他们从宏大到精微地设计了各种管理规章、程序和制度，努力让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他们赢得了很多理解和支持，但是还需要更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补足制度理性，远非一个镇、一个市所能独立担当。一如当初背靠国家而在改革开放中率先起跑，长安、东莞、广东的制度创新最后要依靠国家意义上的顶层设计。

历史也许并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押韵或者惊人地相似。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疯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亦经历了艰难的制度建设和制度理性普泛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从中央到各州政府再到社区组织，从行业联盟到大财团再到中小企业，从教会到大学再到公民自治机构，皆致力于提升管理水平、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程序正义和培育契约精神。这般努力，就是为了构建权利和义务并彰的社会系统，造就有良知的精英和积极的公民，以收敛镀金时代、西进运动和垄断浪潮下的贪婪、投机和原罪，把财富积累期的野马拴在国会山下的林荫大道上。“人们总体上同意，改革的最大敌人不是垄断者，进步的最大障碍也不是落后，现实的立场应该是以更高的智慧和更好的制度促成更大的进步。”[6]现代性抱持着强烈的秩序情结，以此来应对自身发展中的复杂性。当袁德和、梁荣业等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代领导班子于新世纪初登场的时候，他们继承了前人的发展成果，也遭遇了更加复杂的发展格局：持续做大做强经济——市场理性，持续加强和优化制度环境——制度理性，开启社会管理的新局面——秩序理性。秩序可以软、硬二分。从硬的方面看，高峰期近百万外来工涌入长安，他们为长安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也给当地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他们朴实、坚定、吃得了大苦，内心澎湃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在同乡的带领下来到梦想之地。一些人飞黄腾达，很多人有所成就，大多数人过着平凡的外来工生活，另有一些人则滑入社会边缘，引发了严重的治安问题和恶性事件。新一代外来工的权利意识已然觉醒，他们要求更高的薪资和福利，政府必须对他们的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做出切实的回应和改善。同时，企业主与打工仔、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同籍的外地人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撞开始全面显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性事件一度频发。

实际上，这也正是现代性危机的通病。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与共善或曰公共福祉相配套。缺少普惠、公共的善，就必然导致多样的恶。在工业化早期，“工资换劳力”的简单交易被视为天经地义，及至劳动者的欲望和权力意识与工业化、城市化一同膨胀，新兴的工业重镇就必须消化劳动者安身立命的全部成本。客观而论，东莞和长安在这方面也堪称先行者，“积分入户”、“积分入学”等制度得到了公正的执行。这其实为外来工、底层劳动者开辟了一条虽然狭窄却尚可指望的通路，他们借此融入城市，实现社会位阶的向上流动。当然，路要越走越宽才好。否则，本地人很难看懂一个外来工透过五星级酒店的橱窗眺望红男绿女的神情和心情。如果有一天，他们走在锦绣路、长青街上而宛若归乡，他们就会心神安宁朗阔。

这又需要创业者拿出逢山开路的勇气，所不同的是当初横下一条心打开国门，今日则应向自己出手，打开可能板结的利益之门。和谐的社会秩序必以公平正义为根基，不然两极分化和相对的剥夺感将导致全部社会关系时时遍在的紧张。在1900年代，美国为了克服现代性进程中的经济垄断、阶层分化、利益板结、贪污腐败及其导致的激烈社会对抗，举国发起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旨在促进公平正义、重新整合社会、实现整体性进步。这场运动的初衷看起来并不那么高尚，它缘起于罗斯福、卡内基、洛克菲勒等社会精英或曰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强烈危机感：“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沉沦。”[7]换言之，如果大众不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成果，那么危机就会压倒发展，所谓既得利益亦将难以为继甚或化为乌有。正是国家政府推动既得利益者率先成为改革者，以公平正义重塑社会关系，才使得美国成功化解了20世纪早期的社会危机，避免了官方的炮火与民间的怒火灾难性的相遇。

言及公平正义，就碰触了软秩序问题。所谓软秩序，即人民在内心深处对现行秩序及其未来图景的认同程度。以现代性的标准术语来讲，真正的认同生发于价值理性——道德、审美、信仰层面的接受和信任。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重视市场、程序、制度、契约、秩序、科技、效率和功利，后者倡扬道德、审美和信仰等精神价值和终极追求。进一步而言，工具理性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要素和手段，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在物质上实现富民强国和社会进步；价值理性则指向精神建设，强调不但要发展而且要美好，过有德性、有灵韵、有信仰的生活。

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认同的源泉，一是善用工具理性而增益物质财富，二是善用价值理性而增益精神财富，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终极性的。如是而观，包括GDP在内的工具理性的成果只是合法性和认同的来源之一，是物化的、外在的和当下的；而价值理性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和创造则维系着灵性、内在和恒常的认同。从欧美国家的教训看，启蒙的一个“意外”后果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衰落凋敝，在进步中失去信仰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魔咒：一方面是信息、知识和财富迅猛膨胀，另一方面是道德理想颓败、精神信仰坍塌、生活和文化趣味庸俗化。有人将此般物质和精神的起伏生灭概括为“形势大好，人心大坏”，虽然偏颇却发人深省。仍以美国为参照，在前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美国社会的价值危机蔓延为各个阶层、大多数人的切身体验：找不到自己，也难以认同他人；过去不可追，现实不堪忍，未来幻灭无常；在精神世界，弱者孤独无助，强者亦有其贫乏；所有人都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传统的生活路线和生活价值遭到颠覆，本地人和外地人、身体和精神都在背井离乡。在1900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即后来的世博会）上，美国展出了打字机等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德国展出了辉煌的古典哲学著作和艺术品，法国除展示工业成就外，还集中呈现了公益和慈善领域的杰出成就。比照之下，“美国馆在其古典的虚假外表下面透露出来的是商业气息”，美国不过是精神空洞还“竭力要赢得别人尊重的暴发户”[8]。为此，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在国家哲学层面、中产阶级和公民组织在道德理想层面、基督教在精神信仰层面发起了革新运动，以改变物质埋葬精神、工具理性湮没价值理性的困境。

长安并非总是先知先觉，却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价值危机有切肤之痛和迫近之需。显然，倘若找不到一个心灵上的着落，一个可以安放自我的精神家园，富裕起来的本地人极易精神怠惰、意志消沉，乃至耽湎陋习、玩物丧志，“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同样，倘若没有道德、审美和信仰的灯火照亮前行之路，百十万外来工的所谓梦想，一不小心就会变质为赤裸裸的发财的欲望，“除了钱什么也不要”。先富者不仁不美，外来者无底线无信仰，长安梦断，不堪设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袁德和、梁荣业始，加上之后陈福坤这一届领导班子，腾挪出抓钱、抓城建、抓制度、抓秩序的手，开始抓文化。

于是，长安建设了全国镇一级最好的图书馆、美术馆、影像中心，兴办了闻名遐迩的文化讲堂、艺术节，发起了书法、摄影等多样的文化社团和创作平台，恢复了粤剧、舞狮等文化传统，赢得了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一些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奖项。如是文化建设，外显为器物和活动，实则点滴入道，凝聚为集体记忆、信念之库和价值理性。

不难看出，在价值理性的培育中，长安是以文化艺术——审美之维切入的，而道德教化、信仰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在当今时代，“教化”、“建设”乃是公共协商和公共参与的结果，不再是政府对公民、精英对大众的单向灌输和强行施加。长安、东莞和广东更可再开风气之先，于十八大着力强调的协商民主、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有更大作为。这一期待并非虚妄，而是由来有自。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改革开放，广东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华民族斗争史、复兴史中皆是领风气之先者。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久不见消退，产业格局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调整。新任镇委书记尹景辉有实干家兼理论家的气质，放眼珠三角未来三十年，构想了信息化、全球化语境下的长安大战略，未期经年而和镇长罗军文分别转任邻镇虎门和东莞市财政局。尹景辉的继任者杨晓棠教育局长出身，有经济史研究背景，和镇长李海文共同面临着大变革时代长安如何发展这一命题。这又是一代接力者，在他们走马上任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正酣，美国宣告“页岩气革命”成功——全球能源格局即将发生巨变，美国掀起再工业化浪潮，制造业重返北美；在国内，“中国梦”浸润人心，官民对话、民商对话、阶层对话、族群对话、人与环境的对话正在重构社会发展模式，广东产业转型和升级迫在眉睫。

按照现代性进程的一般趋向，杨晓棠的继任者何绍田、李海文这一代及其后来者有可能被历史赋予如下重任：阶段性地成为现代性谱系的完整书写者。所谓谱系，大抵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一般路线图，或者说任务清单。如前所述，现代性谋求发展和进步，核心路径是并行的工具理性之路和价值理性之路，两条路径彼此影响、相互建构，并且各有自己的任务清单。新一代要清醒、务实地守住制造业优势，全面扩充骨干产业，同时攻守结合地面向全球市场——拓展外资经济而又必须让本土和民营经济显著胜出，此为市场理性；进一步加强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商业和社会契约体系建设，此为程序、制度和契约理性；通过自我培育和对外交流合作，弥合镇一级高级人才储备和重大科技创新之局限，此为科技理性；加强协商民主和公共参与体系建设、信息化与官民对话体系建设，此为秩序理性；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推动文化建设道器融合，实现多元文化惠及民众，倡扬道德理性和美好生活，与时俱进地涵化精神信仰和核心价值体系。历史将见证新一代正在和已经做出的成绩。我们必须重提理想。杜威往昔的一个论断，大抵可以充作今日勉励的宣言：“今天，我们在理想之事上是虚弱的，因为智识已然与抱负分道扬镳……当哲学能够与变革之力相称，能够让日常生活的意义清晰且一贯地彰显，科学与情感将彼此渗透，实践与想象将相互拥抱。”[9]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一项口述历史研究成果，本书涵盖的时间跨度为1978—2013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今日的长安镇已奔向新的历史方位了。

胡百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所长）

2016年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1]［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王一川：《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载《河北学刊》，2005（5）。

[3]胡适：《实验主义》，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1919年4月15日）。

[4]刘化军：《论政治的现代性》，载《天府新论》，2（5）。

[5]转引自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胡百精：《对话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公共传播与社会共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6）。

[7]Theodore Roosevelt,Progressive Principles,New York:ProgressiveNational Service,1913,p.310.

[8]［美］丹尼尔·T·罗杰斯著，吴万伟译：《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Boston:Beacon Press,1957,p.164.

序二 现代性的谱系与长安之路

序二现代性的谱系与长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