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寂寂无闻的保尔森
——威廉·巴特勒·叶芝
风起云涌的对冲基金
2005年，华尔街的交易大厅和每间投资办公室里都如同在开狂欢派对，每个角落里都是喧哗亢奋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们中的一些人西装革履、满面春风，另一些人则醉眼蒙眬、头发邋遢。
千禧年来临之际，对冲基金神奇般地一飞冲天，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但实际上，早在1949年前后，对冲基金就已经出现。当时，生于澳大利亚的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是《财富》杂志的撰稿人，在为撰写一篇有关创新投资策略的文章做调研时，他决定来一次亲身体验——成立自己的合伙投资公司。文章发表几个月前，琼斯和他的四个朋友筹集了10万美元，并外借资金建立了一个巨型资金池。
琼斯认为，如果仅仅购买股票，容易在市场里随波逐流，起伏不定。他开始尝试做对冲，买些看跌的股票，也买些看涨的股票，以起到一定的对冲保护作用。如果市场下跌，他看空的股票就能赚钱，以弥补下跌股票的亏损，这样仍能获利。打个比方，琼斯认为通用汽车前景光明，就买入100股，同时又买了其竞争对手福特汽车看跌期权100股，用于对冲。琼斯做空时，就从经纪人那里借股出售，并期望股价下跌，这样他能以更低的价位买入还给经纪人，这就是“卖空”交易。假设福特公司股价20美元时，借100股并卖出，即2 000美元。等到福特公司股价掉至15美元，用1 500美元买入100股偿还给经纪人，其中的500美元差价就是盈利。
通过借股和卖空，琼斯将这两种投资工具结合，创造出更为保守的投资组合。他把客户人数控制在100以内，只接受资金雄厚的客户，不跟政府部门与投资银行打交道，提成标准为收益的20%。而共同基金经理则受法规所限，不可能收取这么高的佣金。
对冲基金的概念开始慢慢兴起。几年后，沃伦·巴菲特也成立了一家对冲基金，但在1969年由于担心熊市的到来而关闭了该基金。20世纪90年代初期，包括乔治·索罗斯、迈克尔·斯登哈特和朱利亚·罗伯森在内的大胆的投机家获取了高额利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索罗斯，他在1992年做空英镑，光这场交易就为他的量子对冲基金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这些对冲基金经理和琼斯一样，只接受有钱客户，包括养老基金、慈善基金、人寿保险和一些个人。这样，基金就可以规避各种法律监管。这些对冲基金经理很少透露自己的信息，哪怕对客户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头上笼罩着一圈神秘的光环。
但从20世纪末到千禧年初，对冲基金经理们都惨遭滑铁卢。正如棒球高手常常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晚期失手一样，没有哪位“明星”可以在市场中长青不老。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旗下的大型对冲基金在几个月内损失了90%的资产，给了该行业当头一棒，影响波及全球。到了90年代末，只有515家对冲基金存活下来，所管理的资产不足5 000亿美元，与传统投资经理手中的万亿美元资产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
到了2000年末，科技股泡沫破裂，传统的股票债券组合的投资方式也日渐式微，对冲基金再度风行。2000年3月至2002年10月，投资者所追捧的科技股和网络股暴跌，标准普尔500指数暴跌38%。作为科技股风向标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暴跌75%。而对冲基金通过做空涨幅大的股票，持有别人所回避的抗跌股和海外投资，比如东欧股、可转债、垃圾债券等，整体仅损失了1%。这些对冲基金通过保护自身的投资组合，在市场中随机应变，似乎发现了投资的制胜法宝：不论在何种市场，都能有高回报。利率下跌也促进了该行业的繁荣，借贷成本变得更低。这样一来，对冲基金就可以扩大投资，获取超额利润。
2002年之后，全球经济回暖，养老金、捐赠资金、个人理财等各类资产都涌入了对冲基金，以期保值增值。不少公司进行杠杆投资、融资兼并，成为快钱时代的受益人。对冲基金收取高额的佣金费，通常为资金总额的2%及收益的20%以上，就像一些高档会所，它们宁可吓走一些潜在客户也要采用高收费标准，但仍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提着钱找上门来。
对冲基金的盛行不是偶然的。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民主不是好的制度，但其他制度更糟糕。对冲基金尽管也有很多缺点，但还是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相反，共同基金和传统投资方式在2000—2002年间跌了一半不止，一些共同基金买入一些流行股，这些技术股具有长期投资价值，但不能像对冲基金那样可以用做空来避险。大多数共同基金认为遇上了好年头，收益好歹比大盘高。哪怕是损失了1/3的资金，也好过亏一半以上。
从各种专业数据来看，绝大多数共同基金从长远来看无法跑赢大盘。相比而言，指数基金价格低廉、操作简单，但只能在大盘上升时表现良好。曾经，像彼得·林奇、杰弗里·维尼克、马里奥·盖伯利这样的行家只做共同基金。但在新千年伊始，对冲基金以它的灵活机动、高额回报等特点，吸引了不少人从共同基金撤资而投身过来，这也是其他资金涌向对冲基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多少年来，年轻人大都不乐意做复杂的投资，就像女孩子大多喜欢大款，却没人愿意耐心听赚钱的过程。2000年之后，经营对冲基金，把付息证券、资产结构化套利挂在嘴边，就显得格外吸引人。詹姆斯·克拉默、苏丝·欧曼这些拜金的财经评论员一下子人气高涨。连《交易员月刊》（Trader Monthly）这样的杂志，也图文并茂地报道华尔街的投资者，显得崇拜至极。
不少名牌大学和商学院的毕业生都把设立对冲基金当作职业首选，退而求其次也要到一家对冲基金公司打工，以便为将来自己创业积累经验。很多人根本不屑于到投资银行或者咨询公司上班，更不用提做实业，他们更希望打打电话、敲敲键盘就能赚大钱。
到2005年末，全球2 200多家对冲基金掌管着1.5万亿美元的资产。它们积累财富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互联网公司，因为很多基金都是速战速决，而且通过融资来放大投资比例。它们的交易额占了全美股票交易额的20%，衍生品市场和重要债券交易额的80%。
对冲基金以它的高额佣金和惊人利润迎来了属于它的镀金时代，这在投资行业内也是令人瞩目的。对冲基金投资人爱德华·兰伯特先是收购了凯马特，紧接着拿下了更大规模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在2004年获利10亿美元。同年，高盛、微软和通用三大公司总裁的年薪总额加起来也不过4 300万美元。
最为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跻身上流社会，在艺术、政治、慈善等领域刮起一股旋风。对冲基金经理肯尼斯·格里芬与另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安妮·迪亚斯在凡尔赛宫喜结连理，婚礼后又在卢浮宫举办聚会，就连宴会彩排也是在奥赛美术馆进行。史蒂文·科恩用8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达米安·赫斯特的鲨鱼标本，除此之外，他还用四年时间花了10亿美元，收集了凯斯·哈林、杰克逊·波洛克、凡·高、高更、安迪·沃霍尔和罗伊·利希滕斯坦等名家的作品。“神童”埃里克·明迪奇是位30岁出头的风云人物，他为民主党筹资上百万美元，曾是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的核心团队成员之一。
对冲基金公司亦积极活跃地从事慈善事业，它们建立了新型慈善机构，如以“黑领带”著称的罗宾汉基金，就吸引了像格温妮丝·帕特洛和哈维·韦恩斯坦这样的社会名流，该基金主要致力于修缮平民区的学校。
对冲基金的繁荣，是历史性金融扩张的一部分。市场变大变强，公司融资成本变低，全国经济突飞猛进，人们乐于购房置业，提高生活质量。
到了2005年，以创新、交易、管理公司股票债务为基础的金融业，远远领先于经济的发展，就像是可以随时点石成金一样。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公司的收益仅占全美利润的15%，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一下子超过了25%。2005年前后，20%以上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就业于金融行业。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比例只有不到5%。
金融公司最热门的业务就是对冲基金交易，哪怕是像迈克尔·伯利这样没有经验的投资者，也可以借到资金，投身这场交易游戏中。
初出茅庐的伯利
迈克尔·伯利毕业于医学院，2000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医学校的实习快结束了，但此时，他迷上了对冲基金。虽然他没有受过正式的金融专业教育，只是在圣何塞家中的客厅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投资银行却对他趋之若鹜。
美国银行经纪人艾莉森·桑格专程飞来。她坐在伯利的客厅沙发上，旁边放着的一套架子鼓很是扎眼。她告诉伯利，美国银行愿意为他的新公司提供重金。伯利脚下那块红色粗毛地毯成了他的交易大厅，壁橱上贴着一张发黄破旧的图表，但上面可不是记录着什么大宗商品或股票价格，而是伯利和他兄弟们小时候的身高。伯利一身牛仔T恤，问桑格能不能推荐一本关于对冲基金的好书——这么一说，明摆着他是门外汉。尽管如此，桑格还是将他签约为自己的客户。
“我们那时的经营模式，是着手开创各种新兴基金，而他一看就是聪明人。”桑格解释说。
对冲基金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在肥皂剧《我的孩子们》中有这样一幕，瑞恩对肯德尔说：“爱情不是对冲基金，你知道吗……你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笔投资上，如果它不靠谱，即便你换了一些安全点的基金，也无济于事。”（这段台词冗长无趣，只有关于对冲基金的这个比喻有点意思，这也许是当时的流行语。）设计师肯尼思·科尔还推出了一款名为“对冲基金”的皮拖鞋，有黑棕两色，售价为119.98美元。
没过多久，人心就开始浮躁。只要有交易资质证明，交易员就可以得到投资人的大笔资金。2004年下半年，埃里克·明迪奇离开高盛开办对冲基金，他并没有透露太多交易细节，也承认他管理资金的时间并不长，如果要加入他的基金，投资门槛为500万美元，资金至少要锁定四年半。仅仅几个月，明迪奇就筹集到了30亿美元，不少投资商还为没能加入他的基金而捶胸顿足。
明迪奇和伯利都成为业内的佼佼者，而对冲基金行业也如火如荼。交易水平不佳的交易员也加入这场游戏，对冲基金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大肆挥霍时毫不犹豫。2004年，年仅28岁的基金经理布莱特·格瑞伯就买了一辆价值16万美元的新款兰博基尼盖拉多跑车来犒劳自己，并常带他的女友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于纽约办公室和位于佛罗里达州高地海滩的豪宅之间，仅这3小时的航程就要花费1万美元。
当时，格瑞伯管理的基金年收益达到了40%，他感叹道：“一切都太美妙了，他们准备了我最喜欢的麦片、曲奇饼，还有加冰的杰克·丹尼酒等着我……”（最终，格瑞伯因参与庞氏骗局般的传销活动，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套利，骗取客户700万美元，被判诈骗罪。）
2006年，针对约300名对冲基金专业人士的调查统计显示，在过去12个月内，他们平均在珠宝上花费了37.6万美元，手表27.1万美元，“传统”水疗服务12.4万美元。这里的“传统”有别于全身按摩、泥浴、海藻搓身、异国风情的按摩服务之类。调查中还揭露了一些趣事，有些对冲基金经理特意支付上万美元请专人来进行一种“七刀水疗”，这种疗法精心设计，先是进行奢华的长时间泡澡，再用珍稀精油做全身按摩，最后用锋利的专业刀具轻割，令人得到极大的感官刺激，享受异样的快感。
对冲基金经理对客户的收费高于其他行业，他们抽取盈利的20%作为提成。美国政府将这视为资本收入，仅仅征收15%的税，这个税率等同于年收入低于31 850美元的税收水平。
对冲基金的大佬们并非只是看重金钱及其带来的喜悦——最起码不完全是。从事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的大多为男性，金钱对他们而言只是个量尺、标杆，从早到晚，电脑屏幕在他们眼前每分每秒地闪烁着他们的业绩数据，以证明他们作为投资者的成败，这是他们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
保尔森的青葱岁月
2005年，对冲基金行业越发繁荣，一片狂欢中，49岁的约翰·保尔森却独处一隅，旁观冷笑。保尔森出身世家，业绩不俗，在这场喧闹之后，他将脱颖而出。
保尔森生于1955年12月，他的祖先富有冒险精神，尽管有些冒险活动未能如愿。保尔森的祖父珀西·索恩·保尔森是挪威人，19世纪90年代末期的某年夏天，时为荷兰商船船长的他，在从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往南美海岸行驶的途中搁浅了，珀西和他的船员滞留了几个月以等船只修好。在此期间，他与港口城市里的流亡人士有了交往。在那里，他还遇上了法国领事馆大使的女儿，两人坠入爱河，结婚成家。1924年，第一个孙子阿尔弗雷德出生了，3年后，阿尔弗雷德的生母死于难产，难产生下的那个男孩子被送到了基多的一家德国寄宿学校。不久，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在一场网球赛后死于心脏病。
保尔森家族的这两个男孩就成了孤儿，跟他们的后妈生活在一起。但后妈也有自己的小孩要照顾，于是他们又被姑姑收留了。16岁的阿尔弗雷德和他15岁的弟弟艾伯特后来决定离开，他们跋涉3 500英里到了洛杉矶。阿尔弗雷德打了两年的零工，后来参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了伤。盟军占领期间，他一直待在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尔弗雷德改姓保尔森，回到洛杉矶，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天在学校食堂里，他注意到一位迷人的姑娘，心理学专业的杰奎琳·柏克兰。他顿时坠入爱河，上前介绍了自己。
杰奎琳·柏克兰的祖父母于1900年前后，随着逃离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潮来到纽约下东区。1926年，杰奎琳出生。父亲亚瑟被聘为银行固定收益销售经理后，她们全家搬到曼哈顿上西区。他们在都灵大厦租了套公寓，位于中央公园西区93街，对面就是中央公园。那几年，杰奎琳一家生活安康，还有专职保姆照顾杰奎琳。
但在经济大萧条中，柏克兰先生失业了，从此家道中落。20世纪40年代，为了寻找工作机会，全家搬往洛杉矶。杰奎琳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阿尔弗雷德和杰奎琳结婚后，他受聘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纽约办事处。全家搬到了东河附近皇后区的白石镇。他们生了四个孩子，约翰·保尔森是老三，他从小在勒阿弗尔大厦长大。大厦共32层楼，1 021套公寓，占地27英亩，内带两个游泳池、一个俱乐部、一个健身房和三个网球场，这栋大厦是莱维特镇的创建人，房地产开发商威廉·莱维特的弟弟阿尔弗雷德·莱维特所建。之后，阿尔弗雷德全家在附近的比赫斯特买了套中等的房子。杰奎琳的父母也搬入相隔不远的杰克逊山庄，住在一居室公寓内。
1961年的某天，亚瑟·柏克兰去看他的外孙，带了包糖给他。第二天，约翰·保尔森就把这包糖卖给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跑回家向祖父汇报自己的“人生第一桶金”。他们清点完钱后，亚瑟带着小外孙去了当地超市，告诉他在哪里花8美分就可买到一大包糖，并向他灌输数字概念。约翰·保尔森把那包糖拆分开来，一粒糖果卖5美分。股神巴菲特小时候也用这种方法卖过口香糖。此后，保尔森开始在课后打各种零工来攒钱。
后来，约翰·保尔森回忆道：“当时我有个小猪储蓄罐，我的目标就是把它装满，我喜欢干活，喜欢口袋里有钱。”
阿尔弗雷德·保尔森的一个客户，公共关系专家大卫·菲恩，曾是佩里·科莫、杰克·莱蒙等这些社会名流的代理人。他很满意阿尔弗雷德的工作，邀请他到大卫名下的罗德公关公司担任金融部主管。两人成为互相信任的好朋友。两个家庭间也常常聚会，一起打打网球等。在菲恩的印象中，阿尔弗雷德和善可亲，乐观向上，为人又十分低调，他更喜欢待在家里，而不是在公司里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球场上，阿尔弗雷德球技高超，却没什么竞技心理，只是享受打球的过程。
菲恩说：“阿尔弗雷德并不在意输赢，也不在意赚钱多少，他才气过人，灵敏和善，知足常乐。”
阿尔弗雷德是个天生的和平使者，有时同事间发生争执，他只给双方一个温和的微笑，就顺利平息了这些办公室纷争。
杰奎琳是一位儿科心理医生，她比丈夫更有主见，在社交场合喜欢讨论各种政治经济话题，而阿尔弗雷德只是在边上旁听。杰奎琳很爱孩子，几乎溺爱，她按犹太人的方式养育孩子，长女后来去了以色列。阿尔弗雷德是个无神论者，但他也和家人一起去犹太人教堂。约翰·保尔森在12岁之前都不知道他父亲并不是犹太教徒。
约翰·保尔森在当地公立学校上学，他入选了一个天才儿童项目。8年级时，保尔森学习微积分、莎士比亚及其他高中课程。每年夏天，阿尔弗雷德会带全家人到国内外旅游。大二时，保尔森已和朋友玩遍了整个美国，大三时，他还去了趟欧洲。
约翰·保尔森在其他方面也显得异常独立，虽然保尔森一家是当地犹太教组织白石希伯来中心的成员，但高年级时，在他的学生手册的兴趣栏中，耶稣俱乐部和圣光俱乐部赫然在列。
1973年秋，保尔森考上了纽约大学。经济不景气，证券市场低迷，保尔森对金钱最早的兴趣渐渐淡去。作为一名新生，他学习创意写作，在电影制作公司打工。他选修了哲学课程，让喜欢艺术的母亲喜出望外。但他很快就对这门课失去了兴趣，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同班同学。那时候，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反战和人权抗议的报道充斥着新闻版面。
“我觉得很迷茫，”保尔森说，他当时头发长至肩膀，像小罗伯特·唐尼，“我都有点厌学了。”
大学一年级结束了，阿尔弗雷德觉得保尔森的生活得有所改变，建议他来场暑假出游，这是保尔森家庭特有的放松法。阿尔弗雷德为保尔森买了张到南美的机票。那年夏天，保尔森游遍了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决定去厄瓜多尔找他叔叔。保尔森的叔叔是钻石王老五，在萨利纳斯的海滨城市经营房地产。他把保尔森当作心腹及左膀右臂。保尔森帮他叔叔照看工地，留意工地是否有盗贼想要偷材料，在各个工地间监督移交、记录库存。
对于从小在皇后区长大的保尔森来讲，萨利纳斯简直就是天堂。他住在厄瓜多尔最高的一幢大楼的顶层，这是他叔叔的房产，还有专职厨师、园丁和管家。在那里，气候温暖，姑娘迷人，不远处就是沙滩。保尔森的叔叔是位美食家，十分懂得享受金钱带来的美好生活，魅力超凡，令保尔森十分崇拜。家族的另一种奢华生活，给保尔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推迟了返程时间，继续待在厄瓜多尔。
“这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对金钱的热爱。”保尔森后来回忆道。但是，他叔叔却思想保守，对开始向往独立生活的保尔森有着诸多限制。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保尔森不能跟女孩约会。所约会的女孩子必须门当户对，并且要经过叔叔的认可。
一天，保尔森在他工作的地点遇上一位可爱的16岁姑娘，她是萨利纳斯警察局局长的千金。他邀请她到家里共进晚餐，让厨师准备点儿吃的。厨师马上打电话向保尔森的叔叔报告。没多久，他叔叔的同事前来敲门赶人，保尔森生气地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家不能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位年轻的女孩子冲出了房间，消失在夜色中。
保尔森渴望能独立自主，他搬到了首都基多，而后环游厄瓜多尔。很快他身上的钱就不够了，急需补充现金。他认识了一位服装商人，所生产的童装价廉物美。保尔森找他订了些样品，寄给住在纽约的父亲。他父亲把这些样品送至高档商店，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一下子就订了六打。保尔森一家喜出望外，开始售卖这些衣服。保尔森在厄瓜多尔雇了不少人打包装箱，大量生产，他开始学着经商。
订单越来越多，但有一回，保尔森无法如期交货给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对方取消了订单。保尔森手上一下子就积压了1 000件滞销的儿童衬衫，只得寄存在他父母的地下室里。几年里，每当保尔森需要点儿外快时，他就回到皇后区，拿几件衬衫出来，卖给纽约的几家零售商。
在厄瓜多尔的两年间，有一次，保尔森在商店里看上了一种木质地板。他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地生产商，希望能以10%的佣金代理他们在美国的销售权，生产商同意了。保尔森又给他父亲寄了包木板样品，阿尔弗雷德把样品展示给新泽西的地板经销商。经销商们觉得这种木板在全美性价比很高。阿尔弗雷德当时已经离开罗德公关公司，经营自己的公司，但他还是挤出时间来帮自己的儿子。父子俩齐心协力，木地板卖了25万美元。阿尔弗雷德把这笔钱全部给了保尔森。保尔森在厄瓜多尔时，父子俩每天都会通电话或写信，十分亲近。这是约翰·保尔森赚到的第一桶金，他激动万分，更加有冲劲再接再厉。
“这非常有意思，我喜欢口袋里有钱的那种感觉。”保尔森回忆道。
保尔森很快意识到，只有上大学才能保证今后赚更多的钱，于是，1976年他又回到了纽约大学，重新振作，精力充沛地学习。那时，他的朋友都上大四了，高他两个年级，他得迎头赶上，压力很大。他干劲十足，花了19个月就把所有学分都修完，还额外上了几门课和暑期班，学习成绩都是优等。
保尔森在同学中赫赫有名，因为他能把很复杂的内容用简单的语言归纳出来。学完了统计学、高等金融这类高难度课程后，不少同学都来找保尔森答疑解惑。
同学布鲁斯·古德曼说起保尔森来总是赞不绝口：“约翰绝对是我们班上最聪明的。”
有一次，高盛主席约翰·怀特海德到学校做投资银行讲座，保尔森听了备受启发。为了这次客座演讲，怀特海德还请了当时高盛的几位明星人物，比如后来成为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后来成为高盛主席的史蒂芬·弗里德曼。当听到鲁宾讲述对企业兼并的风险套利，以及弗里德曼剖析并购领域中的交易时，保尔森简直惊呆了。
保尔森和他父亲一样，都热爱网球运动。有时候，保尔森会邀请朋友一起到纽约福里斯特希尔斯西岸网球俱乐部打网球。他父亲是该俱乐部的会员，全美网球公开赛就在这里举行。打完球后，保尔森很少邀请朋友到家里，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在皇后区长大的。多年来，保尔森只说自己住在纽约。
同学布鲁斯·古德曼给保尔森起了个外号“J.P.”，这是保尔森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又暗指J.P.摩根这一银行界的传奇人物。这个外号伴随了保尔森一生，充分展现了他的过人能力、雄心壮志以及力争上游的心愿。每当听到这个语带双关的外号时，保尔森总是颔首微笑。
保尔森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纽约大学毕业，拿到了金融学位。在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代表毕业生致辞时，保尔森做了以企业责任为主题的演讲。学校的一位系主任建议他申请哈佛商学院，当时，保尔森年仅22岁，没有太多的商业经验，但他把在厄尔多尔的经验写进入学申请后，他不仅被录取了，还获得西德尼·J.温伯格/高盛奖学金。
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同学在前往参加哈佛投资俱乐部会议的路上遇见保尔森，说：“科尔伯格的演讲值得一听，你去听听看。”杰瑞·科尔伯格是科尔伯格-克拉维斯投资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Co., KKR）的创始人，保尔森之前都没听说过此人，但他还是跟着去了，来听讲座的寥寥十几人。科尔伯格是做融资收购的先行者，他还带了两名银行家前来演讲，他们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如何用少量现金，通过借款来收购公司。科尔伯格用他的公司现身说法，细述他们怎么用50万美元，通过借贷3 600万美元买下了某家公司，并在6个月后卖出，轻松赢得1 700万美元。
对保尔森来说，这次讲座改变了他的命运，就好像他第一次见到披头士乐队一样。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通过大笔投资来获得巨额收益。保尔森暗自计算，怀特海德和鲁宾这些高盛合伙人当年赚了50万美元，但跟KKR公司的收入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杰瑞·科尔伯格一次交易就可以赚到1 700万美元！保尔森简直惊呆了。
保尔森的世界观日渐成熟，他认为拥有巨额财富可以理所当然得到众人的仰慕。不管是约翰·怀特海德还是杰瑞·科尔伯格，他们都遵守游戏规则，用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光明正大地赚钱。对保尔森而言，他们所要的高额利润天经地义。进入商学院的第二年，保尔森就着手研究，如何确定融资收购的主力买家。毕业后，保尔森决定前往华尔街。
1980年，保尔森从商学院毕业，成绩名列班级前5%，荣获乔治·F.贝克学者称号。各大企业开始到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有家咨询公司给出的起薪很高，引起了保尔森的注意。当时的华尔街还沉浸在不景气的熊市中，所以保尔森来到波士顿这家咨询公司就职，该公司在当地颇有名气，只招收精英学校的学生。
保尔森最初的工作，是协助高级房地产研究员杰弗里·利伯特，向《华盛顿邮报》提供房地产投资建议。保尔森一开始是看好房地产市场的，因为他家在比赫斯特的房产在近20年内价格高涨，房地产是项不错的投资。
利伯特与保尔森同龄，也是在纽约长大，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给保尔森一张图表，图上显示了近几十年来房价的上涨情况。如果扣除物价上升的因素，每年房产的收益率只有区区1.5%。利伯特认为，除非能以低于重置成本的价格找到便宜的房子或者建筑，否则，投资房地产并不见得明智。
“我当时听了很惊讶，”保尔森说，“那时的我还不懂得投资的概念，但我对房地产的实际收益率如此之低却印象深刻。”
保尔森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做的是深度研究，这是他所擅长的。公司气氛活跃，他为人健谈，有时还跟秘书开开玩笑。公司里的人都喜欢保尔森，觉得他比其他同事好接近。但很快保尔森意识到，他进入这家公司是个错误的决定。他其实并没有能够如愿地做投资交易，只是给其他公司做咨询，按小时收费而已。在公司的其他高管看来，保尔森显得有点不在状态。
“约翰老是说，‘大家无非是在提供咨询服务，但这样我怎么能赚到钱呢？’”利伯特回忆说，“在波士顿咨询公司里，说白了就是比谁的点子多，保尔森有点不耐烦了，他一心只想赚钱。”
比方说，保尔森就很喜欢查理·艾伦的故事：艾伦高中辍学后开了家投资公司，并在20世纪上半期做大做强，成了华尔街最低调的富翁。他的家人乘坐劳斯莱斯这样的高档汽车，并有专职司机，而艾伦自己却打车出行。1973年，艾伦的公司接手因会计丑闻而没落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9年后，把它卖给了可口可乐公司以换取该公司股份。后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上升，艾伦一下子获利10亿美元。（即使在多年后，保尔森对这场交易的细节还是津津乐道，如同讲起自己最喜爱的棒球选手的击球率一样。）
保尔森想进军华尔街，但他发现，自己的咨询工作经验在申请工作时一点儿用都没有。他又不想像大学毕业生一样从底层做起，因此高不成低不就。在当地的一次网球公开赛上，他在看台上遇到了科尔伯格，他上前告诉这位融资并购专家，当年是如何崇拜地听科尔伯格的讲座的。科尔伯格邀请这位年轻人参观他在纽约的办公室。
几天后，他们又见面了，这回，保尔森对科尔伯格坦承自己入错行了，希望科尔伯格能帮助他在华尔街谋得一席之地。
科尔伯格的KKR公司并没有空缺的工作岗位。保尔森请他帮忙引荐给其他的收购公司的大佬，比如奥本海默公司的里昂·列维。科尔伯格帮他打了电话，约好了会谈时间。
几星期后，保尔森走进了列维在派克大街的豪宅内，他一下子蒙了，屋子里陈列着他从没见过的各种古董和艺术收藏品。保尔森呆呆地看着，分不清这些东西是来自古罗马、古希腊还是他所不知道的国家。他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坏了这些无价之宝，断送了他的前程。他喝着精美瓷杯里的咖啡，小心翼翼地坐着与列维交谈。恰好列维的公司正在扩张，需要聪明的年轻人加盟。那天结束后，保尔森终于找到了工作。
保尔森急于离开原来的咨询公司，他问都没问所加入公司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他的雇主是奥本海默公司，这家公司是列维和杰克·纳什合伙经营的经纪投资公司。当保尔森打开办公室的门，他看见另一位主管彼得·索罗斯正坐在他的位子上。
“你在我的办公室里做什么？”保尔森质问他。
“那你又来我的办公室做什么？”索罗斯回答。
他们谁也不肯离开房间，互相怒目而视。
“那次会面很不愉快。”彼得·索罗斯事后回忆道，他是乔治·索罗斯的侄子，奥本海默公司的另一位执行董事聘用了他，而保尔森不知道这些。后来他们俩却不打不成交，成为好朋友。
几天后，奥本海默公司散伙了。列维和纳什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奥德赛合伙公司，他们鼓动保尔森加入他们，开出了令人羡慕的条件——可以跟在列维和纳什身边实习。列维和纳什当时凭借着一串骄人的投资成绩，成为华尔街传奇人物。后来，他们为鸥翼门跑车总裁约翰·德罗恩筹集了4 000万美元，而这只是他们其中一项高利润交易而已。
在奥德赛公司，列维让保尔森寻找有长期巨额回报的融资买入机会，这正是列维的专长。他和合伙人有次花了不到5 000万美元，买入大熊百货这家当地百货商，然后要求现金分红，数额等同于他们全部投资的费用，马上就收回了成本，此后他们通过激励管理，改善运作方式，最终赚了1.6亿美元。
保尔森致力于寻找价值被低估的潜力公司。他们买入环球公司的股票，虽然环球公司的业绩被旗下环球航空公司的经营不善拖垮，但环球公司旗下还有希尔顿酒店、21世纪等其他利润可观的业务。列维和保罗认为只要他们把航空公司分拆出去，投资者就会注意到其他有盈利的部分，该公司股票就会上升。因此，奥德赛公司收购了环球公司的大量股票。但是环球公司不愿意分家并进行反击，引发了一场声名狼藉的争夺战。虽然最后奥德赛公司还是从此次收购中获了利，但保尔森也从中意识到了收购业务之不易。
几年后，列维和纳什都意识到保尔森经验不足，保尔森也认为应做些改变。保尔森聪明、善于表达自己，但他没学过收购交易所需的相关基础金融知识，他在企业界人脉也不广，没法取得有效资源。
“虽说我和列维相互认可，但他们确实需要更有经验的人。”保尔森说道。
保尔森又得重新再找工作了，而他商学院的同班同学们早已有了四年的工作经验。一些投资银行能提供的只是底层职位，得像应届毕业生一样从头干起，他难以接受。贝尔斯登投资银行向保尔森抛来了不错的橄榄枝，这家银行在投行中不算顶级，它没法给银行家提供庞大的数据库等资源，来增强其竞争优势。银行业甚至不是贝尔斯登的主业，几个主要高管在不同的投资领域发挥出色，迪克·哈里顿做清算业务，通过出售客户的股票来发财，鲍比·斯坦伯格运作顶级风险套利，阿兰·格林柏格则在交易场上创造奇迹。
实事求是地讲，贝尔斯登拥有一群聪明的、像保尔森一样对金钱充满渴望的投资家，它有望在同行中脱颖而出。保尔森觉得这家银行很适合自己，对它喜欢至极。
1984年，28岁的保尔森进入贝尔斯登工作。他努力工作，晋升很快。他在兼并收购业务上每周都要花近百个小时，四年后，他当上了总经理，在他的同班同学中算是佼佼者。不少银行家喜欢夸夸其谈，力争用自己高超的交易技艺来打动客户，而保尔森则不紧不慢地先从艺术、戏剧谈起，再简单地聊起业务。虽然下属犯错时他也会直接指责，但在大多数同事的印象中，保尔森为人开朗，性格沉稳。
“80年代并购业很抢手，银行家大多是硕士毕业，但保尔森从没把自己太当回事，他喜欢开开玩笑。”罗伯特·哈特维尔德回忆道，他当时是公司的初级业务经理，时常跟保尔森聚会。“很多人一到社交场所，就说他们是做兼并收购的，以期得到姑娘的青睐。保尔森却不大吹嘘自己，他温文尔雅，更喜欢殷勤地照顾女性。”
保尔森很佩服迈克尔·塔诺波尔。此人绰号“米奇”，是个资深的银行家，英俊潇洒，乐观开朗。塔诺波尔为公司做了不少大单子，声名在外。他常在派克大街布里奇汉普顿的豪宅中举行盛大的派对，马球也打得很好，他与高中女友恋爱结婚，忠贞不贰，令人艳羡。
有一回，一个对公司来讲很重要的秘书想要离开公司去加利福尼亚州，无论保尔森和其他人怎么劝说，她去意已决，但是塔诺波尔却成功地说服她放弃原有计划，这让保尔森大吃一惊。
对此，塔诺波尔是这样回答的：“当顾客说‘不’时，正是销售员开展工作之机。”这句话保尔森牢记在心。
塔诺波尔为保尔森打开了通往华尔街的大门，把他引荐给投资领域的许多关键人物。塔诺波尔自己没有儿子，对保尔森而言，他就像父亲一样。据一位朋友所言，塔诺波尔的家族聚会中都有保尔森，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上一起打马球，在塔诺波尔的格林威治别墅共度周末。保尔森不是忙着安定下来，认真地向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学习，而是发展出一项新的兴趣，爱上了纽约的夜生活。
寂寂无闻的保尔森
保尔森并不是纽约社交圈中的活跃分子。虽然他机智友善，但有点过于正统死板。他晚上出来时，不是西装领带，就是穿件夹克当外套。有时他对谈话内容不感兴趣，经常话说到一半就跑开了，让对方不知所措。
但保尔森还是很享受这种社交生活。不久后，他在曼哈顿岛租了套时尚的单身公寓，在顶楼他开了几场派对，邀请上百个朋友熟人参加，银行富豪、模特以及像约翰·F.肯尼迪、斯隆这样的名流都来参加他的圣诞晚会，保尔森会在圣诞树下为客人准备各种小礼物。
许多个夜晚，保尔森和他一群朋友吃完晚饭后，再去尼诺、赛洛恩、地下室等这些热闹的酒吧。有时，这帮人从市中心酒吧到非商业酒吧一个个地玩过去。保尔森加入了时尚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开设的会员专场俱乐部，该俱乐部在曼哈顿东边，只对会员开放。他结交了一些成功人士，这家俱乐部的常客有军火商阿德南·卡舍基这样的亿万富翁，唱片制作人艾哈迈德·艾特根，还有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女儿，著名女演员利芙·乌尔曼等。
保尔森在社交圈中魅力四射，光芒夺目，但他所住的公寓相比别人而言，却是朴实无华，装修得很一般，家具质感粗糙，摆上些不怎么协调的塑料树。他的一套公寓竟然位于一家卖打折鞋子的商店上面。
在贝尔斯登公司，保尔森常跟那帮年轻的同事们开玩笑，讲讲自己追女孩子失败的糗事，与那些一本正经的银行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这个级别，很多人都有专门司机等在门外负责接送，而保尔森通常都是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有时跟他的下属哈特维尔德拼车回家。
保尔森在贝尔斯登公司干了没多久，就开始觉得不顺心。他常常加班加点干到晚上，但有很多银行高管却可以从他的业务中分得一杯羹，让他所分到的利润越来越少。保尔森不善于玩弄权术，也不懂得怎么攀附公司的合伙人，而这些人有权决定他年终奖的多少。
有一次，保尔森做了一笔交易：与格鲁斯投资公司一起，用6.79亿美元买下安德森·克莱顿食品保险集团。这笔交易让贝尔斯登公司一下子赚了3 600万美元。然而这3 600万美元的利润在被众多合伙人瓜分后所剩无几。保尔森还注意到，格鲁斯之前并没有参与这项投资，但仅因他是五个合伙人之一，也参与了分成。保尔森意识到，他在贝尔斯登这样的大公司想要赚大钱是很难的。因为公司的利润更多来自收取客户佣金，而不是像收购安德森那样通过大宗交易获利，这是保尔森所向往的。
因此，保尔森在1988年向贝尔斯登提出辞呈，加盟格鲁斯。公司里其他人对于保尔森的辞职一点儿都不意外，在他们看来，保尔森总有一天会走上自己的投资之路。
格鲁斯公司专攻企业的并购套利，并对已并购的公司进行投资。公司以前没有从事过单独并购，但保尔森所做的安德森这桩交易，让该公司的创始人马蒂·格鲁斯印象深刻。他让保尔森再做一次类似的并购投资。为防止其他的竞争对手如KKR公司挖走保尔森，格鲁斯公司让保尔森成为合伙人，并让他享有高额的利润提成，公司的其他人望尘莫及。
在近距离地了解格鲁斯和他父亲约瑟夫后，保尔森马上决定开启他的并购套利业务生涯。格鲁斯通过购买被收购公司的股票，并卖空股票来获利，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地不受股票市场涨跌的影响。格鲁斯的投资理念就是控制风险，尽可能地实现潜在利润。保尔森铭记着马蒂·格鲁斯的一句名言：“提防损失，让盈利自由奔跑。”
然而，保尔森的并购投资业务没机会实行了。1989年，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被起诉，经济下滑让金融并购投资业举步维艰。不巧马蒂·格鲁斯又因为第二次婚姻而心烦意乱，很快，他就和保尔森分道扬镳了。
保尔森热爱金钱，充满抱负，一心想要做大生意。但到了35岁这个年纪，他还是因为其他事情而分神了。
“保尔森很享受他的单身生活，常在顶楼上开派对，”格鲁斯回忆道，“平心而论，他很聪明，但他什么都想要，没抓住重点，有点像一根蜡烛两头烧。”
在保尔森看来，他有更多的业余时间来发展兴趣爱好。他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压力。早些年，他在波士顿公司的一个同事吉姆·科克跑来找他，希望保尔森能入股他开的一家啤酒厂。科克对保尔森说，公司里的不少同事，包括保尔森同一届的几个哈佛校友，都对他的公司很感兴趣，保尔森如果错失这次机会，将来会后悔的。
当时保尔森投了25 000美元，现在这家啤酒公司创出了山姆这个品牌，业务蒸蒸日上。保尔森的投资已价值几百万美元，同时，他还在格鲁斯公司里有股份，公司会给他固定的分红。
保尔森开始寻找新的投资，他投资了曼哈顿夜总会、迪斯科舞厅和各种地产。他和朋友还买下了威彻斯特的一幢公寓楼，完成了铁人三项，并到东海岸考察各类房产。
保尔森的同龄人大都开始了婚姻生活。他的朋友都是家教良好、文质彬彬、养尊处优、享受生活的人。夏天，在长岛的富人天堂里都有这帮朋友度假的身影。周末，他们常在萨加波纳克这个中产阶级聚集地举行近百人的聚会，每天中午以烤三文鱼、做意面来开始新的一天，从中午1点聚到晚上。这期间，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的是下班后赶来，有的则从附近的派对过来，聚会聊的话题一般都是商业往来、时尚艺术等，各种美食饮料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娱乐性药物可供尝试。
保尔森常常骑辆破旧的变速自行车，反戴着棒球帽，去参加朋友们在汉普顿斯的聚会，每次都骑得汗流浃背。
保尔森每到一个社交场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但他身边总是围着好看的姑娘。他中等身材，棕黑色的头发下面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他聪明狡黠、善解人意，乐于倾听别人诉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纽约的社交圈中，充斥着自大冒进的投资银行家和股票交易员。保尔森从不吹嘘自己的财富背景，他平易可亲、敏感多情，总有朋友愿意找他出出主意，借点小钱，甚至借他的捷豹汽车去约会。
“约翰为人幽默有趣，女人都喜欢他，”摄影师克里斯多夫·霍恩伯格回忆说，他也是保尔森朋友圈的一员，“姑娘们都知道，他最爱开各种盛大的派对，喜欢去最好的餐厅和酒吧。”
保尔森不喜欢别人盯上他的钱，如果身边的朋友，或者哪个女性愿意主动买单，他会很开心，但他往往抢着买单，不会让别人有掏腰包的机会。
有时候，保尔森也会有点失控，在1989年的阵亡将军纪念日，他因醉酒驾车被抓，罪名为“在不合适的情况下驾驶”，为此他交了350美元的罚金。
但是在1994年，保尔森厌倦了这种吃喝玩乐的生活，他还是向往赚取巨额财富的那种成就感，他觉得是时候该回去工作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得全力以赴。”保尔森这样说。通往巨额财富之路在前面等着他。他成立了对冲基金公司——保尔森公司，专心搞他从格鲁斯公司学会的并购套利业务。
保尔森开始联络所认识的每个人，寄出了500多封公司成立函，可哪怕他不要求最初100万美元的最低投资额，也没人回应。保尔森自己没有管理过资金，也没有太多的投资记录，大多数人对他都不了解。他介绍了他在格鲁斯及其他公司的业绩，但对投资者而言，并不清楚他在这些交易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保尔森打电话给贝尔斯登的投资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他手下效力过，如今已是富有的公司合伙人，但也遭到各种拒绝。有些人甚至不回复他的电话，有些人约好了会谈时间，随即又取消。哪怕是保尔森过去的良师益友塔诺波尔，也不理睬他。而他商学院的同学中，不少人已经功成名就，也对他的公司毫无兴趣。
“当时，我认识了很多人，我以为我很快就能筹集到大量的钱财，”保尔森回忆道，“有些人说我可以给你钱，但是得从你的业务中分红。这对我而言简直是种侮辱。”
大卫·帕里斯基是波士顿一家大旅行社的老板，据他的朋友回忆，当时他要求保尔森做性格测试，因为他的旅行社招人时或者让人管理投资时，他都会这么要求。后来他还是放弃了投资保尔森的基金，事后他告诉朋友，保尔森的性格测试成绩一般。
因此，保尔森只能用自己的200万美元开了家基金公司。过了一年，他才迎来第一位客户：霍华德·古尔维奇。他是保尔森在贝尔斯登的老朋友，投了近50万美元。当时，公司里只有保尔森和助手两个人，在派克大街属于贝尔斯登的一幢大楼里，保尔森租了间小办公室，和其他几个投资银行小客户共同使用。
保尔森继续招揽投资客户，自掏腰包争取在业内会议上发言的机会，与市场营销专家合作推广基金。虽然他的交易记录有限，但他信心满满，令人惊叹。
保尔森甚至找不到人来加入他的工作团队。1995年，在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保尔森想让约瑟夫·亚伦加入他的公司，负责向投资者推销基金。寒暄过后，保尔森开始认真解释他为什么相信自己会出成绩，重点讲述了他过去的丰功伟绩。
“我过去在班上成绩第一。”亚伦记得当时保尔森这样介绍自己。几分钟后，保尔森又重复了自己在学校的优秀成绩，还强调自己是哈佛大学毕业的。
亚伦是南方人，作为一名对冲基金界的资深人士，他待人礼貌周到，以其深厚的业务能力赢得了投资商的青睐，保尔森的过分自负让他哑然失笑。
“真的吗？好吧，我是从佐治亚州排名第11的大学毕业的。”
在亚伦看来，保尔森所说的策略平淡无奇，他认为保尔森要么故意隐瞒，要么就是没什么真知灼见。
晚餐后，亚伦告诉保尔森自己不是他要找的人。
有时候，保尔森显得很不在状态。有一次，年轻的经纪人布拉德·巴尔特去拜访他，他一直抽着烟，衬衫领上有几点刮胡须时不小心割伤的血滴，他的助手在一旁的沙发上躺着，抱怨背痛。
“我不知该怎么说，当时很迷茫。”巴尔特回忆道。有时，保尔森也变得气馁。他的早期投资业绩是不错，但不怎么稳定，陆陆续续有了几个客户。保尔森相信自己的能力，但不知道基金何时能做成功。
一天，天气阴沉，保尔森问他的父亲：“我是不是入错行了？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当时阿尔弗雷德已经退休了，给公司帮忙做些会计工作。他鼓励儿子：“继续做你的基金，总有一天会成功。”
在保尔森的记忆里，那是一段孤独的时期，四处碰壁。
“但这已经够了，他让我先振作起来。”
保尔森信奉自己的座右铭，那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毕业致辞中他最喜欢的一句：“永不言弃，永不言弃！”
当时房地产市场不怎么景气，保尔森却收获不少。1994年，他听说南安普敦有幢不错的房子。屋主是对夫妻，正打算离婚。保尔森联系上那位急于卖房的妻子，谈成以42.5万美元成交。然而，到了最后保尔森才知道那房子已经被抵押出去，没法出售。保尔森一直关注房子的情况。后来这幢房子因为丧失抵押赎回权而被银行收回，在几家银行转手后，最后到了通用金融公司手里。这幢房子将在南安普敦法院公开拍卖。
尽管拍卖当天早晨下着雨，保尔森却早早就到了。他问拍卖能否移到室内进行，法院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法律规定，不管雨下得多大，拍卖都必须在法庭外面进行。通用金融公司喊出23万美元的拍卖底价，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 000美元。保尔森很快出价23.5万美元，而通用金融公司没有加码，现场其他人也没加价竞争。保尔森终于以低廉的价格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房子。后来，他又在曼哈顿SoHo公寓区买了一套很大的复式公寓，这套公寓也是抵押未能赎回的房子。
保尔森意识到，如果能提高投资业绩的话，投资人最终会找上门来。因为公司规模很小，他只能专心地做好一些同行怕麻烦，或者没信心做的并购业务，比如那些不被看好的加拿大公司业务。有时他也会做些与并购无关的业务，比如买些能源股或者资金周转不灵的公司的短期债券。
1995年，保尔森公司开始扩展，多招了两名员工。他让年轻的分析员寻找有上涨空间的投资，同时也要注意下跌的风险，他一遍遍地提醒他们：“我们在这次交易中将承担多少损失？”
公司的收益逐步稳定下来，但不多。有时候，保尔森显得暴躁抑郁。他常紧闭办公室大门，瘫坐在椅子上。有时他还会与分析员发生冲突，争执的声音很大，以至于大厅里的人都跑来围观，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有一次，保尔森气势汹汹地冲到分析师保罗·罗森伯格面前，涨红着脸凑到保罗旁边，把他给吓坏了。保罗喊：“你为什么要这样？我是支持你的人啊。”据当时办公室的人讲，保尔森只是朝他瞪了一眼，就没有再理论了。
保尔森有时会毫无缘由地要求某个员工到上东区医生那里做个药物测试。那个员工回到办公室交给保尔森一份尿样报告，这事儿就没有下文了。有一次，保尔森批评一名员工打印机用得太多。这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让他的团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时候，甚至连父亲周到的安排都让保尔森感到挫败。他的新助理珍妮·扎哈利亚是个有魅力的姑娘，保尔森照样不留情面地批评。珍妮是来自罗马尼亚的新移民，她的哥哥乔治是罗马尼亚的田径明星，在参加欧洲竞赛时逃离了罗马尼亚。之后，在罗马尼亚上大学的珍妮也申请了难民庇护，背井离乡来到美国。最早，她在一家电视台做罗马尼亚节目的主播，虽然她想辞职，但因需要那份工资，所以只能继续待着。后来，她在贝尔斯登公司食堂兼职，有一次送午餐给保尔森和他的员工，之后她就到保尔森公司上班了。
1996年末，保尔森名下只管理了1 600万美元的资产，在对冲基金世界里只能算小儿科。这时，他找到了彼得·诺维洛这位市场营销专家，诺维洛愿意助保尔森一臂之力，帮他登上行业顶级大舞台。
“他的业绩不错，但并不突出，当时有很多基金经理的年收益达到20%。”诺维洛回忆道。
诺维洛开始招揽新的投资商，这些投资人有时会问保尔森在工作之余都做些什么。
“问这个有什么意义？”
“嗯，我只想了解一下，他这个人是否稳定可靠。”一个投资人如此说。
“约翰·保尔森跟其他对冲投资基金经理不太一样，他要么住在市中心的SoHo，要么住在汉普顿斯，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人眼里的投资家很不同。”诺维洛说。
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对冲基金巨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惨遭崩盘，引发整个市场动乱，保尔森的基金也受到了很大冲击。员工丹尼斯·楚身心俱疲，想不出什么应对方法。保尔森对他失去了耐心。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保尔森冲他大喊，最后楚只能离开公司。
有时，保尔森疑神疑鬼，老觉得他的竞争对手及朋友们都远远超过了他。他告诉一名分析员，他在哈佛大学的室友曼纽尔·阿森西奥操作短线股票，一年就赚了100万美元。“而我们却在这里自寻死路。”
1998年，保尔森的对冲基金亏损了4%，导致很多客户都撤资离开。保尔森基金公司在那年末只剩下5 000万美元的资金，比起1997年末整整少了1亿美元。一些客户从保尔森公司抽资后，投入更大的并购专业公司，有些当年还赚了点钱。
“我们不是市场主要玩家，”保尔森承认，“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让我们心有余悸，因此，我们变得畏头畏尾，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积极地重返市场。”
当公司赚钱的时候，保尔森就显得很友善，有时甚至可以说很招人喜欢，这种性格上的变化，让他的雇员们在松口气之余又迷惑不解。他们有些人把保尔森这种善变的个性归结于他想在金融界出人头地。当然，他们也意识到，从事并购投资需要有当机立断的魄力，以面对各种信息不全的局面。有些人开始欣赏保尔森的坦诚相见，比如，保尔森会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递交的投资建议报告中的漏洞。
1998年的市场震荡令保尔森流失了不少客户，但同时，成熟的投资机会也降临了。之后几年，他可以在市场中大赚一笔。与此同时，保尔森做了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轨迹。在刚成立对冲基金公司的那段时间，保尔森跟以往一样，时不时地在他单身公寓的顶楼举行各种狂欢派对。但随着他步入45岁，朋友们相继结婚，他开始厌倦这种社交模式。保尔森拿出纸笔，写下他心目中妻子的特征，首要的就是“乐观开朗”。也许，保尔森觉得，他需要一位人生伴侣来陪他度过生命中的起起落落。
“我自己有能力赚钱，所以金钱并不是我择偶时的重点。”保尔森说。
他马上就发现，有个人很符合他心目中的条件，他被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她就坐在他的身边，那就是珍妮。
“珍妮从不抽烟喝酒，也从不夜出晚归，她对我而言，就像空气那样清新可人，”保尔森说道，“她总是面带微笑，乐观开朗。”
保尔森悄悄地对珍妮展开追求，每两周就约她出去，持续了一年多。但珍妮并不答应跟他约会。她对保尔森说，除非保尔森开除她，帮她另找份工作，否则没法跟他约会。但保尔森不想放她走，无法接受她为别人工作的事实。因此，保尔森想方设法地接近她，包括约她一起去阿斯彭、迈阿密、洛杉矶这些地方度假。珍妮从没去过这些地方，也很想去，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她说她不想跨过这条职业底线。
后来珍妮答应与保尔森共进午餐，他们约会越来越频繁，每周都要见面。公司同事对这段萌芽中的感情毫不知情，他们二人不断约会，一起吃饭不下两百顿，有时还在中央公园里溜溜冰。保尔森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珍妮，便向她求婚。六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当保尔森向同事们宣布婚讯时，他们都惊讶不已，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这段罗曼史，竟然没一个人察觉。
保尔森终于得到珍妮和她全家的认可，这对夫妇选择在南安普敦的一家美国圣公会教堂举行婚礼，保尔森对神父也很和善。当落日的余晖洒进海边教堂神圣的窗户，婚礼正式开始。
到了2001年，保尔森的生活更加稳定，他的基金公司日渐成长。他管理着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并不断完善投资技巧。
公司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保尔森的变化，埃里克·诺嘉德是纽约北屋投资公司在保尔森公司的投资代表。当时，他觉得保尔森的业务在并购投资领域里再普通不过，就没有继续投入。另一些人则因为听说保尔森纸醉金迷的过去而不再跟他来往，一点儿都不知道保尔森已经回归平静的家庭生活。
“如果人们足够了解保尔森，就会发现这是另一种并购套利的机会，”保尔森的朋友，公司最早的投资者霍华德·古尔维奇如是说，“他只不过是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范围内而已。”
而此时，美国的金融市场即将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为美国的金融发展历程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场巨变中，保尔森将从一个小小的投资者，一跃成为整个投资游戏中最耀眼的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