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与政策选择
第一部分 总需求结构失衡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脆弱性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这构成了我们所界定的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在时间节点上，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的加速发展主要发生在1988年至1994年以及2000年以后，这刚好对应着我国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和增长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两个阶段。在横向国际比较中，我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上升。1980年至201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了18个百分点，从65.5%降至47.4%；资本形成占比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从34.8%升至48.6%。2010年，投资占比超过最终消费占比。
图1 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占GDP的比重，%）[1]
在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为稳定，30年间的变化不超过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比的下降主要来自家庭消费占比的下降。1980年至2010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从50.8%降至33.8%。
对比我国GDP增长速度和家庭消费占比的变化，可以发现，在GDP加速增长的阶段，家庭消费占比大幅下降；在GDP增速回落的阶段，家庭消费占比相对稳定，并且呈现适度的提高。从我国家庭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及增长速度的变化轨迹中可以看出，家庭消费占比的下降主要出现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8年至1994年，在此期间家庭消费占比下降了7.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2000年之后，2000年至2010年家庭消费占比下降了12.6个百分点。1988年至1994年，我国加速推进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带动了投资的迅猛增长。1988年至1994年，我国总资本形成的年均增速达到25.1%，GDP年均增速达到22.6%。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西部开发、城市化、重工业化和加入WTO等战略性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投资增速大幅提高，GDP加速增长。2000年2010年总资本形成的年均增速为17.5%；GDP加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1.1%。
图2 最终消费构成的变化（%）[2]
对比国外主要经济体，我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家庭消费占比的大幅下降，与其他经济体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与其他经济体消费率的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低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低水平；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相比，我国目前的投资率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
图3 家庭消费和资本形成占比及增长率（%）
在主要国家和经济体中，私人消费占比与工业增加值占比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的国家或经济体，私人消费占比通常较低；工业增加值占比较低的国家和经济体，私人消费占比往往较高。工业增加值占比指标反映了供给或产出层面的特征，私人消费占比反映一国总需求层面的特征。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启示我们，可以从供给层面寻找家庭消费占比过低的原因，或者以供给结构为中介追寻更深层次的原因。
图4 私人消费占比的国际比较（%）
图5 主要经济体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现状与历史极值[3]
2.在拉动GDP增长的需求力量中，家庭消费的内在稳定性相对较高，投资和出口的内在稳定性较低。所以，随着家庭消费占比的下降、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的上升，我国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不断下降。在总需求结构失衡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提高。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
图6 私人消费占比与工业增加值占比之间的关系[4]
第一，伴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内在稳定性下降。
伴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作为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强弱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90年代，家庭消费的拉动率超过投资，分别为3.9和3.97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投资超过家庭消费，成为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主要需求力量，两者的拉动率分别为5.2和3.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净出口的拉动力量也有所增强，从90年代的0.6个百分点增至2000年以后的0.69个百分点。详见图7。
图7 主要需求成分对GDP增长的拉动率
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基于已有的理论判断和经验证据，家庭消费行为的稳定性相对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图8中给出了我国投资和家庭消费的年代增长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消费增长的波动性小于投资增长的波动性。1980年至2010年，家庭消费增长率的标准差为7.1%，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为0.5；投资增长率的标准差为11.1%，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为0.6。净出口增长率的波动性更大，标准差以及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高达5007.4%和-5.3。
作为总需求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波动性，必然转变为所拉动的GDP增长的波动性。用标准差衡量，20世纪90年代，投资、净出口和家庭消费拉动率的波动性分别为3.1%、2.6%和1.8%；2000年以后分别为1.6%、1.7%和0.5%。以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来衡量，90年代分别是0.8、4.4和0.5；2000年以后分别为0.3、2.4和0.2。详见图9。总之，家庭消费是拉动GDP增长最稳定的力量。
图8 总资本形成和家庭消费的年增长率（%）
图9 主要需求成分拉动率的波动性（%）[5]
从我国GDP增长率的动态轨迹来看，1994年至2000年之间，GDP季度增长率对趋势项的偏离程度不断缩小；2001年之后，偏离程度则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详见图10。
图10 GDP增长率：1980—2011[6]
从GDP季度增长率的波动性来看，同样呈现出在90年代逐步下降和2000年以后逐步上升的趋势。详见图11。在图11和12中，GDP季度增长率的移动标准差以及移动标准差与移动均值的比率在2002年4季度达到最低点。在这个转折点以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此之后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使用的是后向移动方法，也就是说，1994年4季度的数据是1992年1季度至1994年4季度的12个季度移动标准差和移动均值，然后不断进行前向移动，直至2011年4季度。因此，GDP增长率波动性由降到升的转折点应该发生在2001—2002年。
从GDP增长率的波动性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伴随着家庭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比的下降，我国GDP增长越来越倚重于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由此导致我国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轨迹中，波动性“由降转升”的转折点与家庭消费占比从“稳重有升”阶段到“急剧下降”阶段的转折点相互契合。
图11 GDP季度增长率的波动性[7]
图12 分产业GDP增长率的波动性
第二，伴随总需求结构变化，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提高。
在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联系机制。在投资和出口的相互强化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显著提高。
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冲击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提高。GDP增长率的波动性指标[8]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处于0.1以下，次贷危机爆发后最高升至0.2以上。分行业或分产业部门的增长率数据同样显示外需冲击导致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上升。但是对比不同行业或产业部门的波动性变化，可以看出，投资和出口依赖性越高的行业在外需冲击下波动性上升的越大。相对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具有更高的投资和出口依赖性，在外需冲击下，第二产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2左右，第三产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1左右。在第二产业的工业部门中，重工业比轻工业具有更高的投资和出口依赖性。在次贷危机带来的外需冲击下，重工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3以上，轻工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1左右。（见图13、图14和图15）。
图13 GDP增长率的波动性
图14 二、三产业增长率的波动性[9]
图15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波动性[10]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成本不断增加。
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GDP增长率波动性提高，因为政府会采取各种政策手段抑制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但是，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这也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在货币层面，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冲击的负面影响，货币增长速度大幅提高，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2008年1季度至2009年四季度，货币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平均差额达到13%左右。（见图16）在财政层面，投资支出大幅增长。2000年至2008年至2009年，在全社会固定投资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资金的平均月度同比增长率达到52%。（见图17）
虽然在政策层面采取了强力的刺激措施，但是在外需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呈现明显下降。2008年至2009年，我国GDP平均季度增长率为9.3%，相对于2000年以来的其他年份下降了1个百分点。（见图18）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政策刺激的作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危机应对政策，我国GDP增长速度可能要下降更多。但是另一方面，在此之后我国物价水平的波动幅度大幅增加，CPI、PPI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通胀指标的大起大落，（见图19）都预示我国宏观经济调整效率下降和成本上升。
图16 货币增长与GDP增长率的差额（%）[11]
图17 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资金的增长率（%）[12]
图18 2000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
图19 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轨迹
3.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下降
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能通过更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和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我国政府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也可称之为“速度饥渴”。在这种背景下，一旦投资和出口受制于国内外约束而无法维持过往的高增长趋势，经济总量扩张速度的下降将会使得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问题恶化，并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由此导致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远远滞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这意味着经济总量扩张的就业创造效应不断下降。在各种政策性和体制性扭曲的影响，资本收益持续高于资本成本。这是支撑企业高投机动机的关键因素。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以及劳动力议价能力的提高，实际工资不断上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这由此带来资本对劳动替代，这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投资动机，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分行业来看，第二产业总量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小于第三产业。
图20 就业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差额（%）
资本收益与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显著的差异，使得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在不完善的劳动市场上，就业机会的缺乏使得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无法有效提高，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近年来，随着我国实际工资的上升，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但是，由于资本收益率和成本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存在，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机。在这情况下，单纯的劳动市场制度变革难以有效提高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劳动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缺乏坚实基础。
第二部分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源及其速度依赖症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源内生于我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之中。政府实施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与增长目标定位，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变化，国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前总需求结构失衡。借助于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由此带来的结构问题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改革和转型日益艰巨。
1.我国总需求结构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性在根本上源于经济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和实现过程。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第一，在中国传统增长模式下，适应于经济赶超战略，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在改革以来，政府设定了一系列的发展目标，但是总量扩张始终是最重要的目标。十二大明确宣布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十七大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一目标明确提出了人均指标，不仅比此前的翻两番更加宏伟，且将见证更高标准的小康。
第二，处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我国的高投资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必然以大量投资作为基础。与东亚其他国家类似，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政府一般会选择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可贸易部门，通过对外贸易积累资本，学习技术，获取知识前沿，从而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际的必选选择。
图2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城市化过程必然形成房地长投资快速增长。最近，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与中国城市化率相对照，不难发现中国快速的城镇化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客观基础。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迈过50%，城市化水平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对房地产投资仍然具有一定的依赖。
图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高投资能保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也与中国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农业部们劳动力占比的下降，对农民工流动限制的放松，农民工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劳动力资源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发展奠定了禀赋基础。例如从就业结构看，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改革之初70%下降到目前35%左右。农业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弥补了工业部门劳动力去求，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不断上升。
第三，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受制于资本形成的来源——即储蓄的供给，而且受制于资本成本和资本收益的权衡。为了加速资本的形成过程、推动投资的迅速增加，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国内储蓄的供给，提高资本收益率，压低资本成本。
增加国内储蓄的手段有很多种，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深化措施，通过金融自由化改革促进金融深化，以高利率和多样化金融工具吸引家庭增加储蓄供给。但是这在短期中不利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因为利率的提高会抑制投资的增长。而且，现有理论和经验证据也无法在利率和家庭储蓄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13]为了兼顾促进储蓄和增加投资的双重目标，必须做出其他选择，最有效的措施是维持甚至增加要素市场的扭曲[14]。
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使得政府和企业成为国内储蓄供给的重要主体。在中国的总储蓄中，家庭储蓄所占比重不到50%，另外一半以上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企业收入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在政府承担大量经济建设和投资职能的情况下，政府储蓄也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通过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这就使得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通过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直接转变为国民储蓄，并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中国家庭的消费倾向不仅受制于收入水平以及谨慎性储蓄动机，还受到供给结构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成本大幅增加。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虽然带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移民工人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家庭谨慎性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非贸易品供给的不足，使得家庭对潜在需求即便有收入支持，也无法转变为实际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强制储蓄”问题[15]。这就使得家庭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较低，但是却依然维持非常高的储蓄率。
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市场结构下，储蓄行为与市场价格机制的联系弱化，甚至没有明显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蜕变成政府影响社会资本形成成本和结构的工具。利用利率管制下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政府可以对相关行业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施加实质性影响，控制其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其融资成本。利用产业政策实施行业进入壁垒，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成本，达到直接影响特定行业中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直接的政策性补贴，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于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尽管随着我国劳动市场的完善，实际工资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扭曲资本收益和成本的政策性或体制性因素依然存在，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的差异依然显著存在。在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具有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导致我国的投资率无法出现实质性下降。
图23 我国的资本收益率与资本成本[16]
高储蓄和高投资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大规模投资意味着未来生产能力和产出规模的膨胀，在国内消费需求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日益扩大的产出能力的市场实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口成为中国经济赶超型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产品更适合于出口？在一般意义上，产业部门可以分为贸易品行业和非贸易品行业，贸易品行业主要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工业，非贸易品部门主要包括建筑业和服务业[17]。既然最终需要通过出口来解决国内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市场实现问题，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就应该主要集中在贸易品部门，即第一产业和工业。第一产业的生产特点导致其对自然禀赋条件的依赖较高，所以无法成为中国的选择，剩下的选择自然也就是工业部门。工业部门不仅能够在很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禀赋条件或不可再生要素的依赖，而且具有最高的可贸易性。此外，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工业部门具有更加显著的规模化生产特征，最容易实现大规模投入和大规模产出。因此，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往往就成为赶超战略下政府的必然选择。这样，从最终表现来看，我国的经济赶超战略演变成“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
2.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国—欧美“三角贸易模式”。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2001年以后，以美国IT泡沫破灭为转折点，国际间产业转移过程出现新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80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开始加快对外转移和投资步伐。在这一阶段，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深入到同业产业或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价值链条的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由此带来“全球制造”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18]
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美国、西欧发达国家、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90年代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在国际分工体系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亚洲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一的供应网络，中国在这个网络中充当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日本、NIAEs以及其他ASEAN国家成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方。
图24 2000年以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
这首先带动了中国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最终产品的出口。日本和NIAEs等亚洲主要经济体专业化生产、并向中国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其国内对最终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需求必须依然中国的供应。其次，推动了东亚、中国和美欧之间的三角贸易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日益成为其他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欧美的平台。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不再直接对美欧出口最终产品，而是向中国出口中间投入和资本品，在中国完成组装和加工环节，以中国为出口平台完成对美欧的最终产品出口。
图25 欧美市场条件[19]
亚洲地区的供应网络在很大程度是欧美需求驱动的供应网络。[20]所以，亚洲供应网络整体的出口增长受制于欧美市场需求的增长状况。对比美国2000年前后的需求状况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美国对外部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2000年至2008年，美国进口需求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5.4%，远大于90年代的11.9%。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进口需求大幅增长的背后，驱动力主要来自家庭消费。2000年以后，美国总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增加，而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显著提高，平均比重比90年代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美国市场对外部产品需求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消费品领域。欧盟的进口需求在2000年以后也有了大幅增加，2000年至2008年进口占GDP的平均比重为36.1%，高于90年代的28.4%。对比欧盟进口、投资和家庭消费的动态轨迹，从中可以看出，进口与投资的变动轨迹高度同步，进口与家庭消费的变动轨迹差异很大。这意味着，2000年以后支撑欧盟进口需求增长的力量依然主要是投资。总体而言，2000年以后，欧美市场对外部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其中，美国市场对外需求的增长集中在消费品，欧盟市场对外需求增长集中在投资品。
欧美市场需求的增加使得整个亚洲供应网络的出口增长具有更大的空间。随着中国逐步在亚洲供应网络中成为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中国事实上也就成为亚洲对欧美市场出口最终产品的重要平台。这导致中国逐步替代亚洲其他经济体成为欧美市场上最终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包括最终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供给。以美国市场为例，在1991年以来美国的消费品进口中，亚洲所占份额维持在40%左右。在这当中，中国所占份额从1991年的8.2%上升到2009年的27.1%。亚洲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份额稳步下降。欧美市场需求的上升和中国在欧美市场上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替代，共同推动了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后的迅猛增长。[21]
图26 在美国消费品进口中的比重（%）
图27 美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在进口消费中的比重[22]
图28 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对欧美消费品出口[23]
3.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这两方面的制约都内生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之中。
第一，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压低劳动价格和资金价格，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资本形成成本，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2）高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显著提高；3）金融市场扭曲人为压低了资金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资本替代劳动的动机不断增强；4）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生产特点，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5）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在二次分配方面难有作为，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的初次分配格局。
消费不足的根源来自传统增长模式。传统增长模式形成了特定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并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缓慢。传统增长模式下，一方面，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较低以及环境成本较低，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对于私营企业而言，由于受到金融抑制的影响，企业留存收益进行重新投资。国有企业由于得到银行系统支持，获取廉价资金。而国有企业追求规模的动机强烈，企业收益也用于进一步投资。另一方面，投资扩张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获得了较高的税收入收入，一方面由于对部分资源的垄断，可以通过资源释放，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因此投资扩张导致政府收入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劳动保护落后，劳动力供给充足，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导致工人谈判能力不足，劳动收入的产出占比不断下降。我们发现劳动者报酬水平长期偏低的，各部门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首先，以低端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工资水平长期偏低。下图描绘了1985年以来，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增速。2000年后，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增速在10%左右。然而制造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差额却在逐年拉大。我们计算了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等于当年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方差除以均值。变异系数越大，表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越大。随着时间推移，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越来越大，这也成为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上述收入分配格局的出现，是导致总体消费占比逐渐走低的重要原因。
图29 制造业平均工资实际增长速度
图30 不同行业工资差异的变异系数
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长期下降趋势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状态，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在再分配中也没有得到纠正。如果通过企业合理地增加劳动者报酬支付、增加分红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的增加，则按照本报告以2008年GDP数字进行的估算，共可以增加2.42万亿元的居民消费需求。这个数字将大大超过仅在居民部门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增加的居民消费。我们曾估算过仅在居民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结果发现，在一个较为极端的收入再分配假定之下（中低收入阶层各收入组的收入份额均提高10%、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下降27.5%），根据2007年数字进行估算，只能增加约320亿元的居民消费（杨天宇，2008）。可见，尽管调整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起到扩张居民消费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要远远小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是大力提升消费率的重要路径，也是未来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必然选择[24]。
第二，在特定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和国际分工条件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但由此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错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
可以简化地将工业和第一产业归为贸易品，将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归为非贸易品；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将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归为贸易品消费，将医疗保健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居住消费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消费归为非贸易品消费。根据这样的统计口径，分别计算出我国产出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迅速提高[25]，从1995年的0.51增至2008年的0.89[26]；产出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的比率变动较为缓慢，从1995年的0.64增至2002年的0.88，随后逐步降至2008年的0.85。
图31 产出和居民消费结构中非贸易品对贸易品比率[27]
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于非贸易品。由于非贸易品的潜在需求是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的。所以，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居民储蓄增加。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这也是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给定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与再分配失衡，导致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使得政府和企业成为国内储蓄供给的重要主体。在中国的总储蓄中，家庭储蓄所占比重不到50%，另外一半以上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企业收入构成了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在政府承担大量经济建设和投资职能的情况下，政府储蓄也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通过要素市场的扭曲，使得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这就使得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通过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主体，直接转变为国民储蓄，并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而消费占比不断下降。
同时，家庭的消费倾向不仅受制于收入水平以及谨慎性储蓄动机，还受到供给结构的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成本大幅增加。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虽然带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移民工人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家庭谨慎性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非贸易品供给的不足，使得家庭对的潜在需求即便有收入支持，也无法转变为实际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强制储蓄”问题。这就使得家庭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的份额较低，但是却依然维持非常高的储蓄率。
4.传统增长模式下失衡的总需求结构，导致总需求的增长难以持续。在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关系中，投资兼顾了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属性，投资增长不仅意味着当期需求的增加，还意味着未来供给能力的更快扩张。在失衡的总需求结构中，这要求出口持续快速扩张。受制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趋势及国外市场的竞争态势，我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必将制约国内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高投资还直接受制于国内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加剧和约束的强化。
在原有的过于依赖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和收入创造效应不断降低，为了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必须依赖于高增长速度，这是所谓的“速度饥渴”或“高增长速度依赖症”。所以，一旦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无法持续，这将意味着我国经济超高增长的时代趋于结束。由此将会带来严重的就业和社会问题。
第一，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六大因素的影响下，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随着我国作为亚洲最终产品出口欧美市场的平台地位的形成，在欧美市场上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替代过程逐步完成。通过替代其他亚洲经济体而实现的对欧美出口的高速增长趋势趋于停滞。也就是说，在未来我国已经不能通过提高在欧美市场上的占有份额来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欧美出口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欧美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但是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及其深层次影响的不断显露，欧美市场对外部产品的需求不可能继续维持过去的增长轨迹。所以，我国的出口无法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路径。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透支，造成的社会成本越来越大，在监管缺失的条件下，这些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伴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成本上升，粗放型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
一方面，中国消耗的能源越来越大；传统增长模式对能源供应提出了挑战，维护能源安全的成本越来越高。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生产规模，依赖国际市场购入大量资源来支持粗放型增长也是不实际的。中国利用国际市场不是无限度的，这就要求在加强对国内资源开发和国外资源利用的同时，更要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降低资源消耗。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8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7.38%，但能源消耗、钢材和水泥消耗却分别占世界的17.8%、44.7%和47.9%[28]。据预测，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45种矿产资源中，可以保证的有24种，基本保证的2种，短缺的10种，严重短缺的9种[29]。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铁、锰、铜、铅和锌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为58%、52%、38%、82%、52%和69%[30]。
以美国为例，2007年全球石油消费总量为8400万桶/天左右，美国约为2000万桶/天，超过25%。世界现有发达国家总人口约为10亿：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总人口约为56亿：其中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总人口和中东国家的人口总量接近30亿；这些经济体将在未来20~30年内集中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体行列。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探明量只有135吨标准煤，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51%，其中，煤、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世界人均的70%、11%和4%。
正如人们的担心：美国以世界5%人口消费着世界上25%的石油，仍嫌不足；中国若要达到美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全世界生产的石油尚不能满足我们一个国家的消费需要。
另一方面，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并不高。如下图，根据GDP单位能源消耗来看[31]，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仍然较低。下图给出GDP单位能源消耗的比较，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图32 GDP单位能源消耗的比较
与此同时，为了推动节能减排的要求，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严肃的减排承诺。减排压力也对传统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
表1 中国能源与政策目标（2006—2020）
第三，人口红利逐渐衰竭，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不复返。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除了改革开放政策外，还得益于从1950～1970年代的高出生率带来的80年代后人口红利的爆发。研究表明，我国从1979到2007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13.08%，并呈现逐渐下滑的确实。此外，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还在增加，但增加数量越来越少，2005年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5.56%，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年下降，分别为55.53%和55.52%，伴随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我国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经济活动人口比重会进一步下降。根据2005年的统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特征。
另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2006年我国15~64岁年龄人口比重为71.4%，在主要人口大国最高，继续升高的潜力很小。据此，我们认为，实际上的人口红利在2005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将逐步回落。此外，我国近期劳动力成本的政策性上升将进一步透支人口红利，因此，依靠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人口结构进入红利拐点所带来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萎缩也将导致储蓄率的降低，未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迅速上升，经济增速均面临下调压力。
第四，在原有增长模式下，产生“速度饥渴”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通过高速增长，才有可能避免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集中爆发。但是另一方面，高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经济中各种结构性失衡的加剧。在不改变原有增长模式的条件下，我国将面临两难选择。其一，陷入高投资→高增长→结构性失衡加剧→需要更高的增长速度→需要更高的投资→…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其二，随着投资和出口的增长约束不断强化，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甚至继续恶化，[32]但是却可能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为了突破这样的两难选择，以改革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型，就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
首先是政府与市场失衡加剧。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选择越来越多的干预微观经济。而随着政府干预的增加，市场自我完善的能力趋于减弱。导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失衡加大。集中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挤压了私人投资空间，要素市场价格机制扭曲导致民间借贷问题日益突出。其次是资本与劳动失衡加剧。为了维持增长，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投资收益，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保护投资而不是保护劳动。劳动者谈判能力并没有随着相关法规出台得到明显提高。劳动报酬不能随着生产率增长而增长。劳资冲突不断加剧，带来社会管理的困难。第三是城乡失衡加剧。在既定增长模式下，城市部门的增长决定了地区经济增长，城市发展被倾注了更多的政府注意力。而农村的发展之后城市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明显改观。总体而言，城乡失衡矛盾不断凸显。第四是收入分配失衡。传统增长模式下，要素市场价扭曲和再分配的生产偏向，导致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第五是内外失衡加剧。随着国际经济不平衡加剧和金融危机影响的持续，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矛盾也不断增减。上述矛盾带来的结果很简单：有速度，结构恶化；没速度，社会矛盾爆发。
第三部分 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
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总需求结构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动态平衡的脆弱性显著提高。在国际分工调整和国内投资约束下，原有结构模式下投资和出口高速增长路径难以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家庭消费需求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事实上就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在未来中长期表现的关键问题。我们认为总需求结构失衡是传统增长模式内生决定的，而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变化，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尽管增加消费被看作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但是在既定的增长模式下，无法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刺激消费增长。如果增长模式不变，收入分配格局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从长期来看，可通过增长模式转换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提升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但在短期内，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只能更多依赖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依赖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增长过程中推动增长模式转变。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1.从总需求结构的表象来看，为了扭转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家庭消费需求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需要用家庭消费需求替代外需和内需中的投资需求。然而，在给定的结构和制度特征下，这两种替代过程都是难以完成的。短期内，实现总需求结构平衡并不是要使消费替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压制投资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风险。
第一，从家庭消费需求与外需之间的替代关系来看，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于非贸易品，而出口的则是以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居民储蓄增加。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是造成我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动态趋势中，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以及从其他角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措施不能构成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充分条件。消费需求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需要的主要产品并不是那些可供出口的产品，在既定供求结构下，无论是支出变更政策还是支出转换政策，都无法有效地实现国内消费需求对出口的替代。
尽管我们意识到必须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文化娱乐等非贸易品的国内供给。但这也是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内容之一，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为了实现上述服务于家庭消费的非贸易供给的增加，必然要求相关行业或产业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投资快速增长，这样才能从供给层面突破对家庭消费需求的制约。新结构下的投资快速增长，不仅能够推动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相适应，而且有助于创造新的机会和收入增长源泉。
第二，鉴于消费和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类别的差异，降低投资支出并不能有效缓解国内供给对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强制约束。非贸易品供给约束直接制约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且还使得总消费支出也无法迅速增长[33]，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无法刺激消费支出的迅速增长。
从家庭消费对国内投资的替代关系来看。在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支出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零售服务、房地产、科研和综合技术等生产型服务。而在消费支出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以及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等公用事业是主要的非贸易品支出类别，占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71%左右。
第三，从家庭消费行为来看，消费不仅受制于供给约束，还受制于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倾向。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和消费倾向提高的因素很多。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收入提高不一定马上带来消费迅速增加。
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扩张具有更大的就业创造效应。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投资快速扩张，具体来说，就是消费型服务业的投资快速增长，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保证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总之，从我国当前制约家庭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众多因素出发，为了实现家庭消费需求在未来中长期的持续增长，结构转型和投资快速增长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实际上中国的消费增速已经在加快；中国的发展阶段表明，我们并没有到达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水平。片面压投资不仅无法提升消费，而且在短期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投资速度调整甚至是简单地压低投资速度，不是可行的选择。
第五，尽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但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反映总体利益结构，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利益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因此透过收入分配改革来提升消费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也就是说，从增长模式角度来看，当前在既有投资结构和增长路径下，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目前的扩大内需问题，并不是治本之策。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于，通过投资转型，推动居民收入增长，配合收入分配改革，拉动消费增长，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只有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速，只有保证经济增速，才能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依赖市场力量，通过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率提高，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调，刺激消费增长，才是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2.增长模式变革下的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就业增加，进一步导致收入增加，收入的持续增长将为消费升级奠定基础。进一步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社会保障力度，减少收入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家庭之间的差距，促进最终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将进一步促进投资增长，形成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如果当前仅仅强调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消费增长，忽视投资领域的改革，消费最终将变成无源之水。
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过去的分配体制决定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不断叠加，最终导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抑制。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两种效应：国家财富迅速增长，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富累积；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和措施减少税负。以内需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下，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受到约束条件变化的影响，既定增长模式下投资成本递增、收益递减，发展形势岌岌可危。1）传统投资已经成为过去。传统投资高速增长，导致产能过剩加剧。中国钢铁，电解铝等行业出现了严重的过剩。投资增速也导致投资效率和投资的利润率不断下滑。2）人口结构变动导致劳动力供给条件发生转变，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导致传统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下降[34]。
3）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趋向多元化，产品品质精细化。在部分部门和行业，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将会消失，简单模仿的投资回报将逐渐降低。需求扩散要求生产结构调整，从标准化生产向精细化生产，客户定制生产过渡。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4）传统投资导致资源环境的透支加剧，造成的社会成本越来越大，在监管缺失的条件下，这些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在投资结构方面，基于我国制造业比重相对过高、服务业比重相对过低的情况，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因此，需要实现投资结构向服务业的倾斜。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为了实现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业，因为这类服务业不仅与家庭需求直接相关，而且是过去一段时间内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最重要的“供给短板”。
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需要后，人们对医疗，教育，健康，保险等服务领域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国的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40%，这是很低的水平。在“金砖四国”（BRICs，指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中，俄罗斯服务业占GDP的59%，印度为53%，中国是四个国家中最低的。此外，世界各国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即便只与中低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比重仍然偏低[35]。如图显示，一方面，属于服务类的投资在全行业投资占比中的比例并不高，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投资模式的强化，在一些服务类行业，投资占比正在呈现下降趋势。例如教育和公共管理的投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
以医疗为例：从医院、卫生院数量来看，31个省和直辖市中有21个都呈总体下降趋势，其余10个省份也只有河南、贵州和新疆增幅超过了5%，新疆增幅最大为10%，而上海、天津、重庆、河北的降幅分别达到了11%、11%、18%和25%。大部分省份六年间基本在3%以内波动，平均降幅为4.6%[36]。
图33 分行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在消费支出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以及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等公用事业是主要的非贸易品支出类别，占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71%左右。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文化娱乐等服务方面，消费支出占相关行业总产出的比重都在50%以上。特别是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公共组织等行业，消费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达到100%左右。从我国家庭的消费行为来看，经过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有形产品的消费相对“饱和”，对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服务的潜在需求迅速增长。从消费选择行为来看，在服务性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对有形产品的消费也难以大幅增加。为了实现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必须增加上述服务业的供给。与此相适应，需要推动投资从制造业与生产型服务业向公共服务业的转变。[37]
图34 1980—2008年全国医院、卫生院数量变化
图35 社会服务行业的消费—产出比（%）
为了提高投资效率，重中之重是取消各种限制资本流动的行业准入约束。我国目前存在各种限制资本跨行业自由流动的政策性和体制性约束，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每年的总产出还可以增加11%~16%。因此，需要通过放松政府管制，特别是在放松民间资本投资领域限制的基础上，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引导投资结构的演进。
资本自由流动的实质是更大发挥市场对投资选择的引导作用，减少政府干预。资本自由流动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发现，中国目前投资领域仍然呈现受限制资本流动的状态。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每年的总产出还可以增加11%~16%。表2显示，从实际利率和均等化利率的差异来看，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利用效率不高。在1999年，均等化利率是实际利率的1.5倍，但是在以后的年份中这个差距在逐渐减少。相应地，实际产出与理想产出之间的差距也在逐年减少。这表明，动态地看，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利用效率在改善。联想到国有企业的TFP相对最低，因此潜在产出缺口的减少应该是由于国企TFP的提高所致。
表2 资本在所有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理想结果
3.在长期中，为了实现投资转型和投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投资结构和投资领域的拓宽和转型，即从传统低效率的、依赖出口市场的生产领域转向创新高效、适应国内家庭消费需求的产业部门。这种转变应该是市场力量引导下的自发演进，为此，必须通过完善要素市场、放松政府管制和投资领域的准入限制、推动财税改革、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推动投资结构转型与投资持续增长走向市场力量引导下的自发演化的路径。
所谓投资转型，就是通过劳动力、技术、资本、自然资源、环境承载与制度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实现整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并逐步向更高水平演进，即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投资动力机制和方向转变的条件下，将带来新的消费升级机会。一方面，投资转型将改变产品市场的供给结构，满足居民更多样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投资转型将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如何才能保证在投资总量不变的情况先，优化投资的内部结构，把投资从产能过剩领域，从环境损害领域，从阻碍需求的领域转向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投资内部效率提高的领域和部门中来呢？促使微观企业从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决策转向更加依赖市场，更加依赖创新才能发展的轨迹上来？我们认为，为了实现投资转型，必须创造如下几方面的条件：1）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使得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在市场上得到真实显露；2）推动政府的自身改革，打破利益格局，避免政府“与民争利”，政府更多地专注于创造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3）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入限制。这样，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对比才能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真实显露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市场价格信号才能充分发挥其对投资结构转型和投资增长的引导作用。
4.由于家庭消费增长面临着比投资增长更多的约束，所以，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变化、就业模式变化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不足以保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还必须其他方面的变革，包括：1）完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整个分配体系；2）通过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3）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集中在消费倾向较低的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增长。近年来，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在居民绝对收入提高的同时，我国的基尼系数也有较大的提高。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政府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如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不合理的差距，但各种差距仍然没有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
图36 按收入分组家庭消费不平等变化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消费差异逐渐增加。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GDP消费占比逐年增加，而有些地区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发展落后地区的消费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有利于消费增长。从下图中看出90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和消费的标准差逐年增大，这反映了我国各省之间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加大。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消费不平等程度也在增加。但另一方面，消费不平等程度低于收入不平等程度。“十一五”期间中国消费需求在空间上呈现从东部小幅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2006年开始，东部地区最终需求占全国比重从52.35%下降到2010年的51.42%，其他区域则呈小幅上升的态势，其中西部和中部地区增幅较大。这说明在发展战略和新规划的实施下，东北、中部和西部获得极大的发展，随着工业和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引致了中西部地区的潜在消费需求的增加。
图37 分省家庭平均消费差异变化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战略。城镇化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而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更多的农民工进城，进而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
图38 城镇化率与城市人均消费
图39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
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消费者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功能是要保证社会各阶层的个人在退休之后都能享受到某种比较一致的利益结果，因此，适度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社会差异，并保证居民个人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较稳定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增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乐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个人为实现跨期消费所要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如此，居民个人便会倾向于减少自己的预防性储蓄，被代替下来的储蓄应用于个人消费，从而增加了即期整体的消费。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度总体上来说还是增加了，从而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和倾向。可以提高低收入者未来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从而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能力，有助于全社会消费总量的提高。
5.无论是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我国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于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增量改革。所以，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预示着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更预示着调整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增量改革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原有改革路径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进一步改革施加越来越大的阻力。“先试点、后推广”模式创造了改革的垄断权租金，由此引发的寻租活动削弱了这一模式的优势。在此背景下的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政府的自我改革。
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传统增长方式留给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不改革，继续依赖增长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社会矛盾不断累积。一旦增长停滞，矛盾爆发。改革，重新调整经济增长路径，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深化结构调整，实现内需的可持续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38]。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和基础中，各因素均已发生衰减或变异：未来市场化进一步改革的红利将逐渐递减；受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全球经济增速深度下滑和复苏的不确定性、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难以维持和提升；当前工业化过程已达到历史和国际的高位，并接近尾声，未来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将会明显趋缓；人口红利逐渐衰竭，未来储蓄率将逐步降低，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将出现变化。
第二，过去的改革模式能否继续？原有的改革路径已经遇到困境，改革必须进行重新调整和规划。这是因为，过去改革的特征是：（1）以政府为先导改革。由于新的增长模式构建，内需持续增长更多依赖市场引导，政府主导可能破坏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的调整。（2）利用原有组织推进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组织可能与某些市场主体结盟，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继续改革的动力已经在衰减。例如过去通过地方政府推进改革，但地方政府主导改革的副作用也日加明显。（3）增量改革。新的增量改革常常是非帕累托改进，一部分人将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特别是政府官员。新的改革要求约束政府权力，增加政府透明度，这些都会损害官员个人私利。（4）过去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模式不可持续。改革试点权在行政系统中配发在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试点权会带来垄断性制度收益。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种试点造成的寻租行为日益严重，从而扭曲了市场化改革的真实成本与收益。
第三，政府自我改革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我们需要继续坚持渐进式改革，但同时需要保持社会稳定。然而，随着各种失衡和矛盾的加剧，包括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失衡、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失衡、地区发展失衡和收入分配失衡等，不改革就无法继续保持社会的稳定。因此没有政府推动自我改革，深层次的改革难以推进。当前政府需要认清改革的局面，坚定改革的决心。从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寻找改革的动力，挑动各方的积极因素，促进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与改革的推进密切相关。改革推动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资源重新分配，各阶层在改革过程中增加了自身福利也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在92年前，中国采取了局部改革，取得部分改革的经验。1992年到2002年，通过更为全面的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外贸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促进和经济增长。2002年，新一届政府推动和谐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尽管改革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改革继续推进是经济继续发展的决定力量。
根据中国现实和国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改革成功的关键。由于进一步的改革主要涉及全局性改革，特别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改革，因此，改革需要依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并保证地方政府具有落实中央政策的有效激励。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改革的道路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只要社会形成改革的共识，理解改革的利害关系，以史为鉴，改革促进发展值得期待。
第四，改革的四个突破口在于：1）政府功能重新定位；2）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发展民营经济；3）完善要素市场和分配体制；4）社会改革。
政府功能重新定位。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必须从增长型政府向发展型政府转变。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政府政策要注意以下方面：一是平衡，即宏观政策的松紧平衡，该压的要压，但该保的一定要保；二是服务，政府应该为放松微观经济提供服务，创造环境；三是改革，市场化的改革要及时跟上，这样才能打破市场中的各种樊篱，释放经济活力。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转型期，如果要试图获得一个新的报酬递增的增长路径，唯一可行的对策就是实现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转型。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会影响到各地区的创新水平，进而会影响到各地区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要实现通过地区创新能力的改进来实现结构转型，那么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间竞争秩序就至关重要。
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松对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的限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目前情况看，是否出现“国进民退”的趋势？这依然存在争议，但现实是，国有企业数目在下降，就业人数在下降，增加值和固定投资在增加。尽管国有企业占比在减少，但是国有企业控制了经济上游部分，拥有生产定价权，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方便获取银行的贷款给，同时国有企业的利润并没有用于社会的再分配。这些特征导致社会竞争受损，资源使用浪费和社会不公平程度增加。以对外投资为例，中国的外汇主要由私营部门创造，但是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驱动。通过下图考察了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的情况，我们发现，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与国有企业在行业中的比重正相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利润在一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垄断利润。
消除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的扭曲，配合再分配体制的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消除政策性扭曲，使劳动和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在市场上得到真实体现，并最终在工资和利率等价格信号中得到真实显露。这是要素市场真实显露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前提。在要素市场能够真实反映要素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市场力量才能成为投资结构演进过程的主导力量。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一定程度挤占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尽管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但在由于我国的财政主要是生产型财政，在财政支出的顺序中，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相关的支出和转移支付并不处于优先位置，所以，财政的再分配功能并不强。从调整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说，由于税种设置的不合理，使得部分税种可能对创新和转型起到相反的作用，比如增值税。因此，在保持适度的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需要调整税种结构，降低增值税的收入比重。如果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适度调整增值税，完善和培育合理的地税体系，可能更有利于地区发展、区际平衡以及良性地区竞争。
图40 国有企业行业占比与资产收益率
图41 财政收入规模与增长速度变化
社会改革。中国的改革者必须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社会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网络发展和信息传播扩散，对自我利益的感受和追求增强；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互动性，相互影响性增强，从原来分割的局面日益融合；社会成员的利益日益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逐渐加剧，要求多样，灵活的社会政策与之相统一。这些特征会影响经济层面的改革。这要求经济层面的改革需要体现来自居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自下而上的需求更能反映居民自我利益的分布，多元化格局与发展的灵活性需要。要鼓励居民参与政策的设计和政策实践的反馈。
第四部分 结论与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
●总需求结构失衡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下降；在投资和出口的相互强化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显著提高；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
●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能通过更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和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我国政府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也可称之为“速度饥渴”。一旦投资和出口受制于国内外约束而无法维持过往的高增长趋势，经济总量扩张速度的下降将会使得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问题恶化，并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国总需求结构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性的根源在于经济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和实现过程。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
●投资增长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国—欧美“三角贸易模式”。
●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这两方面的制约都内生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之中。传统增长模式不仅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导致劳动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错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
●传统增长模式下失衡的总需求结构，导致总需求的增长难以持续。受制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趋势及国外市场的竞争态势，我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必将制约国内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高投资还直接受制于国内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加剧和约束的强化。
●实现总需求结构平衡并不是简单地用消费替代投资，事实上，在给定结构下，这种替代过程是无法完成的。内需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
●增长模式变革下的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投资转型包括投资结构变化以及投资动力机制的变革。
●家庭消费增长面临着比投资增长更多的约束，所以，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变化、就业模式变化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不足以保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还必须其他方面的变革，包括：1）完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整个分配体系；2）通过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3）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无论是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我国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于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增量改革。所以，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预示着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更预示着调整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增量改革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原有改革路径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进一步改革施加越来越大的阻力。“先试点、后推广”模式创造了改革的垄断权租金，由此引发的寻租活动削弱了这一模式的优势。在此背景下的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政府的自我改革。
2.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政府自我改革。
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与民争利”。
1、政府有选择地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2.减少“审批制”，特别是限制有可能产生大规模寻租活动的审批；
3.改革财税体制。由生产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
4.推动政府决策等行为的公开性与透明性。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不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转变，而是在政府放松管制条件下，市场力量引导的自发演进过程。
其次是增长的制度基础的变迁，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第三是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是实现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长期持续增长构建基础。
第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使得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在市场上得到真实显露；
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入限制；
促进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对比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以真实显露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市场价格信号引投资结构转型和投资增长。特别是积极推进金融体制与国有银行改革。
第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增加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以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拓宽投融资渠道，发展、完善各类金融市场主体，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通过财政手段、金融手段、法律手段等诸多方式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需求。
第五，推进供给结构改革。
在发展服务业的大趋势下，重点是解决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最重要的“供给短板”，以实现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为此，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业。
供给结构变化应该是市场力量引导下的自发演化过程。
第六，消费与投资协调增长。
投资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投资转型，包括结构变化和动力机制的变革。但是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变化、就业模式变化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不足以保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还必须其他方面的变革，包括：1）完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整个分配体系；2）通过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3）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第七，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内外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替代的，二者之间应该协调发展。不能因为强调内需发展而忽视外部需求的增长。根据中国的出口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我们发现中国的外部需求仍然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政府应该继续支持外需发展。
注释：
[1]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3]数据来自Fukumoto and Muto（2011）。
[4]包括：中国、巴西、美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泰国、英国、OECD、东亚及太平洋发展经济体、欧洲及中亚发展中经济体、欧盟与世界平均水平。
[5]Std是指标准差，ave是平均值，std/ave是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
[6]其中的趋势项是连续12期移动均值。因为1992年以前的是年度增长率数据，所以，从1995年以后开始是连续12个季度的移动均值。
[7]图中给出的是从1992年1季度开始连续12季度的移动标准差（std）以及移动标准差与移动均值的比率（std/ave）。数据来源：wind资讯。
[8]用移动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衡量。
[9]GDP季度增长率的连续3个季度移动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分产业GDP季度增长率数据来自wind资讯。
[10]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率的连续3个月移动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数据来自wind资讯。
[11]用M2的季度同比增长率代表货币增长率。GDP和M2季度同比增长率数据来自wind资讯。
[12]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计算而来。
[13]在理论上，利率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家庭储蓄。在理论上升后，替代效应导致储蓄增加，收入效应却导致储蓄供给的下降。所以，利率提高对储蓄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经验证据不能充分支持金融深化对储蓄的促进作用。在跨国比较中人们发现，金融发展程度更高、金融体系更加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储蓄反而较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晚上的发展中经济提，储蓄水平反而更高。
[14]Huang（2010）认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产品市场改革和要素市场改革进程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具有较高的自由化程度，但是要素市场依然存在严重的扭曲。要素市场扭曲不仅表现为劳动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而且表现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直接的政策性补贴。
[15]参见：于春海（2010）。
[16]数据来自Fukumoto and Muto（2011）。
[17]当然，可贸易程度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18]参见：WTO（2011）
[19]相关变量占GDP的百分比。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20]WTO（2011）。
[21]数据来自2011年4月的IMF《地区经济展望》（亚洲和太平洋）。
[22]1989—2008年数据及进口消费产品的分类均来源于章艳红（2009），2009年数据来源于美国USITC数据库。
[23]占总出口的百分比。数据来自2011年4月的IMF《地区经济展望》（亚洲和太平洋）。
[24]请参见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一季度宏观报告分报告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效应》。
[25]收入水平的增长、老龄化趋势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减少，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家庭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住房服务方面的支出迅速增长。
[26]2006年以后该指标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应该主要是不同类别消费品价格增长速度的差异。计算中所使用的名义指标，并没有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2007年和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分别上涨12.3%和14.3%；同期，总体消费价格分别上涨4.8%和5.9%。由此导致2006年至2008年城镇和农村家庭消费中食品消费的名义占比分别提高2.1和1.3个百分点。
[27]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计算而来。
[28]韩洁、王宇：《节能减排掀起全民行动，“硬约束”指标“保驾护航”》，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7年11月27日。
[29]任勇：《我国开始步入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2008年5月。
[30]卢中原执笔：《“十一五”期间至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基本任务、前景展望和政策取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部研究报告，2005年。
[31]是指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按PPP计算的GDP是指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将国内生产总值换算为2005年不变价国际元。国际元对GDP的购买力相当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
[32]在200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中，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并不会自然地缓解我国的结构性矛盾，甚至会导致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恶化。
[33]经过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有形产品的消费相对“饱和”，对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服务的潜在需求迅速增长。从消费选择行为来看，在服务性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对有形产品的消费难以大幅增加。
[3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增加0.2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
[35]参考白重恩（2007）：政府作用、法律环境与服务业发展
[36]具体参见分报告。
[37]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投入产出表。
[38]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和反映》，《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