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致的日本，暧昧的日本人

日语里有一句话是形容中日关系的，叫作“离得最近，也离得最远”。日本和我们一衣带水，所以第一次去日本的朋友都会觉得，自己似乎出了国，又不像去欧美那样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非常有礼貌，很美丽、很清洁、很有秩序。

在这一切的背后，生活在日本社会里的那些普通人有什么样的行为逻辑，有什么样的感觉方式，有怎样的喜怒哀乐呢？对这一切，其实我们外国人了解得很少。

1988年，结束了在日本的进修之后，我决定由中国文学专业转去研究日本。从那之后，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最终进入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领域。这个领域帮助我更广泛地理解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也渐渐意识到，在那些看似不难理解的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陌生的逻辑，所以我来谈谈我所理解的日本文化的逻辑。

当然，这不是一个全面的整理，我仅仅从我的理解中提炼出若干个问题点，并且沿着这些点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日本文化的内在结构特征，透过日本人精致的形式感觉，接近他们的精神世界，体味他们独有的感悟、困惑和思考，理解日本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当中的挫折与重生。

是美丽还是暧昧

先来说说大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发表的致辞。这篇致辞有一个非常难翻译的标题，叫作“暧昧的日本的我”（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我们的翻译家把它翻译成“我在暧昧的日本”，这大概是最好的翻译方案。不过，原题有一个没有办法翻译的语感，就是“我”和“暧昧的日本”是同体的。

大江健三郎这篇获奖词的标题，并不是他的创造。这个句式是由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发明的，就是川端康成。1968年作为第一个获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他发表的致辞，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毫无疑问，传达的信息也是“我和日本同体”。

当大江健三郎使用“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时候，很显然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作为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后辈文学家，向1968年获奖的前辈致敬；而第二个用意是他希望和这位令人尊敬的文学家唱反调。

日本现代文学中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流派，叫作“新感觉派”。川端康成是新感觉派文学运动的发起人和代表作家之一。这个流派有一个基本的创作思想，认为人类所有的问题，早在古代已经由先哲们全部提出来了，我们再也提不出新的问题了。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创造新的感觉形式。所以这个文学运动很注重给精致的感觉造型。当川端康成在斯德哥尔摩发表他的获奖演说时，这个演说也具有新感觉派的文学特征，传达的是一些非常精致的感觉，而且只能用日语去理解。

川端康成在致辞一开始就引用了两首和歌，和歌是一种只能用日语去体会和感觉的独特艺术形式。它所传达的美感，假如翻译成其他文字，会受到很大折损。

当川端康成致辞完毕之后，我相信在斯德哥尔摩的会场里，西方的听众恐怕没有谁能够进入他所表述的世界，但他仍然是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川端康成的创作和他的致辞，非常符合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的美学想象。在这个美学想象里，存在的只有形式，没有意义，当然也没有思想。

1994年，当大江健三郎作为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获奖者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我很尊重我的这位前辈，但是我不愿意和他用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方向上来表述“我的日本”。大江健三郎是这样评价“川端康成的日本”的，他说川端康成所描绘的日本美学世界是拒绝解释的，所以是“暧昧”的。

确实，川端康成文学为了呈现一个空灵的日本，而摧毁了意义。用大江健三郎的话来说：你要想去理解它，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放弃理解，想办法让自己进入这样一个世界。正是由于川端康成文学的这样一种性质，大江健三郎下了一个定义，说这种拒绝解释的日本是暧昧的。

“暧昧”翻译成英语是Vague，意思是含混的、模糊的、不明确的，因而无法诉诸语言。可是大江健三郎认为，仅仅用川端康成的方式向西方人传达一个他们所期待的、没有意义的、空灵的、美丽的日本，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日本的历史是沉重的，曾经充满了暴力、血腥，充满了非正义。作为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大江健三郎明确表示没有办法和前辈川端康成一样，躲开这一段历史。

那么，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被撕裂的日本

大江健三郎所说的这段历史，是日本的近代化历史。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当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深刻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日本以模仿西方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也就是说通过对外扩张、对外殖民和掠夺迅速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另一方面，日本并不是西方国家，它处在亚洲，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日本的亚洲属性本来应该促使它和亚洲的邻国友好相处，但事实上由于它模仿西方的努力，使得它“脱了亚，又入不了欧”，变成了亚细亚的“孤儿”。

在获奖词里大江健三郎有这样一个表述：暧昧的进程，把日本逼上了亚洲侵略者的绝境。日本文化虽然面向西欧敞开了怀抱，但一直保留着妨碍西欧理解自己的隐秘部分。与此同时，日本在亚洲，不仅仅在政治上，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也一直是孤立的。大江健三郎认为，必须向西方世界，更重要的是必须向人类，传达日本在近代化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

因此，他说他所要表达的“暧昧的日本”，是一个被撕裂的日本。大江健三郎认为可以用另外一个英语单词“Ambiguous”来表示。和川端康成的暧昧的“Vague”不同，“Ambiguous”包含了丰富的含义。虽然也是含糊的，但是它的含糊包含了意义，多种相互矛盾的要素的不协调和捉摸不定，构成了暧昧的内涵。所以可以说，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呈现了一个在歧路上徘徊的日本，并且因此使它获得了意义。

通过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创作活动，和他们各自的获奖致辞，我们看到了两个日本：一个日本因为拒绝了他人的理解，传达出一个神秘而空灵的世界；另一个日本，是期待被准确理解而传达出挣扎着的、混沌的日本。

可是相比之下，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似乎是川端康成的日本，在中国人的阅读体验里好像也是这样，反正不需要理解，接受起来似乎就容易多了。不过这样的日本对我们而言是遥远的、肤浅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特别是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更多倾向于川端康成这一极。

而大江健三郎提示的那个不协调的、捉摸不定的、多义的日本，对我们来说在理解上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是，大江健三郎明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希望世界理解日本。对我们而言，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克服理解上的困难，尽可能准确地进入日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