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无不写诗。诗作之于中国的读书人，就像短歌[1]及俳句[2]之于日本的读书人。不过，在日本真正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在中国，只有那些能写出极优秀诗篇的人才称得上诗人。中国没有诗人这一职业。诗人大多当过官，如杜甫、李白、白居易等。陶渊明辞官后，回归田园，以耕田种地维持生计，而不是靠写诗糊口。

诗是情感的抒发，是诗人对人与自然的观察，本质上体现了一种表现欲—— 诗人希望有人读到自己的作品，并给出意见，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写诗是摆脱孤独的一种手段。诗人们倾向与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创作，于是就产生了社团。

龚自珍当时参加的是宣南诗社，同人大多推崇“公羊学”。所谓公羊，是专门注解孔子所编的《春秋》的典籍之一。这种对“经”的解释，被称为“传”。对《春秋》的解释有《公羊传》《左传》《谷梁传》。其中，就内容的翔实度来说，《左传》最杰出，《公羊传》则着重说明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的史实铺叙中，隐含着深刻的用意和对历史的批判。

中国自古以来，“华夷之辨”的观念就根深蒂固。“华夷”即文明与野蛮。以《春秋》为例，在谈及文明国家时，一般加上“人”字，如“齐人”“秦人”等；说到野蛮民族时，通常不加“人”字，仅以“夷”“狄”“戎”等相称。如《左传·僖公·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给“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则不加“人”，这是遵循了一般的惯例。秦虽是文明国家，但在战争中罔顾人道，于是被《春秋》纳入夷狄之列而没有加“人”。相反，野蛮民族若有善行，有时也以“人”相称。

公羊学派很看重对史实的记述常隐含激烈的批判思想这一点。随着历史批判精神不断增强，这种学风必然会染上政治色彩。因此，公羊学派的学者一般是先从历史开始批判，继而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分析和批判。他们对行政组织形式、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方面，表现出深切的关心，不时予以评论。

朱子学在宋代形成完整的体系，一直被奉为正统学问。朱子学注重对文献的批判，由此产生了像南宋王应麟[3]那样的考据学者。明清因袭此制，也将朱子学奉为官学。清代，考据学成了主要治学方法。可以说，清代的学问就是清一色的“考证”。考证需要具备严格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从这一点看，考据学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可惜的是，这门学问最终还是沦落到为考证而考证的地步。一味地考据，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于是乎，他们开始转向对批判现实政治的公羊学的研究中。不过一直到清末，公羊学都未能取而代之，成为学问之主流。

刘逢禄[4]是当时公羊学派的泰斗。龚自珍和魏源是他的门生，同时也都是宣南诗社的成员。诗社同人还包括同为禁烟先驱的林则徐和黄爵滋。

据《龚自珍年谱》所载，道光十年（1830年）四月初九，于花之寺会诸友，共赏海棠。组织这次聚会的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参加者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共十四人。想必在这次聚会上商谈了结社事宜，因而五月宣南诗社就诞生了。

《魏源年谱》中记载了五月的聚会。当时参加聚会的除了上述人员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他们成立了宣南诗社。

此外，六月初二，龚自珍邀约同人，于龙桥寺举行酒会。当时适逢公羊学派泰斗刘逢禄过世的第二年，因此，会上很可能商议了关于刊印恩师遗稿的事宜，并最终决定由魏源操办此事。

林则徐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花之寺的聚会。因为当时他在福建老家为父亲服丧，四月才回京。同人赏花时，他可能还在回京的路上。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时的英才，其中既有“公羊学双璧”龚自珍和魏源，又有林则徐、黄爵滋等朝气蓬勃的官员。不难想象，他们会谈论关于“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一定得想想办法呀！”

“有什么办法呢？”

或许，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改变现状的策略——摒弃抽象的言辞，切实地考察实际情况。这体现了公羊学的特点。

下面是结社时主要成员的基本情况。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服丧。此前，他曾任江宁布政使。此后离开北京，任湖北布政使。当时的巡抚是各省长官，掌管一省军政和行政。巡抚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行政和财政工作，后者负责司法工作。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考上进士。他因不愿就任知县而继续留在北京，担任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从七品。林则徐当时是从二品。

魏源，三十七岁。诗社成立时，作为公羊学者的魏源已经有很大的名声了。不过，他在五十一岁时，也就是诗社成立十四年后才考上进士。

黄爵滋，三十八岁，任翰林院编修。道光三年（1823年），黄爵滋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就任编修。编修一职虽仅为正七品，但也是他平步青云的垫脚石，保障了他的远大前程。

进士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入翰林院，其他人则被任命为知县。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开科取士后，林则徐列居放榜单中第二甲九十二名进士中的第四名，他因成绩优秀进入翰林院。而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成绩并不优秀。

在诗社成立时的同人中，有资格向皇帝上疏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只待了三个月就去湖北了。因此，宣南诗社的同人虽大谈政治，但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诗社中不过是进行政论的交流，或练习写奏疏。

当时选拔官吏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乡试及格者即为举人，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会试及格者为进士。参加会试的举人有上万，而进士只有两百人左右，可以想象这道关隘之艰难。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长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 除了通晓四书五经，重点是书写工整。“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可见，当时对书写的重视甚至高过对文章本身的关注。很多当时的文章都记载了这种情况，如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中有云：“近数十年，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又云：“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

考生和官员都把注意力放在书写是否工整上，即使一点一画也不能疏忽大意。至于策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楷书写得不工整的人，即使文章写得再优秀，也很难考中进士。

作为学者，魏源和龚自珍都要胜过林则徐。但在官场上，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进士，而魏源和龚自珍都较晚，且二人的成绩都达不到进翰林院的标准。从龚自珍和魏源留下的笔迹来看，他们的字虽不是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说不上工整。

科举考试偏向于像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重视正统的考生，对龚自珍那样感性、具有艺术家性格的人来说，则是一道难以跨过的坎儿。人们渴望的“破格的人才”，首先就会被刷掉。因此，道光年间的政界可谓“恹恹无生气”。

中了进士的人，终生都把当年主持会试的考官尊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的进士，考官正是曹振镛。从林则徐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一直衷心效劳这位老师。

当时的派系，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这种偶然因素来划分的，和思想或抱负的关系不大。但宣南诗社的成立不是出于偶然。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相似的观念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社员中数黄爵滋升官机会最大。同人都鼓励他：“努力升官，这样才有资格上奏疏。”

在封建社会，官员们的所谓“政治”，就是呈递奏疏，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时林则徐已经具备上奏疏的资格。同人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即使在他离开北京去湖北之后，同人谈论问题时，还是会提到他：

“希望林公也能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是林公，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在野人士或品级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想法反映到朝堂之上，只能通过高级官吏代为转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则徐是宣南诗社的寄托。

[1] 一种传统的五句定型诗，共有三十一个音节，格式为五-七-五-七-七。

[2] 由十七音组成的定型短诗，格式为五-七-五，由中国古代的绝句发展而来。

[3] 字伯厚，宋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南宋末年的经史学者、教育家、政治家，著作颇丰且学术价值极高，擅长考证。

[4] 清代经学家。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礼部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