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暨推荐序

在描述、理解和解释人-人类、世界以及人-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中，有太多的概念和范畴不可或缺：空间（大、小，内、外，等等）与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变化、稳定，等等），主体（我、你、他）与客体，物质与灵魂，身体与心智（mind），原因与结果，秩序与无序（随机），确定与不确定……凡此种种，不可胜计。当然，还有丹尼尔·丹尼特在《自由的进化》中作为主题的两个基本概念——自由和自由意志。

哲学家加勒特·汤姆森（Garrett Thomson）在《康德》（On Kant）这本书中指出，第一批判告诉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机械的时空世界中，第二批判则告诉我们，人类是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者，而调和这二者（自然与自由、道德、宗教）则是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努力要完成的。约翰·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同样深刻地指出，现代生活中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在近代科学规划的世界信念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和目的的信念之间恢复协调和统一，而这是任何一种不想与生活隔绝的哲学都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自由、道德以及宗教如何与自然协调一致是一个贯穿于整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是近代形而上学的主要议题之一，它的另一个概括性的名称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问题”。这个问题在近代何以变得如此尖锐和醒目，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给出的一个基本解释是，近代科学所主导的宇宙观既是现代人类理解物质世界构成和活动的根本背景、参照和依循，同时也成为理解人和人类社会构成和活动（乃至行为）的根本背景、参照和依循。他在书中写道：“在本书所讨论的三个世纪[16、17和18世纪]中，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旧观点而独步一时。”怀特海将科学方面产生的宇宙观命名为“科学的物质主义”（scientific materialism），它的核心是一项假定：世界的终极事实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物质或物料，它以各种变化的构形（a flux of configurations）遍及整个空间中，这种物料本身是惰性、被动和无生命的，是无感觉（senseless）、无价值和无目的的，它只是遵循外部关系所施加的——而非源自其存在本性的——固定程式行事。怀特海认为，科学的物质主义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提出了在时间和空间中具有简单位置（simple location）的物质概念，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能感知物质、遭受物质作用、思考物质，但又不干涉物质的心智概念”。这就迫使哲学将一个由牛顿物理学所定义的世界观——科学的物质主义——当成对宇宙及其间的一切事实的最根本的描述。然而，怀特海认为，科学的物质主义导致了一个未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如何根据遵循物理规律、在空间中运动的物质的构形来解释生命有机体”。由这个问题引申出来的问题包括生命哲学领域中的“因果论与目的论问题”、心智哲学领域中的“心-身问题”、当代意识科学中的“难问题”（hard problem），以及道德哲学领域中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问题”。

在怀特海看来，科学的物质主义在解释生命、心智（意识）和道德（自由和自由意志）时遇到的挑战使现代哲学产生了分裂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在三个极端之间摇摆：一者是实体二元论，它将物质与心智置于独立自主、互不归属的平等地位；另两者都属一元论，其中一个就是科学的物质主义，它将心智置于物质之内，另一个是观念论，将物质置于心智之内。对于怀特海来说，他要发展的是一条新的道路——机体论，它构想的终极事实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观念（心智），而是有机体。怀特海所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当代有广泛深入的回响，例如，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认为，“关于心智与物理世界之间关系的全面理解，在传统的选项当中，我认为证据偏向于支持某种形式的中立一元论（neutral monism），而不是物质主义、观念论和二元论等传统方案”。尽管科学的物质主义在解释生命、心智（意识）和道德（自由和自由意志）时遇到了强硬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它。如果完全抛弃它，就意味着取得巨大理论和实践成就的科学事业根本就没有合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无论是怀特海的机体论还是内格尔支持的中立一元论，都包含了科学的物质主义的合理成分，并对物质的内涵做了某种程度的全新开拓。

有了上述简要的背景介绍，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丹尼特写作《自由的进化》这本书的立场、主旨、方法、观点，以及他在自由和自由意志这个主题上所做的拓展性贡献。

怀特海指出，在人类活动中，科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等都可能产生宇宙观，并且也受宇宙观的影响，而哲学则具有批判宇宙观的功用。在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医学等领域如此发达的今天，推动哲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仍然是构建一个能够经受全面批判并且协调一致的宇宙观，以调和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冲突。丹尼特显然也将此作为他写作《自由的进化》的一项基本任务，“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澄清经常发生冲突的观点，并将其统一为单一的宇宙观”。事实上，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的健康发展也依赖于对这个问题的哲学回答。

那么，什么样的哲学立场才能实现这种既不放弃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内核，也不放弃自我、意识、自由、自由意志的调和呢？丹尼特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主张：“我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主义的。”通览丹尼特的思想，我认为他的自然主义包含了物质主义的基本主张，但又不是强硬的心理-物理还原论（psychophysical reductionism）。这样一来，在心智、意识、自我、自由、自由意志、道德等主题的研究上，丹尼特的自然主义至少包含以下一些方面。

1. 反对二元论。不存在缺乏生物（特别是脑）基础的心智。尽管将非物质的灵魂作为人们所珍视的东西——自我、理性、情感、道德、自由、目的，等等——的寄托之所和源泉在日常的直观生活中是简便的，但“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这种能够挑战物理定律的无形灵魂的想法早已失去了可信度”，因此是不必要的。“我们不必非要拥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无形灵魂才能达成我们的期望；我们志在成为有道德的人，希望我们的行动和生活都有意义，但这根本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某种遵循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不同的物理法则的心智。”再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非物质的灵魂存在，那么科学将不负有理解和阐释心智的任何责任，因为灵魂不是一个科学处理的对象，它是隔绝和免疫于科学的。

2. 进化的观点。“大脑的禀赋就像大自然的其他奇迹一样是进化而来的”，“自由必须像生物圈的其他所有特征一样进化而来，而且今天仍在继续进化”，因此需要从机体（特别是脑）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和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和心理的这些独特的复杂性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在丹尼特看来，自由——无论是其他生物有限、简单的自由，还是人类丰富、复杂的自由——不是错觉，而是一种客观现象。自由的进化是大自然的一个确定事实，同时进化——基于自然选择——也是理解从其他生物有限、简单的自由到人类丰富、复杂的自由的途径和方法。由于人类的自由以及人类并非完全理性的自由选择和意志是进化的产物，因此要理解人类自由丰富、复杂的状况，就必须先理解其有限、简单的组成部分和前身。“所以，为了理解人类的自由，我们必须做的就是遵循达尔文的‘奇怪的倒置推理’，回到生命诞生之初，那个没有自由、没有智力、没有选择，只有原始自由、原始智力和原始选择的时候。我们已经大致回顾发生了什么：简单的细胞最终产生了复杂的细胞，复杂的细胞最终产生了多细胞生物，而多细胞生物最终产生了我们在其中生活和行动的复杂宏观世界。”

3. 自由意志与自然秩序是相容的。很多人之所以对从自然主义立场来看待和研究自由意志充满忧虑，是因为他们害怕物理科学会将人类所有的价值选择都“淹没在因果解释的酸性肉汤培养基中”，使任何与价值选择相关的东西——支持或放弃，赞扬或指责，惩罚或奖励——都无法留存下来。对很多人来说——正如杜威指出的那样——这一点意味着依据自然主义来建成一个关于经验的理论，就要贬低和否认经验所特有的高贵和理想的价值。因此，他们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对立的，甚至更宽泛地认为，自由意志与自然秩序是对立的。结果是，要么坚持严格的决定论，否定自由和自由意志，或者认为自由和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要么坚持自由意志论，认为自由和自由意志是真实的，而决定论是假的。然而，在严格的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之外，丹尼特力图表明，基于自然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决定论（自然秩序）与自由和自由意志是兼容的。他认为，自然主义和进化论并没有取代伦理学方面的大量工作，而是将这些工作置于其应有的基础之上，从而让我们建立起一个“关于我们在自然界所处位置的现实的、自然主义的、可能统一的展望”，自然主义和进化论不是理解自由和自由意志的敌人，而是不可或缺的盟友。“人类的自由是真实的，就像语言、音乐和金钱一样真实，所以我们可以从严肃、科学的角度客观地研究它。”可以说，丹尼特写作本书的初衷就是要证明，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可以一路建立起与自然秩序融贯的关于自由、价值选择、意义、道德和伦理问题的最好和最深刻的思想。

4. 向科学开放的哲学。自然主义和进化的观点事实上对哲学家提出了一项要求：哲学家应该向科学事业开放，并在工作中主动与以探求真理为业的科学合作。丹尼特认为，哲学研究并不优于或先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哲学家（特别是心智哲学家）在其思想活动中应乐于接受大量脱颖而出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并将其作为哲学理论建构的原材料，这样就可以对科学和哲学进行明智和建设性的批评。他提出，作为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主题尽职尽责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要认真和广泛地关注神经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工智能等各科学领域的学者和科学家的思想，并在阐释科学和哲学的过程中深入地探索这些有益于哲学的丰富资源。丹尼特自己的经验甚至是：“随着我学得越多，我开始渐渐发现与人工智能、生物学、神经科学以及心理学领域的学者讨论要比与哲学家同道讨论在哲学上更有价值。所以多年来，我去了很多对我来说有意思的地方，从中汲取营养。我受邀出席越来越多的非哲学场合，参加越来越多的非哲学的会议，我读了越来越多的文章和著作，现在我到了把读哲学文献当作义务的地步。这让我震惊地认识到，读大多数哲学文献远没有读好的生物学、心理学或人工智能的文献有意思。所以这对我意义非凡。”显然，《自由的进化》就是这样一部向科学开放的哲学著作的典范。

丹尼特将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兼容起来的基础是进化的自然主义。在之前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从原始生命到人类的进化框架，他称之为“生成和检测塔”（Tower of Generate-and-Test）。他将生物的进化分为四个层级，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是达尔文式生物、斯金纳式生物、波普尔式生物、格列高利式生物。

达尔文式生物包括单细胞微生物、植物、真菌以及海绵这样非常简单的动物，它们能够繁殖并将特征传递给后代，并且可以通过突变选择机制进行学习，但它们的灵活性（可塑性）极为有限。丹尼特认为达尔文式生物没有有意识的体验。斯金纳式生物包括蠕虫、螃蟹、昆虫、鱼和青蛙等动物。在个体发育层面，它们一生中可以通过试错的方式从经验中进行学习。哲学家西蒙娜·金斯伯格（Simona Ginsburg）和伊娃·雅布隆卡（Eva Jablonka）认为，斯金纳式生物具有一定的“无限（开放式）联想学习”能力，因此具有一定的有意识体验。波普尔式生物包括哺乳动物、鸟类以及其他一些脊椎动物，它们具有高度复杂的表征和记忆能力，不仅能从经验中学习，而且可以在想象中基于表征制定行动方案，提前做出计划，因此它们的有意识体验要比斯金纳式生物的更丰富。格列高利式生物是具有符号——特别是语言——能力的象征性生物。通过使用语言和发明人工制品，它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体验世界。语言、反思、社会性、更强大的符号记忆能力使格列高利式生物拥有一个理性的“灵魂”。至此，人类在整个生物界中显得卓尔不群，不同凡响。尽管人类的慎思和理性都不完美，但人类仍然有恰当的自主性（autonomy），有能力在众多的选项中择取其一并付诸行动。正如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阐明的那样，人拥有反思的心智状态，可以在反思自己的欲望时形成一个认可或拒绝它的二阶意欲，这不仅是成熟的表现，也是一个人格的标准。行动者的角色是反思那些争相控制其行为的动机，并通过支持一部分而非另一部分动机来决定竞争的结果，并对所选择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丹尼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能做，但我不愿去做。”这正是自由意志的核心和本质。“人能有意识地识别多个选项中的某一个并做出选择，无论理由好坏——或者毫无理由——这都意味着人类的能动性承载有责任。”丹尼特显然认识到，意识与自由意志这两个理解人性不可或缺的概念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如果不处理自由意志，你就无法解释意识，反之亦然。他还说：“我现在认为，一个统一的解释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人脑表征能力的开放性，就像进化的无限遗传性一样，既是这两个谜团［意识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也是针对它们的答案。自由意志和意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并且只有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在规模上要比任何其他生物生活的世界更复杂，充满更多的机会（自由度）。而且借助基因和文化的演化，我们设计了一个高水平的合作体系，开启了谈判和各种各样彼此强制约束的模式，即一个使生命如此值得留恋的文明。”

在心智研究中，无论是丹尼特坚持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立场，还是他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兼容、意识与自由意志关系紧密的观点，我个人都持认同态度。不过，对于自然主义，我还想补充一点：秩序是世界根性的一部分，同时，秩序本身蕴含的创造性和新颖性也是世界根性的一部分。就我个人而言，我持一种兼容物质主义的合理内核，但又修正物质主义的物质内涵的自然主义，我把这种自然主义一元论称为“两视一元论”（dual-perspective monism）：我们不仅要从客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终极事实，也要从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它，不仅要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世界，也要从在世存在者的角度来体验世界。

李恒威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意识科学与东方传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