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白马湖畔到江安国立剧专
第一节 告别母校
1938年10月初的一天，即将开学的上海浦东中学来了一位个子很高，但又略显瘦削的中学生，他就是谢晋。他是从老家上虞的春晖中学转学到上海读书。今天，他是来报到的。按当时上海教育当局的规定，凡从外地中途转学到上海的学生，不论他在原校的成绩如何，一律都要经过考试，合格后，方能录取。在校长办公室，稚气未脱的谢晋红着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校长递上了他的一份简历。谁知校长看了他的简历后，脸上便露出了微笑，和蔼地对他说：“谢晋同学，你被录取了。凡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转学过来的学生，我校一律免考，因为，我们信得过那里的老师，也信得过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
对于别人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谢晋来说，这却是一件终生难忘的大事。数十年以后，当已成为大导演的他怀着激动难捺的心情重返母校时，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我只在春晖中学读了一个学期，而我的成绩，在同学们当中也并非名列前茅。但为何我能够得到这样的在别的同学看来连想也不敢想的荣誉。这是我个人的荣誉吗？不，不是的，这是整个学校的荣誉，是整个集体的荣誉。这个荣誉，是许许多多的教育界、文化界的前辈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作为一名春晖中学出来的学生，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在求学的道路上和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记得那位校长说过的话，因为，我决不能给自己的母校抹黑。”
谢晋在上海浦东中学也只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武汉上海相继陷落，市面上混乱不堪，已于一年前被国民党交通部派驻香港的谢春溥与妻子反复商议后，决计还是将儿子送出上海为好，当然再回上虞老家，已是不可能了，因为萧甬线已全面沦陷，日本鬼子实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变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许多乡下人都纷纷来上海逃难，没想刚逃出虎口，又落入了火坑。因此，左右盘桓，认为还是将他送到香港读书，是为上策。经过多方联系，好不容易在香港的思思中学找到了门路。原以为可以有一段平静的读书日子，没想读了还不到一年，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香港的命运也危在旦夕，在万般忧虑和无奈之中，谢春溥夫妇又只好将儿子从香港送回上海。
这时已是1939年的9月，年仅十五岁的谢晋已发育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在家里度过了漫长而焦虑的暑假，父亲又在上海大夏中学为他报了名。不过，这时候，谢晋已经初三毕业，下个学期，他就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
在大夏中学大概读了一年，谢晋又在1940年9月，转入到上海稽山中学读书，其实这所学校是有名的绍兴稽山中学的一所分校，它创办于1932年9月，也就在“九一八”事变后，是由当时绍兴的学界名人和乡绅朱仲华、金汤候、姚慧尘、徐柏堂、陈洁人、张琴荪、刘振等人创立的。它的总校仍在浙江的绍兴城。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入侵，杭州于这年的年底沦陷，绍兴即告危急。当时的校董朱仲华和校长徐伯堂，接受了一些人去上海创办稽山中学上海分校的建议，便租借了上海南京路五福弄四明银行分行大楼的一部分，作为上海分校的校舍，后来因为学生太多，造成校舍拥挤，又迁到戈登路（今大华路）新闸门口的庞氏大厦。
虽然这是一所从乡下迁来的学校，但稽山中学上海分校却以管理严谨，校风正派，思想开明，讲究质量而闻名。一向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甚至有点苛刻的谢春溥不厌其烦地为儿子物色这样一所学校，其良苦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谢春溥感到，摆在他儿子面前的不外乎是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继承父业，弃学经商，再一条就是继续升学，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路。但经商，谢晋的祖父一向就不同意，对这个长房长孙的前程，老人家是寄予厚望的。他虽不奢望孙子日后能成为出将入相、重振谢门雄风的英雄，但起码也该是一个知书识礼，能光宗耀祖的君子。因此，无论是佐清公也好，还是谢春溥也好，或是谢氏其他房头的长辈们也好，都希望谢晋能继续读书，将来读出名堂来，谋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该多荣耀。
但世上的事，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事，你明明觉得应该这样做，但结果却又是另外一回事。谢晋的长辈们一心期望谢晋走一条读书入仕的路，但结果是，这个被长辈们一向视为听话并且寄托着厚望的孩子，竟会背着他们走一条与他们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路。
第二节 家庭风波
1941年7月，十八岁的谢晋从绍兴稽山中学上海分校高二级毕业，他在这所学校断断续续地读了两年，但在读完了高二之后，他就再也无法回到这所学校里去了，因为这年的年初，日本人占领了上海英法租界，他们强令学校向日伪立案，自然遭到了稽山中学师生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于是就在日伪人员的百般干扰和破坏下，上海分校在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宣布结束。那一天，谢晋和其他师生一样，默默地坐在教室里，大家心事重重，谁也不愿离开。这时老师宣布：“同学们，从明天起，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不是我们不想教书，也不是你们不想读书，而是人家不让我们教书和读书，让我们记住这个屈辱的日子吧。”老师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谢晋和同学们也都流下了眼泪。这时，不知是谁轻轻地哼起了学校的校歌来，接着大家也都跟着唱起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稽山风景清幽，卧薪尝胆，有志竟酬，光荣历史长流，莘莘学子，负笈来游，相期远绍旁搜，缅怀先烈，品学勤修，会看轶美加欧。”
暑假在闷热的天气中和重重的心事中很快过去了。按照常规，度完了暑假，谢晋就该去考高三，但谢晋的眼光似乎并没有放得那么远。就在父亲和母亲为他的前程精心筹划的时候，他却在一天的晚餐时，向父母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下个学期开始，他不打算再读高三，而准备去考上海的戏校。正在吃饭的父母以为儿子在说昏话，自然不加理睬，但当儿子又重新宣布了这一决定之后，才将十分惊愕的目光投向了儿子。他们发现，儿子的脸是认真的，而因为认真，原先红扑扑的脸今天则显得有些苍白。谢春溥将饭碗放下，胖胖的脸因为气恼而有些发抖，他待自己稍稍镇静了一下后问道：“为什么要去考戏校？”儿子答：“我喜欢。”谢春溥又问：“你记得爷爷说过的话吗，他说你长大后，一不要炒股票，二不要当戏子，难道你都忘了么？”儿子说：“我没忘，但我想，做戏子也有出山的。”说毕，谢晋偷偷地瞧了瞧母亲，母亲被儿子这样的决定吓坏了，她想不到，这个平日话语不多的孩子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这太令她失望了，她想狠狠地教训儿子一顿，但一看到儿子那满脸委屈的样子，她的心又软了下来。毕竟，儿子还太小，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或许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或是受了别人的唆使，待过一些时日，再慢慢地劝导他。
消息很快传到了乡下。乡下的反应似乎比上海更激烈，首先是族里的长辈们，当他们得知上海这个乳臭未干的族孙竟执意要报考戏校的消息后，竟气得脸色煞白，胡须乱抖，嘴里连连地叫道：“唉，败家子，真是败家子。”其他几个住得较远的房头长辈也闻风赶到谢家塘，大家聚在一起，神情严峻，气急败坏，内中有大骂谢晋“败坏门风”的，有批评佐清公家教不严的，有提议将谢晋从谢氏族谱中除名的，也有指责谢春溥纵容儿子的。说起谢春溥纵容儿子这一点，他们是有根据的，早在一年前，他们就已得知消息，春溥的这个儿子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个什么业余戏剧活动，还扮演了岳云的角色。他们认为谢家门里的风水要被这个小子破坏了，以前日本人破了谢家祖宗坟头的风水，现在谢晋这小子则破了谢家门里的风水，怪不得谢家门里的人一直没有在朝廷做官，只有在戏台上做官。为此，他们曾派人和去信，严厉地指责谢春溥，叫他别只顾做生意赚银洋，得好好管管自己的儿子。春溥后来来信说，这事只不过是小孩子玩玩，并不当真的，并保证不让谢晋再上舞台去“胡闹”，这场风波才平息。谁知还没过几个月，又听说这小子在学校里竟偷偷地考上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和金星电影训练班，拜什么黄佐临、吴仞之等人为老师。虽是业余的，但仍是做戏子的勾当。他们又马上带信给春溥，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春溥管不了，他们就要按族规派人到上海来管教。后来有一个年长的亲戚出来打圆场，才又将这场风波平息掉。如今，这小子越发胆大包天了，前两次没给他颜色看，算是便宜了他，他竟以为可以无法无天了，不仅提出要正式考戏校，还与父母顶起了嘴，这还了得吗。想他们谢家，自文靖公以来，凡一千余年，可以说是英才辈出，但就是没有出过戏子。如今，这不肖之子竟大言不惭地说做戏子也能“出山”，这事若是传了出去，堂堂谢氏门面，还不被他丟尽败光？
这些各房的长辈们，一边怒气冲冲地在祖宗祠堂的议事厅里大骂谢晋，一边在想着法子：如何才能去上海教训这个不听话的小畜生。
谢春溥在家里也长吁短叹，想到伤感处，禁不住热泪纵横。如果说，以前他曾对这个自己最宠爱的长子抱着最大希望的话，那么，现在，则只有深深的失望了。可以这么说，这件事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他万万想不到，这个自己平素最喜欢、认为最有出息的儿子，竟会在长大以后，成为自己希望的叛逆者。不错，谢氏家族的族规是很严的，按照族规，这个儿子将毫无疑问会被从族谱上除名，但他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这使他在失望之余更增添了几分忧虑，他觉得，儿子走到这一步，他做父亲的，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他太袒护儿子了，凡事总是站在儿子这一边，从而弄成了儿子性格的倔强和在选择人生道路时的草率和固执。但谢春溥恰恰没有想到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与儿子之间在选择人生道路上的矛盾，其实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是代表两个时代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矛盾，是很难调和的。
第三节 离家出走
时局是越来越严重了，1941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是备受折磨和煎熬的一年，先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更加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到了2月7日，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巩固战争的后方，日本鬼子在上海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管制和血腥的镇压，大街小巷之中，整日整夜是日本宪兵队凄厉的警笛声和令人心惊肉跳的抓人声。
1941年年关前的一天，天气阴沉，寒风凛冽。在同孚路上一幢石库门的二楼上，谢春溥的脸色分外难看，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阴沉而灰白。其实他今年还不到四十岁，正是盛世年华，但看上去却显得是那么的疲惫不堪，那么的忧心忡忡，这是可恶的社会和时局给他烙下的印记。还有就是他的儿子给他带来的创伤。
对于谢春溥来说，他儿子谢晋给他带来的创伤似乎是难以愈合的。虽然在后来，他原谅了儿子，但那是一个父亲对自己亲生骨肉的宽容和本能的接纳，从根本上说，即使到死，他仍然认为儿子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在数十年后那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当谢春溥和陈振美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非人折磨和侮辱、先后愤然自我了断的时候，他的这个念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肯定和强烈。当然，这是后话了。
谢晋是不久之前离家出走的，他的不辞而别，给他上海的家庭和谢塘老家带来的震动、恐惧和气恼是可想而知的。谢春溥和陈振美还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谢春溥认为儿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母亲的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谁让她经常带着儿子去看电影呢？有时一天还要看好几场，现在好了，儿子入迷了，走了，你到哪儿去找他。虽然，儿子也给家里留下了一封信，但去哪里，他没有说，处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突然离家出走，而且还带着意气，其后果不堪设想。起初，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与大人闹别扭时的惯用手法，因为在当时，这种少男少女离家出走的新闻在沪上的报屁股上登得满满都是，但过些时日，这些几行字的小广告就突然消失了，这说明，那些意气用事的孩子们重又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于是，凡是与佐清公一家有联系的人，不管是姓谢的还是不姓谢的，谢春溥均以最快的速度，以各种方式与他们取得联系，就像梳头一般，几乎梳了个遍。他估计，这个淘气的孩子一定是躲在某个亲戚的家里，不出几天，他一定会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所有反馈回来的信息均令他大失所望。这才使他有点恐慌起来，而在老家谢塘的长辈们又隔三差五的来信，频频催问谢晋的下落，字行间里，谢春溥感觉到了那一颗颗忧急如焚的心。是啊，作为族里的晚辈，谢春溥是最能体味长辈们的心情的，但是，作为自己儿子的谢晋，他是否也会体味他这个作父亲的心情呢？不错，他谢春溥虽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又承认自己是个很封建、很重孝道的人，他信奉“父母在不远游”这条古训，但是这条谢家自古以来一直遵循的古训却被自己的儿子破坏了。
直到这时候，谢春溥才真正预感到，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上海了，可他会去哪儿呢？以前他从事业余演出的剧团说没有见过他，连所有与他有过往来的同学家里也去问过，回答自然是令人失望的。
当然，谢春溥的脑海中也跳出过“失踪”两个字。这两个字他开始连想也不敢想，他认为这不可能，但当儿子的踪迹最后遍寻无着时，他的脑海中还是无法控制地跳出这两个字。因为在当时的上海滩，每天失踪的人是不计其数的。大四开版的申报和各种大小报纸的中逢和边头角尾间，到处都是寻人的广告，为此，他决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也想去报馆登一则寻人启事，没想启事还未登出来，邮差倒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信上面的笔迹是他最熟悉不过的，是他的宝贝儿子谢晋写来的，信封上的落款是：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话剧系。
来不及与妻子分享找到儿子下落的喜悦和激动，谢春溥便颤抖着手将信拆开来。儿子在信中向父母作了检讨，并对自己为何要离家出走作了解释，当然，说来说去，无非一句话，他酷爱艺术，他要为艺术而献身，等等等等。末了，他还大致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儿子的信并不长，并且从他的口气中看，也并无回心转意的意思，但对谢春溥来说，这已经是老天保佑，谢天谢地了。
第四节 江安恋曲
谢晋到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报考的是话剧科，因为当时时局不稳，学校正常的考试制度已无法坚持，故只好请一些资深的老师对学生进行一些口头的提问，或进行一些小品表演，就算通过了。
对于江安这地方，谢晋以前从未听说过，直至到了一看，才知它原是一个小县城，人口才一万多，况且离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还有三百多公里。不过别看它地方小，在当时的四川，也算是一个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出产桂圆、荔枝，盛产毛竹，因此，又是有名的竹制品的出产之地。当时重庆、成都街上卖的竹制品，大都是由这里的小贩用船运去的。
江安国立剧专当时就坐落在县城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里。与这所名声显赫的学校所不符的是国立剧专目前的处境实在有点太寒碜。这里远离都市，远离文艺界，消息闭塞，交通落后，在这里上学和生活，仿佛有一种与世隔绝和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这又是迫不得已的事，无论从各方面来说，自然是不能与先前在长沙时相比。那时的长沙国立剧专是多么的风光，大地方，大校园，大教室，不过这种风光很快就被日本鬼子的炮火摧毁了。随着战火不断地向内地蔓延，国立剧专只好奉命向重庆转移，时间是1938年2月。剧专到了重庆，先被安顿在上清寺。没料才过了一年多，日本鬼子又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于是国立剧专又只好奉令迁移到江安。虽然，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学生和教师们是极不情愿到这种闭塞落后的小地方来的，可为了能使剧专正常开学，自然也为了师生们的身价性命，大家也只好听从这样的安排了。
但话又说回来，江安的地方虽小，生活虽苦，但剧专的文化名人却不少。校长叫余上沅，是当时很有名的戏剧理论家。教师中有洪深、马彦祥、焦菊隐、黄佐临、张骏祥等，还有一位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早已闻名的大名人，叫曹禺。他是剧专的教务主任，又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理事，那时才不过30岁左右，但已有多部大作问世，如《雷雨》、《日出》、《原野》等。因为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所以他的周围始终围着一大批名人，还在重庆时，就有许多文化名人聚集在他的身边，如陈鲤庭、梁实秋、方令孺、张平群、戈宝权、陈白尘、孙增爵等。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没有随剧专迁到江安，但他们与剧专的联系却一直没有中断过。
不到二十岁的谢晋就是在这样一批文化精英的教鞭下接受着艺术的熏陶。作为话剧科的一名普通学生，谢晋十分勤奋好学，那时剧专在上课之余，经常组织学生到外面去演戏，如曹禺的《蜕变》等。谢晋通常的任务是搞剧务，有时因为剧情需要，他也会在戏中扮演一名角色。同时，由于他身材魁梧高大，相貌英俊，有时还兼任拉大幕的差使。外行人以为拉大幕无足轻重，实际上戏剧舞台上的大幕启下极有讲究，由于谢晋在拉幕时能细细体味剧情并根据剧情的需要，然后做到该快则快，该慢则慢，从而有效地烘托了剧情，达到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因此，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洪深发现这个大个子学生悟性极高，后来每次演出，又给他加了一个差使，叫他做场记，没想他竟能在排演场上将导演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并能协助导演排戏，被洪深老师称为“最好的场记”。
当然，表扬多了，谢晋有时也会流露出一些骄傲的情绪，有一次，焦菊隐老师负责排戏，谢晋不知因为想起了什么，竟在排演时开起了玩笑，将严肃的剧情破坏了，焦菊隐气得立即叫他到排演场的墙角里去反省，这件事对谢晋的印象很深，直至后来成名以后，他常常用这件事教育大家，并且身体力行，只要他一到拍摄现场，就不准人随便走动，不准聊天谈笑，不准接电话，甚至不准女演员找男朋友，因此常被演职员们称为“法西斯”导演。
江安的生活是枯燥而萧索的，这里很少名胜古迹，更无闹市街景。对于年轻的学生们来说，正是贪玩的时光，可是到哪里去玩呢，剧专没有运动场，连篮球场也没有。唯有一个小小的类似天井一般大小的场地，下课的时候，大家便抱出一只篮球，十几个人挤在一起，你掷给我，我抛给你，有时兴之所致，也会拥上去作一番抢夺，弄得满身灰土。虽然这种活动单调了些，但因为客观条件只能如此，大家也就打消了一些奢侈的念头，因而有时玩得也算开心。
不过到了春天，师生们的活动范围和空间似乎比平常要大一些了，因为课余时间和休息天，大家可以到城外的山上田野去走一走。对于大多数从大城市来的师生来说，春天的江安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那苍翠峻伟的南崖，那城北连绵起伏的丘陵，那随风摇曳的桂圆树，那金黄万点的油菜花以及在那花蕊间飞来飞去的蜜蜂，使正处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暂时忘却了求读生涯的艰辛和时局动荡所带来的不安。他们尽情地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着春天赐予的生命甘露。的确，与那些在日本鬼子的炮火下挣扎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这里可以算得上是人间天堂了。
或许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端庄的姑娘走进了谢晋的视野，她叫徐大雯，是地地道道的江安城里人。她的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家境很殷实，在农村里有田地，在城里有货栈，故在当地很有些声望。但后来不知怎的竟渐渐地败落了，就在徐大雯十二岁那年，父亲又因病去世。因此，在她的印象中，老人们常常忆及的她的家庭当时那种鼎盛和富有的情景对她来说是遥远的，而对于父亲，她又感到是朦胧的，甚至是陌生的。这使得这个昔日的富家千金常常处在一种郁郁寡欢的心态之中。虽然，已经家道中落的她在生活上尚不到捉襟见肘的地步，比起一大帮穷学生来说，她仍是富有的，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感到自己的心里是苦闷的，她总想找一个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可是，这个可靠的人，这个可以信赖的人又在哪里呢？
这一天，江安女中初中部十七岁的女生徐大雯从学校的矮墙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徐大雯毕生的命运，同时，这个人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是谢晋。这一年，谢晋还不到二十岁。
几十年以后，当昔日这位江安城里顶呱呱的“上江”女子在忆及她与谢晋这段一见钟情式的美满姻缘时，目光中仍掩饰不住流露出少女般的羞涩与润湿。她有一次在回答广东电视周刊的记者时曾这样回忆说：“我与谢晋相识，可以说是天公做媒，因为我们江安女中与国立剧专只是一墙之隔，墙的这边是我们的学校，墙的那边是谢晋的学校。”
“我认识他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我更小，他年轻时就长得魁梧高大，喜爱运动，更爱打架。他的打架是出了名的，当时国立剧专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不少进步师生，也有国民党的特务，谢晋血气方刚，爱出头，爱打抱不平，看到有人欺侮女同学，不管对方有着特务身份，就冲上去打架。他打架打得可凶呢，谁也劝不住，别人不敢出头的事他敢！其实，他也不太懂事……”
“我之所以对他产生好感，其中一个原因也正因为他有正义感，并且直肚肠，说真话！”
“江安距离重庆有几百公里，是一个小县城，一向很封闭，我那时爱演进步话剧，又常与谢晋这些爱国学生在一起抛头露面，就已经为当时的反动势力所注意。另外，我们那儿的人排外情绪又十分厉害，一向讨厌抗战后到这里来的‘下江人’。我爱上了‘下江人’谢晋后，又惹怒了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两股势力糅合在一起，就使我再也无容身之地了！”
“谢晋二十岁生日的那天，他邀了好几位女朋友吃饭，我也去了，我们堂而皇之地在茶楼上吃饭。这还了得，于是一阵风地传开了，次日我就被开除出校。从此，我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坏女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说我父亲死得早，没人管，丢了江安人的脸。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母亲哭着让我去重庆找舅舅。于是，我不得不只身一人来重庆投奔我的舅舅。我在学校的几位好同学偷偷地帮我把留在学校里的几件衣服拿出来，送我上路。谁也不敢与我多说话，因为一个女学生被学校开除，在江安城内，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所以，在人们的心中，我简直是坏透了，坏透了……直至1958年我回故乡时，他们见我还不差，才慢慢改变了以往的看法。”
经过了江安的这场风波，谢晋与徐大雯一下子似乎成熟了不少，如果说，他们俩以前的相识只不过是一种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初恋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一种经过了严峻考验的生死之恋了。尽管，年仅二十岁的谢晋还不可能对爱情理解得那么透彻，但有一点他心里清楚，为了和他好，徐大雯作出了多大的牺牲。这种牺牲，对多数的人来说，都会望而却步，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而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却勇敢地作出了抉择。
江安是很难再继续待下去了，这一是因为徐大雯的原因，与一个在当地被认为名誉扫地、被赶出家门的女孩子在一起，谢晋的处境也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一点，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经过了那一次风波，谢晋和徐大雯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既然人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然后明媒正娶，给那些鄙视他们的人看看。但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首先是读书，只有读好书，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但江安是没有他们尤其是没有徐大雯的立足之地了，因此，只有到外面去，寻一所合适的学校，最起码把高中读完。另一个原因，是江安的政治环境，已越来越变得险恶了。“皖南事变”以后，陪都重庆也很快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即，这片白色恐怖便像瘟疫一般蔓延开来，并很快笼罩在小小的江安县城上空。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是令人不安的，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因泸县中心县委书记叛变，江安县委书记也遭逮捕。随着上级和外围党组织的破坏，剧专内的政治空气也变得相当紧张，一些原本潜伏着的在暗中监视进步学生的国民党特务也开始显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如CC派特务、剧专训导主任张秉钧之流，他们不仅诱骗学生加入国民党，还不时将剧专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向国民党江安宪兵队报告。后来发生的宪兵队突然搜查戏校、谢晋的老师曹禺和剧专党员方琯德等人被逼逃离江安的事件，就是这些人干的。
在这种环境下，年轻的血气方刚的谢晋，心情感到十分的压抑和迷茫，他原本希冀有一天要以自己的热血之躯报效祖国的愿望如今遭到了破灭，残酷的现实摧毁了谢晋和同学们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想，他们在戏剧王国中所塑造的那个理想的花团锦簇般的国家，如今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侵蚀。他们的路在何方？环顾茫茫四周，全是漆黑一片。在这种报国无门前途无望的情绪的煎熬下，一些人开始堕落了，有的人在烟花场上醉生梦死，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有的人以打牌取乐，消磨时光，有的人开始酗酒甚至吸食鸦片，在浑浑噩噩中寻求解脱，也有人在当地做起了生意。
而与谢晋最为接近的一些进步师生，因无法承受江安城里这种肃杀的政治空气和腐浊沉闷的环境，逃的逃了，避的避了，走的走了，在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是谢晋所敬重的老师，其中之一就是曹禺。五十年以后，已是著名电影导演的谢晋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这一生中最崇拜的是“两曹一托”，就是曹禺、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已是故人，他无缘谋面，只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接受熏陶和影响，而曹禺则是他的执鞭教师，他在江安的三年多时间里，曾多次聆听曹禺为他和同学们讲授《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和《名剧选读》等。作为一名对学生怀有浓厚感情和责任感的老师，曹禺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丰富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使他的学生终生受益匪浅。谢晋有一次回忆说：听曹禺老师授课你会感到是一种享受，他讲的课精彩绝伦，而又往往一气呵成，讲到兴奋处，他甚至会手舞足蹈，当场表演。有些英文原版，还没有翻译过来，他就当场朗读原文。因此，每当他讲课的时候，连别的班的学生都会过来听讲，有时甚至连过道里也坐满了人……
但就是这样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家，国民党却常常发难于他，在江安剧专时，先是无故搜他的家，后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发文“禁演曹禺所著的《雷雨》剧本”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曹禺只好辞去剧专的职务，离开曾执教过近三年并在这里创作过《蜕变》、《正在想》和《北京人》剧本的江安剧专，到重庆另谋生路。
他这一走，影响了在江安剧专就读的整整一批有志向的进步学生。有许多人，包括马彦祥、洪深、焦菊隐等人，也因此而离开了剧专，其中也包括谢晋在内。
这时已是1942年的年底，江安的冬天显得格外的寒冷，旧历岁暮，新春来临，处在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中的江安人不会注意一个提着一只旧皮箱的青年学生离开这个萧瑟的小城，但谢晋真的要离开这儿了，又不免产生出一丝淡淡的留恋之情来。这里，毕竟是他向往的地方，三年前，当他来这里报考剧专的时候，他是举目无亲，人地两生，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他的心里却鼓荡着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憧憬，脉管里奔腾着的是滚烫的热血。生活虽是非常艰苦的，但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坚持下来了，在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下，他们不仅学到了许多戏剧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几个要好同学的送行下，谢晋告别了剧专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了尚在冬日的晨雾中沉睡的江安，告别了三年中曾在这个小小县城中留下过无数脚印的小街和陋巷，搭乘江安至重庆的小火轮，走了。这一走，他何时才能再回来，他还能不能再回来，可以说谁也说不准，但谢晋已无心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只巴不得小火轮快快地开，巴不得一步就跨到重庆去，因为，那里有新的生活在召唤他，那里有许多他所敬仰和熟悉的老师叫他去，当然，那里还有他的恋人、重庆文德女中高中部学生徐大雯在等他。
第五节 重庆岁月
1943年年初，重庆中央青年剧社来了一位年轻的场记，他就是谢晋。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的重庆已有五大话剧团，即中华剧艺社、中国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在这么一个不大的都市里有这么多剧团，可想而知是够热闹的，但与江安相比，重庆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陪都，重庆的白色恐怖比其他地方更厉害、更令人毛骨悚然。
那时中青社的领导人是张骏祥和杨村彬。1938年，刚刚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的张骏祥刚回国，就被在重庆国立剧专任教导主任的曹禺请到了学校任教，后因战事发展，国立剧专迁到了江安，张骏祥也随剧专一起到了江安，但张骏祥在江安待的时间并不长，因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就离开江安，先期回到重庆，创办中央青年剧社，因其突出的组织才能和导演才华，把剧社搞得红红火火。1942年初，随着曹禺的加盟和不久后从江安国立剧专投奔前来的马彦祥、洪深、焦菊隐等人的参加，剧社的阵容更加强大，加上当时从上海来的一大批著名影剧演员如白杨、赵丹、魏鹤龄、舒绣文、王为一、张瑞芳、章曼、顾而已、江村、高占非等，都与剧社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与这么多名家在一起工作，对谢晋艺术素养的提高，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当然，对于谢晋来说，通过与这些艺术家们一起排戏、演戏，更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可贵的人品和艺品。
中青社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以抗战题材为主，如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家》、《正在想》、《镀金》、《雷雨》、《日出》、《原野》等，也演其他的一些进步剧目，如《少年游》、《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谢晋在这些剧目中常担任剧务、场记，有时也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这些剧目的演出，向着黑暗统治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喊出了正义进步的声音，从而也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恐慌，便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千方百计的干扰和破坏。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得人心，因此，此举的最后结果，总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在重庆文德女中高中部读高一的徐大雯常在谢晋排戏的间隙来看望他，有时也在谢晋排戏的时候来看他，对于戏剧，徐大雯不仅是一个爱好者，也是一个参与者，早在老家江安时，她就上台演过进步话剧，后来因为家中的阻拦，才没往这方面发展。
徐大雯这时住在舅舅家。舅舅在重庆的一家公司里任职，家境尚过得去。对于谢晋这位未来的外甥女婿，他曾有过几次接触，也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吃过饭，总的印象是，除了对他的演戏职业表示不敢恭维外，对人品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他是赞同并鼓励外甥女与谢晋好下去的。而这对于徐大雯来说，这差不多要欢呼“万岁”了。她后来回忆说：“经过了江安的那场周折，我们的感情更进了一层，他对我的感情十分专一，我也一定要与他好下去，一方面我真心喜欢他，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正大光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挽回我的名誉……”
就在谢晋与徐大雯憧憬着未来美好生活快快到来的时候，1944年又很快过去了，从远方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苏联红军收复了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到了德国及其占领国的土地上，英美军队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美军已占领马绍尔群岛并开始威胁日本本土。但在国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也有令人忧虑的消息不时从外界传来：已濒临垮台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加速了对中国的进攻，于是便在3月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对豫、湘、桂地区的进攻，从而企图打通从中国东北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通道，为挽救其海上交通线被切断的危局。面对日本鬼子的进攻，国民党反动政府却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从而使大片国土沦陷丧失，无数同胞惨遭蹂躏。
雾都重庆，整日间处在一种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当中。那些日子，敌机的骚扰也多了起来，不时有炸弹从头顶上扔下来，在人群中爆炸，一些由记者现场拍摄的人体被炸得血肉横飞的照片次日便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中央时报》、《大公报》等各大报上登出来，更使人产生一种窒息而绝望的感觉。
中青社仍在坚持每天排戏，但演职员们也早已是人心惶惶，特别是有时正在排戏，一阵警报响起，大家赶快扔下道具，躲到防空洞里去。每天几次下来，吓得人的精神都要崩溃，还有什么心思排戏。有时敌人真的扔下几颗炸弹，不时有炸中的楼房从半空中哗啦啦地倾倒下来，尘雾散尽之后，常常可以看到在人行道或马路中央，有缺胳膊断腿的伤者在痛苦地呻吟，间或有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人从瓦砾堆里挖出来，然后用破败的草席一卷，不知被人拉到什么地方去。尽管如此，重庆的市民仍是顽强不屈的，每次敌机飞走，在硝烟未尽之时，总会有一些人，一边含着眼泪，一边抬着伤者或死者，哽哽咽咽地唱着当时十分流行的一首防空洞避难歌：“让你龟儿子炸，让你龟儿子轰，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烧，让你龟儿子杀，老子们人多来地方大，怕啥，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面对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谢晋与徐大雯常常处在一种迷茫和彷徨的煎熬中，他们常常问自己，怎么办？再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待下去，何年何月才有出头的日子。但离开重庆，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中国的江山，半被日本鬼子占领着，半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势力笼罩着。当然，谢晋也曾想到过回家，是的，有一段时间里，他曾十分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家，毕竟，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家了，那里有他日渐年迈曾为他和他的弟妹们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和母亲，有他的他离开时尚小、而现在一定长高了的弟妹们。总之，那里是他这个身心疲惫的游子最安全的港湾和最舒适的栖息地，只要他愿意，无论什么时候，那个家都会向他敞开最温暖最宽阔的胸膛，而这，正是他三年来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谢晋又很快并且很痛苦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现在回去还不是时候，他的事业还没有成功，他还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没有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多了一条尾巴——徐大雯。
在焦虑、企盼和等待中，1945年终于来临了，虽然时局仍动荡不定，但毕竟还是有一些好的消息从外界传来：苏联红军已直捣德国法西斯巢穴柏林；英美联军也长驱直入敌人的腹地；解放区所有的武装部队开始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这些通过不同渠道传来的消息，就像在漫漫长夜中突然划过的一道闪电，给谢晋和他的同事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期望，似乎胜利的曙光，就要出现了。
8月15日清晨，谢晋还没有起床，这时，大街上似乎特别的宁静，突然，一个盼望已久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广播还没结束，整个山城便已沸腾起来，谢晋与他的同事们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匆穿好衣服，就跑到大街上。这时听到广播的和没有听到广播的重庆市民几乎全都涌到街头路边，许多人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大家互相重复着一句简单但又是等待了太久的话语：“胜利了，胜利了！”
入夜，多年来一直实行灯火管制的重庆市第一次灯火通明，嘉陵江上的汽笛声鞭炮声整夜不停，叫喊了一天的嗓门已经嘶哑了的报童仍在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尽管这些报纸早已过时了，但他们仍在固执地叫喊着、奔跑着。显然，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在推销自己手中的剩余报纸，而是，当一个企盼已久的大好消息突然降临的时候，他们有点欣喜若狂了。
在弥漫着浓浓鞭炮硝烟的大街上，谢晋拉着徐大雯的手，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行走着，他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沉醉在欢乐的海洋中。是啊，八年，八年了，人们遭受了多大的苦难啊！现在，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可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啊。
正当山城人民还沉浸在因抗战的胜利而带来的狂喜之中时，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8月27日，也就在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后的第十二天，重庆《新华日报》登出了一条消息：“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8月28日毛泽东主席果然从延安飞到重庆，并在《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
是的，胜利给黑暗的大地带来了光明，也给苦难的人民带来了希望。而对于谢晋来说，这时候最最渴望的，就是想与家人团聚了。在1941年冬天那个寒冷的晚上，当谢晋提着一只旧皮箱，悄然离开上海同孚路那幢灰色的石库门至今，已经整整四年过去了。四年前，上海还处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现在，日本投降了，和平了，该是回去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团聚了。
谢晋是个急性子，心里想干什么事，巴不得马上就办成，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徐大雯一说，徐大雯也赞同。
1946年3月的一天，谢晋告别了中央青年剧社的老师和同学，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方向的小火轮。其实在他离开前，他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已相继离开了中青社而各奔东西，老师曹禺受美国国务院聘请，与作家老舍一起赴美讲学，老师张骏祥、黄佐临等已先期去了上海。还有一些暂时不走的，也都打算在近期离开。
徐大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码头上与谢晋道别，她暂时还不能和谢晋同赴上海，因为她高中尚未毕业，她还得在重庆留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徐大雯来说，除了与恋人分别时的恋恋不舍外，她的内心深处还隐含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重庆与上海远隔千里，谢晋此次一去，会不会变心呢？再说他们又尚未结婚，就说谢晋对她一片忠心，那么他的家庭呢？1943年那年，当“下江人”谢晋与“上江人”的她相好的消息在江安小城传开以后，不就在她的家庭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吗？现在，当一个外乡破落地主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名门望族出身的谢家公子的时候，那个家庭，是否会友好地接纳她呢？
小火轮在徐大雯痴痴呆想的时候，渐渐地离开了码头，因为加大了马力，从轮船的烟囱中喷出了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徐大雯固执地站在码头上，透过浓重的烟雾，那张她熟悉的面孔在视线中渐渐远去、模糊了。
后来，她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她说：“抗战胜利后，谢晋先是乘船，后来又经川塞公路，到宝鸡，由于车少人多，他只好买黄牛票，到了徐州，再转到上海，回到家时，身上长满了虱子。到了上海，谢晋开始时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自己筹款组织了剧社，聘请了上海舞台上的一些明星来演《郁雷》，可是由于没有后台靠山，也没有声望经验，不久就破产。1946年夏天，我如期在重庆文德女中部毕业，谢晋特地从上海赶来重庆，把我接到上海。他告诉我办剧社失败的情况，问我怎么办？对此我倒无所谓，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赤手空拳要在上海滩闯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而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变心，在上海有没有‘原配夫人’，因为抗战时期，‘下江人’到了重庆后，隐瞒原来的婚姻，让我们‘上江人’做小老婆的确实很多，抗战一胜利，这些问题都开始暴露了。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她也对此放心不下……到了上海后，我见谢晋确实真心实意地只爱我一个，早就做好了明媒正娶的准备，我也总算没有白爱他一场，感到感情有了寄托……”
1947年的一个良辰吉日，两位历经磨难的年轻人的婚礼终于在上海隆重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除了亲友，还有谢晋少年时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大家多年不见，分别的时候差不多还是孩子，而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大家回忆往事，自然要感慨一番。婚礼由德高望重的剧作家洪深老师当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因母亲陈振美的坚持，婚礼采用新派的方式，比如拥抱、接吻，也沿袭老派的做法，如拜天地、喝交杯酒等。总之，办得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婚后不久，新婚夫妇便在父亲谢春溥的陪同下，到上虞谢塘老家谒拜祖坟。多年不见，各房长辈都已变得苍老了许多，大家相见，自有一番唏嘘。好在谢晋已经长大成人，如今又领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早年谢晋因当“戏子”而在家族中引起的不快，也就在老人们的心中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