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希腊：遐想与批判

插图3：拉斐尔，《雅典学院》，1510—1511年，梵蒂冈，署名室

城邦初现

“赫楞人”（Hellenen）早已无迹可寻。从公元前2000年起，他们陆续从欧洲中部和东部迁移到今天的希腊并融入当地人中。其中有一部分人继续迁移，有的搬到岛上，有的则前往小亚细亚，与腓尼基人竞争，向他们讨教。如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族群一样，他们中很少有以民族为单位的群体。“地中海”这一概念直到中世纪才在世界地图上真正赢得了一席之地。实际上，拉丁词汇“mare mediterraneum”的意思就是“中间的海”，只是在古罗马鼎盛时期，由于罗马人的自我中心视角，这个词变为“mare nostrum”，意为“我们的海”。犹太人称其为“大海”（Yam Gadol）。东亚的货物和观念——当时的交流往来已延伸至爪哇和印度——借助舰橹、河运船只和通商线路，跨过撒哈拉，经过羊肠小道和阳关大道，翻过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一路穿行至此。

整个地中海就是一座画廊。那里是众神之父宙斯诱拐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的地方。这位年迈却依然性欲旺盛的骗子变成公牛来隐藏自己的身份，然后带着欧罗巴，绕过地中海去往克里特岛，他们的儿子米诺斯将在那里建立王国。实际上，这座岛屿拥有欧洲最初的高级文明，亦即米诺斯文明。地中海的海浪消失于奥斯蒂亚和突尼斯海滨沙滩上，随即又在严冬风暴的鞭笞中现身，侵袭撒丁岛陡峭的海岸，它将自己摔碎在圣托里尼的火山熔岩之上，在巴塞罗那和比雷埃夫斯的码头，渗向古名为“拉古萨”的杜布罗夫尼克的沙滩。在这宏大历史的风景中，热风驱赶着非洲的酷热，经过托斯卡纳的山丘，令安达卢西亚的橄榄树上“日渐灰暗的树叶”闪耀，让薰衣草香铺满普罗旺斯。秋冬时节，如同埃尔·格列柯（El Grecos）所绘的托莱多风景画那样，厚重的铅色云朵压于田野之上，并适时洒下渴切的雨，即使在意大利也有明显的寒意。

直至今日，这个国家的植被依然诉说着那跨越千年、蔚然壮阔的迁徙过程。今天的许多典型的地中海植物，实际都是外来物种：柏树最初源自波斯，柠檬和香橙来自阿拉伯，龙舌兰和无花果的源头位于美洲，西红柿来自秘鲁，玉米——它是使人免于饿死的玉米饼的基本食材——来自墨西哥，以及那很晚才从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移植而来的桉树。只有葡萄酒、橄榄和谷物才是地中海传统的三大作物。

岛屿常常是朝圣者和通商者竞争的据点，也是抗击外族攻击的堡垒：塞浦路斯岛、罗得岛、科孚岛、蕴藏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里特岛，以及众多点缀在蔚蓝之海中被冠以神话人物名字的小岛，诸如基西岛、伊萨卡岛、米克诺斯岛……再往西便是马耳他和大西西里岛，以及科西嘉岛、巴利阿里群岛和拥有银矿资源的撒丁岛。如古人所言，在火山群中，在维苏威火山、埃特纳火山和斯通波利火山岛，通往冥界的缝隙俨然被打开了。在那些火焰跳跃并穿行过的洞穴里，独眼巨人将炽热的铁浆铸成剑与犁。

地中海并未阻隔，而是连接了南北两岸——至少在夏季如此。当冬季的风暴侵袭，便不建议船只出没于如荷马所描绘的“暗黑海洋”。在中国，为了使文明得以存续，统治者需要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辛苦建造大运河，以便将长江河谷粮仓中的硕果运往北方。而在地中海，船只借助这里的风得以顺利通行，从富饶的埃及向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运输供给物品的压力由此得到了根本的缓解。地中海的波涛托载着丝绸与奴隶、大理石雕像和神话、神灵和思想，从一岸带至另一岸，从一岛带至另一岛。没有地中海作为媒介，欧洲的觉醒几乎不可能实现。

货币经济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首批硬币的铸造就是在公元前600—前560年的埃伊纳岛和雅典完成的。借由这种金属的、被赋予了抽象价值的具体支付工具来实现经济层面的征服，这其中所体现的理性，似乎也在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中得以体现。欧玻亚岛土地肥沃，矿产资源丰富，如它名字所示，盛产牛群，是重要的贸易大国。它的广袤和权重，以及含金量进一步普及。在《伊利亚特》中就用“aphneios”（意为“富有”）作为科林斯的名字。它的花瓶远销地中海西部，甚至可达遥远的伊维萨岛。米利都是古希腊知识革命的其中一个发源地，它通过古希腊内陆的移民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地中海东部最富裕的贸易城市。人们需要新的土地，或许也是为了逃避家乡的战乱，这些“希腊原住民”在爱琴海岸边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自治聚居地，接着又发展出诸多城市。贸易的利润、人口的增长和领导者对权力的追逐，都被推测为公元前8—前6世纪迅速发展的殖民运动的最重要诱因。这项运动在公元前8世纪波及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之后扩大至马尔马拉海和黑海沿岸。柏拉图（前427—前347）讽刺地说，希腊人似青蛙抢夺池塘般蹲守在这些海岸。大城市播撒下种子，孕育出新的城市，其缔造者或多或少都关联紧密。以米利都为例，通过“移民”，它围绕着黑海的海岸建立了约30座殖民区。许多当时出现的城邦在其名字中还承载着它们的古希腊起源：马西利亚（Marseille，即今天的马赛）源自希腊语“Massalia ”，尼斯（Nizza）在彼时被叫作“尼西亚”（Nikaia）。

人们必须谨慎地想象初始时期的景象。公元前1500年前后，随着青铜时代的宫廷文化陷落，“城邦”（Polis）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概念在“都市”（Metropole）和“政治”（Politik）这样的词语身上能依稀看见影子，它标志着一个维护共同信仰、在共同利益之下进行商议的整体。城邦的主人除了各个城市的管理者，还包括整个城邦辖区内的所有居民。城邦的核心区域大约是集会的广场、寺庙，以及拥有话语权、统领军事甚至确立信仰的贵族们的宅邸。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的住所聚拢在它们周围，发展出之后重要的市民团体及其机构。它们在公元前600年前后才作为独立的整体正式亮相。一些典型的城市机构设施也相继出现，如市政厅、剧院和学校。学校起初只是一个运动场所，在赫楞人的时代也作为教育机构。

对西方文明来说，希腊殖民者在地中海大片地区进行殖民的过程，几乎比古代取得的任何其他进步都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自青铜时代文化瓦解之后，古希腊人和遥远西方的贸易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复苏夯实了（尽管并非奠定了）经济基础。崛起的古罗马也经由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建立起与其思想和技术直接的联系。

公元前6世纪末的城邦世界因为波斯大帝的崛起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公元前480年，一支希腊舰队攻打被波斯军队控制的萨拉米斯海峡，是否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言，这是“世界史的瓶颈”，还尚无定论。战争持续期间，波斯的统治也并非那么有压迫性。那些被攻占城市的民众，依然能与他们熟悉的神心灵相通，相互之间继续缔结盟约。波斯的统帅马铎尼斯（Mardonios）甚至一度担心，在他征服的爱奥尼亚海岸城市中会滋生民主的种子。

“瓶颈说”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地中海以东划分的地区直到今天依然由一条横亘于东方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分界线隔开。基于民主建立的国家和话语文化，几乎只在分界线的西边发展。在罗马帝国时代它又继续向东延展。随着罗马帝国的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以及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帝国的成形，它又重新回到西方。然而，猜测是多余的。希腊的舰队击退了波斯的军队，胜利接踵而至。希腊的对话可以继续充分施展。希腊人很好地利用了拥有广阔边界的波斯帝国所面临的问题，即除了要解决希腊这只青蛙对其池塘的搅乱之外，还要分心解决其他问题。

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的世纪”。在与波斯对战、与斯巴达争斗和内政动荡的背景下，雅典最初的政治理论得以大展拳脚。我们在其中还看到了儒家学说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孔子（前551—前479）的影子。何谓国家？何谓宪法？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始于雅典，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今天人们仍在提及希腊人的贡献。可以想见，这场由涉及地中海广大区域的迁移活动触发的理论思辨，是如何触发对于新建政治秩序的思考。通过讨论和多数原则来寻求决策的实践，实际上是对理性哲学和科学的突破，这一点本身就颇具意义。另外一份文档的记录表明，雅典的民主并非所有人的民主：它不属于奴隶和外族，不属于女人，多数情况也不属于无产者。在民主的主阵地雅典，一个人是否具有作为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利，通常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一个原籍雅典的父亲或母亲。对于希腊世界的外族人，即那些“野蛮人”（barbaroi），人们总是以雅典卫城高高在上的态度对他们施以睥睨。但直至现代，也少有开放如此多参与决策机会的社会存在。在马其顿统治的时代之前，几乎没有人——无论是皇帝、城邦，还是外来征服者和祭司特权阶级——成功统治赫楞人。权力仍然分散且相互竞争着。即使是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役中败下阵来，其民主依然不灭。它断断续续地持续至公元前2世纪，直至罗马从希腊手中接过发动战争的权力。

不臣服于任何人的理念虽然与广为适用的人权理念并无共通之处，但鉴于波斯的威胁和希腊自身各统治力量间的斗争，这一理念依然通过埃斯库罗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得以发声。那令人迷恋的字眼“自由”（eleutheria），通过世界历史得以登场。

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碎片：宇宙、神与人

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的民族像希腊人一样采摘认知树上的果实，并冠之以名。类如“哲学”“智慧之爱”等词语都源自希腊语。随着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的发展，“提问”“研究”“探索”“历史学”等概念也作为系统的事物初露锋芒。另一个促进地中海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形成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地缘因素是：与东方的关系。

伟大的文化都不源于本土或民族根基，而是通过成果卓著的交流与斗争产生。希腊精神更多要归功于东方，而非只是人文主义学校里的历史图景。雅典娜虽然并非某本书所说的“黑人”，但也不似大理石般的苍白。希腊雕塑伴随埃及文化的传播而发端，后者可能也是希腊人的第一位数学老师。希腊的文学和宗教也深受尼罗河文化以及伊朗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即便是诗歌与哲学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作赫楞人的发明，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受到了东方智慧的启发，比如在东方神话中关于世界起源的说法等。他们还从中东的军阀和国王那里学习统治。腓尼基人不仅教会了希腊人拼写，他们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教会了希腊人类似民主的处事方式，正如苏美尔人向希腊人示范了如何建造城池和组织政治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思想宇宙的各个中心逐渐显现。首先，在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时期，诞生了富庶的贸易城市米利都和意大利南部城市埃利亚；然后是作为“赫楞人的老师”——这一美誉常被修昔底德在同伯里克利的谈话中挂在嘴边——的雅典；最后是亚历山大港。但是前苏格拉底主义者和后来者对此的记述绝大部分都已丢失。通过一些生活于几个世纪以后的作者的描述，一些希腊思想才得以流传。而正是留存的这些部分，改变了世界。

首先驱使这些希腊思想者思考的是惊奇——对于自然、宇宙及人的惊奇。柏拉图曾说，惊奇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哲学的源头。这些寻觅者和漫游者，如第欧根尼（Diogenes）自己宣称的那样，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是宇宙的公民，不臣服于任何国家政体。他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去往远方，去真正地实践对世界的探索。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Hekataios von Milet，前550—前476）行至今天的俄罗斯南部附近，修订了被视为欧洲第一张世界地图的《阿那克西曼德世界地图》。毕达哥拉斯（约前570—前480）和柏拉图为了寻求古老智慧而研究了古埃及。德谟克利特（Demokrit）似乎到达了巴比伦，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和皮浪（Pyrrhon）曾经行至印度，前者被视作亚历山大军队的狂热支持者。公元前2世纪，精巧的造币技艺途经号称“东边赫楞文化前哨”的巴克特里亚王朝，成功传至印度。反过来，印度文化也向西方做出回应。《南传弥兰王问经》讲述了巴克特里亚国王与佛教圣人那先比丘（Negasena）之间的对话。

希腊人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提问者。他们是最早借助理性无目的地追寻真理的人。虽然人们似乎也可以在地球上的其他古老文化中找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所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思想，但是希腊人探索的多样性却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探索灵魂，研究神的本质、物质的结构，以及宇宙的构建原则；他们认为神贯穿于所有物质的自然哲学，也知晓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对他来说，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喃喃低语的神秘主义和顽固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前苏格拉底哲学，也产生了冷酷、毫无神性的怀疑主义。它借助出生于科斯岛的医者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von Kos）的形象现身，为一种理性的医学奠定了基础，并开启了对动植物的研究。因果律首先是用希腊语写成，它是理性思考与推论的学说，即“逻辑术”（logike techne）。

伴随着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于公元前7世纪在米利都的诞生，“规律”开始与诸神和魔鬼并立，并接手它们的工作。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von Milet）将海啸解读为大海运动造成的地震——而非由海神波塞冬的愤怒引起。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von Milet，约前625—前547）是第一座日晷的建造者，他不再如赫西俄德（Hesiod）那样去讲述创世神的故事，而是更多地找寻创造万物的原初物质——他称之为“无限”（apeiron）。通过划分冷与热、湿润与干燥的对立，“无限”生出万物。宇宙成为巨大的有机体，存在、消逝、重生，而人类是由一种类似于鱼类的生物发展而来。阿那克西曼德虽然称不上达尔文的异域先驱，却是第一个将宇宙想象为永恒而非创造的人。他的理论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为17世纪宇宙天文学的讨论提供了素材。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生的学说也是如此。自公元前530年以来，他便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在意大利的克罗顿交流思想，并过着一种禁欲的生活。传言毕达哥拉斯是一位极具魅力的神圣智者，是古老真理的救赎者、传道者和先知。数是他的学说的中心：现身于正五边形或黄金切割之中的数字和比例指示了建构世界的原则，通过观察到音乐、和声与几何的对应关系，以及星体运动的规律性，毕达哥拉斯得出结论：世界建立于和谐的规则之上。他还讲授说，不死的灵魂会在生物体之间游荡。人类应该——类比同样有灵魂游荡之说的佛教教义——让生命与和谐有序的宇宙达成一致。

在毕达哥拉斯哲学信徒的世界模型中心，燃烧着一团熊熊火焰。它似乎是世界这座大楼的炉灶，除地球、月亮和太阳之外已知的五大星球，以互成比例的距离和速度绕着它转动。由于包含恒星在内只存在九大天体，因此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预设了一个“反地球”存在，这样一来就凑成十个。他们认为通过天体的运动可达到超凡的星体和谐。来自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 von Samos，约前310—前230）却认为，恒星和太阳都是静止的，地球围绕太阳而行。这位哥白尼的前辈据说曾因为无视神灵而被控诉。甚至宇宙中存在着“多个世界”的构想，早在布鲁诺出现之前的两千多年就被想到了。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是公元前5世纪群星闪耀的思想家团体中的一员，他是土、水、火及空气的四元素学说的创立者之一，与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思想很接近。他和德谟克利特都是原子物理的开创者。在他看来，物理世界的万物都是由原初物质——一种不可分的微小颗粒——共同组成。即便是神，也被拟人化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神秘物质”（dunkle）。赫拉克利特（Heraklit）隐晦地将其理解为事物的整体，它像理性言说的逻各斯（Logos）一样，将所有的对立统一起来。

来自埃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20—前450）貌似是第一位认识到地球是球状形态的人。他所关注的表象与存在之间的区分，标志着一切本体论的开端。他提出了一种主张，认为思想本身仅仅是“存在”（Sein），而非“成为”（Werden）——一种还未达到存在的状态。这个主张掀起了一场学术革命：遵循矛盾定理的逻辑区别“真”与“假”，与“狂想”和“神话学”对立。希腊精神的锋芒同样在埃利亚的芝诺（Zenon von Elea）对于悖论的阐述中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称其为辩证法的发明者。

一些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文字记述多有对神的批评，即使是今天，这些文字在某些国家依然见不得人。他们认为神是人创设出来的幻象，人们出于实际的理由用这一幻象服务自身。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揭露“并非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之前的两千多年，色诺芬尼（Xenophanes）就曾讥讽过荷马和赫西俄德关于神的想象：牛或马可以创造神的形象吗？它们会创设出类似牛或者马的神吗？与他们不同，他将神想象为一种静态的、贯穿作用于一切的精神，仅仅通过思想的力量来撼动宇宙，它“与凡人在形态或思想上都毫无相似可言”。这个说法否定了对于自然现象的神秘解释。他对于人类可以拥有可信的知识的论断亦持保留态度：真理只存在于神那里，人类不过是拥有它的类似物或者它的表象。凯阿岛的普罗迪科斯（Prodikos von Keos，约前470—前399）将神理解为比喻性的存在，代表着地球上的事物，无论元素或者面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90—前411）将之简要概括为“人们无法知晓它是否存在”，并以此区分信仰与知识。迈锡尼的欧赫迈罗斯（Euhemeros von Messene）认为，神指涉的是先前的伟大国王、战士或者学者，这些人给人留下了他们在死后可以幻化为神的印象。类似的“世界的祛魅者”直到18世纪依然存在，他们的思考表明，在那个以色列人正严格地去构建他们的天父——雅威（Jahwe）——并将弥赛亚的形象推上世界舞台的时代里，赫楞人就已经准备好要思考了。

除了神、宇宙和自然，人也是希腊谈论的中心。普罗泰戈拉将人视作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并非一份人文主义宣言的标题，尽管这位作者在文艺复兴中重新收获尊崇。它更多地反映出一种洞见，即看到了感知的主体性，否定了一些自然哲学家坚持的唯一真理，此外，还要求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人的天性、可能与边界、培养与教育。

人类的斗争与痛苦是同时期诞生的悲剧中最重要的哲学主题。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厄琉息斯的埃斯库罗斯被后人称为“悲剧之父”。他所导演的戏剧中，人物总是罪恶而无望地纠缠于由神施加的悲惨命运。再加上雅典人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约前497—前405）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前406），三个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至今，人们仍在不断对这三位巨匠的戏剧进行着现代式的解读，因为他们剧目中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在希腊哲学当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主题：存在与表象、罪责与命运、欲望、激情与理智。

最伟大的悲剧与舞台大师则是历史。公元前5世纪，一种意义重大的历史学初登舞台。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被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他和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都被视作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创始者。希罗多德希望将重要事件留存下来以供后人教育、模仿与欣赏，他想要尽量真实和不带意识形态地书写，这也成为以后所有好的历史书写的主导要领。

修昔底德（约前455—前395）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最高级的历史书写，也是一部文学杰作。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话说，他要写就一部“永久的财富，而非只是流传一时的佳作”。修昔底德发现了人类暴力的病理，他不仅仅是在历史书写中寻找古代，更要批判地审视来源、探寻原因、考察行为动机、分析政治情势。他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许是第一部没有神灵参与的历史著作。本该出现神灵的段落，如在后来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i）那里一样，被描绘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段落取而代之。著名的《米洛斯对话》显示了赤裸裸的权力有多么厚颜无耻。对自由与统治的追求似乎是实现政治的先决条件与人类学中的常量。修昔底德成为历史学的开疆拓土者，这门学问，按照塔西佗（Tacitus）的描述，是要“既不愤怒，也不偏私”（sine ira et studio）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色诺芬尼作为数万变迁的见证者，不过是一些自那时起一直绵延不断的话语最重要的创立者。

历史书写与悲剧都反映出遵循自然与混乱历史之间的断裂经验。这一经验说明了希腊人对于人类事物秩序，以及自然与社会规范之间紧张关系的关切。这些规范即传统、风俗或法律。它现身为反自然的人类暴君，也作为“万物之王”来保护弱者。

对话与批判

古希腊世界一直是理念的交易所与政治的试验田。人们之间或斗争，或联合，试验联邦制模式。公元前429年，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后，希腊经历了战争与内部危机，却完全没有对他们的文化生活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相反，继续扩大的变革与混乱为哲学开辟了市场，因为哲学为人们指引方向的同时还提供教育，能帮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里收获成功。一群求知若渴的人也已经准备好研习作为政治事务中重要工具的学术与雄辩来作为回应。一些诡辩家，即在公元前450—前380年为了钱财而演说和写作的学者们，也以此谋取财富。伦蒂尼的高尔吉亚（Georgias von Leontinoi）是当时的“明星演说家”，也是雄辩术的创立者之一，他甚至认为话语可以强身健体。据说他在德尔菲神庙里为自己建了镶金的肖像。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他们能够占据如此重要的社会地位，哲学的作用功不可没。思想家广受追捧的现象可以从无数逸事中得到佐证。一些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和后来的柏拉图，地位之崇高几乎等同于神。诡辩家们将爱奥尼亚的自然研究分析方法应用到了社会领域，他们批判一切主题，从社会规则、风俗到宗教，甚至是人类认知的确定性。“诡辩术”的消极含义让人联想到钻牛角尖与断章取义，却仍然是哲学的基本美德；提问与思辨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却常常在歧途中迷失，无果而终。

批判对话的原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对话最终成为哲学思辨的一种跨文化形式。因此，熟悉辩论（sastrarthas）的印度教徒与中国哲学家也如欧洲人一样，讨论神正论问题或宇宙是否无限。印度教的讨论遵从于精准的宗教仪式，严格遵照宗教法规行事，最终通过神的审判来做出决定；中国的智者在论证形式上没有利用逻辑证据，而是认可经典文本的权威，对其只允许进行小幅修改，它们都完全不同于希腊保持质疑与直言不讳的质询程式。正是因为希腊人，人们才懂得通过批判使自己与思维的惯性保持距离，批判的艺术才成为西方思想史的一个标志。证伪与日常经验的对立构成了科学。自此以后，借用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的变体，批判是矛盾对立的哲学家，是万物之父。

古希腊哲学对话的开端是苏格拉底的道德准则。他的学生柏拉图帮助他延续了“对话”。通过对自身道德刨根问底地追问，以及他的生与死，苏格拉底成为实践哲学和思辨技术的创立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他的追随者的传承过程中，他以类似基督或佛祖的形式现身为智慧的师者。“神圣的苏格拉底，请为我们祈祷”，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以此口号宣告了自己成为苏格拉底思想盛宴的赴宴者。苏格拉底的登场和诡辩家的思考，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因为人们如今可以出于理性的依据来系统地谈论一切事情做或不做的准则了。

柏拉图把这种通过对话来进行决策的方式——辩证法——视作神的赐予，是“某个普罗米修斯”与火种一起带来的恩赐。苏格拉底的对话是所有启蒙中最强大的武器，它致力于追寻真理与智慧，兼备道德与尖锐。其中飞扬着颠覆的元素，跳跃着讽刺的火花，混杂着尖酸的讽刺。许多事情亟待讨论解决。一位作者究竟认同哪位对话参与者，选择怎样的立场，常常难以决断。充满讽刺意味的暗示显示出藏于对话中的革命性潜力。而缺乏幽默感，鲜少运用反讽，却又依然具备深度，则标志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后期时这一体裁的基督教变体的特征，奥古斯丁（Augustinus）就是其中的代表。

对所有习俗与传统来说，苏格拉底的对话是一项危险的技术。布鲁诺的《论无限宇宙与世界》和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都表明，对话的本质在于当观点与反驳狭路相逢，各自经过旁征博引之后，最终无懈可击者胜出。怀疑不屈不挠地贯穿始终，理性则是认知的原则与法官。时至今日，科学话语依然贯彻着这样的原则。提问与追问可以最终使人们看清一个事实：总存在未知与难题，且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找到答案，这期间理所当然就存在着哲学与宗教神学、宗教与科学的分野。苏格拉底常挂嘴边的金句“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就是在提出要求去批判性地检验那些人们认为知晓的一切。他凭此站在了一种“西方特质”——批判文化——的源头。

“怀疑”（这个概念源自希腊语“skeptesthai”，意为“调查”“检验”）这个传统的重新发现，是现代哲学的起点。皮浪（Pyrrhon，约前365—前275）开创了这一传统，否定了价值判断的可能性，认为它们仅仅出于人类的协商，而缺乏外界存在的证据。阿尔克西拉乌斯（Arkesilaos，约前315—前240）不得不认为，人们至少有可能判断什么事物是可信或可能的，道德标准依然是符合理性的。和皮浪一样，他建议放弃判断，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ataraxia），即使怀疑论者依然会不屈不挠地不断发问。

从喜剧发明者希腊人那里，人们不仅学会了用皱眉表示怀疑，还知道了讽刺、嘲笑与幽默，以及他们悲观的兄弟——挖苦。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50—前444）的喜剧就曾让人们从战争时期的暴行和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分散了注意力。希腊人交谈过程中出现的无数逸事，是帮助传承与人相关之事的记忆的关键。这样的体裁或许并非希腊人的发明。然而不少故事要么具备一点真实性，要么就纯属捏造，抑或完全错误，就像那些流传下来的关于西塞罗、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os）等诸如此类人物的故事，它们表现为内容丰富又闪耀的对话。

人们讽刺，人们大笑。当色诺芬尼断言他从被鞭打的狗的哀嚎中听到了一位朋友的声音时，便戏谑地谈及了那神秘而深刻的如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学说的事物。即使是庄严的《荷马史诗》也难逃被戏说的下场。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讽刺家：他装作无知，而将对话对象捧为智者，以此反将其置于一种完全愚昧无知的地位。讽刺在这里是哲学的方法，但大多显现为一种修辞策略，这在后来伽利略关于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屡见不鲜。不仅如此，庄严的悲剧人物也成了讥讽的对象。甚至连苏格拉底也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成为反讽的牺牲品。哲学家们之间也极尽讥讽之能事。蓬杜斯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kleides Pontikos），因其装腔作势和“浮夸”的着装，而被人们称作“蓬皮科斯”（ho Pompikos）。德谟克利特被伊壁鸠鲁称作“莱罗克里托斯”（Lerokritos），意为“泡沫法官”。不必诧异，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灵魂》这本有关心灵的书中，首先提出了“有能力发笑的人”理论。柏拉图的《美涅克塞努篇》最后尖酸地嘲讽了“为祖国而死是甜的”这一类爱国主义口号。

色诺芬尼、卡涅阿德斯（Karneades，约前214—前129）或者卢克莱修如果生活在错误的时代和地点，比如巴格达、日内瓦或者罗马，都将沦为失败者。对于被各种逸事围绕的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von Sinope，约前412—前324）来说，与其在基督教的西方过着一种不自在的生活，还不如选择在陶桶里过着简单而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是古希腊哲学中犬儒学派分支最有名的思想者，他那装饰在位于科林斯的墓碑上的大理石狗（kyon），大有影射他曾经狂吠不止地攻击他人、而今已安躺于此之意。他的著述已无迹可循，他也如苏格拉底一样，给出了一个范例，示范如何让哲学“活”起来。他的追随者也如同他们的大师一样，用玩笑的方式去质询社会规范，谴责奢靡生活，批评权力。从更为严肃的意义上来讲，他们类似中世纪后期的托钵僧和传道士，于自身所在的社会——正在沦落的城邦——高举明镜，创作讽刺画，为的是将人们引向寻找幸福的正途。

千年的思想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话和批判在雅典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得到继承，它们的示范作用逾越千年。犬儒学派的创始人是安提西尼（Antisthenes，约前455—前360），他在快犬体育馆（Gymnasion Kynosarges）建造了一所学校来传播他的思想学说。约公元前390年，伊索克拉底（Isokrates）创办了一所修辞学校，主要向政客传授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发挥影响力。约公元前387—前385年，柏拉图在希腊城郊的卡德摩斯英雄树林里建立了一个机构，它就是之后几千年里各种研究和教育机构的原型——学园。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共同体，可以类比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构想的乌托邦，描绘了异于现实国家政体的对立形象。学园里的氛围必须是开放的、宽容的。柏拉图接受各种不同寻常的意见，例如，他最著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于户外树荫之下或是报告大厅里九座缪斯像之下的批判性演说变得司空见惯。

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学提升为地位最高的学科。虽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学派的数学尚未以认知自然法则为宗旨，但它最终能成为文艺复兴中引领性的学科并非没有原因。数学以它毫无矛盾的真理似乎为人们提供了通向理想世界的可企及的通道。几何学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被称作“对于永恒存在的认知”。相对于那些光彩夺目的理念，物质世界的物体则是其黯淡的反照。在这则经常被引用的隐喻中，现实不过是洞穴里墙上的影子游戏：一群人被捆绑着背对着洞穴入口，他们在朦胧中会认为，墙上的那些若隐若现的影子即为真实。

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对话集《蒂迈欧篇》依然是柏拉图思想最重要的来源。基督教哲学从中汲取了关于神、灵魂，以及宇宙的想象。弗莱辛的主教奥托（Otto von Freising，约1112—1158）就盛赞柏拉图宇宙学的光明与智慧，以至人们会相信这个希腊人深得基督教义的精髓。在柏拉图那里，世界是由一个既有的原初物质通过同样永恒的神性造物主的作用而产生的。柏拉图认为，宇宙是一个活物，被一个自主驱动、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消失于何处的灵魂所渗透。它调节精神与感官、存在与生成，并推动着星体乃至神灵进行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它将宇宙塑造为一个依据几何原理组成、可借助几何学理解的整体。柏拉图赋予它十二个面的形态，即十二面体。这一猜想在前苏格拉底哲学里就已被论及，并成为开普勒的一本早期著述的基础。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人类个体的灵魂本质上等同于世界的灵魂，并且同样拥有不死的特征，它使得终将死去的躯体鲜活起来，赋予该生命体理智、意志和欲望等诸多个性。因此，除了感官与精神外，它还具有一个自己的“第三种”存在方式。当个体灵魂与世界灵魂融为一体时，前者将承载围绕纯粹的真理、完全的善与美理念的神秘知识，并在新的身体里重生，这使它可以不断返回其原初状态，并得以在这些生命中保存自身和统一。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理念，柏拉图大概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获得的启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佛教和印度教都还保有这样的观念。彼得·阿贝拉尔（Petrus Abaelard，约1079—1142）认为可以在圣灵中重新找到灵魂。柏拉图可能是第一个为它构想出一个独立存在的思想家，他明白如何用理性去控制感情。

柏拉图关于灵魂轮回的理念无法与基督教的观念相契合。与之相反，柏拉图的上帝是可想象的，现身为最高的理念和绝对的善，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原则，即其不具备人类的面貌。一些作者将它——或至少是圣灵——与世界灵魂相等同，并以此将上帝塑造为一个强大的造物大师。异教徒的哲学家们则将上帝视作他们的神身边的“跟班”。如此一来，这位伟大的造物者便不用对于自己所造之物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瑕疵而负责。柏拉图学说最重要的继承者普罗提诺（Plotin，205—约270），将上帝抽象为一个无形的“一”（einen）。那些偏爱“神学家”柏拉图学说的著述仍饱受争议。奥古斯丁以及几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都选择站到了普罗提诺的队伍。对于民众来说，这个被普罗提诺称为“太一”（to hen）的上帝是不够格的。上帝绝不等同于好色之徒宙斯及他那些顽劣的同僚之流。

海浪仍然拍打着欧洲的未来，激发着柏拉图的学生、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Stageira）的亚里士多德完善自己的思想，反对他老师的思想，并去创作伟大的作品。亚里士多德据说是在“来来回回”的走动（希腊语“peripatein ”）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的。因此，人们将他的追随者和继承者都称作“逍遥学派”（peripatetiker）。他们散步的地点是一座体育馆中的回廊。这座体育馆是为了献给吕克昂的阿波罗而建的，吕克昂学院亦是因此得名。亚里士多德留给后世的文本体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他对于拉丁基督教历史的贡献硕丰，既提出了逻辑论证的模型和方法，又探讨了世俗的主题。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通常更加“接地气”，即使它并非完全与柏拉图的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有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属于柏拉图。古希腊两大哲学巨匠的作品所展示的对于世界的视角符合基本的人类思维方式。儒学则像经院哲学那样以格物致知的方式认识世界。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总是努力将柏拉图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与马太福音的信条强行关联在一起。

超验主义者的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是找不到依据的。“实证研究”和“经验”是基于感知与观察的方法论关键词。他没有在封闭的洞穴里，而是在现实之中看见了人，因此获得了认知宇宙之美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的巨著几乎涵盖万物：逻辑、伦理、修辞学和诗学、形而上学、自然、动物和矿物、生理学、面相学、心理学、感知与记忆，甚至是梦境。与柏拉图不同，他不让别人言说，而是他自己说。

约1510年，拉斐尔在梵蒂冈的署名室创作了《雅典学院》（插图3），描绘了这些遥远过去中的思想家——我们刚好要让他们登场——以及他们与正在开启的现代思想之间的关联。这幅壁画主要取材于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直到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哲学。柏拉图捧着《蒂迈欧篇》位列左侧，亚里士多德占据中位，一只手指向天空，即理念的王国，另一只手则指点着任其感知和经验的人间。他们旁边是苏格拉底，此外还有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们。拉斐尔绘制这幅群像时所散发的精神光辉亦如两千年前一样熠熠闪光。

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花园

亚历山大大帝推翻波斯帝国彻底改变了希腊世界。许多城邦被保留了下来，市民阶层自治的形式也被保留了下来，它们还在显示着自己的忠心。但这一点只有那些还保有市民权利的少数“人民”（demos）才可以感受到。同时，随着城邦形式的转变和权力政治意义的消亡，找寻适宜城邦发展的法律这个问题显得无足轻重了。宇宙学、地理学、医学及其他的自然科学得以维系，其中首先得以讨论的是伦理问题。新的机构应运而生。伊壁鸠鲁的学说诞生于伊壁鸠鲁花园（Kepos）中，这是一座立于雅典大门前的朴素的农家花园。伊壁鸠鲁与其信徒相聚于此，时而严肃时而轻松活泼地谈论“符号哲学”，信徒中还有女性甚至奴隶。

在距雅典卫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装饰着五彩缤纷的壁画的彩色圆柱大厅——“斯多葛柱廊”（stoapoikile），另一个学派由此得名：斯多葛派。它的历史悠久，从约公元前300年由芝诺建立，一直延续到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k Aurel）统治时期，存在时间长达500多年，《沉思录》就是它在前基督教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见证。斯多葛派这种“源自大厅”的学说有助于基督教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区域的传播。反之，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斯多葛派哲学中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连接点。

芝诺认为凡人的肉身，相对于类似永恒之火、具备部分神性的精神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态度最终将引向自杀。斯多葛派的安提帕特（Antipatro）将自杀视为从苦难人生中解脱的出路。在如此极端的观点上，它与天主教的类似之处消失了。斯多葛派的世界虽然是由一种具有预见性的神圣“旨意”（pronoia）所安排的，但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教导的：它不是被创造的，而是永恒的。克里安西斯（Kleanthes，前331—前232）的《宙斯颂》，听起来就像人们用“上帝”取代“宙斯”之后写成的赞美诗。它是这样开篇的：

向你致敬，不朽诸神中最荣耀者，名号众多且永远全能的

宙斯！你是自然的本源，你根据法则指引万物，

所有凡人向你致敬：

我们从你那里取得仿造凡身事物之能力，

以独一无二神性的形象居住行走于大地之上。

宙斯是世界的理性，是“逻各斯”及“造物的火焰”，万物源于此，尽于此。历史的终结将是一场清除一切的世界大火，是斯多葛派式的末日审判法庭。并非一切都会因此终结，正如其他宇宙学说（例如道家）中为人所熟知的观点，历史大多会重新开始一场想象。生死、声名、欲望或痛苦、财富、穷困，这一切对于斯多葛派来说都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是洞察力、自制力、正义、责任感、顺应宇宙的力量、命运和必然性。苦难不是罪孽，而是磨炼道德的机会。对于伊壁鸠鲁信徒来说，斯多葛派的生命哲学就是去维护世界，而非塑造和改变世界。在生命进程中履行义务，就是要与自己达成合一。冷静与坚定是哲学家最为突出的品格，也是其生命目标所在：“无所畏惧，无欲无求。”（nihil timere, nihil cupere.）在马可·奥勒留这位头戴皇冠的斯多葛派信徒看来，这听上去就像是17世纪依然尚存的天主教观念——生活不再是短暂的梦境或者戏剧，人们须在其中倾力演绎神分配给自己的角色。克律西波斯（Chrysipp，约前279—前206）所宣扬的众人平等的观念，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符合常规的理性——它指导理性者明辨对错——也融入基督教思想中诸如天赋人权的概念里。

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对立——雄（男）与雌（女）、老与幼、弱与强——根据斯多葛派的观点，通过混合而臻于和谐。出现与消逝持平，万物保持平衡。斯多葛派的其中一个中心概念是“逻各斯”，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演说与理性，也涵盖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运作原则。逻各斯不只是神性的，它就是神本身。这种神性的理性贯穿整个自然界（物理世界）直至细枝末节，并将它构建为一个整体。由于人类有能力洞察事物背后的原因——克律西波斯如此认为——所以人可以建构自己的生活，使自己与之和谐相处。

斯多葛派的巨大影响力跨越了千年——它对于伊斯兰教的神学与哲学也产生影响——不仅仅在于它的学说给予了宇宙以秩序，并教导人们如何过好这一生。不同于藐视政治家的伊壁鸠鲁，斯多葛派更多是给予国家公民以建议。依据斯多葛派的观点，人们要践行正义与善，在与他人相处中履行自己的义务，便能创造自由。这也是为何斯多葛派不仅仅存在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后期，以及之后的腓特烈大帝和康德都采纳了它的观点。

生活应当顺应自然的理性是斯多葛派伦理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理性也可以给予法律以依据。该学说由古罗马的法学家所构建，对现代法制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反过来，斯多葛派所追求的灵魂安定的态度，却并没有得到热情教徒的掌声，这在路德将斯多葛派称为“木棍圣人”（stockheiligen）的贬低评述中就可见一斑：神没有创造人类，它不过是石头或木头而已。

亚历山大港

根据希罗多德传下来的神话，身披金色和红色羽毛的凤凰只在它的父亲死后才会现身。如今雅典在政治领导角色方面稳占鳌头，它于是继续向前飞去：首先飞向亚历山大港，然后去往罗马。在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所有变革中，这场伟大的对话得以延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希腊涉猎了广泛的思想主题，且在方法上威力巨大。若没有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去盖过理性的古希腊哲学的力量，那它将所向披靡：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曾拥有这样的力量，正统的基督教也是。拉丁欧洲则相反，虽然它也曾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都屈服于古希腊的精神。

凤凰首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找到了新的居留之所。在亚历山大大帝继任者、有“救世主”之称的托勒密一世（Ptolemaios Ⅰ，前305—约前283年在位）的领导下，这座因其灯塔闻名的城市，成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科学地标。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和塞拉比斯（Serapis）神庙保存了总量超过50万的卷帙，这些书目的目录由昔兰尼的卡利马科斯（Kallimachos von Kryene）在公元前3世纪编订，其规模据说五倍于《伊利亚特》，甚至连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与之相匹敌的科学书籍藏量。

根据西塞罗的定义，亚历山大港的“缪斯庵”（Museion）是一座“所有艺术的作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埃及的国王任命幕僚，支付他们俸禄，保证他们享有免税的特权。幕僚们通常坐拥居室无数，除了餐厅、天文台和缪斯神庙，可能还会有一座拥有异域珍禽的动物园。统治者通常让学者在那里自由探讨研究。诗歌与语文学经历着伟大的璀璨时刻。由犹太学者编译的《圣经·旧约》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a）——就是出自亚历山大港。

这里还充当着数学思想、机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的代号——显然这是重新回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解释，也与伊壁鸠鲁在他的花园中所做的研究相吻合。若说雅典的人们已经思索关于“第一原理”的猜想并建立起各种系统，通过各种实证发现来支撑这些系统，那么尼罗河畔的人们则是从个别现象出发，从中发展出数学模型。与他们的内心认同相比，与现实的一致性是次要的。“亚历山大港”的博物馆并不想解释什么，而是想要用数据和几何来描绘和证明。

缪斯庵是一个君主制体制下“民主的”学院的替代选项。它的组织建构反映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和继位争夺战所带来的政治态势转变。竞争有利于革新的发展。人们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据说，托勒密（可能是缪斯庵的建立者）下令将那些到达亚历山大港的书籍卷轴——比如作为来自雅典的借贷的书籍——统统没收，印上“舶来品”，然后转送至图书馆。它们的所有者也总是只能得到复刻版作为补偿。托勒密二世颁布了一道禁令，禁止莎草纸制品出口至帕加马，以此来限制那里声名远扬的图书馆继续发展，它甚至有可能盖过亚历山大港的光彩。阿塔罗斯王朝的名字得以流传要感谢当地找到的用羊皮制成的绘制工具：羊皮纸。

对于科学与文学来说，亚历山大港意义非凡。迦克墩的医生希罗菲卢斯（Herophilos，约前330—前255）与他的年轻同事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atros）是解剖学的开创者，最初他们正是由亚历山大港的医学院所培养。欧几里得先是在雅典完成了培训，然后前往亚历山大港，在那里跻身光学之父。由他所建立的几何学一直主导这一领域直到约1830年。传奇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机械大师阿基米德也在亚历山大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佩尔格的圆锥体大师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os）和昔兰尼的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一样，都有亚历山大港的文化背景。那些来自亚历山大港的男性所做出的发明创造总能引起轰动。克特西比乌斯（Ktesibios）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他发明出了由水驱动的精确的时钟和抽水泵。从他手工制作的这些自动化机器来看，他似乎距离蒸汽机只有咫尺之遥了。事实上在300年后，亚历山大的海隆（Heron Von Alexandria）才真的将热能作为驱动力并将其投入使用。

亚历山大港的人们也开始对天体运动进行数学分析。他们的努力都受到了来自东方，确切说来自巴比伦的天文思维模式的启发。这种思维模式表达了一种接受因果关联的宇宙模型：天体的运动及其相互关系（根据该假设）引起了一切的转变，影响了土、水、空气和火这四种元素，再通过它们影响人类、动物，甚至植物的生成。赫楞的天文学家发展出一套极其成功的著名学说，即星体的位置会对每个个体的机能、灵敏度和个性都产生影响。他们的理论激发了天文学的研究，远超哥白尼和伽利略时期的发展。

亚历山大港的晚期和一对伟大的名字紧密相连。帕加马的医生盖伦（Galen，约129—216）的医学著述在1490—1498年出现了至少660个版本，他在罗马开展事业之前也在亚历山大港待过。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介绍过他——撰写了天体-天文学的经典作品《占星四书》和《天文学大成》。在他的宇宙观中，地球被视为宇宙的固定中心，这一观点直到近代都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6世纪，他和斯特拉波（Strabon，约前64—后23）的地理学仍是关于地球上民族与国家的所有知识的基础。但亚历山大港的博物馆成为明日黄花，莎草纸的文稿藏量随着时间也日益衰减——显然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里，还缺少卓有成效的方法实现复本的长时间保存。至于是否火灾或者掠夺也应对此负责，还不为我们所知。

希腊人自己也开始尝试去解释自己所目睹的这些文化繁盛的源头与缘由。和长期以来同样成功的中国人一样，希腊人创造神灵与英雄，是为了将其文化得以欣欣向荣的原因具象化。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赠予了人类技术，波塞冬送来马匹，赫尔墨斯授以天文学，得墨忒耳馈赠粮食。最著名的文化英雄是代达罗斯和已经提及的帕拉墨得斯，他们两位发明了雕刻、陶工旋盘和其他有用器具，甚至被视作飞行技艺的发明者。而普罗米修斯是其中最为伟大的一个。希腊人同时认识到进步也是基于思考与人类劳动。色诺芬尼曾写道：“神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向人类敞开一切……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寻觅中找到了更好的答案。”

没有普罗米修斯当然是不行的，人们无法“解释”清楚柏拉图或者修昔底德。然而，人们对古希腊的奇迹并非完全没有头绪。从古希腊的情况看出——它并非世界史上的唯一案例——那些政治上分散的小地区和开放的社会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激进的思想家自然大有机会在某处寻得避难所。古希腊文化高潮得以形成的另外一个前提条件是，在希腊世界的城邦中，手工业者、贸易者和知识分子组建了一个在政治上有足够影响力的阶层，是我们称作“市民阶层”的前身：他们是在文化、创新、经济上都有保障的一群人。他们创作、建造、表达；演说激起反驳，于是越来越多的讨论者在竞技场上登场。古希腊时期，至少有1100位知名的作者，而悲剧与喜剧作品的数量至少也数以千计。

从那时起，希腊社会就显得非常“好斗”，蔓延着富有竞争性的基调。人们奔走于各种打赌比赛，试图通过更好的演说来赢得大多数的支持；喜剧作家为了获奖而写；即使是雕刻家和外科医生也是为了竞技才挥动锤子和救死扶伤；人们在各种比赛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后计算着时间；人们积极看待改变与革新，将其视为人类的机会。米利都的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 von Milet）希望出台法律，据此来奖励发明。

庆祝进步的传统也源自古希腊，而这在佛教和其他的远东文化中似乎都是没有的。罗马人在此期间也学会了这一点。塞涅卡（Seneca）曾大胆预言：“总有一天，今日所埋藏的自然奥秘会被解开，那时的人们会惊讶于我们的愚蠢，今天那些仅仅被有限的民族所了解的知识会普遍传播。”他甚至还预言了在神秘莫测的大西洋的极北之地图勒之外，会有新的大陆被发现。

而另外，正如《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romans）中的某个章节所讲述的那样，泛滥的好奇心与发明精神可能被宣判为罪恶。在书中，亚历山大为了能漫游天际，手抓住两个把手，将之拴在一辆马车上，将一块马的肝脏固定到长杆上，并把它置于怪兽嘴前方，以此引诱它飞奔向前。在最高空，一只长着人脸的鸟遇上了这位飞行者，它劝他说：“亚历山大啊，你连地上的东西都不认识，你还要到天上来找东西研究吗？”这席话促使了这位国王折返。在中世纪，这个故事有了更多基督教意义上的解读内涵。是神自己指出了亚历山大勇气的边界所在。代达罗斯和普罗米修斯这样的理想捍卫者并不容易，这条从“神话通向逻各斯”的道路在希腊世界里绝非大道通途，然而在前行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拥有可与之相比拟的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