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6年的春天，台湾文化总会的秘书长杨渡先生跟我谈起，他想在交卸之前的任内完成一件文化事业的“壮举”：邀请台湾几位有声望的学者，每人讲十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或事件。演讲由教育电台播出，播出后的讲稿由文化总会出版成书，所以学者跟文化总会所签的合约，包括广播播出与出版图书两种。
承杨渡看得起，我没任何“声望”，竟也派了任务给我，派给我的是这本书的原型“阳明学十讲”。其实我原来是想讲《论语》的，我那时正在写《论语讲析》一书，自认对《论语》有点新的领受与感悟，但开会时《论语》给林安梧教授先“认”去了。林安梧当时在慈济大学任教，也是我熟识的好友，杨渡只得跟我商量改讲阳明。幸好我平日也读了点儿阳明的书，对阳明还算熟悉，也有一些感受，我想了一下，便“从善如流”地答应了。这是这次演讲与这本书最初的来由。
我答应改讲阳明还有个理由，是多年前大陆曾有个出版界的朋友拉我写本王阳明的传记，说了不少他的构想，都是很崇高的，我被他感动，便答应试试。后来我因手边琐事繁多，朋友的催促也不算紧，就因循耽误下来了。迟迟不动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我找来坊间一些有关阳明的书来看，发现阳明的事已不能再谈了。
看过的书中，有点学术气息的，所谈都几乎一个样子，都在一点已熟知的材料上兜圈子，而且圈子也兜不太大；没学术气息的变化稍多，但很少谈阳明在思想上的启发与贡献，都比较偏重在阳明的事功方面，讲他如何避自己的祸、平国家的乱，弄得阳明像传统演义里面的诸葛亮、刘伯温似的，神机妙算得很，又身手不凡，仿佛有奇门遁甲的功夫。在他们眼中，阳明不只是人，还“神”得很呢！这些书当然不能看。
不论在有明一代，或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阳明都是值得谈的，一般书写得不好，所以更需要谈。我如要写阳明，就想写点儿别人没写的东西。问题是我手中所能掌握的材料，却让我不太能施展得开。我出身学院，总有点考据的训练的。所谓考据即现在说的科学，讲的是证据，学术上要求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杜撰事实。有关阳明的书，不论史部、集部还是现代人的专著都不算少，但可供我使用的材料却十分有限。
我想这是源自我们中国人编文集的一项传统。古代文集很少是自己编的，别人帮你编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总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几个议题上打转。万一发现有点争议文字，便发挥“为贤者讳”的心理，将那些东西删之弃之了事。北宋的欧阳修，算是个重要人物吧，我们看后代所编的《欧阳文忠公集》，其中“内制”“外制”“奏议”“奏事”“濮议”（宋英宗时一种特殊的奏议名称，由“台官所论濮园事”而得名）等一大堆，加起来超过全集的一半，以之研究欧阳修的政治生涯，材料不虞匮乏。而欧阳修一生的成就，除了政治之外尚多，就算只研究他的为官经过，这些材料都太公开了，也太正式了，内容都是冠冕堂皇的，用处不大。研究一个人，还需要一些“私”领域的资料，譬如他生活上的偏好、饮食起居的习惯，以及人际关系或与人相处的细节等，就算是缺点，也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些材料，传记才可以算是活生生的传记，所记的人是高矮胖瘦、会思考、有行动的人，而非只是一个薄薄的“纸片人”了。
这得怪编书人的不察，他们欠缺多元观念。文集也有些是自己编的，却也一样有这毛病。编自己文集的，也许没想到要朝自己脸上贴金，但总希望能帮自己留下“流芳万世”之作，其他自认不登大雅的东西，都投入废纸篓了。像徐文长那样自著《畸谱》，专曝自己的短，讽刺自己说“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或如王船山自题画像，说“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说得这样颓废、真实，是少数中的少数。大量删除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作品，这是古代编书的习惯。你不能说他们都错了，以往刻书不易，去芜存精是必要的手段，但什么是芜什么是精，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研究一个人，不能光凭他只想示人的一面。尽管那些原想示人的资料不见得不可信，但对一个人跌宕的一生，正面的资料其实没有太大佐证的作用。一个人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后的阴影来衬托，所以阴影是重要的。举个例子，贝多芬一生写了九部光辉的交响曲，在音乐史上，都是最重要的作品，而就在贝多芬写他第三号交响曲《英雄》之前，发现得了耳疾，这对音乐家而言，不等于是被判了死刑吗？他当然伤心欲绝，写了令人回肠荡气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几次想到自杀。所幸他没有死成，后来也没有被命运打倒，他最后几个交响曲与中期之后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庄严弥撒曲》等，都写在几乎全聋之后。他所有作品，都充满了意志与张力，多是斗志昂扬而充满正面的生命能量的。说起贝多芬，绝不能忽略他大部分晦暗的人生——他的疾病，还有他残破的感情生活。不知道贝多芬的晦暗，便无法体会他充满意志力的艺术的伟大。因此那些不是很正面的材料，反而是了解一个人最重要的凭据。
回过头来说说本书的主角王阳明。王阳明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挣脱了几百年以来“理学”的束缚，提出了“良知”这个观念。良知是个人的，用一句现在人的话来说，所谓良知便是我权衡世上所有价值的标准。阳明又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不是要到大学读了个学士、博士才会有的，也不是做了大官发了大财才有的。这良知的标准早深植于我们的心中，无须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们只要依着这既有的良知去为善去恶，每个人都有机会完成自己，也可以成圣成贤。阳明的良知学，让很多人走上善途，而且充满信心，这是阳明对学术、对世人的主要贡献。
阳明对良知的体悟，是在他“居夷处困”的状况下展开的。简单的真理，背后却充满了争议与冲突，包括个人的与环境的，这是必然。但我们看阳明的文集或弟子编的《传习录》，有关争议与冲突背景的记录却很少，有的话，也不见细节，所有的叙述都显得过于表面化了。
不只如此，文集与传记中相当详细地记录了阳明与弟子之间的各项行事与对谈，对阳明的外在功业，也记载得巨细靡遗，却很少甚至不记阳明的家人。举例而言，阳明与他父亲王华的关系，是和谐呢还是紧张呢？
王华是成化年间的状元，阳明是他的长子，他对阳明的督责应该是很严的。阳明自少就有应考中举的压力，这压力可能来自社会，而来自父亲的更大。钱德洪辑《阳明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曾记阳明十一岁时与塾师意见相左的对话，阳明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阳明不以为然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塾师是王华请的，塾师的意见其实便是王华的意见，阳明不以为然，可见阳明的内心，对状元郎的父亲不是表面上的那么钦服，至少在延师课己这一事上不是这样。之后阳明十五岁时，因看不惯朝廷平乱无功，一度想上书皇帝，又曾被王华斥之为狂，细节是什么并不很清楚。王华对儿子的斥责可能是对的，因为阳明当时太小了，这些事不该由他来管，然而这些事都显示少年时的阳明，与他父亲或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格格不入。
阳明十七岁到南昌迎娶，只知道这位夫人姓诸，第二年阳明归浙时曾携她拜访当时的大儒娄谅，但自此之后，《年谱》与其他的记录都缺少诸夫人的影子了，只在嘉靖四年正月，阳明时年五十四岁，《年谱》仅记“夫人诸氏卒”。诸氏一生未有生育，阳明长子正宪是“族子”过继来的。阳明后来续娶张氏，诸夫人死后一年的十一月，张氏为阳明生了个儿子名叫正亿，正亿出生两年后，阳明去世。遍查所有资料，阳明本身的家族史，只零星出现这几个记录，其他就没了。阳明也写诗的，诗是最富感情、最为“言志”的文学，但阳明跟传统诗人一样，关心的是旅行、山水与朋友，而朋友也大多是成年的男性，很少有为家人写的诗。
另外，阳明身体的情况应该不很好，他以中国人的算法也只活了五十七岁而已，就以当时的标准而言，也算死得早了。他一直有“痰疾”，咳起来往往不能停止。他一生的最后一年，在平定了广西思、田之乱后上书给皇帝，曾说：“臣自往年承乏南、赣，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岁益滋甚。其后退休林野，稍就医药，而疾亦终不能止。自去岁入广，炎毒益甚，力疾从事，竣事而出，遂尔不复能兴。”他说的当然是事实，可见这病在他第一次建军功平南、赣之乱时就有了，上书之后不久，阳明死在归途，他的一生可能以剧咳告终。阳明得的可能是肺癌或有传染性的肺结核，但当时人并不知道这种病。可惜的是，不论阳明自己的文集或弟子编的《年谱》，有关这方面的描写并不多，这使我们对阳明的一生，缺少了健康上的证据。
当然，不论阳明个人还是他的思想，都是可以研究的，只是缺乏了这些细节，研究的效果就会打了折扣了。我在书里，已尽量将阳明的背景材料运用出来了，包括时代的与他自己的。他与当时流行的朱学，有不少相异的地方。他哲学的标的，在把人对外在事物的专注转回对内心的探索。阳明跟孟子一样，是个处处有“不忍之心”的软心肠的思想家，他不说自己与朱熹不合，而是说朱熹晚年思想已转向，他写了篇《朱子晚年定论》的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议。这件事很有趣，连他自己也知道要说朱熹的转向，理由是不太充足的，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愿对朱熹“直斥其非”罢了。他心肠软也表现在他对父亲就算心存不满，但辞色仍恭谨不逾，从未有过忤逆的行为。另外，他率兵对待下属、对待敌人都体恤又仁慈，战争不得已有杀戮，数量是不多的，而且兵燹之后，一定想尽办法来平治地方，不断对当地实施柔性的教化，这都是他极仁慈又细心的地方。
但他面对比自己高的政府与官僚，往往过于严正，不假辞色，偶尔会有比较放肆的行为。比如，他因戴铣案而遭“廷杖”，后被贬贵州龙场；平宸濠之乱后曾上书皇帝，要求武宗：“罢息巡幸，建立国本，端拱励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绝奸雄之觊觎。”说得直接又严正，这都是他十分特别的地方。他虽然有功于国家，却没受到朝廷太大的礼遇，原因在此。
这些事，我在书中都设法点出了，但受限于记载过于表面，细节往往不好讨论，我认为这样的阳明是不足的。我说过，我受的学术训练，不容我在没有根据的情形下“杜撰”一个“新”的阳明。我虽尽力追求灵动，但还是觉得说的、写的不够精彩，这一方面有我个人的问题，而受限于材料，使我不容易探到他人格的“纵深”，也是事实。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对阳明这个人与阳明学的整体感受。
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他从小就不太受绳墨约束，不喜欢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少年喜欢兵法韬略，十五岁登居庸关，便有经略四方之志，之后喜欢道教、佛教，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可由结婚当天还夜宿道观见出。婚后一年见到当时大儒娄谅，才“折节”做起正统儒家的学问来，但他做儒家学问也充满冲突性，波折不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冲突与波折源自他的怀疑，他对任何既存的道理都抱着怀疑的态度，高潮是他跟同样年轻的朋友一起“格竹子”的故事。
“格竹子”的故事发生在阳明二十一岁时，他照朱熹在《大学·格物补传》上说的“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说法，他与朋友都用这种“格”法以图做到经书上的“格物”，但物没格成，他们都病倒了，他因而认定朱熹的格物说是有问题的。其实朱熹并没要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格物，是阳明误会了，不过这场误会却造成了阳明的大发现，也就是《大学》讲的“格物”，不是研究科学上的“格物”，“格物”也不能单独地讲，而是要与下面的“致知”连在一起讲。照阳明后来的发现，“格物致知”讲的就该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而唯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衔接后面的“诚意”“正心”，“《大学》八目”才是所谓的一贯之学。
“格竹子”对阳明来说是一个困顿与挫折，被贬龙场是他的另一个困顿与挫折，但龙场三年，让他体察出“良知”的意义，而良知又与他“格竹子”失败后发现的《大学》格物致知之旨相结合，最后成为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核心。
因好奇与怀疑，加上不断地思考与探索，阳明发现了许多真相，而阳明发现的真相，对道德的建设与人的完成，是有积极贡献的。儒家文化自孔、孟以来都讲贡献所学、有益社会，但格于现实，真正能实践有成的，却是少数又少数，所以阳明的成就，益觉珍贵。
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这真是一段倔强又有见地的话，可以把阳明怀疑与探索的精神表露无遗。
《阳明学十讲》是从电台的演讲整理出来的，因为是给一般人听的，所以要尽量简单明白。我想最好的方法是有话就直说，一句能说完不说第二句，避免书成为人见人“畏”的学术著作，也不作烦琐的注解，书后也不附引用书目了。当然谈的是阳明，还是要征引一些历史资料的，我在引证资料时也尽量求简明通顺，不让它过于夹缠。阳明哲学的特色就是化烦琐为简约，又强调身体力行，我认为真正的孔子与真正的儒学，就该是这个样子的。《明儒学案》卷首载刘宗周评阳明语：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刘宗周说得很对，阳明之学来自孔、孟，“深切著明”，是指阳明把握了孔孟之学最深切的部分，却把这个学问发展成浅明易懂的力行哲学，刘宗周对阳明的这个判断可谓十分精准。《论语·宪问》又有段子路夜宿石门的记录，晨间司门的人问子路从何处来，子路答以“自孔氏”，说我是从孔子那里来的，子路的回答很有意思。
两千多年来，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几乎人人与孔子思想有关。阳明的良知，渊源于孟子的四端之说，而孟子自认是孔门的传人，因此说阳明之学即洙泗遗响，是绝不为过的。如果有一天司晨门的人要阳明表明来处，我想他也会像子路一样说“自孔氏”的。原来只要自认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只要思想行动带有儒家的成分，也都算孔门的一分子，这么说来，孔子之家便是我家，孔子之国便是我国，这是子路“自孔氏”的最高意义。
典型在昔，古人未远，想到这里，心中又有一段奇特的感受了。
辛丑（2021）年春月，序于台北永昌里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