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面向未来
杨渡
每一部经典，在书写的当下，都有它的时代意义。其作者理所当然地受当时的政治清浊、经济兴衰、社会环境、文化脉络等的影响，当然，也与作者的身世背景、思想学养、境遇经验等息息相关。
经典的阅读与诠释，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每一个时代的读者、学者，都依据自身的生命经验，去理解、体悟古人的智慧，写成了不同脉络的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就不用说了，《春秋》有三传，而一部《老子》几千年演化为思想、信仰、宗教、医药、人生哲学等，更是明证。
然而，生存于当代的我们，又该如何阅读传统、诠释经典呢？那些古老的格言今天还有何用？那些写作于农业文明的思想，那些两千多年前的良知谏言，那些乱世隐居、放旷的对酒高歌，那些民间传唱的戏曲歌谣，那些流传千年的唐诗、宋词、元曲，还有什么意义？对生存于全球化、工业化、都市化社会的现代人，对被互联网、新媒体所笼罩的当代读者，经典是心灵历经百劫后的归宿，还是复古的逃避？当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新思维、新战略不断演化，古老的文明有什么作用？当欧美的物质与文明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饮食、生产、消费，乃至生活方式，那些古老的经典有什么当代性的意义？
汤因比曾说过：“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中国人的世纪”是什么内涵？他较为明确的说法是：世界已经陷入危机，而解决的方法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汤因比说这话的背景在1970年代，正是世界面临石油危机，各国为了抢夺资源而征战四起的时代。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个人主义的思潮，让他对西方文明有更深刻的反省。儒家的仁道思想，特别是《礼运·大同》篇所标举的大同世界的景象，相对于为了物质资源不断攻伐的欧美文明，无疑是打动人心的乌托邦。大乘佛教的慈悲与济世精神，也正是挽救资本主义的药方。
19世纪的英国，不是只有坚船利炮、“日不落国”的世界殖民地，还有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以及《国富论》等文化思想。20世纪的美国，也不是只有金融的华尔街、娱乐的好莱坞，还有高科技、资讯产业与全球化思想。21世纪如果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中国可以和世界分享的文明或者可以与其他文明分庭抗礼的是什么？
不会是德先生、赛先生，那是欧美的产物；更不会是经济模式，因为在国际分工下，那还不足以称为模式。中国最值得和世界分享的，仍是汤因比所说的——儒家思想。于是，学习中华文化成为欧美的时尚。然而，中华文化之美也不是只有儒家，道家、诗词、戏曲、水墨、陶瓷、禅宗等都是文明的经典，只是缺乏和世界对话的通道。
这就要回到最初的课题：当世界开始研究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要以什么方式和世界对话？当我们向世界推荐中华文化，有没有一种当代的语言，一种适合于现代的思维方式，来重新诠释中华文化和经典？
更重要的是，我们足够了解中华文化吗？我们有没有阅读过自己的经典？我们自己要如何重新了解中华文化和经典，并与之对话呢？
关键仍是要有当代的眼光。那不是古老的复制，而是以当代的世界观，面对复杂而不断变易的世情，去重看中华文化和经典中的思想、价值、人格、美感、生命抉择等，并因而对它们的内涵有新的诠释。
是的，了解中华文化、阅读经典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走向未来。
周志文老师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学养功底深厚，为人正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敏感的心以及温柔敦厚的性情。他写作的散文，对自己成长的历程，对人生的苦难与国族家史的刻画，既有典雅的历史感，又有一种哀而不伤的韵味。他的作品出版后，获得各方好评。如果由他来主讲，传统的文化和经典将因他的学养与感性，而有更为细致新颖的呈现。
这一本《阳明学十讲》，便是他研究王阳明毕生功力的结晶。学养深厚自不待言，智慧的观察与分析，亦时时浮现。读者会从他的叙述中，感受到王阳明那既倔强又勤思好学、既智慧又幽默、既平实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格魅力。
周志文老师认为王阳明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都有所建树，是超越儒家诸子的典范。在此我也狗尾续貂，说一则王阳明“立功”的故事。
1603年，大航海时代，一艘荷兰船在马六甲海峡俘虏一艘葡萄牙大船“凯萨琳娜号”（The Catharina），船上满载着来自中国福建的货品。
那是一个没有国际公法的时代，欧洲列强来中国南方沿海，得靠港补给。先来到的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澳门、日本做转口贸易，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贸易据点，晚来的荷兰人想抢占据点，就在海上到处打劫。他们这一次抢到的船上满载中国福建漳州的货物，其中以丝绸、瓷器、漆器为最大宗。这些中国商品得来不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其运回阿姆斯特丹以后举行大拍卖。船上的青花瓷太漂亮了，卖了高价，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注意。其他如丝绸等也一样，引起了很大轰动。拍卖的总收入有三百四十万荷兰盾，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认购资本的一半以上。
人们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些漂亮的瓷器，于是以那一艘葡萄牙船的型号“克拉克船”命名为“克拉克瓷”。“克拉克船”是欧洲中世纪发展出来的一种往来于大西洋与其他大洋之间的贸易与捕鱼船，它的两边高起，像两层高的小楼，船中间是平底，向两侧呈圆弧形张开，安装着好几门大炮，大船上可载有船员和战士两三百人，这是一种为适于防御海盗而设计的船，重量可达一百吨至三百吨。为了防水，底部常涂着黑色沥青，所以日本人又叫它“大黑船”。碰上中国船的时候，要作战，就直接撞上去，凭着它高大如楼的船首，直接将较小的亚洲船“压”入海底，战略上占尽优势。葡萄牙人靠着这种船征服非洲、印度和南洋的一些香料群岛，却不料栽在荷兰人的手上。
经过阿姆斯特丹大拍卖，“克拉克瓷”扬名欧洲。而中国的生产商也订单不断，工艺日益精湛，甚至可以在青花瓷上画出欧洲的风景。货物通过当时唯一开放的港口——福建月港（福建漳州附近的商港），源源不绝地出口到欧洲，为福建赚了大笔白银。
张燮的《东西洋考》周起之序中称这里是“天子之南库”。据统计，当时全世界的白银，有三分之一流入了以白银为货币的中国，而月港就是这个现金流的主动脉。通过丝绸、瓷器等，月港为明朝赚取了大量白银。
明亡后，面对郑成功的抗清之战，清廷坚壁清野，不仅实施海禁，还要居民退居海岸十里，让海岸无法成为郑成功的补给。月港所建立起来的贸易景象到清初就结束了。
然而，“克拉克瓷”的名气太大，欧洲引进了漳州的瓷器工艺师，开始生产瓷器。工艺师也随着日本的贸易而来到日本。
1999年，漳州举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邀请被称为“日本古陶瓷研究之父”的楢崎彰一发表演说。楢崎以幻灯片比对漳州古窑址出土的陶瓷与日本收藏的碗、盘、碟等的类似性与传承性，从而得出结论，认为16世纪与17世纪初的中国外销的陶瓷，即是以平和县南胜、五寨窑为代表的漳州窑为产地。这解决了国际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到底“克拉克瓷”（青花瓷）、素三彩香盒的产地在哪里。
平和县本不产陶瓷，那么它又从何而起呢？这就要回归到王阳明了。
1511年开始，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地带发生民变，范围不断扩大。1516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王阳明身负平乱重任，一到了地方上即了解军情，整备精锐部队，很快平定乱事。可贵的是，他认为地方乱源不在盗匪，而是贫困。要解决民变，唯有设立行政单位，有效管理三不管地带，所以于1518年上奏设立平和县；为让民众知学知义，设立乡学、庙宇，以收安定人心之效。他也留下一些江西兵众官员，管理行政军事事务，并希望江西干部振兴地方经济，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江西官员于是从景德镇引进陶瓷制作工艺，在平和的南胜、五寨一带生产。平和于是成为陶瓷生产基地，经济也兴盛起来了。
几十年后，当月港开放成为对欧洲商船贸易的港口，漳州的陶瓷竟变成享誉欧洲的“国际名牌”，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个“天子之南库”为明朝的北方战争筹措到不少经费，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明朝的寿命。
王阳明平南、赣之乱，在闽南也有建设，周老师在此书中已有叙及，我便不再多说，仅此而言，王阳明的贡献，又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而已！他的事迹，见证了一个具有实践能力的知识分子，即使身为地方官，在乱世中仍能有所作为。他的建树，也让漳州有迎向大航海时代的基础，让闽南的海上英雄如郑芝龙等，在东亚争霸战中，不曾缺席。
我的祖上是福建平和县人，清朝时迁到台湾。阅读周老师《阳明学十讲》书稿时，不禁深深感念阳明先生，若非他设立平和县，使我先祖有生养之地，又岂有后来漂洋渡海开拓台湾的后代。只不知，我平和的祖先，当年是为盗呢，或是被王阳明命令留守的兵呢？那就无法考证了。但又何妨呢！王阳明不是说了嘛，只要“致良知”，匹夫匹妇亦可以为圣为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