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塔拉斯金是谁
二十世纪至今，我们曾翻译引进了大量西方音乐史书，认识了一批如康津斯基、格劳特与帕列斯卡、保罗·亨利·朗、汉斯·亨利希·艾格布雷特、杰拉尔德·亚伯拉罕、查尔斯·罗森、科尔曼、摩根等卓越的西方音乐史学家。近年来，我们开始听到一个新的名字理查德·塔拉斯金（Richard Taruskin，1945—）及其撰写的《牛津西方音乐史》。起初，我导师沈旋教授向我们介绍并盛赞他，当时都称他“塔鲁斯金”，随之我们开始研读他的著作，深受启发。《牛津西方音乐史》首次六卷本于2005年出版，作者一人担任如此恢弘的音乐史叙述，内容极其丰富，历史与人文多重关系交错，文化剖析与音乐分析相结合，不断引入最新研究成果，尽可能综合各种观点，文辞犀利，敢于碰触到问题本质，并不断地散发、投射出新的话题。很快，2010年又以五卷本再版，此书在西方音乐学界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成为西方音乐学术界近年来重要文献之一。
对该书，西方人有这样的评价：
不久，国内的塔拉斯金热不断升温，“塔鲁斯金”的名字频频出现于学术界。2016年，我们在福州参加西方音乐年会时，与徐璐凡、何弦等同仁谈及塔拉斯金都兴致盎然，希望能有机会一起来研读这套迷人的巨著《牛津西方音乐史》，之后又与班丽霞老师、刘彦玲老师、洪丁老师等交流，大家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开始筹备关于塔拉斯金的研讨会。
2017年6月9日至11日，“塔拉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及史学观念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成功召开，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教研室策划。在开幕式上，领导们纷纷致辞，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会长杨燕迪认为：“塔拉斯金不仅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批评家，他长期为《纽约时报》撰稿，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影响力值得国内学者高度关注。”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余志刚教授说：“《牛津西方音乐史》这套书将音乐研究的细节放在更大的社会历史中叙述，努力将以作曲家为中心的写作方法转移到更多方面，而这次研讨会与之前的不同，以前是针对一本书如查尔斯·罗森的《古典风格》，由杨燕迪翻译的，而这回是针对塔拉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六卷本，是英语原文，这表明我们学习研究的重要不同方式。”西方音乐学会秘书长王晡教授则谈道：“此书作为一部极具个性的史学著作将给广大音乐学者带来更多新的启发。”音乐美学学会会长韩锺恩表示对塔拉斯金理论予以关注。
会议期间，国内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司信宁（NathanC.Seinen）教授的一场专题讲座很重要，他全面介绍了塔拉斯金，题目是“塔拉斯金在行动：纵观全局、瞄准重点、环顾世界”。之前邀请司教授时，他评价道：“塔拉斯金的学术产出令人惊叹，荣膺学界翘楚。他更是音乐领域的多面手，除了学术，他还受过作曲训练，担任过职业乐手，也为《纽约时代周刊》撰写乐评。在历史音乐学，他撰有多篇获奖的论文与专著，领域涉及俄国音乐，早期音乐表演，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他也以学术的‘多才多艺’著称、糅合音乐分析、历史档案研究、手稿研究等方法，且常带有跨学科的视角。此外，塔拉斯金也因学术和公共辩论一针见血，颇具争议而闻名。这些特征都渗透在《牛津西方音乐史》的写作中。”我们收到20位多位学者提交的专题论文，角度各异，精彩纷呈，许多音乐院校的老师及学生们也纷纷与我们联络，踊跃参与，并提交了数十篇发言提要。
会议中，中国学者们也形成共识：
2017年6月底，会议刚刚落幕，在距离《牛津西方音乐史》这部鸿篇巨制问世的12年后，日本京东大奖颁给了塔拉斯金，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该项目主要奖励那些为人类科学和文明的发展、为深化和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作出显著贡献的人士，从1985年起每年颁发一次，之前的梅西安、凯奇、布列兹、利盖蒂曾荣获其中“哲学和艺术”（分有3类，其他还有“尖端技术”“基础科学”）。得强调的是，塔拉斯金是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音乐学家。委员会特别表彰他在音乐艺术上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评价道：“塔拉斯金为音乐学树立了新的标准……其批评文章和深邃的学术洞察力改变了我们对音乐的认识，打破了传统音乐批评与音乐学的界限，打破了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界限，开创了新的音乐研究的新领域……对世界音乐文化具有巨大贡献。”
我们在会议后完成了这本文集汇编，大家以自己熟悉的学术角度去阅读塔拉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每篇文章都在会议上发表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塔拉斯金生平、成就、学术思想以及《牛津西方音乐史》重要史观的说明和介绍；第二部分是关于书中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部分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关于书中二十世纪部分的内容；中间穿插有对《牛津西方音乐史》（高校版）的介绍以及相关书评摘要。这里还需要说明几点：（1）我们很高兴收入了司信宁教授来华讲座文稿，由徐璐凡翻译，它的权威介绍，无疑成为我们认识塔拉斯金及其《牛津西方音乐史》一书的重要参照。（2）由于刘彦玲老师原发言稿“塔拉斯金剖析新德意志乐派的切入视角：黑格尔式音乐史史观与先锋派音乐史家”已经刊用，现在用“作为塔拉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史观中的主导动机：‘新德意志乐派’”一文替换之。（3）收入了音乐文献学家、音乐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音乐图书馆馆长杰瑞·麦克布莱德（Jerry McBride）于2008年在斯坦福大学人类学中心（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举办“总统讲座”（Presidential Lectures）上的演讲稿，由张继红老师提供并翻译，麦克布莱德是她在美国访学时的导师，曾向她推介塔拉斯金，作者同意由我们发表中文版，为文集增色不少。（4）国内对塔拉斯金著述的研读一直持续进行中，刚好得知何弦老师翻译了《牛津西方音乐史》的引言，于是请他撰文介绍，让大家对著述的核心思想有更好地把握。（5）《牛津西方音乐史》于2013年又推出缩编本（高校版），这一话题倍受大家关注。近日又得知缩编本的第二版将于2019年问世，于是，我们紧跟研究动向，徐璐凡借此契机简单介绍了新书，及时刷新了学术信息。缩编本两版的目录见附录。
编辑上的说明。由于学者们阅读的是一本英文专著，并且来自海内外四面八方，在行文或译文中出现种种差异，这里根据国内的学术标准做了统一修改，如“荀白克”改成“勋伯格”、《崔斯坦与依索德》改成《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魏森董克之歌》改成《维森冬克之歌》、瓦格纳“总体艺术”改成瓦格纳“整体艺术”、“易感风格”（Empfindsamkeit）改成“情感风格”、“嘉兰特风格”改成“华丽风格”、马须纳（Heinrich Marschner）改成马施内、“联篇歌曲”改成“通谱歌”、“持续发展中的变奏”（Developing variation）改成“展开性变奏”等等，不一一列举。此外，有些内容目前尚无标准译文，大家叙述中会出现不同的翻译，难以统一，暂且搁置。
如果把学术比作一个舞台，那塔拉斯金可能是台上那位最打眼的型男，有他在的地方就有尖叫、疑惑、争议、不解、批判。而所谓塔拉斯金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一、你是否在盲从跟风？大家如此关注塔拉斯金，这股学术热潮容易激起情绪冲动。对国内的“塔拉斯金热”，司信宁表示怀疑，他在讲座中说道：“本套书并非想象那样飘洒，其实它程度艰深，长度令人晕眩，问题关系错综，即使对那些热爱西方音乐的人也不一定有那么多储备来面对，中国读者对西方音乐文化还是陌生的，塔拉斯金如此迷人的历史叙述方式可能成为中国读者们的附加障碍。”是的，如果你认可，也不说明你读明白了；如果你否定，也不说明他存在很多问题，拉风的他，只是外相。二、你在找寻什么？《牛津西方音乐史》的前言有一个标题，即“何为历史？”说得明白些是“何为真正的音乐史？”塔拉斯金的目的很明确，他整套书都在追问，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阅读塔拉斯金的著作，就如同观看一幅画，当以美为判断标准时，那个波浪型妙曼的曲线是美的；当以真为判断标准时，线条变得很复杂，可繁可简，曲直连断没有规律。很多时候，曾经的美感和定式已被破坏，但一切都为了接近那个“真”。在此，你如果关注到的点是“塔拉斯金”，那一定错了，真正的“塔粉”只会追风塔拉斯金指向的那个“真”，有时那个“真”不等同于“学术”，有时那个“真”甚至藐视“学术”。三、中国人为何要研究西方音乐史？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设想，如果塔拉斯金站在我们面前，他可能会这样发问。塔拉斯金之所以另类，是因为他始终带着反思进入历史，在他眼里，历史是活态的，他试图去捕捉那个“捕捉不到”的东西，去打破那个“难以打破”的教条。记得一次与陶辛老师讨论塔拉斯金，他说：“上一辈人引入西方音乐历史，我们这一辈人完成消化运用，下一辈人就应该写出有自己立场和视角的音乐史了。”是的，塔拉斯金学术中那个“更高级别的隐射”还隐藏着更深层的“终极意义”，中国人的历史及治史重点何在？总之，在历史中不断反思，这正是塔拉斯金最根本的学术活力。
据我所知，塔拉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该书中译本。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明，若以俄语发音，“Tarusikn”即“塔鲁斯金”，但是在广大的西方英语学界都普遍将“u”读成“a”，中文版《牛津西方音乐史》翻译团队专门为此询问作者本人，确定了中译名为“塔拉斯金”，虽然从“塔鲁”到“塔拉”的发音问题并非绝对，但这体现出中国音乐学界对塔拉斯金认识的不断推进。最后，需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甘芳萌老师，这一项目从始至今，她一直鼎力支持，默默付出，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感谢研究生王嘉珮、陆杨立、皮紫明同学，协助该文集整理及校对工作；感谢编辑唐吟，为该文集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并为顺利出版给予大力支持。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