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宁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要出版了，按照惯例，我作为论文导师为之作序。提笔之际，与宁颖相交的学术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

我认识宁颖始于她在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记得当时该校聘我为这届民族音乐学硕士班学生开设一门田野考察方法论课程，这时我刚从香港中文大学修毕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回来，便将在海外该学科常用的一些学术理念和操作方法及时地应用于开课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曾经在以往课堂里屡试不爽，且至今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我一开始就要求她们四位女同学每人就近选择一个田野考察地点，在一学期开课过程中随时前往跟踪调查，同时在教师的辅导下独立写作并完成一篇调查报告。宁颖选择的田野点和考察课题，是对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一所佛寺进行仪式音乐的跟踪调查，另外三位同学分别选择了一所道观、一座教堂和一个北京曲艺音乐八角鼓的“票房”。她们在此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非常认真、细致、投入的态度，师生间互助友爱、各尽所长，配合十分默契。有一位日本留学生，在考察中时时保持着较为严谨、自律、讲求效率的工作习惯，所拍照片无论从角度、光线、镜头的处理看，都显得眼光独到，训练有素，无形中为大家在学习和工作上起到了表率作用。而宁颖在其中除了同样优异的学习能力和学术素质之外，还表现出谦让、任劳任怨、从大局出发等良好的为人品质，同时显露出热心公事、敢于担当、团结大家一起共同进步等较优异的组织、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最终，日本学生因故休学，三位中国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结为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北京城市仪式音乐考察》，其中包括“个案一：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礼舍利塔仪式”（宁颖）、“个案二：海淀堂基督教‘英语崇拜’仪式”（杨琼）、“个案三：‘团结大院’子弟八角鼓票房‘过排’活动”（王婷）三个部分。宁颖完成了其中的第一部分及全篇统筹修订工作。该论文作为她们在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篇学术处女作，正式发表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刊物《大音》（曹本冶主编）2009年创刊号。

正是由于上述机缘，宁颖硕士毕业后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她同届的同学里，还有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李红梅和白雪，另有一位我的小师妹（我硕士导师田联韬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王慧，其中后三位女生年纪相若，红梅年龄大一些，就像她们的大姐姐。平时里，四个女生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情同姐妹；学习上彼此研讨，时时切磋。这一切凝聚于她们共同的学业上，那就是在我为研究生开设的“民族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音乐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研讨课上，她们四人总是能够认真钻研文献，仔细揣摩机理，并不失时机地占据学术前沿，以至成为整个研讨班的核心成员。而当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主持举办“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活动时，她们又成为了我的得力助手，在承担了大量的会务工作之余，还为大会的召开贡献了有关中国与周边东南亚、中亚和东北亚各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多篇高质量的文献综述和学术论文。此外，在该会议论文集和我的《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等著作完成和出版之际，她们也曾不辞辛苦地为我通读初稿，指出谬误。在这些频繁的学术活动中，宁颖再次显露了她所拥有的文化亲和力、凝聚力和学术组织能力，这些经历还为她日后进一步地从事中韩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和进行相关的国际间田野考察活动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宁颖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少数民族学生，十余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朝鲜族民间音乐、仪式音乐和韩国音乐的田野考察和比较研究工作，同时兼及汉族、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其他世界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等相关课程的学习及科研课题的研究。她还于2012—2013年间赴韩国学习、考察、交流达13个月，2016年3月应邀赴澳大利悉尼大学音乐学院做访问学者，后一类活动明显拓宽了她的学术视野和文化眼界。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看，她一直以来所从事的中国朝鲜族与韩国音乐比较研究方向，既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两个学科方向相关，同时也由于这类族群文化与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和汉文字文化圈之列，因而更有助于她之后去进一步开展此方面的整体音乐分析和文化比较研究。就此而论，宁颖目前已经在学术知识结构上具备了将少数民族音乐、汉族传统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融为一炉，在民族音乐学总体目标下开展“跨界”学术研究的能力和素质。

宁颖的上述努力赢得了校方、学界的诸多嘉许和良好回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曾连续两年在我校“王森基金”论文评选中获奖，为自己赢得了赴国外考察的资金帮助。2012年她的书评《“仪式音声研究”中国本土化进程鉴证实录：曹本冶主编〈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评介》在“人音社杯”全国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这也是我校学生历年在该活动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绩。凭借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出众的学习经历，她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该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获得者。目前，宁颖已经成功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和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并已经在我国的重要刊物、论文集中发表了十余篇质量优良的学术论文，由此体现出较为优秀的研究成绩和学术发展潜力。

从一般意义上看，在准确地把握和判断中国延边朝鲜族音乐与韩国音乐具有鲜明的跨界族群文化性质基础上，本书从历史民族音乐学和多点音乐民族志两方面学术视角，对延边“盘索里”与韩国“盘索里”分别进行了横向比较和纵向溯源。从选题方向看，体现了艺术含量丰盈，文化潜质幽深以及微观、宏观视野和尺度结合较好等特点。从所选择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文化个性意义上看，在同类学位论文成果中独树一帜，其中亦显现出作者敏锐、精细的观察、定位意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从学术质量看，可说这乃是一部具有较深邃的历史眼界、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较厚重的田野考察资料，具备较扎实的学术与写作功底，带有历史音乐人类学和多点音乐民族志特点的学术专著。具体而言，本书还显露出如下几方面突出的学术特点：

首先，正如作者所说，该书“以中韩同宗说唱音乐‘盘索里’为研究范畴，以中国延边朝鲜族‘盘索里’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奠定了“主位优先”和“微观起步”的基本研究策略。全书始终围绕和贯穿了中国朝鲜族“盘索里”研究这一学术主旨，其研究范畴经历了“由小见大”的演变过程，研究方法上也“由定点个案到多点比较”，研究立场则以“由内向外”起始，凸显出“自我—主位”的文化视角。上述研究思路化为较具体的分析步骤，主要通过本书的主干部分第二、第三两章，且分别以静态并置描写和动态比较分析两种方式体现出来。其分析过程恰如作者所言：“在中韩跨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理清了延边‘盘索里’在韩国的流派和传承支脉归属，继而将延边‘盘索里’还原至其母体唱本中进行研究。”在此分析过程中，第二章“跨界并行：‘盘索里’在中韩两国的现状”，将韩国——国乐的“盘索里”和延边——少数民族音乐的“盘索里”以及两者采用的“制”与“道”两种音乐称谓加以并置比较，并且对前者的雅化、艺术化和后者存在于萨满、佛教和基督教仪式的两种不同变迁发展趋势进行了对比和预测分析，从中体现出较明显的仪式音乐研究和多点音乐民族志的方法论特点。第三章“延边朝鲜族‘盘索里’传承支脉跨界溯源”，转而运用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思维和更多采用动态、变迁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讨论了延边“盘索里”音乐的多元复杂的文化来源，认为该类音乐主要源自传统“盘索里”“伽倻琴并唱”“唱剧”等三种表演形式，内容涉及东便制、西便制、中高制等三个流派的多条传承支脉。它们由延边三代“盘索里”歌手分别从韩国获取，进而成为延边“盘索里”的主要内容，其间形成了“移民至中国—复制到中国—留学回中国”三种不同的“盘索里”跨界传承路径，由此体现了“盘索里”既是歌手维系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主要工具，也是延边歌手实现认同的主要载体。

其次，为了从较深的层次把握“盘索里”的形态机理、文化特征和内在气质，以对延边朝鲜族“盘索里”的寻根溯源奠定较坚实的理论基石和传承依据。宁颖远赴韩国，花了许多时间对中、英、韩等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对“盘索里”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给予了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翔实的描述和梳理。其中尤为难得的是，她对诸多韩文音乐文献做了力所能及的释读和解译。这些基于韩国音乐学者和音乐家日常音乐经历及体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里，有很多是第一次用中文向国内学术界披露，它们在中韩两个相邻东亚国家学者之间的对话沟通和以东亚文化为本（主）位的内外传播交流等研究领域，有着可信、可依的、十分重要的资（史）料运用与学术研究价值。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完全是从头开始学习韩文的宁颖来说，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拿出这样扎实、丰沛的翻译成果，殊为不易。另外，通过在韩学习期间对“盘索里”及萨满仪式音乐等相关传统音乐类型的全面学习和掌握，本书第四、五章从韩国“盘索里”的音乐叙事和歌手的技术性叙事两个方面进行了相对深入、准确、细致的阐释性解读。无论是从民族乐理着眼，有关拍子、长短的释读分析，还是从表演角度入手，有关鼓法、唱法理论及实践方式的介绍，都比较到位。这项工作除了能够为“盘索里”的寻根溯源奠定较坚实的理论基石和传承依据之外，对于国内的研究学者和学生来说，让大家对世界音乐语境下有关韩国的传统音乐有了较新的认识和体验。

本书第六章进一步讨论了“盘索里”的“文化叙事及变迁”。除了在“政治疆界与文化流动”的标题下，重新回顾并论及“中国→朝鲜半岛：从对汉文化的汲取到族群意识的重拾”和“朝鲜半岛→中国：族群认同与文化核心的回归故里”这一双向文化传播命题之外，还进一步阐述了有关“歌手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族群认同与个人认知”“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及“歌手对传统的建构：‘盘索里’作为实现社会认同的手段”等话题的思考，涉及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多向性视角转换的问题。对此，笔者曾经在拙文中提出过在该类研究课题中大体存在三种视角：（1）“跨文化—族群—地域性”的国际视角；（2）由外向内，“他者—自我”并存的双重文化视角；（3）由内向外，凸显“自我—主位”的文化视角。就此而言，本书的前面三章显现了其中所言的第二、第三种视角。至于其中的第一种“国际视角”，以往持有此类研究视角的学术观点中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相对淡化跨国研究中的国界现象及主位意识而凸显其客位的国际性视角。但在后期研究中，有些学者在具体的研究思路上又出现了某些新的发展迹象。比如，德国音乐学者鲍曼在《跨文化合作语境中的世界音乐研究》一文中提出：“假如一个世界主义导向的意识放在等级体系首位的话，地方、区域、国家和跨国的认同就不再会相互排斥，因为它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身份认同包括在内。相反，仅仅专注于地方或者国家的自身利益，就排除了它们根本差异性中的跨文化连通的共同性。”就此来说，宁颖将中国延边的“盘索里”放置到跨界族群音乐暨“世界音乐”语境中，进一步讨论了其在族群、国家及国际等不同文化认同层面的表现，便从中体现出鲍曼所谓的“世界主义导向”的视角眼界，并且具备、产生了能够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多向性视角之间转换的能力和意愿。几年后，我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在国内民族音乐学学术领域发起并展开了有关“音乐与认同”的学术讨论，宁颖由于埋头博士后进站研究，没有具体参加该项活动。但是，她与其他几位博士同门的论文里，已经在这个研究话题上先走了一步，对于这个学术话题的发展和推进功不可没。

最后，说一点有关研究方法论上的问题。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多种不同的民族音乐分析方法，其中，她所强调的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及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研究方法正是笔者常用的。让人高兴的是，宁颖通过对韩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李辅亨等有关“盘索里”音乐研究的方法论运用中，也找到了一些同类的例子（见绪论部分）。这对于将来进一步展开有关中韩两国学者暨中西学者在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比较研究课题来说，或许能够增添一些鲜活、具体的研究实例。

宁颖现在已经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担起了更大责任，有了更加深广的学术与生活目标。希望她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永不停步！

2019年7月19日
于昆明阳光花园（昕园）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