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岩:探访红色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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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烈士塔矗立拒城河畔

1946年初春,高密县南部大多数村庄得到解放,高密县民主政府驻拒城河街,以政府的名义修建了一座高十多米的烈士塔,以纪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牺牲的部分革命烈士。至今,这座经历了战火硝烟的烈士塔还矗立在拒城河(柳沟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东畔,默默地诉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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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一个春日,我驱车来到离高密城15公里的拒城河街,参观了城南革命烈士陵园(原称“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拜谒了高密县抗战殉难烈士纪念塔(简称“烈士塔”)。

烈士塔,是陵园(潍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极具纪念价值的历史文物。1946年3月,中共高密县委、高密县民主政府决定,在拒城河村北、拒城河东岸建立一座烈士塔,安葬在高密及附近地区英勇献身的江涛、孔楚白等40名革命烈士。是年6月,高12.5米的烈士塔建成。

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还乡团打进了拒城河街,进行反攻倒算,烈士塔也横遭摧残。据1990年版《高密县志》载,1953年10月高密县人民政府重建烈士塔竣工。1964年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增建纪念堂一幢,陈列著名烈士事迹,并筑起陵园围墙。1982年重修纪念堂。

2012年高密市民政部门对烈士陵园又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扩建。陵园现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五间纪念堂内供奉着467名烈士英灵,纪念堂后排列着296座原置及后来迁入的零散烈士墓。

拒城河是高密南乡的一个重要集镇。清代编纂的《山东通志》载:“柜城,在县(治)南三十里,汉(置)县,属琅琊郡……今名柜城河。”柜指柜(jǔ)柳,落叶乔木,羽状复叶,性耐湿、耐碱,可固沙,枝坚韧,可以编筐。后来柜城河演绎为“拒城河”。民国时期,这里长期驻有高密县第九区区公所。

1945年底,高密县委、县民主政府组织武工队自高密、胶县、诸城三县交界地带向北开辟新区,进展顺利,到1946年初春将解放区扩大到了拒城河一带。这里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高密县民主政府所在地。时任县长祝恺然后来回忆:“登上(拒城河)北面的岭头,可以隐约地望见高密城。有的同志兴奋地对我说:‘祝县长!照现在这样发展,不需几天,咱就可以到城根儿逛逛了!’”数月后的1946年6月13日,山东解放军胶东第五师和滨北独立团收复了高密城,此为高密城首次获得解放。

耄耋之年的高密地方史学专家姜祖幼先生(原拒城河镇迟家村人)回忆,1946年春末,烈士塔建成,他印象最深的是,塔的最顶端站立着一尊威武的年轻战士的雕像(着八路军服装,当时老百姓一般称解放军为“八路”)。这战士双目炯炯,一手挎枪,一手持着放出光亮(用数根直挺挺的铁丝示意)的手电筒,面向南方,巍然而立。

姜老说,建烈士塔那会儿,他十岁出头,常约同小伙伴,从四里外的迟家村跑到拒城河来看现场。烈士塔上面的碑文,是一个叫王书斋的老道士写的。王道士是位于北王柱、西隅两村之间的东岳庙(乡民称“天齐庙”)的道长,字写得好,还会画画。他个头、身量适中,很文雅,当时约莫七十岁,看起来有些仙风道骨的神态。当时,县政府托人先后去请两个书法有名的“老学包子”来写烈士塔的碑文,两人都以写不好推辞了。这两人很可能担心国民党军队打回来,受到打击报复。毕竟,当时国共双方胜负未定,且国民党有中央政权,有美帝国主义支持,有几百万军队,有飞机大炮,其军事、经济实力远大于共产党。这两个“老学包子”想不到,为共产党所立的烈士塔写碑文的王道士恐亦想不到,烈士塔建成后,经过了不到三年半的时间,共产党就领导人民群众将国民党反动派打垮,建立了新中国。

当时王道士颤颤悠悠地站在脚手架上,用老眼四下里打量了一番,就一手端着盛墨的白瓷碗,一手拿毛笔蘸上墨,直接将需要写的碑文“唰唰唰”写到碑上去。写完后,再瞅瞅留的天地、左右和间距,恰到好处。看王道士写字的干部和群众不禁为之叫好。写完烈士塔八个面上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20多块碑的碑文后,他自己也不免有些得意,脸上添了些红润的光泽。县民主政府又请来柏城镇于家屯的约莫六十岁的民间画家杨维清,他在烈士塔通向纪念堂的一堵长约5米、高近2米的影壁墙上,绘上了数棵亭亭玉立于水塘中的一大片彩色的没骨荷花。从远处看,那些荷花宛若真的一样。

烈士塔约有四层楼高,在1946年的拒城河一带是最高的人工建筑。建成后,民主政府安排人,请来一家京戏班子,在拒城河唱了六天大戏。来看烈士塔的人,听戏的人,买卖东西的人,凑热闹的人,挤挤攘攘,人声鼎沸。烈士塔后,有两条甬路,自左右两个便门绕过影壁墙,通向纪念堂(姜老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已建了纪念堂,有三间),里面供奉着百来个烈士的灵牌。烈士塔周围,当时尚未建烈士的墓穴及墓碑。姜老说,1947年,还乡团回到拒城河,看到烈士塔,觉得不顺眼,就开枪打,把烈士塔打了个稀里哗啦,尤其是那个举着手电筒的战士雕像被打得不像样子。1948年秋,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全国解放的日子为期不远,高密县委、县民主政府重修了烈士塔。碑上的字,没再用王道士写的,而是由高密书法界有名的邹龙友先生在县民政科先用毛笔写好小样,由通信员送到拒城河,再依小样放大到塔上,由工匠刻出来。这次重修,把烈士塔顶端原来立着的那个拿手电筒、被还乡团打得残缺不全的战士雕像拆了,新建了一个半圆的顶,并在顶上竖起了一个立体的红色大五角星。

1953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中共高密县委、县人民政府重修了位于拒城河村的烈士塔。该塔自上而下,可分顶部、主体部、基座部。主体部、基座部均呈八面体。顶部为立体的红色五角星,约高1.8米,因为做了艺术处理,人们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感觉看到的是五角星的正面。

烈士塔主体部的每一面又可分为上下两层和过渡层,上层约有下层一半高度,且比下层收进一些,过渡层位于上下层之间,浮雕着两个红色五角星。

主体部朝向正南方的碑面,为正面,上层竖刻“烈士塔”三个大字;下层的上端横刻“日星河岳”四字,下层的下部(为主要部分)分三列,分别竖刻“一九四六年六月建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重建”“高密县抗战殉难烈士纪念塔”“高密县人民政府制”。

主体部朝向西北方的碑面,其下层的下部(为主要部分)刻有18位烈士的英名及职务,大部分注明了籍贯。自右向左,竖刻:殉难烈士芳名——县大队政委 江涛,广东人;县大队政委 孔楚白,沂水人;区长 寇文斋(应为繁体“齋”字,误刻为“齊”字),五莲人;区中队指导员 盛怀森,藏马人;区中队指导员 夏乃臣,莒南人;文教科员 王友之,莒南人;区武委会会员 时文春,日照人;区武委会会员 王松元,临沭县人;营长 宋贤栋,固县(应为“故县”)庄人;区助理 胡梦纬,莒北人;排级 王洪利,葛家桥人,李丹钧,双庙人,张永吉,王十字庄人,王佩莱,院头人;战士 李述德 刘戈庄人,李增金,田学思,冯仁千,朱公人。(碑文为繁体,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主体部朝向东北方的碑面,其下层的下部,自右向左,竖刻:殉难烈士芳名——副政指 彭家起;文书 高祥绪;排级 孙洪钧,翟京芳,王冠三,胡传滴,宋振邦,袁仲三,宋志武,张连云,刘仲堂;战士 许家宇,苗玉金,徐培福,杨述杉,崔正廷,刘祥信,何子见,包成,张传杰,王培东,邱泽普。共22人。

主体部其余五个碑面的上层,分两排分别竖刻“烈士们的英名永垂不朽”“为人民而死英名千古”“殉难烈士永垂不朽”“为国捐躯虽死犹生”等字样。下层的上端分别横刻“精神不死”“气壮山河”“浩气长存”“名垂千古”“名垂青史”等字样;下层的下部,分别竖刻滨海行政公署第一专署(即滨北专署,高密县时属滨北专区)的挽词“烈士们的英灵千古”,滨海第一军分区(即滨北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的挽词“为人民而生生的勇敢,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中共高密县委的挽词“烈士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间”,滨北独立团的挽词“踏着烈士们的鲜血迈步前进”,高密县大队政治处的挽词“用你们的热血换取了高密人民的福利,我们不仅悲痛追悼,更要继续奋斗”。

我绕着烈士塔祭拜了一周,来到烈士塔北的纪念堂。该纪念堂为五间前出厦的平房,门口两边廊柱上,贴有“为人民牺牲流芳万世,为人民殉难永垂不朽”的字样。在恭恭敬敬地向纪念堂内灵台上供奉的烈士灵牌鞠了三个躬后,我数了数烈士灵牌,又数了数靠南墙立着的两块汉白玉石碑(英名碑)上的姓名,发现两者数目基本一致,不一致在于石碑上将“孔楚白”多刻了一次。

陵园担负看护工作的葛连江师傅不经意间告诉我,这里还有一二十块烈士牌位(灵牌),多年前烈士陵园改造时,更新下来的。老葛出于一种对烈士的朴素的感情,把这些灵牌装进了一个蛇皮袋子,搁到了一间小仓库里。我听后,请他赶紧翻出来看看。

小仓库里的这些烈士灵牌,一共20块。有两块正反两面都用白漆涂了,其中一面分别写有“贫雇农组长刘宗祥”“农民刘宗高”,保存相对完好。

其他18块有些发黄,正反两面虽原来都用白漆涂过,但脱漆严重,有的连上面的字迹都脱落了。不过让笔者振奋的是,这18块时间久远的烈士灵牌,其正反两面都曾用毛笔写上了字,正面写有烈士的职业或职务、姓名,反面写有烈士籍贯。其中两块,正面写的烈士姓名因脱漆太厉害看不到了,反面的字迹则大体尚能辨认,乃“高密二区姚家村人”“高密十一区双羊□村人”。另外16块,分别写着如下的字样:“高密十三区店子人 战士鹿□春”“高密城□栾家□ 战士管庆均”“□□□□□□□□(字迹脱落)战士□天祥”“高密十一区郑公五村人 战士吴万富”“高密十三区杨□□人 工作员范清福”“高密十三区前水西人 联队长王仲文”“高密十三区上口村人 战士鹿光功”“高密十一区塔庄村人 □□排长杨□□”“高密四区陈家屋子人 战士孙从军”“高密十六区呼家庄人 炊事员徐连珠”“□密十六区路庄人 战士王孝清”“高密十二区丁家庄人 战士顾心金”“高密四区张家庄人 卫生员许学□”“高密十一区双羊一村人 战士赵□琛”“高密十三区大逄戈庄人 公安员徐泽海”“高密十一区郑公五村人 战士芸树林”。

此18块烈士灵牌,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制作(史料载,高密县1951年9月将所辖各区改为以数字顺序命名,1954至1955年改为以区政府驻地命名)。我将这些珍贵的灵牌拍了照。我使劲拉着老葛师傅的手,仿佛自己就是烈士的后人,由衷地感谢这位朴实的、用心的农民大哥。

过了数日,我打电话给老葛师傅,询问保存下来的那18块历经沧桑的烈士灵牌,他说都还在,并说陵园南面建起了一个面积不小的广场,广场北侧建起了一堵影壁墙,西侧建起了主席台。

2

一年后,我再一次来到拒城河,发现城南革命烈士陵园南面的广场上的这堵影壁墙,其实是一座英烈纪念墙,有30多米长,一面镌刻着一篇缅怀先烈的祭文,另一面是浮雕群像,有冲锋陷阵的革命军人形象,也有举着马灯、推着独轮小车在踊跃支前的父老乡亲形象。

烈士陵园里,一声声如歌如泣的鸟鸣自肃穆的松柏、法桐、紫薇树林里不时传出,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烈士塔上镌刻的孔楚白(也写为“孔础白”)和李丹钧(也写为“李亶均”)两位同为高密县委领导成员,又同时同地被顽固派抓捕,同时同地牺牲。

孔楚白,原名孔庆杭(一说孔庆珩),曾化名郑新吾,山东省沂水县孔家庄人。1918年出生于农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兄弟中排行老二。先后上过初小、高小,1935年自沂水师范讲习所毕业,在本县松峰高小任小学教师。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据其弟孔庆瑞、妹孔庆东回忆,父亲孔宪儒1935年入党后,经常有“表兄”“表弟”以“走亲戚”“赶集”为名找父亲开会。这些“亲戚”来后,二哥孔庆杭主动放弃学习,将一个洋铁盆绑到大门外的树上,看到陌生人出现,立即用弹弓瞄准洋铁盆,打去一块小石子。“当啷”一声,“亲戚”们听到这一信号,赶紧从后门撤走。

因父亲整天忙于革命工作,耽误了生计,二哥高小毕业后,不得不投考了免学费的师范。寒暑假期间,二哥领着弟妹们到坡里干活,有时会指着一块块标记着私人田地界限的界石,说:“将来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这些界石就连根拔掉,合成大块田地。”他憧憬着未来的社会,实行土地公有,穷人翻身做主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他告诉弟妹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在松峰高小教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初期,常常白天领着学生上街游行,喊革命口号,贴抗日标语,晚上组织进步教师秘密学习党的文件,研究和部署开展革命工作。在二哥的带动和影响下,松峰高小的几个教师都加入了共产党,该校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大哥孔庆科和五个堂兄弟也参加了革命,后来三人牺牲。

1937年10月,中共沂水临时县委成立,孔楚白是临委成员之一。1938年初,孔楚白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所辖的十九中队任指导员。不久,孔楚白动员十九中队的十几人,携枪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孔楚白任第一中队指导员。是年7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二支队,孔楚白任支队政治处干事。1939年2月孔楚白调任中共诸城县委组织部长,3月升任诸(城)胶(县)高(密)工委书记,统一领导诸城第二、七区和高密第八区的抗日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9年10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决定成立高密县委,调斗争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的孔楚白到地处胶济铁路沿线、我党基础工作非常薄弱的高密县任书记。孔楚白接到上级任命即动身北上。他通过地下交通站,辗转联系上中共胶县工委发展的党员、高密县第九区西双庙人李丹钧,组建起县委,孔楚白任书记,李丹钧任宣传委员,对外名义为八路军高密铁道大队,孔楚白兼任铁道大队政委,李丹钧兼任大队长(烈士塔上标注李丹钧牺牲时的职务为排级,有误)。受敌、伪、顽压迫,铁道大队只能活动在胶县与高密交界的空冲水及附近几个村。孔、李二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开展工作。经一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建立了一支有50多人、20多条枪的抗日武装。集训后,铁道大队队员的军政素质很快提升。不久,在一个晚上,孔、李二人带领队员,冒着刺骨的寒风,急行军到胶济铁路的蔡家庄火车站以西,炸毁了一段铁路和日军的一列军车,引起了敌人惊慌,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1940年农历二月初二黎明,原与共产党保持统战关系的山东省保安七旅旅长姜黎川,在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下,立场趋于反动,派其七团七营营长徐祝三(高密九区徐家楼子人)率领人马突袭驻空冲水的高密铁道大队,抓去孔楚白和李丹钧,进行残酷折磨。孔、李两人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半个多月后,党组织营救无效,两人被徐祝三部杀害。站在胶县西南乡朱陈沟已挖好的土坑前,孔楚白和李丹钧神色不变。当顽军把两人往土坑里推时,他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在被徐祝三部看押期间,孔楚白即做好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他将一张纸条,偷偷地从窗户递给以亲戚名义前来探望的同事。当战友们看到上面写着“踏着烈士的鲜血前进”等字迹时,无不哽咽落泪。

孔楚白牺牲后,父亲孔宪儒又将其弟孔庆瑞、妹孔庆东送到了革命队伍中。

李丹钧,又名李维廉,生于1920年(一说1919年)。李丹钧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是独生子,其父除种地外,还做贩卖牛和经营杂货铺的生意,伯父无子嗣,李丹钧兼祧父亲和伯父,被父辈视为掌上明珠。李丹钧自幼聪慧,五岁上私塾,不久即能熟记古诗词数十首。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学校,老师在讲课时插入一段时事介绍,讲起了我国东北被日本鬼子侵占,三千万同胞流离失所,很多人遭受杀戮。李丹钧听到这里,无比激愤,忘记了是在课堂上,竟脱口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少同学为之惊诧,纷纷将目光转向他。他则坐立坦然。

他1934年高小毕业考入高密县立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曾打入山东省保安第七旅(旅长姜黎川)六团政训处工作。1939年5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支持和推动高密县梁家屯人、亲戚李竹亭率领保安十团起义,改编为胶高第三大队南下。他受命留下做地下工作。他在西双庙家中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接待地下组织过往人员,向根据地秘密运送物资,动员父亲变卖家产,购买了部分枪支弹药,装备高密铁道大队。他利用苗家屯地下党员王振刚的关系,再通过一位朋友的帮助,动员了国民党一个游击队军械厂的20多人,南下到石青沟村(今属胶州),在此建起一个小型兵工厂,为铁道大队制造了一批炸药和手榴弹。

1940年被徐祝三部抓捕时,李丹钧跑到村外菜园,跳入一眼水井,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党的秘密,立即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

1983年3月1日,《青岛日报》发表了薛世敏悼念老同学李丹钧的作品:

英俊维廉,翩翩青年。

忧国忧民,全校之冠。

苦难岁月,从戎毅然。

巧妙斗争,故乡震撼。

难忘四〇年,二次摩擦战。

遇难空冲水,距今卅三年。

往事难回首,念及泪潸然。

花甲愿努力,慰君在九泉。

“四化”告成日,把酒酹维廉。

孔楚白和李丹钧牺牲时,一个22岁,一个20岁。他们各自留下了唯一的遗照。孔楚白的遗照是1934年12月10日,即将自沂水师范讲习所毕业的他与四个同学的合影。但见他眉目清秀,目光炯炯,嘴微张,稚气未脱,对未来充满憧憬,头戴礼帽,上身外套西服领的大衣。李丹钧的遗照是穿军制服的个人照。照片上的他未戴帽子,平头,抿着嘴,眉目间隐含忧虑。照片上未注明拍摄时间,笔者推测当拍摄于其在山东保安七旅六团政训处工作之时。他们两人,出身殷实之家,且均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在文盲占国民多数的当时算得上高学历),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选择了抗日救亡,不慕奢华,备尝艰苦,辗转奋战。

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时期,这两个风华正茂的翩翩青年,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和刺刀下,却被国人中的顽固分子活埋,令人叹惋!那个对杀害孔、李负有直接罪责的徐祝三,后来虽于1945年7月随伪团长迟耀东投诚,参加了八路军,但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后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

3

烈士塔上镌刻的第一个英名是江涛,职务为县大队政委(即县委书记)。

1946年6月高密城第一次获得解放。从全国范围看,高密县解放的时间并不晚,但比起山东省的若干地方,如沂蒙山区,胶东的大部分区域,滨海根据地的莒县、莒南、沂水、日照、五莲、诸城等县,高密由于被胶济铁路横贯,地处胶东半岛与昌潍平原的结合部,属日、伪、顽军的重点占领区或防御区,相对解放得晚一些,因此,到高密开辟新区(铁路以南)的县、区两级主要干部,主要为山东解放区滨海区(时辖山东省东南部至江苏省东北部、濒临黄海的部分区域)派出北上的干部,江涛就是其中的一员干将。

江涛,广东省(一说广东东莞)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某营教导员、教导二旅政治部民运股股长。1943年春,因地方工作需要,调到日照县址坊区任工作团团长,后任该区区委书记。从一个主力部队的营级干部改任地方县辖区的负责人,从不熟悉日照方言、群众也难以听懂广东话,到学会与当地人进行语言沟通,从一个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水土、饮食,到能像当地人那样平常地生活,江涛面临巨大的挑战。在适应的过程中,江涛克服了太多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交上了一位老八路和一名共产党员的合格答卷。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多名党员,使之成为区、村建政的骨干,开辟了新区。江涛生活简朴,经常自己打草鞋穿,一个晚上就可以打好一双。他学习刻苦,只要不打仗,不开会,不下乡,就全神贯注地阅读文件和有关报刊。一段时间,因为自来水笔坏了,而开会、记笔记急需用笔,他就动手用竹竿做了一支水笔代用。

1944年江涛调任滨海区路北(指泰安至日照之石臼所公路以北)工委副书记。次年8月,中共滨北地委决定建立潍东县委和潍东县(9月底改称“高密县”)民主政府,派江涛任县委书记,张秀潜任县长。县委驻乔家巴山(属诸城),县民主政府驻沟里路(属胶县)。潍东县其实是高密、诸城、胶县三县的边区,辖方平区、朱公区、道乡区、朱郭区、仁和区、牛沟区、沙河区,其中前四个区属高密,仁和区属诸城,牛沟区、沙河区属胶县。听起来潍东县管七个区,其实当时共产党的县区干部和武工队,只能在这些区偏僻的部分村庄活动。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日子。这天,颇有书卷气的江涛带领县委几个工作人员、县大队部分队员和战时邮局的邮政人员,进驻了乔家巴山。

巴山北接高密,西临百尺河与潍河,海拔100多米,为方圆几十里的制高点,地理位置重要。山下分布着乔家巴山、王家巴山、孙家巴山等村。该地距曾任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伪山东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暂编第一军军长的张步云的家乡——高密八区大双庙不远,在这里开辟新区存在极大的危险性。但江涛接到上级命令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果敢地在乔家巴山驻扎下来。在巴山一带开展工作,其实也有一定的便利条件。1939年5月我地下党即在巴山建立了党支部,滨北军分区敌工科干事韩铁英就是巴山人。江涛与韩铁英接上了关系,整顿了巴山党支部。乘着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他带领工作人员,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开展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看到革命的烈火在巴山周围开始燃烧起来,且呈越烧越旺之势,年轻的县委书记江涛喜上心头,不免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

1945年9月3日晚,江涛和几位同志开会研究如何推进下一步的工作,直到给油灯添了两次油,鼻孔里都窜满了油烟,江涛才回房间休息。危险已悄悄逼近。次日拂晓,被共产党的活动搅扰了美梦的数名恶霸分子,引来一个多月前遭八路军发起的“讨张战役”重创的大汉奸张步云的部属王金铭特务营,偷偷包围了村子,对人数甚少的潍东县委、县大队、战时邮局进行偷袭,江涛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流血不止,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一同遇难的还有两名工作人员。

半个世纪之后,供职于高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鞠维积来到日照市址坊调查采访,曾被江涛发展入党的几名老党员不约而同地说起,江涛同志是个好干部、好书记,与群众心连心,工作扎实,待人诚恳,讲起话来和风细雨,从不对部下和群众发火,他在高密牺牲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感到震惊、难过,不住地叹惜,有的流下了眼泪。

1945年冬至1949年春任高密县民主政府县长的祝恺然,后来作诗两首,纪念为解放高密而牺牲的同志,其一曰:

当年奋战在潍东,史迹永存记忆中。

怀念牺牲诸烈士,临风洒酒祭江公。

在“江公”之后,祝恺然特意标注了“江涛”。

可惜,江涛的相片,江涛的出生时间,参加八路军前的经历,比如上学情况,是否参加过长征,以及何时入党等,至今阙如。

我在一位网友的提示下,上中华英烈网搜寻“广东 江涛”,结果查无此人。或许,江涛乃一化名。也或许,这位化名“江涛”、曾任抗日战争结束后高密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烈士,在其家乡尚未被作为烈士对待。不仅如此,笔者和姜祖幼先生到城南革命烈士陵园实地查看,未发现江涛的坟墓及墓碑,据说高密市烈士陵园(位于县城镇府街东段北侧)里也没有。

我认为,江涛的遗骨不可能迁回广东安葬(直到现在,连他到底是广东省哪里人都尚未弄清楚),他要么还埋在乔家巴山附近,要么早已迁入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姜老给我抄来《拒城河公社志》有关记载:“1946年,修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时,政府将江涛同志的遗骨,移葬于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但姜老对笔者说过,他记得1946年修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有烈士塔、纪念堂,但无墓地。现今,该陵园内有几十座无名烈士墓,江涛同志的遗骨是否掩埋于其中的一座,已不得而知。不知江涛书记是否会责怪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后生者对他的“慢待”。当年,您和您的同志们头颅为轻信仰重,出生入死拯斯民,如果以现在流行的“性价比”一说,你们的干法是最不划算的。但信仰无价,理想比金子更珍贵,你们当时何曾想过死后谁的名字靠前,谁的坟头可供后人瞻仰呢?您来自老百姓,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牺牲后亦与众多无名烈士不争不抢、朝夕相伴,或许正遂了心愿呢。我想。

后来,姜老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听拒城河公社供销社的一位负责人说,江涛夫人(遗孀)曾来高密,到拒城河革命烈士陵园寻其遗骨,可惜当时有关部门未安排人员对江涛夫人进行采访。而讲过此事的那人,也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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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寇文斋、区中队指导员(即区委书记)盛怀森,他们的名字在烈士塔上亦占有突出位置,两人牺牲的时间只比江涛略晚。

寇文斋,山东省五莲县街头镇阎家庄人,约生于1914年。1939年加入共产党。1940年春,他受组织安排,出面任国民党五莲县街头区某乡乡长,与盛怀森等人以乡公所乡队的名义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后来,他曾任日照县沈疃区区长等职。

盛怀森,五莲县街头镇下官家沟人,生于1919年10月。曾上过完小,当过小学教师。1938年冬入党。曾任日照县某区副指导员、五莲县街头区民兵联防指导员等职。

两人的相貌和性格颇不同,寇文斋参加革命前以务农为业,识字不多,身体健壮,性情豪爽,作风泼辣勇敢,好打抱不平,在乡民中很有威信。盛怀森比寇文斋小五岁,参加革命前是一名教书先生,文质彬彬,言少心细,虑事周密。参加革命后,两人都赤胆忠心,不避艰险,勤恳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一次,叛徒带领敌人来捉盛怀森,在房东掩护下,盛怀森悄悄揭开屋里为老人准备的棺材的盖子,躺了进去,再不慌不忙地盖上盖子,瞒过了敌人的搜查,安然脱险。

1945年8月滨北专区潍东县甫一成立,寇文斋和盛怀森即被派到方平区,分别担任区长、区中队指导员。两人的工作刚刚有了一点眉目,被张步云的残部王金铭一伙捕去,活埋于双庙(今属诸城)。1946年春,民主政府惩办了杀害两位革命志士的凶手,找到了烈士遗体,运回原籍安葬。

夏乃臣,山东省莒南人,是烈士塔上镌刻的两名区中队指导员之一(另一人为盛怀森)。1946年麦收前,淮安县(属鲁中区沂山专区,1945年建,后撤销)拟把中岭区移交给高密县。夏乃臣(新任中岭区委书记,对外称中岭区中队指导员)带了一个中心组前往接收。到了西傅家庄一带,尚未与淮安县驻中岭区的同志接上头,即遭敌人包围。夏乃臣带领部属,边打边突围,向西打过潍河,打到宋家泊,终因寡不敌众,夏乃臣等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夏乃臣牺牲后,高密县朱郭区(今属胶州市)区委书记祝剑锋调任中岭区委书记,后任井沟区委书记。祝剑锋回忆,高密干部牺牲最多的是1946、1947两年,胶济铁路以北的沂塘区一年就牺牲了两套半干部。1947年春,还乡团控制了井沟和院头村,三天时间,两个村的干部全被杀害。从这里路过的几个工商管理干部,除一人逃出外,均被还乡团用开水烫死。县通信班两名通信员,公安战士两名,复员军人一名,被敌人五花大绑,并用绳子勒着嘴,带到一个地方全部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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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结束至解放战争初期,对高密西南乡危害最大的是王金铭匪部。张步云的主力被我军消灭后,其部下王金铭带领精锐的特务营脱逃,流落在潍河沿岸的高密与诸城交界的部分村庄,伺机而动,频频报复行凶。县委书记江涛、区委书记盛怀森、区长寇文斋等同志即遭其毒手。1945年秋,荆山区中队长(胶东人)的父亲、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家乡来探亲,走到方平区水西一带,被该匪队杀害。1946年农历五月,王金铭指挥所部,突然窜到诸城县河崖区,包围、杀害了区干部、区中队队员100多人。

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接到地方送来的紧急求援情报,迅即出发,跑步赶到河崖区,对王匪反包围。经过一番激战,毙敌近200人。王金铭被我军射中,受重伤,在其最核心的一个排(排长绰号“小道士”)的保护下,逃出包围圈,后医治无效而亡。小道士带领残部30余人,潜回方平区,继续为非作歹。店子村斗争汉奸恶霸,白天分了汉奸恶霸的存粮,晚上即有六名积极分子遭小道士毒手。方平区委、区中队发誓坚决除掉小道士。在区中队的连续追剿下,小道士等残匪到处躲藏,最后藏到顷王冢东北之刘戈庄村外的一户农屋里。经一晚激战,加上火攻,区中队将残匪全部消灭,活捉了小道士。曾几何时,王金铭匪部肆意为虐,然而最终灰飞烟灭。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必然下场。

据姜祖幼先生回忆,1946年农历十一月,在高密县道乡区各救会长的发动下,他的家乡迟家村(位于拒城河村南2.5公里)有30余名基干民兵集体参加了县大队(后升编入主力部队)。那天上午,天冷风硬,穿着棉袄棉裤的迟家村众多男女老少,都聚拢到拒城河岸,为新兵送行。有哭鼻子抹眼泪的,有拉着新兵的手说话不停的,有很多小孩子跑来凑热闹,瞅这个,逗那个。

过了拒城河,不少新兵走出一两百米了,仍向西回过头来,频频挥着手,对着立在河岸上不愿离去的爷娘、小媳妇、大姑娘,大声喊:

“爷!娘!没有什么事!”“快回家吧!”“不用挂挂(记)俺!”

这30余名青壮年中,有四人再也没有回来,灵位供奉在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念堂里。他们是:

单兆全,1911年2月生,1947年2月牺牲于本县沙岭子;

孙贞俊,1927年7月生,1947年4月牺牲于吉林省四平;

李长友,1924年8月生,1947年4月牺牲于吉林省四平;

迟金友,1924年3月生,1948年8月牺牲于江苏省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