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参军

刘双全带着同村11名伙伴，凭借着对共产党、毛主席朴素的感恩之心，告别父母妻儿，义无反顾地离开生养他们的家乡，踏上了漫漫征程。

一

1946年深秋，刘双全的媳妇快要临产。在鲁北农村，添丁进口是家庭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在全家人欢天喜地祈盼着新的小生命降临的时候，山东渤海区人民政府下达了新的征兵任务。一石激起千层浪，18岁的刘双全第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两难抉择。他没有想到，那次抉择，竟彻底改变了此后一生的命运。

公元1928年9月，刘双全出生在山东省宁津县城关镇东街一户穷苦农民家庭。刘家几代人丁不旺，爷爷刘金山原本兄弟4人，先后病死3个，只活下他1人。刘金山膝下有两个儿子，因为家境贫寒，大儿子年近半百才娶了个带女改嫁的寡妇，没有嫡亲后代，是个绝户；二儿子刘向林，30多岁闯关东时娶了个要饭的同乡姑娘，多年没有生育，只好收养了一个没人要的女孩，长到16岁时得了痨病去世，就在刘金山绝望之时，没想到老天开眼，向林媳妇竟生了个大胖小子。刘家3代单传，终于有后，刘金山欣喜若狂，给宝贝儿子起了个乳名叫“忠孝”，学名叫“双全”，联在一起便是“忠孝双全”。一家老小对这根独苗的殷殷期望不言而喻。

宁津县位于中原南北要冲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土地贫瘠，10年9灾，尤遇大旱之年，庄稼便会颗粒不收。为求活命，当地百姓养成外出跑买卖、玩杂耍的习俗，因此自古便有“宁津锢漏遍天下”和“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人人会两手”的说法。刘向林哥儿俩从年轻就跑到东北给人烧窑，时间久了，一个学会装窑，一个学会看火候，都是技术活，东家自然工钱给得多，刘向林省吃俭用，攒了点积蓄，在老家盖了几间瓦房，置办了几亩好地，还买了一挂大车，日子慢慢过得富裕起来。刘向林还是一个不安分的庄稼人，每遇灾年，地里歉收，便会浪迹东北找营生干，开始是给人装窑，后来上了年纪，力气活干不动了，便给东家打更护院。直到儿子刘双全结婚，这才回到宁津老家，安稳下来。

刘双全出生那年，父亲42岁，母亲32岁，就是搁到现在也属于高龄生育，加之3代单传，一家人对他娇生惯养、疼爱有加，母亲又拜菩萨又算卦，又改门框又改窗，烧香许愿，吃斋念佛，生怕宝贝儿子稍有闪失。

其实刘双全自小并不矫情，甚至调皮捣蛋得很，常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是村里的孩子头，隔三岔五就会因为闯祸让街坊邻居找上门来。谁也想不到长大之后却转了性，变得沉默寡言、稳稳当当。

刘双全少时上过两年私塾。学校设在村东头的文庙里，只有一个教书先生，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每天被逼着练毛笔字、背八股文，刘双全觉得十分枯燥。那时日本人还没打进关内，母亲每天上午都会烙张鸡蛋饼，送到学堂，趴在窗外听儿子读书，下课的时候，看着儿子把饼吃完，这才放心回家。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卢沟桥的枪声击碎了刘双全欢乐的童年。1939年3月，日本军队由河北省吴桥、东光县开进宁津县城。由于冀鲁边是平津的南门户，连接山东、河北抗日根据地，既是八路军东进的桥头堡，又是日寇南下的大后方，便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害之地。鬼子在这里到处修筑岗楼，派驻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惶惶度日，苦不堪言。有天夜里，私塾先生让土匪绑架撕了票，学校从此再无人上课。那一年，刘双全10岁。

在刘双全的记忆里，驻守宁津县城的日本鬼子十分凶残，每次下乡“扫荡”都会抓回几个所谓的“抗日分子”。过去官府枪毙犯人是在县城西关，日本人来了之后改到城东财神庙，那里有座废弃的破砖窑，变成了枪毙抗日分子的刑场。每年进了腊月，小鬼子都要在这里处死一批人，有的用枪打，有的用刀砍，有的用刺刀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刘双全亲眼看见有一次把好几个人绑在木头桩子上，日本人骑着马拿活人练刀法，也搞不清楚抓的是真八路还是老百姓。

有一年冬天，鬼子枪毙了几个抗日分子之后，八路军通过关系传来消息，要求村里不惜代价将其中一具尸首送出去，刘双全隐约感到这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由于掩埋尸首的地方靠近鬼子炮楼，白天无法转运，只能晚上刨送。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雪，傍晚刮起刺骨的北风，冷得要命。刘双全跟随村里几个大人悄悄摸到掩埋死尸的荒地，将尸首从坑里刨出，用担架抬着连夜送到八路军指定的村庄。

刘双全说，这是他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共产党，竟然还是个尸首。多年后他还记得，那个烈士是被鬼子砍死的，刀痕由右肩斜过脖颈，足有1寸深，后背的血迹已经干巴，结成冰块，但依旧鲜红鲜红。刘双全当时虽然年纪尚小，但心中充满敬佩，毫无恐惧。

那次雪夜扒尸，对他后来在村里第一个加入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1943年12月，刘双全刚满15周岁，家里便忙着为他娶妻完婚。

说来好笑，刘双全8岁时便有人上门提亲。旧社会的鲁北农村，时兴早婚早育，十几岁成亲并不稀罕。刘双全家境殷实，又是独苗，自然便成了媒婆眼中的香饽饽，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母亲挑来挑去，最后相中了县城东关3里外路庄的一个女孩。那姑娘叫路莲梅，比刘双全大1岁，小名叫忠儿，长得端庄大方，说话细声慢语，性格温柔体贴，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刘家和路家还有八竿子打不着的拐弯亲戚，论起辈分，刘双全的母亲应该管路莲梅的父亲叫表哥，亲上加亲，皆大欢喜，于是好事一拍即合，自小便给两人订了娃娃亲。

定亲的时候路家送给刘双全一尊砚台，还有笔墨纸张，显然是希望未来的女婿好好读书，将来舞文弄墨，能有个出息；刘家送的聘礼是现金。刘双全肯定地告诉过我：给了不少，至少10块现大洋。

路莲梅的父亲平时推着小车卖豆腐，以前隔三岔五跑东街，自从女儿定亲后就不好意思再来，只是每到年关给刘家送块豆腐，刘家回馈的礼物自然要比豆腐值钱得多。

刘双全后来对我说：路莲梅是阴历腊月二十二过的门。家里摆了几桌宴席，请了不少邻里乡亲，着实热闹了一番。事隔70多年，还能准确记得大婚的日子，可见那次婚姻在他心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

刘双全不止1次对我描述过童年时代的家：一溜3间砖瓦北屋，两间东屋，两间南屋，很大的院子里，养着驴，喂着鸡，拴着一挂大车。清晨鸡犬相闻，父子俩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傍晚炊烟袅袅，饭桌前三代同堂，其乐融融。院子里还有棵枝繁叶茂的石榴树，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睡在炕上，迷迷糊糊能听到石榴爆裂开口的声音。摘一个石榴掰开，红彤彤水晶珠子一般闪亮，放嘴里一粒咬开，顿时甜透心肺，那动感十足的温馨场景就如同烙在心头的胶片，不时在他脑海中回放。

2015年刘双全回宁津省亲，亲自带着我去寻找故居。70年过去了，县城的东街村早已楼房林立，面目全非，但他居然很快就指着一处宅院，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里就是他和父母过去居住过的宅基。我不禁暗自感慨，老人已年近9旬，在外叱咤风云一辈子，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山山水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惊涛骇浪，居然还清晰记得童年住过的地方。可见，家，在他的心底深处有着何等重要的位置。

日本人投降那年，八路军解放了宁津县，建立了人民政府。混乱中，老村长撂挑子跑了，新村长无人愿干，东街村出现了权力真空。抗战时期，村长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既要给日伪军征夫送粮赔笑脸，又要给八路军通风报信养伤员；当面挨小鬼子的耳光子，背后还会被老百姓戳脊梁骨，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最后闹不好，不是叫八路当汉奸枪毙，就是让鬼子当八路砍头。老实厚道有点威信的不愿干，能说会道、油头滑脑的八路军又信不过。所以，抗战刚胜利那会儿，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谁也不愿挑头出来干村长。选一个跑一个，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刚满17岁的刘双全。

刘双全回忆道：那时候宁津县刚解放，八路军派一个杨同志来蹲点驻村，首先发展我入了党。我现在还记得对我讲什么“马瘦毛长耷拉髦，穷人说话没人听”，意思是穷人受压迫、没地位要反抗，我就成了东街村第一个秘密党员。后来把我选上村长，我父母都不情愿。我那时只有17岁，血气方刚，思想单纯，初生牛犊不怕虎，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心想着为村里的老少爷们办事情，根本没考虑会有什么危险，会遇到什么难处，结果就当上了东街村的村长兼周边18村的民兵联防队长。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被粉碎后，便于1947年春集中优势兵力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叫嚣要打过黄河，坐落在黄河以北的山东渤海老区根据地局势陡然紧张起来。

此时，渤海区的土改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祖祖辈辈饱受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宁津县城关区21个村庄的广大翻身农民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写信，表达土改翻身后的喜悦心情，并决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誓死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这年深秋，渤海区人民政府下达了新的征兵任务，各县区立刻开会动员，很快在鲁北大地上再次掀起打老蒋、保家乡的“大拥参”热潮。

三

此次前来招兵的是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王震将军所部，为首的是第719团团长张仲瀚。

多少年后，提起张仲瀚，刘双全依旧满怀崇敬之心。

张仲瀚是个传奇将军。

第359旅第719团的前身是红军第6军团所部，抗战时期几乎所有团、营、连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长征老红军，唯独张仲瀚这个当家掌门人是秀才出身的“三八式”。

张仲瀚1915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一个官宦世家。1933年他在北平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孤身回到老家组建河北民军，打响了冀中抗日第一枪，队伍很快壮大到3000多人。不久，他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将民军全盘交给八路军冀中军区，自己单枪匹马回到津南地区发展新的抗日武装，很快又奇迹般地组建起一支2000余人的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在敌后与日军周旋，并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一时间，张仲瀚威震敌胆，声名远扬。那一年，他只有23岁。

1938年12月，贺龙率领八路军第120师到达冀中地区，张仲瀚奉命率部归建，番号为八路军第120师津南抗日自卫军，他任司令。1940年，津南抗日自卫军又与第120师第359旅第719团合并，由张仲瀚任团长，曾涤任政委。张仲瀚不计个人名誉地位，顾全大局，两次交权，在延安传为佳话，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

1942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张仲瀚奉命率部开赴南泥湾垦荒生产，当年就获得大丰收。毛主席视察南泥湾后，欣然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著名题词。

1944年冬，为适应抗日战争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由第359旅组建南下支队，任命王震将军为司令员，深入敌后，创建以五岭山为依托的新的抗日根据地。张仲瀚主动请缨，被毛主席特批同意，担任第6大队大队长，与老搭档曾涤政委共同率队出征。

1945年8月，王震率部一路过关斩将，到达广东南雄地区。蒋介石急调重兵前来“围剿”，南下支队遂奉命北渡长江，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成立中原军区，恢复第359旅番号。

1946年6月，蒋介石突然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内战由此全面爆发。中原军区主力兵分两路奋力突围，其中王震亲率第359旅浴血拼杀，经过千辛万苦，于9月27日胜利回到延安。

第359旅南下北返，历时两年，孤军深入敌后，辗转跋涉8省，行程2.7万余里，特别是中原突围，损失过半，出征时5000余官兵，回到延安仅剩下1893人，被称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第二次长征。这一壮举，打乱了胡宗南集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为保卫延安赢得了宝贵时间。

此时，蒋介石正集中20万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包围和封锁，伺机大举进犯，而我军守卫延安的部队只有2.8万余人，敌众我寡，形势严峻。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战备热潮，彭德怀指示王震尽快扩军，但是由于陕北地广人稀，兵源有限，王震遂向中央建议，改变招兵地域，派人前往人烟稠密的山东解放区招募新军。

1946年11月中旬，王震以第359旅第719团干部为骨干，抽调了300多名排以上干部，配齐1个旅的建制，组成征兵干部大队，由张仲瀚和曾涤率领，星夜赶往山东渤海区，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的亲自安排下，紧锣密鼓地开展招兵筹备工作。

内战爆发后，山东各解放区除黄河以北的渤海区外，均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犯。渤海区作为山东各解放区的唯一大后方，虽然腹地广阔，人口稠密，但经过几轮声势浩大的“大拥参”运动，青壮年已近枯竭，自身武装力量也所剩无几，还要应对王耀武大军的三面合围。但是，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陈毅没讲任何条件，要求渤海区各级党政务必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确保第359旅招兵任务如期完成。

四

老人们大都还记得，1946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进11月，便有两轮寒潮来袭，一夜之间，水渠河沟结上了锃明瓦亮的冰面。但是，天虽寒冷，鲁北大地却到处洋溢着沸腾的氛围，各村各寨锣鼓喧天，人声沸鼎，“大拥参”的热潮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当时参军主要靠自愿加动员，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先讲道理，然后到区上报名，有的村的民兵整班整排都参军了。宁津县有个参军模范村叫“薛庄”，村里有个青年叫薛炳麟，祖父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日本鬼子杀害，父亲则是村农会主任。薛炳麟虽是独生子，但从小接受革命教育，思想进步。他认为“工农商学兵，当兵最光荣”，于是把名字改为薛光荣，以示坚决革命的决心，自己跑到阳信县报名参军，成为家喻户晓的参军模范。

我后来采访过许多健在的老战士，他们都对那场声势浩大的“大拥参”运动记忆犹新。

王传文是宁津县保店镇人，离休前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工程总公司工会主席。“大拥参”动员大会那天，他正在地里干活，堂弟王传武便报了名。晚上父亲蹲在炕前闷头抽旱烟，好半天抬起头对老伴说：他娘，传武他爹不在了，就留下这么一根独苗，传文是哥，识俩字，心眼也活泛，到了前线不一定会被打死，要不让他去吧。传文娘舍不得儿子上前线，又不敢和老头子犟嘴，便躲在一旁偷着哭。王传文那时刚结婚3个月，临走的头天晚上对新媳妇说：万一俺光荣了，你千万别在家傻等，有合适的人家就赶紧嫁，俺不怨你。传文媳妇顿时哭成了泪人，说：不管你是死是活，俺早晚等你回来。

王景武是宁津县时集镇人，离休前是新疆巴州政协副主席，“大拥参”那年只有17岁，在渤海一中上学，学校一次性动员了近40个同学报名参军。王景武兄弟4个，两个哥哥都已结婚，弟弟还小，自己当时也订婚了，便在学校偷偷报名，直接去了部队，这一去再无音讯，许多年后才回老家探亲。他说：谁都知道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我去了，其他兄弟几个就能平平安安过日子了。

张守勋是宁津县长官镇人，离休前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直党委书记，“大拥参”时在村里当民兵队长。动员大会后没人报名，大伙都大眼瞪小眼地望着他。张守勋左右为难：要说去，怕村里老人们埋怨他把孩子们都带走了；要说不去，又怎么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他左思右想，最后憋出一句话：你们去不去俺不管，反正俺得去！结果村里32个基干民兵被他带走28个。

靳志忠和张守勋是同乡，离休前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纺织总公司党委书记。他说当年“大拥参”时县委下了死命令，要求各村必须把青壮年都带出来，谁带出去的人多，谁的官就大。靳志忠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带出去20多个青壮年，直接当了新兵排长。

张斌是宁津县大柳镇人，离休前是新疆巴州政协副主席，“大拥参”时只有15岁，偷偷在区上报了名。父亲听说后，将他在家关了禁闭，张斌急得又哭又闹还绝食。父亲只好赌气说：你愿意去哪就去哪吧，就当没养过你这个儿子，死在外面算了。

刘双全是3代单传的独生子，按政策完全可以不去当兵，但他是党员，又是村长，还是18村联防民兵队长，老少爷们都瞅着他。没办法，他一咬牙，就在镇上报了名，结果全村12个基干民兵被他带走了11个。

刘双全回忆道：当时我们这里不少老百姓不愿去当兵。一个是受旧观念影响，“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嘛。再一个是抗战初期肖华支队到我们这里时，有不少年轻人当兵走了，可10年过去，没有1个人回来。有的老百姓说：八路军是真抗日，但武器太差，死伤太多，当了八路就甭想活着回来。在这几方面影响下，不少老百姓不愿去当兵。

那时我已经结婚，并且媳妇正怀着孕，家里还有父母和一个妹妹，不缺吃，不缺喝，富裕中农。我在家是独生子，3代单传，按政策完全可以不去，但我是村长、党员、民兵队长，你不带头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呀。我们村子不大，只有12个基干民兵，我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评议谁该去、谁不该去，评来评去，有个民兵的父母都是残疾人，大家便一致同意他留下来，其余11个人都跟着我当兵走了。

临走时，我娘和我媳妇哭了好几个晚上。我父亲是村委会委员，不好挡我，只是闷着头抽旱烟。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也没想过走了之后爹娘怎么办、媳妇孩子怎么办，更没想这是什么生离死别，满脑子想的是不能当落后分子。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见过爹娘。后来才知道，我走后，父母遭遇了很多坎坷，过得十分艰难，死得非常凄惨，这成为我这辈子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第359旅在渤海区的征兵方式前所未有，招兵队实际上变成了接兵队，几乎什么也没管，渤海区各级党组织包揽了一切，从发动到集结，只用了短短1个月时间，一支万余人的渤海子弟兵便组建完毕。这在我军征兵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时任渤海军区教导旅副政委熊晃和第2团团长金忠藩后来高度评价这次征兵工作：我们第359旅赴山东扩军工作队只是从当地政府整建制地接收子弟兵，成了接兵工作队，这是我军历来扩军中从未有过的事。

1947年刚过阴历年，刘双全带着同村11名伙伴，凭借着对共产党、毛主席朴素的感恩之心，告别父母妻儿，义无反顾地离开生养他们的家乡，踏上了漫漫征程。这些翻身农民对战争常识几乎一无所知，坚信只要打倒蒋介石，便可以返回老家与父母妻儿团聚。然而，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想象。后来，他们转战西北，半数血洒疆场，另一半远赴天山，再也没有回过魂牵梦绕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