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秋税
明朝在其他地方是按律收税，但对苏州府、松江府实施的却是重赋，以“怒其为士诚守”，意思是当初谁让你们帮助张士诚的？苏州府、松江府的民田田赋税率并不是1.2％，而是3倍于其他地区，且每年的田赋税率都不一样。官田的税率更高，是7斗5升，按亩产量3.8石稻谷计算的话，税率为19.74％，税率几乎10倍于外地田赋。其它地方官田的田赋税率是5升3合5勺，如常州府耕地的亩产量与苏州府耕地的亩产量相当，也有3.8石稻谷，税率为1.4％；如扬州府耕地的亩产量按2.2石稻谷计，税率是2.4％；如济南府耕地的亩产量按1.8石稻谷计，税率2.96％。
由于苏州府、松江府官田的税率实在太高，造成佃农不断逃亡，或干脆不再租种官田，直接进城打工，官府也没法子，只得把官田卖给有钱的地主，因此到了崇祯年间，苏州府、松江府境内的大批官田变成了民田。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耕地面积8.5亿亩，全国征缴的田赋为2944.23万石，全国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035石/亩。苏州府有985.06万亩耕地，占全国耕地的1.16％，缴纳的田赋为281.05万石，占全国田赋的9.55％，苏州府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285石/亩，是全国平均数的8.14倍。
弘治十五年，全国耕地面积6.23亿亩，全国征缴的田赋为2679.23万石，全国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043石/亩。苏州府有947.85万亩耕地，占全国耕地的1.52％，缴纳的田赋为209.2万石，占全国田赋的7.81％，苏州府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221石/亩，是全国平均数的5.14倍。
万历六年，全国耕地面积7.01亿亩，全国征缴的田赋为2663.84万石，全国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038石/亩。苏州府有929.59万亩耕地，占全国耕地的1.33％，缴纳的田赋为209.26万石，占全国田赋的7.86％，苏州府平均缴纳的田赋为0.225石/亩，是全国平均数的5.92倍。
如加上松江府缴纳的田赋，苏州、松江两府上交给朝廷的田赋占到了全国的10％以上。
仍以万历六年为例，苏州府的田赋总额为2092560石米，以亩产为2.8石（2石稻、1石麦）计，田赋税率为8.03％，每亩地须缴纳田赋0.225石，而同期，南直隶苏州、松江两府之外的其他地区，缴纳的田赋仅为0.078石/亩；浙江的田赋为0.054石/亩，江西的田赋为0.065石/亩，湖广（即湖南湖北）的田赋为0.01石/亩，山东的田赋为0.046石/亩，河南的田赋为0.032石/亩，北直隶的田赋为0.012石/亩。
进入崇祯年间后，苏州府耕地基本稳定在9295951亩（约930万亩），如全部用来种植粮食（稻子、麦子），按平均亩产2.8石（1石麦子折合0.8石稻谷）计算的话，可产粮食2603万石稻谷。
崇祯四年，苏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225.94万石，每亩地需缴纳0.24石，田赋平均税率达8.68％。
去年即使苏州府遭到了严重水灾，苏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250.93万石，每亩地需缴纳0.27石，田赋税率为9.64％。
今年苏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260.3万石，每亩地需缴纳0.28石，田赋税率达10％。
与苏州府相邻的松江府，须缴纳的田赋为99.77万石。松江府仅有华亭县、上海县、青浦县三县，缴纳99.77万石田赋，田赋税率也在10％左右；
耕地面积与苏州府不相上下的常州府、嘉兴府、湖州府须缴纳的田赋远少于苏州，如常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79.48万石；嘉兴府须缴纳的田赋为64.27万石；湖州府须缴纳的田赋为48.89万石。
耕地面积比苏州府多三分之一的杭州府缴纳的田赋仅为24.34万石。
今年全国征收的田赋为2762.26万石，苏州、松江二府缴纳的田赋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达13.03％，江南6府（含镇江府，不含杭州府）所缴纳的田赋为552.71万石，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苏州府为啥缴纳的田赋税率年年不一样呢？问题出在官员、大地主身上。苏南地区靠读书中秀才、中举人、中贡士、中进士的人远比国内其他地方多，这些人有一定的免税田亩。中举后就属于统治阶级，中进士的人还往往做大官，官做得越大，免税的田亩就越多。一个秀才可免缴80亩的田赋，一个举人可免缴400亩的田赋，一个进士可免缴2000亩的田赋。
这个制度设计时就存在严重缺陷。比如，一个人中举后，如他家只有200亩地，根据制度他可以免缴400亩地的田赋，于是就有亲戚、朋友、族人把他们的地挂靠在这个举人名下，这叫“投献”，借以逃避税赋。“投献”后，官府的“鱼鳞册”并没有变更。如变更的话，这些地就名正言顺地归于该举人名下了。官府是按鱼鳞册来征收田赋的，官府收缴田赋时，收税官在得到点好处后，就把“投献”的200亩的赋税转嫁到其他农户头上了。假如苏州府有3000个举人，其中有一半的举人家里只有200亩地，那苏州府仅这些举人名下就可“投献”30万亩，这30亩地的税赋就被转嫁到其他农户了。
后来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多，这些官员还变着法来逃税。对于一些大地主来说，他们的家族中往往有大官，一个小小的收税官是不敢强行去收税的，于是很多小户就依附于这些大地主来逃税。官府为了完成赋税，不得不把官员、大地主家逃掉的税赋转嫁到普通农户、佃户头上。
以上几个原因就造成了农户需缴纳的田赋每年都不一样，逐年上涨。
万历年间，江南地区有80％的田地归于士绅。万历三十八年，任苏州巡抚的徐民式看出了端倪，下令各府清查土地，并进行了“均田均役”的改革，让江南的士绅承担起繁重的粮役，减轻了普通贫苦百姓的徭役负担，缓解了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
江南地区亩产量比较高，且工商业发达，稍微增加点税赋还能忍受，但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的亩产量就少多了，而且基本没工商业。这些地方的豪族、藩王不仅肆意兼并土地，扩大免税田亩，或隐瞒需赋税田亩，将把向朝廷缴纳的赋税转嫁给贫民，增加贫民负担，造成大量农民破产，流离失所。一旦有人振臂高呼，破产农民能不反吗？
以上税率还没包括加征的辽饷、剿饷、练饷。崇祯4年开始征收辽饷，每亩加收1分2厘。崇祯10年起，加收剿饷，每亩加派米6合，后每亩又加派1分9厘4丝。崇祯12年起，为训练边兵，田赋每亩加征1分（练饷）。这“三饷”合计为每亩4分1厘4丝加6合米。如不缴6合米，可按每石米0.9两折银，6合米折银5里4丝，则“三饷”折银4分6里8丝。这个“三饷”因各地豪族将负担转嫁给普通农户，摊牌到农户头上后，往往是2-4倍。像刘云龙所在的水车浜村，即使没啥豪族，今年的“三饷”就要每亩8分4里2丝。
苏州除了承担重赋外，还承担巨额上贡、徭役。
朝廷对苏州征收田赋外，还要求苏州上贡各类物品，上贡的物品有黄蜡、芽茶（即后世的碧螺春茶叶）、牛皮、银硃（即朱砂）、硫磺、生漆、桐油、灯草、棉布、金砖（即陆慕官窑烧制的金砖）、蟋蟀盆。
陆慕官窑烧制的金砖是不许地方上用的，必须上贡给朝廷使用。
即使近几年战乱不断，皇室每年要苏州上贡蟋蟀盆，今年要求苏州上贡2万只蟋蟀盆。斗蟋蟀完全是玩物丧志，也不知道皇宫里的人是哪来的闲心，还有心思玩蟋蟀。
苏州地方上不产马、铜、锡，朝廷每年还要求苏州府上贡900匹马、6000斤铜和锡。万历初期，每匹马的价格在10两左右，到了今年（崇祯十三年，即1liu40年），每匹马的价格上涨到50两，是水牛价格的2.5倍。
这些上贡物品自然由苏州府采购后，摊派到每一个人头上。崇祯初期，贡品每年折银6万两银子，到了今年仅900匹马就需要4.5万两，上贡物品折银猛增到12万两，人均摊派0.051两。这些摊派是由苏州府籍的人承担的，流落到苏州府的20多万难民是不用承担的。
苏州缴纳的田赋和上贡的物品，并不是由朝廷出钱出力解运的，而是由苏州府自己出人、出力把田赋、贡品押往京城。
苏州是把田赋、贡品通过京杭大运河来解运的。京杭大运河并不是常年通航的，济宁以北，每年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是冰封期，该段时间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停运的。每年的四月是扬州府、淮安府向北京运送漕粮和贡品，五月是苏州府、松江府，六月是嘉兴、湖州府，以此类推，到十月底漕运船必须返回，否则就回不了南方了。
朝廷对苏州征收的田赋越多，苏州人付出的解运费越多，以往由粮长率队带人把田赋押往北京，不仅要自己解决沿途食宿，还要应付沿途各关卡的勒索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从京城一个来回往往需要1500两银子，经济实力小的粮长，从京城回来后，说不定就破产了。
也就是说在重赋压迫之下，地主和普通农民都是受害者。嘉靖年间出生于嘉定县的归有光对此曾有记录“今数十年来，吴民困于横暴之诛求，富家豪户往往罄然”。
今年五月解往京城的稻米达175万石，为防止稻米在运输途中受潮，朝廷规定每条运稻米的漕运船只能装运500石大米，需要装船3500艘次，每条船需要12-15个人，1个掌舵，2个撑篙，其余人在岸上拉纤挽舟。大家算算这175万石稻米需要多少人力？
苏州人承担的徭役主要是把田赋和上贡物品押往京城。自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后，田赋和贡品的解运可以折银。这些徭役属于正役，前几年苏州府正役折银为10万两左右，今年正役的折银为14万两，人均摊牌0.06两。
正役之外还有杂役。比如运河河道的疏浚、驳岸和码头的修复，这是属于朝廷摊派的杂役，即为中yang杂役。
另外由于明朝对苏州实行的两税制（即中yang税、地方税）与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征收的岁赋，只需上交中yang60％，自己可留存40％，即上交中yang的赋税与地方留存的赋税比例为6:4，而苏州府征收的岁赋，90％须上交中yang，10％留存府用，即上交中yang的赋税与地方留存的赋税比例为9:1。
比如，今年苏州府的田赋税率为0.28石，全额收缴的话，苏州府可征收260.4万石田赋。将90％上交朝廷后，苏州府留存的田赋为26.04万石。但苏州府及下属各县各级官员的俸禄、道路维修、河道维修等就需要32万石，缺口接近6万石。
苏州府为了保证正常的运作，不得不把大量的杂活让苏州人来无偿劳作，比如砍薪、抬柴、修仓、开河、筑路、造桥、运料、巡更等，这些称为地方杂役。
中yang杂役和地方杂役相当繁重，如果你不和村长、里正搞好关系，村长、里正就会让你三天两头去做杂役，为官府无偿劳作，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倾家荡产。
后来，各类杂役也可折银，今年各类杂役折银4.9万两，人均摊牌0.021两。
苏州府的税赋以田赋（0.28石/亩）、织布（30％）、售布（5％）、纺线（2％）、贡品（人均0.051两）、徭役（正役和杂役人均0.081两）为重，其它行业的税赋与国内其他地方基本一样，为三十取其一（3.33％）。
纺线的税率为2％，似乎低于“三十取其一”，其实不然，一团棉花纺成纱，要经过弹棉花、纺粗线、拉细线（一般要经过二次拉细）、再绞合成纱线，至少5道工序，如由5家作坊来分别弹棉花、纺粗线、一次拉细、二次拉细、纺纱的话，每道工序都按2％缴税，则纱线的税率是10％。苏州线坊、纱坊把大量的粗线、甚至拉细下放给农村、城市的家庭妇女来做，目的之一就是逃避税赋。
丝线也类似，从缫丝、并丝、捻丝、包覆丝，每道工序都缴税的话就是8％的税，于是很多丝坊就干脆把缫丝、并丝下放给城乡的家庭做，也是为了逃避税赋。
线坊、丝坊把这些工序下放给城市、农村的家庭做，一方面确实可逃税（2％-6％），降低纱线成本，另一方面也节省了线坊、丝坊的劳动力，最大的好处是增加城乡家庭的副业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