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背景
（一）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日军大举进攻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屡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1938年秋，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对国民党，日本改变策略，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和分裂，日军开始将战略进攻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发展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
日军于1937年底占据山西后，与陕甘宁边区仅一河之隔，日军集结了大量兵力，不断对边区发起进攻，严重威胁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从1938年春开始至1942年，日军先后对边区留守兵团驻守的黄河河防进攻23次之多，每次使用兵力少则两千余人，多则两万余人。人民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干扰。为了抗击日军，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大量动员民众，1940年神府县在给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即指出，人民负担极其繁重，农民生产完全停止，“每天动员民夫和毛驴两三千的数目字，不分昼夜担架运输了七八天。至今所驻军队机关的村庄，老百姓仍不能生产”。加之部队集中驻扎，村庄差不多都驻满了，“大部分群众迫的没有窑洞可住，甚至群众家中有极少部分的糊口杂粮均已借出，给军队吃了”, “致使这些村庄的人民有一半之数完全是见不上米粒，以菜度日”。[2]此外，日军自1938年开始便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核心区域进行轰炸。1938年11月20日、21日两天，日机对延安进行了多次轰炸，投弹159枚，炸伤炸死军民152人，炸毁房屋380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舍被炸毁，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延安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的杨家岭。12月12日，日机7架轰炸延安，投弹40余枚，炸毁民房100余间。同日，日机7架首次轰炸延长。12月14日，日机7架再次轰炸延安，投弹四五十枚。[3]1939年3月10日，《新中华报》报道：日机14架轰炸延安，投弹70余枚，6人死亡，4人受伤，8匹牲口被炸死，7间房屋被炸毁。[4]1939年9月8日，日机43架次轰炸延安，投弹200余枚，炸死炸伤58人，延安城内房屋150间被毁。1939年10月15日，日机71架次分四批轮番轰炸，延安城内的房屋大部被毁。1941年8月27日，日机15架轰炸延长，投弹30余枚，死伤居民数十人。1941年8月27日，日机15架轰炸延长，投弹30余枚，死伤居民数十人。[5]1941年，日军占领碛口，这是陕甘宁边区一条非常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边区物资进出口通道被封锁。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2月，刚刚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连续五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有时对一个地区反复“扫荡”长达三四个月。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制造“无人区”，无恶不作。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八路军129师进入晋冀鲁豫边区，到1942年6月底的五年中，共对敌作战10012次，平均每年约两千次。仅1941—1942年，太行区直接被敌人所杀害和逮捕的群众，就有约35万人。[6]频繁的战斗、反复的“扫荡”和“清剿”，严重威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
此外，1939—1941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危机。1940年，陕甘宁边区先后发生过雹灾、旱灾、水灾，损失奇重。据林伯渠等给中央赈灾委员会的电报可见灾情的严重：“旱灾十一县，灾民约六十万，水及冰雹灾，达二十一县，被水淹毙者，二十四人，牲畜二四二九头，田地被冲二〇四二九一亩，房屋被毁二〇三间，树木二六〇〇株。此种巨大损失，据老农云：为近百年来所未有，哀鸿遍野，嗷嗷待哺。”[7]接踵而至的灾害与劳动力的缺失，导致边区农村经济濒临破产。1941年，边区自然灾害依然严重，旱、雹、冻、霜等各种灾害波及12个县，灾民达到3037户，将近10万人。这一时期，延安县、甘泉县、富县、志丹县相继发生瘟疫，造成了人民极大的心理恐慌。
其他根据地的情形亦不容乐观。晋冀鲁豫边区灾情亦非常严重。“从一九四一年冬到一九四二年春，太行区的雨量就很少。”“与其相邻的冀南、冀鲁豫分区也普遍歉收，冀鲁豫受灾村有一千零五十个，轻灾村五百八十个。”“太行区的大部从5月中旬一直到8月初，八十多天滴雨未下，赤日炎炎，如灼如烤，许多地区水井干涸，河流断源，水荒严重威胁到了人畜的生存。耕地龟裂，茎叶干枯，着火即燃，所有旱种的玉米、豆子、南瓜、菜蔬及大部分谷子，尽皆旱死，平均收成仅三成左右，灾民在三十五万人以上。”[7a]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麦收只有三四成，秋收平均收成不到二成左右，总计一、四、五、六共四个专区，“灾民缺五个月粮食，全部需救济的有八万五千人，在四个月以内需救济者二十五万一千余人，共三十三万六千余人”。[8]
与之同时，由于日军对国民党方针的改变，使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压力有所减轻，国民党于1939年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持续制造反共高潮，1939年冬至1940年初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及太行山区这些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对中国共产党施加了较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
1940年冬，国民党当局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皖南事变后又取消新四军番号，而且对陕甘宁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援助，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生活陷于严重困境。关于当时的困难情形，毛泽东在1942底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9]
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国共摩擦与冲突升级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也使得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面目得到了充分暴露。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联合而不要斗争。”“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但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了“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同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10]毛泽东指出：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合起来”, “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11]
严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形势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提出：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2]在坚持对日作战和反抗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政权建设方面，贯彻“三三制”原则；经济建设方面，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发动大生产运动，同时精兵简政；而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集中审视和挖掘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在延安相继作的这三个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的深入思考。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历时三年的全党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次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指出：“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13]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亲笔撰写社论，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14]
（二）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转变“关门主义”倾向，党员人数大为增加，使党面临思想上的严峻考验
抗战以来，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路线，会议决议提出：“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这就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瓦窑堡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著名论断。会议号召：“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彻底反对过去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要把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大熔炉，打开大门欢迎愿意入党的人加入。“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15]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当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要“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16]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土地革命以来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迎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
早在1937年6月，毛泽东在总结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时，就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17]旧疾尚未来得及去除，新问题接踵而至。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很快，延安这个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革命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心。全国各地满怀崇高理想的革命青年与进步分子纷纷奔赴延安。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在1938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讲到当时的情况是：“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18]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突破80万。
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补充着新鲜的血液。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政党，如何对数量急剧增加的革命新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改造其世界观，使之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时代课题。这些人虽然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但从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
他们“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19]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还不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更是缺乏基本的鉴别能力。当假马克思主义盛行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受蒙蔽。除此之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倾向严重，比如“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再比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思想会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进而产生诸多危害：首先，它会侵蚀革命组织，“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其次，它很容易视马克思主义为教条，“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20]除了这些人以外，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中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中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十分严重。
正如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虽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 [21]因此，对党员一定要时刻进行党性教育，提高党性锻炼和修养。“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22]所以，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给他们以全面的灌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23]无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同志，都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发展壮大，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这一时期它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从“左”跳到右，党内错误思想的影响亟待清理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历史中，取得过巨大的胜利，也历经了惨痛的失败，出现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其中20世纪30年代以来给党带来最大危害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之后逐渐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其最大成果是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成为指挥军事行动的新“三人团”成员之一。但由于当时极端恶劣、瞬息万变的军事斗争形势，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为确保以军事打击为中心任务，遵义会议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分歧问题的。李维汉回忆：“一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再就是鉴于紧迫的战争环境，……这时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全党受到过分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利。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24]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后方，亟须在清理过去错误路线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理论总结。
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其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着重分析了党长期以来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与革命急性病的问题，认为这是党内教条主义的重要表现。毛泽东说，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25]毛泽东发言鞭辟入里，是遵义会议以来对“左”倾错误政治路线所作的重要清算。
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形成的原因，就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这些理论当成“死的教条”，会议指出：“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26]会议号召全党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大胆地运用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在为陕北新成立的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中，毛泽东针对那种闭目塞听、照抄照搬外国军事战法的理论，再次提出批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当然我们应该全面地学习，但是，我们还必须“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27]中国革命战争的很多方面都有其不同于苏联战争的特点，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一模一样地照抄，削足适履，这样，一定会打败仗。
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不是片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视之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这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观点。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另一个是两党关系问题。他谈到这两个问题时，又特别强调了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1927年革命，以后只有组织的独立性，而无政治的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有大革命教训。”[28]
教条主义者拿来一句“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就把它当成圣旨，片面强调联合，对此，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他强调，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与中国革命的特点来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
然而，毛泽东对错误思想的清理并非一帆风顺。1937年11月29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同康生、陈云等从苏联归来。延安各界政要纷纷到机场迎接这个“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敬爱的国际朋友”，毛泽东称之为“喜从天降”。然而，机场欢迎时的和谐氛围很快就被打破了。十天之后，“十二月会议”召开，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一贯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的王明忠实贯彻共产国际当时提出的“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所谓“新政策”，从“左”跳到右，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否定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战略，中心是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权。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29]
由于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而且他回延安时扬言“说他和斯大林谈过话”。[30]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了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意见，其错误思想影响了相当多的同志。在王明的影响下，会后不少重要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如说：“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 “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便走到与统一战线对立起来”; “把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对立起来”, “对抗日问题没有抓住这一基本问题，常常拿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甚至强调起来”, “只着重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一定要失败”; “在党方面，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 “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妨碍统一战线，如自立军区，自行罚款，聂（荣臻）没有得阎（锡山）合法承认”；等等。两位以往与王明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成员还说：“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提出”; “群众运动，一切要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31]会后，张闻天即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了“抗日高于一切”和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口号。他甚至断言：那种准备“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观点，“显然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完全不相符合”, “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32]彭德怀在身陷囹圄时所作自述中也回忆，自己当时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33]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是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并没有形成会议决议。[34]但是王明的意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35]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讲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36]
俨然圣旨在手的王明野心膨胀。会后不久，王明即到武汉，开始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并频频以中央名义发表右倾错误言论。1937年12月25日，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由他起草但未经中央同意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宣称：“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且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随后在《群众》周刊上发表。[37]1938年2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这又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擅自行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继续宣扬其右倾投降主张，同时，对洛川会议提出的游击战的方针也提出了意见。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这是毛泽东指导抗战的纲领性军事著作。但是，王明却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不仅如此，王明还直接或间接地与留守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王明认为中央应放到武汉来，并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指示，不赞成张（闻天）、毛继续行使中央的权力，甚至要求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等都搬到武汉去办，在延安开政治局会议都是王明打电报通知延安会议日程。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处处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作风和派头影响与迷惑了很多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难以伸张。
僵局终于在1938年秋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被打破。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38]这一指示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是在中国抗战即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9]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从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号召全党要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号召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会议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会议提出要克服我们党内严重存在着的教条主义。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0]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党内“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 “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41]
但是，王明却未从根本上反思自身的错误，依然坚持其“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始终坚持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外国的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嗤之以鼻。在他晚年所著《中共五十年》这本书中，王明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42]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这一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王明也明确表示反对。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后在《解放》发表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引起了强烈反响。王明则说：“《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不管你的主观愿望如何，‘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43]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不久，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在第三版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他吹嘘这个小册子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44]王明的右倾错误和教条主义的思想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在思想上也带来了新的混乱，对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王明的小册子出版以后，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读到很多他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材料，对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同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指出党的各项政策应当组织委员会进行总结并定出条例。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他说，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的决议应当有些修改。他强调指出，过去出现过的 “联合一切”与“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负责人却认为是马列主义。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总结。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45]但是，这一观点在党内并未取得一致，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党内指示时，有的同志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过“左”政策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错误，并因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对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和策略作了全面概括，指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有原则上的区别。并且明确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46]这就从党的政策上区分了是非。但是，由于党内思想尚未取得统一，毛泽东并没有讲这是路线错误，同意同志们提出的对过去经验教训进行专门研究的意见。
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47]党内的思想倾向和高级干部的状况，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如不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就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就不能破除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更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历史是非，这将影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能否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所说的为了现在、为了未来，为了迎接光明所必须要解决的思想政治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并随之发动整风运动的重要思想动因。
（四）延安时期，毛泽东全党领袖权威形象逐渐树立
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他还表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48]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毛泽东开始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
土地革命时期，尽管寻找相关书籍极其困难，在战争间隙，毛泽东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1929年，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毛泽东写信给党中央：“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盼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49]同日，他还致信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50]长征期间，毛泽东在患病的时候还在马背上阅读马列主义著作。
在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有了稳定的根据地之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当年毛泽东学习的痴迷程度：“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51]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阅读极其广泛，哲学、军事、文学、历史，都有涉猎。哲学著作方面，这一时期，他发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画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现在保存在毛泽东故居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圈划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某些思考。”[52]毛主席在延安读得多、批注文字多的哲学著作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编《哲学选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艾思奇编《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9种。这9种哲学著作，毛主席在延安时都读过多遍。“打开这9种著作，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书上画的各种笔迹和成段成段的批注。许多地方画了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有的是用红铅笔圈画的，有的是用蓝铅笔圈画的，有的是用黑铅笔圈画的。最长一段批注写了1200多字。大部分批注文字都是毛笔书写的，字写得很小，书写得很流畅，大多是行书字体。”[53]
到陕北后的毛泽东也开始集中阅读一些军事书籍。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批评毛泽东凭《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实际上，当时的毛泽东还真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曾回忆：“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54]陈晋曾整理了一份毛泽东1936年至1938年阅读的军事书籍的书单，这一时期毛泽东阅读的军事书籍包括：《孙子兵法》（孙子著）、《战略讲义》（黄埔军校编）、《国防论》（蒋百里著）、《战争论》（克劳塞维茨著）、《全体性战争论》（鲁登道夫著）、《联合兵种》（刘伯承译）、《论战略》、《野战条令》、《战斗纲要》、《论内外线作战》。[55]
毛泽东酷爱文史，这一时期也集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时期便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56]可见其心情之迫切。1938年，毛泽东想尽办法通过上海地下组织购得20卷本《鲁迅全集》，对这套丛书爱不释手，尽管工作忙碌，仍然在办公桌前摆放，时常深夜阅读并进行批注。“毛泽东在延安读鲁迅著作，同读其他著作一样，常常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一边读，一边画，文章读完了，书上也画满了直线、曲线、圈圈、点点、三角、问号等等多种符号和标志；同时还留下一些简明的批语。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画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57]
刻苦的读书学习生活，使毛泽东积累了较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自觉地养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毛泽东的阅读从来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智慧增长和思想愉悦，更重要的是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和理论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这些文章，有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有对抗日战争规律的全面揭示，有哲学高度的凝练和总结，有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和阐述，与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之风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理论创造，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赢得了全党的高度认同。
深厚的理论素养加之现实斗争中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逐步达成了高度认同。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以亲身经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是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张闻天在会上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于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彭德怀在会上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要经常把握正确的方向，党的领袖很重要。”刘少奇在会上说：“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而为真正群众所拥护的领袖。”陈云在会上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党的团结，首先应要思想上的一致，要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看问题方法差不多，研究思想方法的一致。”李富春在会上说：“党的成功有：1、党的统一与团结；2、保存广泛干部；3、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谢觉哉在会上说：“我党朱（德）毛（泽东）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58]
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曾向他人大的同事们回忆：“《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吴老说：“虽然遵义会议从组织程序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并不十分巩固。许多老资格的革命家自觉不自觉地将毛泽东看作是革命的后来者、小字辈；喝过‘洋墨水’的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运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党10多年曲折斗争的历史，终于锻造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在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和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59]1941年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因为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60]1943年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对自己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说：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同时认为毛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直至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61]
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他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巨大跨越，也赢得了全党发自肺腑的信任和义无反顾的支持。全党思想理论权威与政治权威的树立，也是毛泽东撰写《整顿党的作风》，并且能够在党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提。
[1]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2] 《神府县政府关于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五日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3] 《本市又遭轰炸损失甚微 延长亦于十二日被炸》，《新中华报》1938年12月15日。
[4] 《延安九次遭空袭》，《新中华报》1939年3月10日。
[5] 《敌机昨轰炸延长》，《解放日报》1941年8月28日。
[6]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9页、67页。
[7] 《林伯渠、肖劲光致中央赈委会电》（1940年9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页。
[7a]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页。
[8]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9]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10] 《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任文主编：《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6页。
[11]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页。
[12]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
[1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14]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15]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548—554页。
[16]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17]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年6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18] 《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19]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23日），《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20] 《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1页。
[21]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444页。
[22]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1页。
[23] 《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2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25]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26]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页。
[27]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181页。
[28] 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29] 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1页。
[30]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31] 转引自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32] 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1938年第28期。
[33]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3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页。
[37] 《群众》（周刊）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
[38]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1页。
[3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40]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41]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4、763页。
[42] 《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43] 《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44]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41年版，第3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238页。
[46] 《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页。
[47]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48]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147页。
[49] 《致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7页。
[50] 《致李立三》（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51]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5—76页。
[52]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53] 徐中远：《毛泽东读书生活十二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
[54]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55]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4）历史·附录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249页。
[56] 《致艾思奇》（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
[57] 徐中远：《毛泽东读书生活十二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5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
[59] 朱诗柱：《<论持久战>的魅力》，胡真编：《中国第一人——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61] 《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52—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