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三忆张闻天

1985年8月30日是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一年，就预定届时出版《张闻天选集》，同时出版一本张闻天生前战友、学生、部下和亲属写的回忆文集《回忆张闻天》。为此，1984年8月间，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在北戴河海滨就向尚昆同志约稿。可是，到1985年编集同时要交《人民日报》的时候，尚昆同志的回忆文章还没有着落。当时杨主席正忙于处理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一百万的大事，他的夫人李伯钊又在病危之中。怎么办呢？

军委办公厅杨尚昆处给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打招呼：你们先搞一个初稿吧！这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

我首先同萧扬、张培森、施松寒商量，列了一个张闻天和杨尚昆一生交往半个世纪若干节点的提纲。大致有十四个节点：

一、1924—1925年在重庆：杨尚昆的四哥、四川党的创建人杨闇公对在重庆从事新文化运动受到军阀压迫的张闻天、萧楚女的支持；张闻天在二女师当语文教员，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当年是张闻天的学生。

二、1927年初至1930年：在莫斯科的学习和斗争。

三、1931年冬：结伴回国。

四、1932年：在上海中宣部时共事。

五、1933年2月：瑞金会面。杨在宣传部协助张工作。

六、遵义会议。

七、长征中同张国焘的斗争。

八、到达陕北以后：纠左（肃反，对富农政策），瓦窑堡会议，东征西讨。

九、西安事变前后。

十、延安整风。

十一、农村调查。

十二、庐山会议。

十三、经济研究所。

十四、“文化大革命”后杨读到张的文稿。

按这十四个节点搜集整理现有材料，主要是张闻天1942年整风中写的《反省笔记》，杨尚昆在审看话剧《北上》时的谈话，代拟了一篇以杨尚昆身份写的回忆录稿子，送给杨主席参考。

过了没有几天，军委办公厅来电话了，约我到三座门去谈，叫我把车号报给他们。我说：我没有汽车，我骑自行车去。他们一点不介意，说：来时先打个电话，我们到传达室接你。

我想，听他们谈意见，责任重。我一个人去听，有遗漏，有偏差，都不好。我立即向工作小组组长萧扬报告，建议他一起去。萧扬说好。他当时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有车，随即报了车号。

军委办公厅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说：你们代拟的稿子已经向杨主席报告了。杨主席说：对闻天同志的评价还不够，要提高。你们稿子中写到的这些事，从哪里来的，依据是什么，写清楚。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按首长的要求你们回去再修改一下报过来。

我们听了很高兴。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尚昆同志这样的权威人物给予张闻天应有的高度评价，现在认为我们评价不够，要提高，真是求之不得。但究竟如何评价，这分寸我们还是拿捏不准。回来修改稿子，把文中列举的杨尚昆与张闻天交往的十几件事，一一详细注明材料来源、依据，对张闻天的评价没敢怎么放开来写。

我们把改写后的稿子报送上去。这时已是7月初了。8月30日是张闻天85周年诞辰，《回忆张闻天》的书要赶在此时出版，杨主席的文章也要在此时发表。我们也不便催促，唯一的办法是等，等待尚昆同志改定签发。出版此书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特事特办，把全书其他文章全部排校完毕，前面空出12个页码，只等杨尚昆的文章一到立即插入付印。同《人民日报》方面也进行了预约。

杨主席这篇缅怀张闻天的文章最终在8月24日定稿，赶上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忆张闻天》一书也赶上同时出版。

杨尚昆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增写了不少人们不知道的重要情节。如：张闻天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境，在离开重庆前，曾在重庆二府衙70号杨尚昆家中暂住；杨尚昆赴上海前夕，他的四哥杨闇公要他到上海后去会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得到张闻天在学习、生活、工作上兄长般的照拂；1931年初杨尚昆同张闻天结伴回到上海，在马路上遇见一位莫斯科的同学，当晚就接上关系；1932年2月，他们在瑞金会面，杨尚昆协助张闻天工作，准备召开中央苏区宣传工作会议。杨尚昆接受张闻天的思想影响在苏区《斗争》上发表了批评“党八股”的文章；特别是第一次指明：“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遵义会议决议是闻天同志受与会同志委托起草的。”

更为重要的是，杨尚昆的文章对张闻天作出了应有的高度历史评价。他写道：“闻天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光辉的革命业绩、卓越的理论贡献、崇高的道德品质，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他评论张闻天从“左”倾向反对“左”倾的转变，说：“闻天同志已经显露了他一生中最可贵的品质，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否定一切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他指出：“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民族是立了大功的。但他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从不计较名利，从不独断专行。他总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以期引起党内同志的警戒。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令我非常感动。”还说：“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在实践中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克服自己的弱点。”他评述了张闻天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调查和到东北建设根据地、探讨经济建设方针的贡献以后说：“这种脚踏实地、追求真知的精神，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长篇发言，杨尚昆评价说，“是那种正道直行、刚正不阿的品格，是那种上下求索、坚持真理的精神”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杨尚昆回忆，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将研究心得写成的笔记、文稿和调查研究后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由他转送给毛主席的。他说，每当接到他的文稿“都仿佛触摸到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认为张闻天的这些思想和主张“都是医治‘左’倾病症的良方”。他认为张闻天在肇庆被监护期间，对“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曲折历史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写下的大批文稿，“充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闻天同志的崇高品格。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而又有远见卓识；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真正是毕生奋斗，坚持真理，竭忠尽智。闻天同志无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实际上，杨尚昆同志的回忆文章对张闻天一生的主要关节点都作了评述，并作出了高度的而又是中肯的评价。文章发表以后，提高了党内外对张闻天的认识，也为张闻天研究指出了方向。

过了几年，到1990年8月30日，又逢张闻天九十诞辰纪念。刘英同志和邓力群同志请尚昆同志再写一篇纪念文章，这就使得尚昆同志又一次回忆张闻天。这回仍然让我们先拟稿子。1985年那篇，是通过回忆两人半个世纪的交往，评述张闻天的功绩和品格。再写一篇，怎样才能另辟蹊径呢？经商量，觉得应该通过为张闻天平反昭雪和1985年的纪念活动，以及《张闻天选集》《回忆张闻天》的出版来写，张闻天原来遭冤屈、被淹没的历史功绩已经广为人知。这次尚昆同志再写文章，宜从思想、品格方面作出概括进行扼要评述。由杨尚昆出面作综合评述，起到做一总结的作用。

当年暑假，我们都到北戴河工作。按照这样的思路，我在曾彦修同志指导下草拟了一篇稿子，把张闻天的思想、品格概括为这样几个特点：朴素，坚定，毕生追求真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草稿写出后，我们即到218楼力群住的别墅，送请审阅。力群同志有个好习惯，当场就看，当即发表意见，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没有想到，力群看后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没有个人交往，没有感情。要重写。

第二天，我们就按力群的意思重新写过。在原稿的框架内加上了尚昆亲身与闻天的交往与感受。

第一个印象是朴素，写了1927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见面的印象。说：我早就听说他是新文学家、留美学生，会几国外语，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又在中山大学当了翻译、助教，认为他一定很不平常。相见之下，他却那样的质朴，没有一点洋场才子一类的气息。接下来又写两人一起回到上海。从上海到瑞金，“我曾当过他的助手”；遵义会议后，他在党中央“负总责” （大家习惯称他“总书记”），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到陕北以后，虽然地位很高，但他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架子。说话实实在在。

以后又写到张闻天失意时的表现和他们的交往。写了1942年1月26日晨光熹微中杨尚昆同李富春一起在杨家岭送别张闻天率领农村工作调查团赴陕北、晋西北的情景。又写了1943年高级干部两条路线学习“我同他在一个小组，朝夕相处一年多”的感受。说他“还是那样老老实实，坦率真诚。他对错误、缺点，从不掩饰。他是为我们党和军队立过大功的，但是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功劳，也没有牢骚怨言”。评价说：“闻天同志的质朴，是宽阔胸怀和无私精神的表现。”

对另一个特点是坚定，稿子说“这样的事实我亲眼见过很多”。从亲身经历中选择出四件事作为佐证：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作“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反党分裂作坚决斗争，1935年9月就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深刻分析“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竭力促使毛泽东进一步纠正这些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对“六十一人案”独自承担责任。这四件事都以杨尚昆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出，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稿子写了张闻天杰出的理论贡献，指出“他的理论著作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学习”。但是，不止于此，杨尚昆说：“我认为更加需要学习的，是闻天同志毕生追求真理的精神。”由此引出对1943年陕北晋西北调查后写的《出发归来记》、1962年苏浙湘沪三省一市调查后写的“集市贸易意见书”以及“文化大革命”流放肇庆期间写的文稿的评赞。深情地说：“读了闻天同志的遗作，我被他的忠贞和勇气，被他对真理的执着与追求，深深感动。他对于党和人民，真正是竭忠尽智，坚贞不渝。”

稿子最后说：“闻天同志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为有闻天同志这样的师长和战友，感到自豪。”

当晚，我们就把稿子送到力群那里。他一边看一边点头，看完说：这下行了，有交往，有感情，有评论，能打动人。我马上送给尚昆同志。

当时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也在，他同力群一起去见杨尚昆。

杨主席看了稿子很满意。这任务总算完成了。

事后听力群的秘书说，李琦夸这篇文章写得好，对他的外甥（一个中学生）说，文章就要写到这样。还说，尚昆同志这篇回忆文章完全可以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我听了很高兴。李琦当过周总理的秘书，做过教育部长，是写文章的高手啊。

我所接触到的杨尚昆第三次回忆张闻天，是在1997年的3月22日。自张闻天平反昭雪以来十余年间，刘英同志应约在《人民日报》和《瞭望》周刊上发表了《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在大变动的年代里》《身处逆境的岁月》等不少文章，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回忆她和张闻天几十年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历程，得到各方面好评。中共党史出版社决定结集出版。这天，刘英同志到杨尚昆同志家里，请杨尚昆同志为她的这本《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写序。我和张培森陪同前往。这次我才觌面见到杨主席。

杨尚昆和刘英进行了亲切热烈的交谈，回忆了张闻天的许多往事。

杨尚昆同志简要叙述了张闻天早期在重庆的情况，他同张闻天在莫斯科的交往。他说：同闻天，我到莫斯科后就比较熟。他在重庆二女师教书的时候，同我的四哥杨闇公是朋友。他那时宣传新文化，提倡自由恋爱，是个才子。杨闇公支持他。四川军阀要把他驱逐出境时，他还在我家里住过十几天。李伯钊比我先到莫斯科。她在重庆二女师时，是张闻天的学生，对张闻天很佩服。由于有这些关系，我一到莫斯科就同闻天同志比较熟。

闻天同志是我学俄文的老师。教我们俄文的一个是张闻天，一个是王稼祥。

后来闻天同志进了红色教授学院，那是苏共中央办的，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关系。

杨尚昆指出：写张闻天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教条宗派”的问题。毛主席在七大做决定时说过，所谓“教条宗派”，在革命过程中已经分化了，现在没有“教条宗派”了，所以决议上也不要写了。还说：你（指程中原）说周恩来同志讲过，党史上形成的“宗派”不是指秘密的反党小组织，而是指在一些思想观点以至策略纲领上意见相投即结合、不投即反对的关系。这些观点、策略、纲领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同志在实践中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这种结合也是不稳固、不长久的。恩来同志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杨尚昆认为：那一时期周恩来作用较大，地方党、秘密党他都管。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上是周在管事，周恩来是半边天。

他指出：博古、洛甫、稼祥三个，开头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的人，主张是同样的，都是相信共产国际的，认为共产国际说的都是对的；他们学的是本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中国革命他们都没有实践过。这三个人也不一样，有区别。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是个锋芒毕露的人，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但也没有经验。杨尚昆还分析了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复杂情况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两派意见，以及共产国际同中共代表团之间的矛盾。说明：“总之，复杂得很。那时整个党处在幼稚阶段。”

杨尚昆相当详细地回忆了一起回国后在上海临时中央和到中央苏区后的情况。他说：在上海临时中央时，许多文章是张闻天写的。他是宣传部长，这是他的任务。所以大家的印象中，博古和洛甫就连在一起了。其实，在上海后来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张闻天写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中间的思想有共产国际的，也有张闻天自己的独立思考。后来，他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反对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同博古的分歧就比较明显了。到中央苏区以后，就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了。后来博古就想把闻天排挤出领导核心。闻天同志被派到政府去工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对闻天同志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同毛主席接近起来了。毛主席对闻天施加影响，慢慢地看出张闻天是可能争取的，到长征出发的时候，洛甫和毛主席还有王稼祥就走到一起了。

杨尚昆同志详细讲述了长征和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着重指出：“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尚昆同志说：“长征刚出发时，大家茫茫然，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全军都不知道。领导当然是有打算的。我们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写的那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才知道要转移地区了，但到哪里去，不知道。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大约十天，博古和李德到我们三军团驻地来过一次，彭德怀说‘崽卖爷田心不疼’，就是在这一次。那时没有说到要长征。后来说，当时应该打到浙江去，可以打到浙江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长征中关于到什么地方去，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口号换了好几次，但都不能站住，实现不了。几经周折，最后才在陕北落脚。”

杨尚昆略带神秘地说出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重要史实。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杨尚昆同志谈到陕北、晋西北调查的重要意义，说“真正从哲学思想上解决问题，是这次一年多的调查研究”。

杨尚昆说庐山会议时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受打击后也还是研究问题。他写的东西“都经过我转到毛主席那里”。

杨尚昆同志这次谈话对张闻天一生的主要功绩作了深情的回顾和中肯的评价。按照他的谈话我们代拟了他为刘英回忆录写的序言。

杨尚昆同志对张闻天的三次回忆，体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深情厚谊，丰富了党史上的许多重要内容，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作为对我崇敬的革命前辈张闻天、杨尚昆和刘英永恒的纪念。

附录一

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

——缅怀张闻天同志

杨尚昆

去年八月间，在北戴河海滨遇到刘英同志，她说起《张闻天选集》可望八五年八月他八十五诞辰时出版。还说，你同闻天交往的历史比我还长，能给他写点什么吗？我当即表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闻天同志是我的老师、兄长和战友。从我们相识到他含冤逝世，我们之间亲密的情谊，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

张闻天同志曾到美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初回国，当年深秋由上海来到重庆，先后在女二师和川东师范任教。萧楚女同志那时也在重庆，他们一道鼓吹“五四”精神，唤起青年觉醒，深得青年的敬爱，当然也招致旧势力的攻击。我的四哥闇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很器重、爱护闻天同志，组织党团员支持他，使他感受到集体的力量而愈加勇敢。这时，楚女和闻天同志是我们家的常客。我听闇公说，楚女同志是发宏论崇议的主角。而闻天同志显得温文尔雅。他在主编的《南鸿》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却尖锐泼辣、热情澎湃。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旬，他和楚女同志终于被反动军阀驱逐出境。在离川前，曾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期。他一回到上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去上海的前夕，闇公曾要我到沪后去会见闻天同志，可是那时他已去莫斯科了，未能如愿。

第一次见到闻天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初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比我早来一年多。当时已经兼任英文、俄文翻译和助教。一九二七年九月，闻天同志同王稼祥、沈泽民同志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我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都得到他兄长般的照拂。第二年夏天，闻天同志就同稼祥、泽民同志等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但他还来中大兼做一点工作。闻天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习和工作，为他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当时，我们对中国革命问题，都接受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的决议，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但也受到六大决议的局限。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策略，是直到后来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在中大，我们一起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闻天同志观点鲜明，态度坚决。他富有学者的气质。他以勤奋博学，加上平易近人，为大家所敬佩。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和闻天同志结伴回国。列车带着我们横越西伯利亚，到双城子后换车，行抵绥芬河边界，在一个秘密交通站改装。当夜就由一位苏联同志带领我们越境。我们两人默默地跟着他走。周围是皑皑的雪原，眉毛上都结了霜花。闻天同志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黑夜走路踉跄不已。那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翻过了一座大山，就到了祖国边界的五站了。神秘的旅行继续进行，抵达上海时正巧是旧历新年。我们在四马路一个旅馆住下，按约定的办法与党中央联系。当时正值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上海组织的情况较乱。等了几天都未见来人联系。我们非常着急，又不便整天等在旅馆里，于是我们就分头上街，想碰见熟人。真是凑巧，果然在马路上遇见了一位莫斯科的同学。由他的转达，当晚就接上了关系，而第一个来看我们的就是秦邦宪同志。组织上分配我到全总负责宣传工作，闻天同志则接替沈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闻天同志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指导江苏工作。那时我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经常出席省委会议，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多起来。记得一九三二年夏天，闻天同志用化名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分析中国经济的性质，论证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力地批判了托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因而可以取消民主革命的观点。在当时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闻天同志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很有功力的。

一九三二年秋，我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在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接触更多了。他很重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多次同我谈到，在文艺与宣传方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机械论，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形式，切莫搞死板的、千篇一律的“党八股”。

一九三三年二月，我和闻天同志又在瑞金会面。我在宣传部，协助闻天同志工作。他强调宣传鼓动工作要来一个改变，并准备召开一次中央苏区宣传工作会议。为此，我写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经闻天同志审阅后，在苏区《斗争》上发表了。文章批评了宣传工作中的“千篇一律”和“党八股”。这些重要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闻天同志的。

诚然，从上海到瑞金，临时中央是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闻天同志身处其中，自难逾越历史的局限。“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闻天同志开始没有认识到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度宣传了所谓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的观点。但随后不久，他的思想就有了变化。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日军，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闻天同志和我都身历其境，体会到了阶级关系的变动。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逐渐体察到“左”倾关门主义的做法，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提高了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闻天同志首先在他熟悉的文艺、宣传等问题上突破“左”的束缚，反对“左”的观点。这时，闻天同志已经显露了他一生中最可贵的品质，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否定一切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到中央苏区后将近两年时间，闻天同志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对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博古、李德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在讨论广昌战役的一次军委会议上，闻天同志对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同志的反感，说这是普列汉渃夫反对一九〇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双方因此公开争论起来。我觉得，闻天同志逐步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是合乎辩证法法则的。这样，长征前夕他就同毛泽东同志逐渐走到一起，在遵义会议上，他完全转变到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一边，思想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遵义会议是党的伟大转折。闻天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辉篇章。

我当时是三军团政委，与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一起列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闻天同志讲完之后，泽东同志接着发言，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症结所在。我们这些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泽东同志的发言和闻天同志的报告。遵义会议决议是闻天同志受与会同志委托起草的。二月五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表现了—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磊落胸怀。

闻天同志在长征中的另—个突出贡献，就是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岁月汰洗了记忆中的许多往事，但是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长征到达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合。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沙窝会议，又决定组成左、右路军，分兵两路过草地北上。张国焘耍两面派，会上同意，会后又不执行北上方针，仍坚持南下逃跑路线。北上还是南下，斗争相当激烈。那时以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名叫《干部必读》。闻天同志、陈昌浩同志（任右路军政委）、凯丰同志都是编委。我当时任总政副主任，也是编委之一。当我们到达包座西北的潘州城的时候，闻天同志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照例拿到编委会上集体讨论。文章词句并不尖锐，但观点很鲜明：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是退却逃跑。文章还没有全部念完，有个编委就火冒三丈，强烈反对。闻天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发表。

我们过了草地到达班佑以后，发生了张国焘发出密电企图危害中央的事件。在这个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闻天同志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紧急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脱离险区。刘英同志对我说过，那天闻天同志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部队讲明当时危险处境，还亲自与彭德怀同志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这样，我们才脱离了险区。

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是闻天同志主持的，毛泽东同志作的报告。闻天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阐述了中央尽量争取张国焘的正确方针。

回想起这一事件，我深感闻天同志对张国焘分裂阴谋的斗争是坚决的。他同毛泽东同志紧密配合，采取正确的策略，为保存红一方面军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队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闻天同志主持党中央常务工作，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起的历史作用，也是值得称颂的。

记得初到陕北时，我们兵分两路。我随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带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闻天同志带领中央机关到瓦窑堡安家。他这时明确提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节，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闻天同志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按照毛泽东同志同他商定的意见，对陕北肃反问题负责具体处理，纠正了“左”的错误，把刘志丹等同志救了出来。紧接着，又纠正了“加紧反对富农”的过“左”政策，提出实行联合富农或中立富农的政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就是闻天同志起草的。

为了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闻天同志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强内部团结。一九三六年二月，他支持毛泽东同志东征的决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东渡黄河，亲临前线。五月又回师西讨。经过东征西讨，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声威。闻天同志还为促成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付出了心血。另一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闻天同志协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联合东北军的方针；八月二十五日，为党中央主持起草了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九月一日，中央书记处又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适时改变了“抗日反蒋”的口号。接着又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确地估计了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及时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知道这个决议也是闻天同志起草，经毛泽东同志改定的。西安事变爆发，我在三原、云阳前线。那时党中央日夜开会，毛泽东同志是这些会议的领导者，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闻天同志。事变期间，中央的不少电文也是闻天同志的手笔。他是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民族是立了大功的。但他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从不计较名位，从不独断专行。他总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以期引起党内同志的警戒。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令我非常感动。

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在实践中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克服自己的弱点。延安整风开始时，闻天同志就提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一九四二年一月，他身体力行，主动要求下乡，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又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抗战胜利以后，又主动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探讨经济建设方针，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种脚踏实地、追求真知的精神，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全国解放以后，闻天同志从事外交工作，我在中央办公厅。一九五五年，他从驻苏大使调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回国之前，他托访苏的各种代表团陆续带回他的书箱，都由我代收。我当时就想，闻天同志当了五年外交官，还是致力于研究学问的啊！

闻天同志书生本色的主要表现，当然是那种正道直行、刚直不阿的品格，是那种上下求索、坚持真理的精神。这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闻天同志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庐山会议上的华东组作了长篇发言。当时会议上的气氛对彭德怀同志已经很不利，但是闻天同志还是作了一个很系统、很完整的发言，从理论上分析“大跃进”的缺点和影响。他还追根穷源，批评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片面性，认为有了政治思想工作，还要注意经济规律；强调主观能动性，还要考虑客观条件；提倡共产主义风格，还要实行物质奖励；“好大喜功”也要根据实际可能；等等。闻天同志还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同志那时号召大家敢于提不同意见，不怕撤职、开除、离婚、坐牢、杀头。闻天同志赞成提倡这种精神，同时强调“问题的另一方面”：“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可惜这些出自肺腑的忠言没有被接受，接着千钧霹雳就直轰下来。彭德怀同志的信与闻天同志的发言被斥责为“互相呼应，武文合璧，相得益彰”。闻天同志已经被看作是“军事俱乐部”的“副帅”，眼看着庐山这场政治风暴将他席卷而去。

庐山会后，闻天同志离开了外交部领导岗位。他要求换掉高级轿车，说是既然不做工作了，沿用原来的配备就属浪费。我当即答复，闻天同志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动，他还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嘛！外交部办公厅专门召集闻天同志的秘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等工作人员开会，要求他们一如既往为闻天同志服务。

一九六〇年冬，闻天同志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他并不因受打击被排斥而丝毫减轻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他精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断将研究心得写成笔记或文稿，送给毛泽东同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九六二年闻天同志到南方调查后写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了很好的政策建议。每当我接到他的文稿，都仿佛触摸到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他在笔记中集中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强调发展生产力，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他把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他认为要重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利用工资等级制、奖金制等来调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他强调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认为一切生产计划，都不应违背经济规律，应该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他主张按比例的渐进，反对盲目冒进；他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认为应该由厂长、工程师、专家集中管理，等等。这些都是医治“左”倾病症的良方。可惜在当时只能是“旁观者清”而已。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关起来了。从此同闻天同志不通音问，连他一九七六年冤死江南，我都根本不知，以至不能遥对南天，一洒悲悼之目。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陆续听到闻天同志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党内同志都传颂他在“六十一人案”的问题上不推诿，不含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独自承担责任。闻天同志平反昭雪之后，我又读到他在肇庆被监护期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文章，知道闻天同志在年老力衰、失去自由的困境中，仍然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为之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事业。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针对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探讨怎样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党和国家、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和党内斗争，寻求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在肇庆遗稿里，我看到闻天同志对“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曲折历史进行的认真的思考和总结。他在肇庆写下的这批文稿，充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闻天同志的崇高品格。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而又有远见卓识；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真正是毕生奋斗，坚持真理，竭忠尽智。闻天同志无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缅怀闻天同志革命的一生，我觉得，闻天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光辉的革命业绩、卓越的理论贡献、崇高的道德品质，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闻天同志的业绩和品德将永远鼓舞我们，给我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愿和全党同志、全军战友、全国人民一起，向闻天同志学习。

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

附录二

四十年的师友关系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90诞辰。我同闻天同志相识和交往长达40年，称得上是知己。他长我8岁，对我来说，可算是处于师友之间。40年内，虽然因为环境变化，几番聚散，但我们的心一直是相通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与品格感人至深。

闻天同志在我心中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朴素。他真诚坦率，表里如一。

我初次见到他是1927年春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我早就听说他是新文学家、留美学生，会几国外语，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又当了翻译、助教，认为他一定很不平常。相见之下，他却那样地质朴，没有一点洋场才子一类的气息。

1931年初，我们两人一同回国，先在上海，以后在瑞金，我都曾当过他的助手。遵义会议后，他在党中央“负总责” （大家习惯称他“总书记”）。无论长征路上，还是到陕北以后，他虽然地位很高，但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架子。说话不急不慢，实实在在。他尊重人，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真理在谁手里就支持谁。自从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

抗战爆发，我到了华北前线。同闻天同志一别三年多，到1940年才在延安重逢。1942年1月他带调查团下乡，我和富春同志在晨光熹微的杨家岭与他道别。1943年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我同他在一个小组。朝夕相处有一年多。这时闻天同志已经从领导岗位上下来，清算第三次“左”倾错误自然要涉及他。他还是那样老老实实，坦率真诚。他对错误、缺点，从不掩饰。他是为我们党和军队立过大功的，但是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功劳，也没有牢骚怨言。闻天同志的质朴，是宽阔胸怀和无私精神的表现。

闻天同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坚定。他原则性强，不苟且，不怕事，绝不随波逐流，左右摇摆。这样的事实我亲眼见过很多。在遵义会议上，他第一个站出来作“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表现了他的勇敢和坚定性。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分裂党中央，闻天同志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1935年9月，闻天同志就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闻天同志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支持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深刻分析“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竭力促使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纠正这些错误，表现了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大无畏精神。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得知闻天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六十一人案”独自承担责任的事迹，为之肃然起敬。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抵制了江青、康生之流的阴谋，努力保护少奇同志，保护党的一批高级干部。

闻天同志在党内是以理论家闻名的。他从一个文化人、学者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经过实际斗争的磨炼，摒弃了照搬照抄教条主义的结果。他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紧迫的问题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对中国人民事业的胜利，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理论著作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学习。但是我认为更加需要学习的，是闻天同志毕生追求真理的精神。

从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起，直到1976年含冤逝世，闻天同志执着地、不停顿地探求的，就是怎样从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出发，谋求中国的生存、发展、繁荣、富强，就是怎样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在科学的认识之上。闻天同志一生在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探索前进。对于闻天同志说来，最大的快慰莫过于他的理论创造被实践所证明，他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1943年，我在延安读到他的《出发归来记》。这是他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扎扎实实地做了一年多调查研究以后写成的。他的那种了解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浓厚兴趣，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满腔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2年，我在中央办公厅，读到他要我转交给毛泽东同志的“集市贸易意见书”。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的。提出了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这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实际职务，可是他仍然忧国忧民，寻求使国民经济渡过暂时困难的办法。1979年，闻天同志离开人间已经三年，我刚刚恢复工作，从报上读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两篇文章。这是他身处逆境中在肇庆写的。当时他年逾古稀，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人身自由，可是他关切党和国家的命运，仍然乐观而自信，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沉下心来，写了将近十万字的理论文章，深刻地总结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批判种种“左”倾错误观点，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读了闻天同志的遗作，我被他的忠贞和勇气，被他对真理的执着与追求，深深感动。他对于党和人民，真正是竭忠尽智，坚贞不渝。

闻天同志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为有闻天同志这样的师长和战友，感到自豪。

附录三

杨尚昆为刘英著《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序（该书1997年8月出版）

序

杨尚昆

刘英同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姐。近十年来，她应约在《人民日报》《瞭望》周刊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不少文章，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回忆她和张闻天同志几十年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历程，得到各方面的好评。现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大姐回忆文章提及的许多事情是我和他们共同经历的，自然地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闻天同志的怀念。

我认识刘英同志，是在她结束留苏生活回到中央苏区以后。同张闻天同志认识，则早在1927年底我到莫斯科学习时。他曾在重庆从事新文化运动，得到我四哥杨闇公的支持和帮助，还在我家里住过；李伯钊又是他的学生，所以我同闻天同志的关系比较亲近。1931年初，我们两人一起被派回国。从上海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直到长征出发前不久我被派到三军团当政委，不少时间我在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闻天同志喜欢研究问题，坚持独立思考。他善于从错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他在上海就提出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到中央苏区后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同博古等同志发生分歧，他被排挤到人民委员会。在同毛主席合作共事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毛主席正确的主张。长征出发前我们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写的署名社论。这篇社论中的许多新思想，如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关于保存有生力量以争取胜利，关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特别是退却和必要时转移地区的方式，是闻天同志在接受毛主席军事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坚持独立思考，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血的教训的结果。

闻天同志不居功，不争权，谦虚谨慎，严于律己。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闻天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闻天同志就多次公开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同博古等人进行争论；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反复斗争，并首先把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提了出来；在遵义会议上，闻天同志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所以，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闻天同志（洛甫）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闻天同志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闻天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托。他立即主持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迅速传达贯彻到红军各部队和各地苏区，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同时，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由于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同红军实际上的统帅毛泽东密切合作，领导党和红军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跨过了千山万水，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到达陕北以后，闻天同志主持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作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过黄河东征的决策，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策略。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闻天同志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此后，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指导了我党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时召集洛川会议，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红军在敌后进行山地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闻天同志在党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恪尽了职守，作出了贡献。

闻天同志能上能下，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重大政治问题，他都与毛泽东同志预先商量，然后作出处理。1938年王稼祥同志回国后，他就主动提出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让毛泽东同志担任。特别使我敬佩的是，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错误是路线错误后，闻天同志在当天会上就诚恳表示应该彻底清算这一时期的路线错误，提出为了克服主观主义，要“补课”，去搞调查研究和做实际工作。1942年春节前，他就带领调查团向晋西北出发。我和富春同志去送他，在晨曦中握别。他情绪饱满，完全是一种去迎接新的生活的姿态。他深入晋西北和陕北农村，调查研究，搞了一年多，写出不少有实际材料、有理论分析的调研报告。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他当省委书记，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解决东北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为党中央、毛主席采纳，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建国以后，他到了外交战线，又悉心研究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战略策略。较早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民族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等论点。中央和主席对闻天同志的意见是重视的。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主席还在闻天同志《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上写了“很可以一看”的批语。闻天同志真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钻研什么，在每一个岗位上都作出了杰出的成绩。

闻天同志政治上的坚定性是同他对真理的不倦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顾个人的得失，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追根探源，深刻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闻天同志因此受到错误打击，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每写出一篇文章就送到我那里，由我印出来分送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闻天同志在刘英同志陪同下，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就流通和市场问题作了调查，回到北京后不久，就给毛泽东同志送了关于进一步开放市场、发展集市贸易的调查报告。闻天同志的这些富有创见的报告、文稿在当时不可能得到重视，大多没有下文，有些还惹来新的麻烦。但他不管这一切，仍然锲而不舍地做下去。“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严重迫害，后来又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结合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写下了批判“左”倾错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少理论文章，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上下求索，竭忠尽智，为党为人民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英大姐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了闻天同志。她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女革命家，到中央苏区后是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干部，遵义会议后不久担任中央队秘书长。她同闻天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相互了解，情投意合，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终于结为夫妻。在闻天同志离开中央以后，特别是在闻天同志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十七年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着闻天同志，坚贞不渝，相濡以沫。我从刘英大姐在这本书中记述的她与闻天同志命运与共的历程中，不仅看到了闻天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功绩，而且也看到了刘英同志这样的一代中国革命女性的崇高品格。

由于刘英大姐的特殊经历，书中还记录了许多党史上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博古、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胡耀邦以至张国焘等人的音容笑貌、个性特征，也有真实生动的描写。这是从别的书里难以读到的。

我乐于向读者推荐刘英大姐的这本好书，希望读者从中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