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的建设是社会建设的根本

1989—1992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许大龄先生。先生暮年，病魔缠身，备受折磨。但吾师仁爱，育才之心殷切，苦难之中，仍不辞辛劳，对弟子们，悉心培育，培土浇灌，整枝理叶。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之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业的洗炼，完成了《明代都察院研究》的写作和答辩。1996年，吾师仙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今，30年过去了。世纪翻新，人事巨变。几十个春秋逝去，然先生之慈容仍在眼前，教导犹响耳边，感戴感念之情，与日俱增，师恩师德，须臾不曾忘怀。吾师之恩德，与天山齐肩，与日月同光！

我的博士论文——《明代都察院研究》，是在许先生亲自指导下确定的。先生高度重视制度史研究，常常讲述明王朝制度建设的成就，强调清承明制。1947年6月，他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即是《清代捐纳制度之研究》。[1]先生认为“清之捐纳，系因袭于明景泰后，似无疑义。考明景宗景泰元年，始开纳粟事例”。[2]我们诸多弟子，在先生的教导启示和鼓励支持下，亦专注研究明代的制度建设。如师兄谭天星的博士论文是《明代内阁政治》，[3]师兄赵子富的博士论文是《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4]

明代实行部、院并行制。国家设置都察院，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并重，此乃明太祖朱元璋首创。“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崛起布衣，奄奠海宇”，“武定祸乱，文致太平”，[5]借鉴历代官制之得失，加以斟酌损益，罢丞相，政归六部，“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6]国家制度之系统完善，堪称空前。然观有明一代，制度虽备，却乱政迭出；监察缜密，耳目遍布朝野，贪腐之风却日甚一日，都察院职守废渎。其间缘由，须从源头追溯。

一、中国古代历史上四次大规模的制度建设

重视制度建设，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自夏商以来，中国古代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度建设。

第一次在周初。周王朝立国伊始，损益夏商制度，建立诸侯分封制度。“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邶、鄘、卫）。”[7]“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8]诸侯在其封国之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力。他们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屏藩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职责，听从天子命令，提供军费、力役和发兵出征。和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诸侯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封自己的家臣。层层叠叠的分封，建构了一整套以天子为首的等级秩序。周王朝还建立完善了井田制度、法律制度和礼乐制度，在经济、社会管理和思想文化上加强对全国的统治。

第二次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在秦。秦国制度建设，发端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由秦始皇总其成。商鞅变法，有两项重大制度创新。一是经济改革。秦国“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主贵族土地制度，没收他们世袭的土地，将土地授予农民，国家统一征收赋税。二是政治改革。废除世袭贵族分封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官僚行政制度。打破世袭贵族垄断国家政权的局面，将管理国家的公共权力向社会开放，由国家选派官员治理各地。秦国“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9]这项改革开启了郡县制度的先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彻底铲除了奴隶主贵族世袭国家政权的基础；他还下令“使黔首自实田”，[10]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奠定了国家统一的经济文化基础。秦代的制度建设，对中国历史发展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百代都行秦政法”，[11]毛泽东主席一言中的。

除上述两项外，秦王朝还建立了皇帝制度，建立了中央政府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是皇帝最重要的辅佐大臣。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掌武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图籍文书和监察百官。[12]三公之下，设诸卿分理具体政务。后来，秦亡汉兴，秦王朝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汉因循而不革”，[13]基本上被汉王朝沿用下来。

第三次较大规模的制度建设是在隋唐之际。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国家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隋文帝鉴戒汉魏以来特别是南北朝后期国家制度之得失，[14]立国之始即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骨干的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尚书省“置令，左右仆射各一人。又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户、都官、五兵等六尚书”。尚书令总统之。“尚书掌出纳王命，敷奏万机。”门下省“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中书省“掌出内帝命”。[15]

在经济制度方面，隋王朝在开皇二年（582）颁布了均田和租庸新令，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值得称道的是隋王朝建立完善学校制度，首创科举制度。隋文帝废除曹魏以来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法），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16]“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17]同时，隋开科取士，通过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隋文帝时期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两个科目，隋炀帝增设进士科。学校大力地兴建和科举制度的创立，打击了东汉末年以来愈演愈烈的门阀政治，改变了门阀士族操纵选举、垄断政权的局面。[18]这一措施加大了人才培养的力度，拓宽了官员选拔的渠道，扩大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

唐承隋制，加以改进，更加完备周密。“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中央政府，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御史台等机构。尚书省设尚书令一人，“掌典领百官”，其属有六部尚书。门下省设侍中二人，“掌出纳帝命，相礼仪”。中书省设中书令二人，“掌佐天子执大政”。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一人，“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吏部“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户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兵部“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按覆谳禁之政”。工部“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19]唐代六部作为中央行政机关，其职掌较隋六部更为清晰，设置更加合理，遂为后世因循沿用。

唐代的经济制度，亦沿袭隋制，但比隋有更大的进步。唐立国不久，遂于武德七年（624）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承认农民占有的土地，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配土地，改进和规范了赋税徭役征派办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唐代学习制度和科举制度，在隋朝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发展。“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常举之外，又有天子自诏者，名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六种，“皆隶于国子监”。[20]唐开科取士，规模大，录取人员多。如贞观年间，取进士205人。单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就录取进士1000余人。[21]科学之兴盛，为唐王朝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

宋以谋逆得天下。宋之制度，以防范权臣篡位和唐末以来武人跋扈为核心，内防缜密，但外御疏失，遂至两宋军事废弛，对外退让妥协，卑躬屈膝，国势日蹙，遂有偏安，而终至灭亡。宋人立法创制，掺杂过多私心杂念，动机不纯，格局狭隘，不足为训。

元朝建立，舍弃旧俗，遵用汉法。在中央设中书省统领全国行政事务，设枢密院掌军事，设御史台掌监察，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务。元之制度，最可称道者，是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行省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凡11省。山东西、河北则直属中书省，谓之“腹里”。[22]行省之制，自元以来，沿用至今。

第四次大规模的制度建设是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天授神勇”“纬武经文”“雄才大略”的帝王。他起自寒微，知民生艰难之痛，明治乱兴衰之道。即位后，“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23]明朝开国伊始，循元旧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府，分掌行政、军事、监察之权。洪武十三年（1380），“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政归六部”。同年，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更置都察院。同时，置通政司、大理寺。“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又“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其考核则听于府部”。如此，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机构。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24]

明太祖高度重视礼乐制度建设，“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25]明太祖大办学校，大兴科举。其育才选才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之才尽于是矣”。学校有国学和府、州、县学。洪武三年（1370），正式形成明朝特点的科举制度，“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26]学校科举之盛，前所未有。

顺治元年（1644），明清易代。明朝制度，基本上被清朝沿用下来。

二、明王朝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国家监察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在社会最下层、最卑微的贫苦农家长大，父母早亡，无依无靠，走投无路，当了和尚，四处化缘，受尽人间凄苦。元朝统治的极端腐败，各级各类官员的胡作非为，下层百姓地狱般的苦难生活，在他心中打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积聚成咬牙切齿的仇恨。他建立明王朝之后，为了建立一个好国家好社会，痛下决心对虎狼一般的官僚开刀，“重典驭下”，以“惩元季纵弛”之弊。[27]与此同时，他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监察制度建设，使监察百官、澄清吏治以实现天下太平的治国理念，在实践中明确下来。

他设置了系统而完备的监察机构，布下了监督官员的天罗地网。明太祖一改秦汉以来设置御史大夫、御史台之制，在明中央政府设置都察院，掌院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并为“七卿”，加上通政司、大理寺长官，并称“九卿”，职守重大，地位尊崇。又置十三道监察御史，他们除守道履职外，还被派往地方巡按、照刷文卷、追问公事、审录罪囚及监督、办理各种军政事务。在地方，置提刑按察使司，掌监察刑名，与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并称“三司”。从中央到地方，从六部衙门到穷乡僻壤，监察官员的足迹遍布海内，不留死角。

明王朝全方位拓展都察院监察职能，使明代呈现出宪臣化统治的突出特点。自秦至元，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设，三足鼎立，互不相扰，各司其职。但明太祖亲睹元末乱政，对贪官污吏滥用职权、蠹政害民了如指掌，痛彻心扉。为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建设一个好国家好社会，朱元璋在开国伊始，即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大力拓展中央政府的监察职能，广布耳目风纪之官，使他们参预大政，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弹击不法。明王朝在明太祖强化都察院监察职能的基础上，一改历代监察部门专司监察单纯监察之旧制，将监察职能融入吏治、司法、军事、经济、文化和地方治理诸领域，对全国实施宪臣化统治。坐院都御史会同吏部尚书主持京察、外察，大计百官；会同刑部、大理寺理刑名，谳大狱。总督巡抚都御史负责抚安军民，兴利除弊，督理地方军政事务。以巡按御史为代表的各差御史，同样把中央政府的监察职能渗透、融入并扩张到明代社会的全部肌体之中。

明政府强化监察官员职权，对他们济世安民寄托厚望。早在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置御史台，便谆谆告诫新任命的御史台官员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28]宣德三年（1428）七月，明宣宗敕谕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时说：“都察院受朝廷耳目之寄，掌国家纪纲之任……今特畀斯任，其竭诚尽力，必公必明，恪恭夙夜，毋惮勤劳，弹劾愆谬，毋避权要，毋枉良善，毋纵奸宄。庶几人知警畏，弊以清革，副朕简任之意。”[29]明太祖、明宣宗的敕谕，言辞剀切犀利，殷切嘱托，震聋发聩。从坐院都御史总司风宪，总督巡抚都御史威震一方，到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30]明王朝赋予了都察院官员前所未有的职权，为他们纠治社会弊病，建功于清平之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人是制度落实的关键因素

明王朝设置都察院，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国家监察制度，用心之良苦、制度之缜密，前所未有。但综观有明一代，特别是明后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都察院职能日益加强，派出监察的总督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及各差御史日益增多，监察网络越织越密；另一方面，明王朝纲纪却日趋紊乱，“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31]此等怪状，产生的缘由甚多，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

首先，要看有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好皇帝”。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君明臣贤，天下治安；君昏臣贪，朝野混乱。这是铁律。明代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包括孝宗诸帝，励精图治，明于治道，知人善任，为都察院振肃朝纲创造了条件。宣德三年（1428），明英宗罢黜“善以智笼人，私纳贿赂”“贪纵不法”的左都御史刘观，[32]下决心整顿都察院。他接受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荐举，擢“廉有威重，刚棱不挠”的通政使顾佐为右都御史，“赐玺书，令剪涤积弊”。[33]顾佐受命之后，举贤荐能，纠正百僚，奏黜不法御史，遂致“宪度严明，宿弊清革，吏卒凛然”。[34]“或告佐不理冤诉。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会鞫，果千户臧清杀无罪三人当死，使人诬佐。帝曰：‘不诛清，则佐法不行。’磔清于市。”[35]

明孝宗信用戴珊，一如宣宗之于顾佐。弘治十三年（1500），戴珊以南京刑部尚书召为左都御史。明孝宗知其清慎，以天下事推诚付托犹家人父子，每从容论政事，造膝宴见，至移晷刻。戴珊既受倚重，“益自检律，务持风纪，虽簿书之细，必极精核”。[36]为报知遇之恩，戴珊恭忠勤勉，鞠躬尽瘁，“力疾视事”，卒于任上。[37]明自英宗以后，除孝宗外，皇帝多为昏庸之主。宦官专政，扰乱朝纲，明王朝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化。嘉靖、隆庆之后，阉祸滋炽，又生党争。都察院行使监察职能，逐渐失去了皇权保障。万历年间，左都御史温纯掌院，秉公持正，慨然以整肃朝纲为己任，然明神宗昏庸无道，不辨曲直，温纯澄清吏治、力罢矿监税使的努力受到百般阻挠，被予致仕，一腔热血、一番努力付之东流。更有甚者，天启年间魏忠贤为非作歹，起用投靠他的巡按御史崔呈秀为左都御史。一个赃私狼藉、丧尽天良的败类执掌都察院，何望明王朝有药可医！

其次，要看都察院官员是否恪尽职守、秉公执法。宣德三年（1428）七月，明宣宗敕谕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强调都察院职司风宪，掌国家纪纲，“用得其人，则庶政清平，群僚警肃；用非其人，则百职怠弛，小人横恣。必尽公廉乃称斯职”。[38]明宣宗关于“用得其人”“用非其人”之论，实乃真知灼见，深刻阐明了人在制度落实上的决定性作用。有明一代都察院官员的实际表现及发挥作用的具体情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天顺年间右佥都御史李侃巡抚山西，他整饬吏治，“考察属吏，奏罢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于是风纪大振，“贪墨者屏迹”。[39]隆庆年间，右佥都御史海瑞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40]与此相反，当投奔魏忠贤的崔呈秀执掌都察院，石三畏、张讷、卢承钦、门克新、刘微、智铤等监察御史皆依附魏忠贤并为其搏击效命的时候，其为害之大，可想而知！

明初诸帝，重视吏治。士人读书做官，多为效命朝廷、济世安民。都察院官员作为风宪之官，居清要之位，亦知自警自励，“用得其人”、守职奉公者属于主流。明中期以后，国家承平日久，虽有南倭北虏之患，却只是局部威胁，终未酿成颠覆致命之忧。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工商业城镇不断兴起，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生。于是，贪图享乐之风在全社会悄然兴起，皇帝开始懈怠，皇室、宦官争相掠夺社会财富。朝野上下之大小臣工，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亦参预到社会财富的争夺之中，他们从社会秩序的守护者，逐步沦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面对朝政日趋混乱、吏治渐次废弛的局面，明政府开始强化都察院职能，加大监察力度，委派总督巡抚都御史和各差御史巡察四方。但当时官场已十分堪忧，除少许出污泥而不染、特立独行者之外，所任所派督抚巡按，大多“用非其人”。他们非但不能惩贪除恶，为明王朝医病疗伤，反而毫不顾及风宪官员清要之名，公然滥用国家赋予的巡察纠劾之权，以之为贪腐之资，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福建道监察御史朱豹即上疏指出：“抚按举劾多狥（徇）私任意，贤能者未必举，所举或及污婪；鳏旷者未必劾，所劾或加良直。”[41]嘉靖十二年（1533）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也指出：“近所奏荐，不问人品高下，心迹真妄，第取趋承供张之便给者以为能，至所论劾，类以一二质讷少文者塞责，其奸贪巨蠹，即以私意掩之。”[42]万历十一年（1583），左副都御史丘橓疏奏，“御史巡方，未离国门，而密属之姓名，已盈私牍。甫临所部，而请事之竿牍，又满行台。”[43]如此，防范、威慑和纠治官场腐败的风纪之官，反饮贪腐之水，吞贪腐之食，明代社会也就彻底没有了希望，走到绝路了。

四、人的建设是社会建设的根本

前面，我们追溯了我国古代制度建设的历程，特别是结合《明代都察院研究》的写作，考察了明代监察制度建设及制度落实情况。从中我们看到，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制度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对缔造伟大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并且，它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要靠人遵照执行的，是需要由官员具体实施的。人是制度建设和制度落实的决定因素。如果人的建设跟不上，非但制度建设不能推进，再好的制度也无法落实，也就无从实现社会治理。在制度落实的问题上，明宣宗关于“用得其人”和“用非其人”的论断，点明了人在制度落实和社会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

古往今来，我们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上，在道德建设、法治建设上，在各种各样的制度建设上，进行过不断探索，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有时却忘掉了自身，忘掉了人的建设这个社会建设的根本。虽然在各方面建设中，我们考虑了人的因素，也促进了人的建设，可是，我们却没有把人的建设专门提出来，更没有把人的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放到应有的位置，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把我们自身建设好。

对于人的建设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述。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自身的建设，把它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视为头等大事，摆上首要位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我们的自身建设，进行人的建设呢？

人的建设，这个题目很大。在研究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姑且先研究官僚队伍建设，探究一下官僚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从中寻找人的建设需要特别关注哪些问题。

世界之大，人间万象，但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两个字：“公”和“私”。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剥夺奴隶主贵族世袭垄断国家政权的私有权力，将治理国家的公共权力向社会开放，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治理国家，去贵族独霸天下之私，还天下人共治天下之公。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至大至尊至高至伟的发明。

秦始皇这个发明，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明确了国家治理属于公共权力，为全社会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开辟了道路，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关心和参预国家治理，建设文明国家和美好社会的积极性。官僚制度取代诸侯国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在官僚体制下，在我国历朝历代以及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官员，他们竭忠尽智，公而忘私，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自官僚制度实施以来，2000多年里，虽然有汉举孝廉、举贤良方正，隋唐兴科举等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之举措，出现了秦汉之际、隋唐之际人才辈出、风云际会之盛况，也创造了文明进步的不朽业绩，但总体看来，其成效并不十分突出，并没有产生很理想的结果。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官僚队伍建设这个根本，没有明确官僚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

既然治理国家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权力，那么，每一个官位，也都属于公共职位。居其位者，吃公家之饭，干公家之事，自当以身许公，舍身报公，除应得之俸禄外，不得谋半点私利。只有这样，才是官称其职，吏配其位。否则，便玷污了公共权力，玷污了公共职位。因此，一心向公、倾心报公、秉公行事，自然是官员们必须恪守不移的天条，是官僚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

在2000多年的官僚政治和官僚社会中，虽然人们反复强调秉公执法、秉公行政，秉公用权；反对因私损公、徇私废公，也曾出现过君明臣贤的时代，即使在社会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也有公而忘私的人物。但综观全局，公与私这个官僚队伍建设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好。遂致执行公共权力为社会造福的高尚官位，常常蜕变为贪腐之徒谋取个人私利的卑污之地。防范、威慑和纠治官场腐败的更重要的公共职位——监察官员职位，也没能逃脱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可悲命运。因此，我们认为，加强官僚队伍建设，必须高高举起“为公奉公”这面旗帜，并将其作为每一位官员的根本遵循。

官民一体。今日之民，可为明日之官；今日之官，也可为明日之民。况且，官也是民。在明确了官僚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后，现在，就来讨论人的建设这个大题目。笔者认为，人的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如何处理公与私的问题。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44]孔夫子的这段话，谈的是“为公”“为私”的大问题，也是人的建设的大问题。

公与私，皆为客观存在。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拥有公和私两种属性。对于自身，他（她）是唯一，他（她）区别于其他人，具有私有属性。但人又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是社会的一分子，又具有公有属性。人的建设，要照顾人自身的特点，尊重人的私有属性，允许并且鼓励和支持其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但是同时，又要注重其公有属性，不可过分强调其私有属性，不能任其堕落，不能任其恣意妄为，更不能允许其危害他人和社会。这是人的建设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

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存在两个最大问题：一是忽视了人的私有属性，忽视了人的个性权利。在一些低级趣味的高高在上的官员、富人眼里，下层百姓就是低等生物，就是奴隶。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欺凌下层百姓，掠夺社会财富。而下层百姓自身，也认识不到或无力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维护自己平等的个人权利。二是否认人的公有属性，片面夸大人的个性权利，一味地进行自我设计，追求个人利益，甚至祸害他人和社会。进行人的建设，必须解决这两大问题。

近代以来，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人的个性发展得到了重视，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进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人的个性发展却脱离了健康与合理的轨道。贪婪无度，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弱肉强食，极端的自私自利，已成为阻碍人类社会前行的最大障碍，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罪恶。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近200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探索实践，为人的建设指明了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建设，既可以满足人自身的健康发展，又能够促进全人类的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人的建设，并为加强人的建设、实现社会进步付出了毕生努力。早在1917年，于湖南一师求学的毛泽东，在与同学张昆弟的交谈中就指出，人不能汲汲于衣食享受，应当追求更高的理想，“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45]1939年12月21日，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号召大家向白求恩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46]我想，只要人类不甘于堕落，只要我们希望人类社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人的建设，就要朝着毛泽东主席指明的这个目标和方向前进！

2021年2月17日

注释：

[1]原文载1950年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学报》专号。此后在海外一再重印。2000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许大龄《明清史论集》，该书上编为《清代捐纳制度》。

[2]同[1]。《清代捐纳制度·绪论》。

[3]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5]《明史》卷三，《太祖本纪第三》。

[6]《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7]《史记》卷四，《周本纪》之张守节《史记正义》语。

[8]《史记》卷四，《周本纪》。

[9]《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1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言。

[11]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12]《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13]同[12]。

[14]《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唯以中书为内史，侍中为纳言，自余庶僚，颇有损益。”

[15]同[14]。

[16]《隋书》卷二，《高祖纪》开皇九年四月壬戌诏。

[17]同[16]，仁寿元年六月乙丑诏。

[18]门阀大族垄断政权，是奴隶制时代贵族世袭政权的余毒。

[19]《新唐书》卷四六、四七、四八，《百官志》。

[20]《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

[2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22]《元史》卷五八，《地理志》。

[23]《明史》卷三，《太祖本纪第三》。

[24]《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25]《明史》卷四七，《礼一》。

[26]《明史》卷四五，《选举一》。

[27]赵翼：《廿二史劄记》，《明祖晚年去严刑》。

[28]《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壬子条。

[29]《明宣宗实录》卷四五，宣德三年七月戊午条。

[30]《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31]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三，《明初吏治》。

[32]雷礼：《都御史刘观传》，《国朝献征录》卷五四。

[33]京学志：《左都御史顾公佐传》，《国朝献征录》卷五四。

[34]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五三。

[35]《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36]雷礼：《戴公珊传》，《国朝献征录》卷五四。

[37]《明史》卷一八三，《戴珊传》。

[38]《明宣宗实录》卷四五，宣德三年七月戊午条。

[39]《明史》卷一五九，《李侃传》。

[40]《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41]《明世宗实录》卷七一，嘉靖五年十二月辛酉条。

[42]《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三，嘉靖十二年八月癸酉条。

[43]《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

[44]《礼记》卷四，《礼运第九》。

[45]《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

[46]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